论“对外汉语”的学科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论文,对外汉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我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的日益频繁，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来华留学生与日俱增，海外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热”、“汉语热”。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得到承认，国家推广汉语的专门机构国家汉办的成立，国家级考试HSK的推出，国家级的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书制度的实行，以及国家级的对外汉语教学基地的设立等，这一事业正如火如荼、方兴未艾。
与此同时，以培养对外汉语教学师资为主要目标的高校对外汉语专业自1985年设立以后，也以难以遏制的势头迅猛地发展着。开设之初，由于需要积累经验，“对外汉语”始终是个“控制设点”的专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局限在4所院校，直到今天，教育部对这一专业的开设还是控制甚严。但随着各省市对“教育自主权”的充分运用，这一“限制”终于在近年被突破，“对外汉语”已不再是4所院校的专利，各地的“对外汉语”专业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短短几年内已有30多家大学设立了这一专业，即将建立的据说还有十几家。高校设立专业，当然有一定的学科规范，教育部对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科规范也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注：最新的版本见教育部高教司编《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1998年颁布，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但由于原先的4所院校对其理解不一，在执行中更有差距，各地新设立的专业更是各自为政，在“对外汉语”的名义下做着适合自己或迎合市场的“发展”，引起了有关部门和人士的忧虑。因而，对“对外汉语”进行正确的学科性定位，既是当前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是事关这一专业未来发展的大事。
二 “对外汉语”正名
发展对外汉语专业，首先有个为“对外汉语”“正名”的问题。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对外汉语”这个名称本身就不合理或不“科学”，则这个专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应该说，尽管这个专业已存在了近二十年，但这个名称的合理性问题并没有解决，相反，对此还有着种种的质疑。其中有代表性的，一是认为“对外汉语”只是“对外汉语教学”之省；二是认为“对外汉语”专业不通，应改为“对外汉语教育”专业。
第一种意见以吕必松教授为代表，他说：“‘对外汉语教学’这个术语产生以后，又出现了‘对外汉语’的提法，我认为‘对外汉语’的说法是不通的，因为‘汉语’本身并没有对内、对外之分。在‘对外汉语教学’这个术语里，‘对外’是修饰‘汉语教学’的，而不是修饰‘汉语’的。”（注：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研究》，载吕必松著《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
十多年来，许多人对这个说法深信不疑，甚至还有人据此在教育部组织修订本科专业目录时，建议有关部门修改这一专业的名称。其实，这一说法是似是而非的。汉语有没有“对内”、“对外”之分，这个问题我们到后面还要谈。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对外”修饰的是“汉语教学”而不是“汉语”么？我对此颇表怀疑。我们都知道，“对外汉语教学”是“把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的简称，其名称直接来自英语国家“把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英文是Teach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简称TEFL），因而其英文译名便是Teach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简称TCFL），“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正式英文译名就是National Office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在Teach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这个短语里，“as a foreign language”究竟是“English”的定语呢？还是“Teach English”的状语？我想学过英语的人都会正确地选择前者。而且英语中不但有“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ESL)这样的说法，还有“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等说法（注：英国著名语言学家David Crystal出版于1997年的名著，书名就叫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其中“as”等等都是定语，而且根本没有“teach”（教学）这个词的存在。仿此，“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或者说“对外汉语”这个名称，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
第二种意见的代表是刘珣先生，他前几年出版的一部书，书名就叫《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注：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他也是认为“对外汉语”专业的名称不妥，全称应是“对外汉语教学”，而“对外汉语教学”作为本科专业的名称学术性又不强，因此主张改为“对外汉语教育”专业。刘珣先生持这一主张由来已久，但学界赞同的人似乎不多，因为这涉及到学科的定性问题，作为“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对外汉语专业就失去了在中文学科下开展活动的合理性，这与绝大多数在“对外汉语”专业或“对外汉语教学”一线从事教学和科研的教师和学者的自我感觉相距颇远，恐怕难以为他们接受。
三 “对外汉语教学”无法进入现行的学科体系
上面的讨论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学科的定位问题。谈到定位，我们马上就会发现，尽管这一、二十年来，“对外汉语教学”与“对外汉语”专业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社会上令人羡慕的职业和对高考考生有吸引力的专业，但在学科体系中的位置却是不尴不尬的。众所周知，我国的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有着不同的学科体系，而代表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方向的是研究生专业的学科体系。这个学科体系分为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只有进入“二级学科”，才是真正具有学术地位的独立学科，举例来说，“文学”是个大的学科门类，“中国语言文学”是个一级学科，“现代汉语”原先是这个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但专业目录调整后，与汉语史、汉语文字学一起归并到了“汉语言文字学”这个二级学科，就不再具有独立学科的地位，只能作为方向（俗称“三级学科”，其实这个名称是不规范的）。现在全国高校的学科建设，都是在这个体系中进行的，高校教师职称的评审、专业教师的聘任、硕士博士学位点的设立、国家和省市各级重点学科的设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设立等等，都是在“二级学科”的基础上进行的。
而在这样的学科体系里，“对外汉语”尽管已进入了本科专业，成了一个“学科”，但在研究生专业，或者说真正学术性的学科体系里却完全没有它的位置。因此对外汉语专业和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的职务的晋升、有关学科发展规划的制定都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为没有一个可见的学术目标）。1994年以来，国家汉办和有关高校、有关专家作了很多努力，希望“对外汉语教学”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从而可以建立起自己的硕士点、博士点，但迄今没有成功。1997年以前，“对外汉语”是在“现代汉语”二级学科下作为“三级学科”来招收硕士生的，1997年研究生专业目录调整以后，“现代汉语”自身成了“汉语言文字学”下的一个“三级学科”，而目录同时把原先的“语言学”二级学科改称“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对外汉语”隶属之。据学位办的同志解释说，这是为“对外汉语教学”“开一个窗口”，实际上是将“对外汉语教学”看作“应用语言学”下的一个分支，充其量最多算一个三级学科。在这个情况下要使“对外汉语教学”能成为一个二级学科，前提是“应用语言学”必须成为一级学科。2000年前后有关方面曾下发了一个专业目录修订征求意见稿，其中将“语言学”立为新的一级学科，依此，“应用语言学”有望成为二级学科，但即便如此，“对外汉语教学”仍然无望与“应用语言学”并列，还是只能留在“三级学科”里。这个方案后来因种种原因搁浅了。
实际上，冷静下来想想，这样的学科体系尽管难以为对外汉语界接受，但不无合理之处。从整个体系着眼，只要坚持以“对外汉语教学”或“对外汉语教育学”作为学科名称，它就始终只能是个三级学科，不可能进入二级学科。因为使用这两个名称，中心词语是“教学”或“教育学”，理论上应归属“教育学”这个学科门类，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下寻找其位置，“××教学”只能是“课程与教学论”这个二级学科下的一个分支，而“××教育学”只能是“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下的一个分支。理由很简单，不可能专门为一类课程或一项职业的教育单独设一个二级学科，比方说，如果对外汉语“教学”（或“教育学”）可以设一个二级学科，那母语、英语、“第二语言”，乃至数学、物理、化学……的“教学”或“教育学”要不要也设二级学科？国家学位办肯定是从整个学科体系着眼，觉得不可能为“对外汉语教学”单独设一个二级学科，对此我们应能理解。
有人可能会强调“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性、特殊性，这是一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全国所有学科中，只有“对外汉语教学”有国家级的领导小组，还有一套专门的机构，别的还有什么学科有这样的地位？这话诚然不假，但问题正如吕必松先生以前曾经指出过的，事业、学科、专业不是一回事。重要的事业未必一定就是学术上的一个学科，例如“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重要性自不待言，但不可能有“计划生育学”这样一个“二级学科”。
这样看来，“对外汉语教学”或“对外汉语教育学”如果立足于“教学”或“教育学”，纳入教育学学科体系，是无望成为一门独立的二级学科的。那么换一个思路，强调前面的定语，将之纳入“中国语言文学”的学科体系，行不行呢？我们觉得只要其中有“教学”二字，就同样有困难。因为“教学”只是某一学科研究的具体实践，比如说，有英语学科，但不可能有“英语教学”学科；有数学学科，但不可能有“数学教学”学科。即使把“教学”改为“教育”，后面再加一个“学”字也不行。国家不可能设立“英语教育学”、“数学教育学”等二级学科（作为“三级学科”又当别论），同样不可能设立“对外汉语教育学”。以此为基础来从事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只能是一厢情愿。
四 把建立学科的希望转移到“对外汉语”上
以上的分析可能使人失望：人们努力、争取了这么多年，难道“对外汉语教学”就真的没有希望成为二级学科？那么，对外汉语教学的人才培养、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其出路在哪里呢？
其实上面一节最后的讨论已经给了我们启发：“英语教学”、“数学教学”等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学科，但“英语”、“数学”等的学科地位早已确立；因而“对外汉语教学”不可能成为独立的二级学科，但“对外汉语”却有可能。我们应该换一个思路，把学科建立的希望转移到“对外汉语”上。这也是本文要讨论的中心。
有人会说，这不是颠倒了关系吗？是先有“对外汉语教学”，后有“对外汉语”专业。而且，与全国几百家单位、数万人从事的“对外汉语教学”比起来，区区几个、几十个院校，几百人从事的“对外汉语”专业，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我们不要小看了这些“区区”，多年前我们就说过，学科成立的标志是高校本科专业的设置。“对外汉语教学”能成为一个学科，其标志并不是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单位发展到多少多少家，或者有没有全国性的学术团体，而是高校本科专业的设立。学科建设是在本科基础上进行的，本科发展了，才有可能发展硕士生、博士生的教育，才有可能建立学位点。重提两件往事也许可以对我们有所启示：一是1984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同志宣布对外汉语教学已发展成一门学科，紧接着就决定在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学院4所院校设立对外汉语本科专业，并从第二年（1985年）开始招生，可见这两者的关系；二是本科专业的名称始终叫“对外汉语”，即使吕必松先生对此有不同意见，以后又有许多人不时提出要修改专业名称，但都没有成功。这是因为有关领导从全局出发，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不可能成为一个本科专业的名称。
因而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再纠缠其名称应该叫什么，而是真正从学术的角度出发，论证“对外汉语”的学科性，理清“对外汉语”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关系，发展和建设好对外汉语专业，并在此基础上力争将“对外汉语学”发展成二级学科，以此为学术龙头，带动整个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
五 “对外汉语”名称的合理性
一门学科的建立必须有其哲学基础，因此，讨论“对外汉语”的学科性，要从下面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学科名称的合理性；二是学科的内涵，学科研究的本体、分支（即可能有的“三级学科”），以及支撑主体的辅助学科；三是学科的外延，即本学科与相邻学科的关系，论证其独立存在的理由。
前面说过，“对外汉语”的名称曾经遭到过质疑，认为在“对外汉语教学”里，“对外”是修饰“汉语教学”的，而我们从其英语来源证明，“对外汉语”是一个整体，是“教学”的对象。现在我们要研究的是，有没有“对外汉语”？汉语有没有“对内”、“对外”之分？当代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语言不仅有共同语和方言之分，还有“正体”和“变体”之分；有的语言甚至连“正体”和“变体”的界线也模糊起来了，“正体”的概念越来越淡化，而“变体”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英语。曾几何时，我们还都奉英国英语，特别是其中的牛津英语为正统，然而现在，不仅美国英语取得了与英国英语平起平坐的地位，澳大利亚英语、新西兰英语、加拿大英语、加勒比海地区英语，甚至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也一一取得了合法地位。English这一单数名词现在破天荒地有了复数形式Englishes，指的就是英语的这种种变体，它们都是合理又合法的。现在中国人出国学英语，已不再盯住英国或美国一两个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也成了名列前几位的选择，而那些地方的发音和词汇，在以前是要受到“正统之士”讥笑的。在中国英语界，近年有关于Chinese English（中国式英语）和China English（中国英语）的讨论，多数学者对后者持肯定态度，也是适应了这一趋势。这说明，语言的情况是复杂的，是不宜一刀切的，从学习和习得的整个过程来看，说本族人和外国人学的都只能是一种语言，这恐怕并不符合事实。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跟国内同胞与跟外国人说汉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对本国人说话，我们会比较随便，有大量的省略；而跟外国人说话，我们就会有意放慢速度，小心翼翼地选择他可能懂的词语和句式，句子也要正式和完整得多；编写外国人用的汉语教材，我们更要花一番选择改写的功夫。而对外国人学会汉语的期望，我们也会与对本国学生的期望不一样，我们当然会以标准汉语对他们进行教学，却并不指望他们学得完全“原汁原味”。带一点洋腔洋调，有点词不达意或者别别扭扭，我们会认为是正常的；要是人人都像加拿大的汉语天才大山那样操一口“京片子”，我们反而会觉得意外。而我们自己到国外，也会发现我们可以听得懂当地人对我们说的话，而很难听懂他们彼此间说的话：即使在国外生活了十几、二十年还是如此（我们不否认也可能有中国的“大山”，但那是极个别的例子）。可见语言是有“对内”、“对外”之别的，认为“对外”汉语有一个体系严密完整的实体当然未必妥当，但把“对外汉语”作为一个专门的现象来研究，甚至为之设立一个专门的学科，在当前的形势下，却是有这个可能和必要的。这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30年前，我们没有这个需要；20年前，我们的需要也没有这么强烈；而现在，国际国内的形势，以及国内外对外汉语教学的急剧发展，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需要。
如果我们注意到另一个事实，就会发现，汉语的“对内”、“对外”之分，实际上已经是个客观的存在：近年来有些高校采取“打擦边球”的办法，在本科专业目录里找了个“汉语言”，来作为发展留学生本科教学的依据。这个“汉语言”专业原先是为国内少数民族学习汉语而设的，但被巧妙地用来作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专业，并且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承认或默认。“汉语言”与“汉语言文学”（国内一般中文系设立的专业）两个本科专业的差别并不是如同一些高校的“外国语言系”（简称外语系）与“外国语言文学系”（简称外文系）的差别，实际上就是“对外”汉语和“对内”汉语的差别。“汉语言”专业名称的英译就应是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即“对外汉语”，而目前的“对外汉语”专业应该是“对外汉语学”专业（相应的英文是Studies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相应的院系更确切的名称应是“对外汉语学系”。
六 “对外汉语学”的学科体系
一门学科的学科性，最主要体现在它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作为其本体。要能有明确的、符合其实际的几个不同的研究方向。还要有比较严密完整的学科体系，有核心，有外围；有主体，有辅助；有基础理论，有应用理论；等等。
对外汉语学作为一门学科，它研究的本体就是对外汉语。多年以来，对外汉语教学界对汉语本体的研究不可谓不重视，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不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依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应该属于“对外汉语”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一般的“汉语”研究成果。但由于人们没有意识到“对外汉语”的本体性，往往把以前习惯的汉语本体研究等同于对外汉语的本体研究。强调对外汉语的学科性，必须强调区别两种不同的汉语本体研究，一种可说是“对内”的汉语本体研究，一种可说是“对外”的汉语本体研究。老实说，“对内”的汉语本体研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对于对外汉语教学来说，根本是不需要的。例如过于专门的音韵、文字、训诂之学，过于生僻的方言之学，还有汉语内部的各种学术史，就不属于“对外汉语”本体研究的范围。不仅是古代汉语、汉语史、汉语言学史中的这些内容，即使在对外汉语界视为当然依托的现代汉语这个分支学科里，那种越来越繁琐的语法分析、那些不可开交的语法体系之争、那些为追逐时髦而贴上的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术语标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也基本无用。多数对外汉语教师对这类论著不感兴趣，学界往往责怪他们“学术意识”、“前沿意识”不强。现在看来，这一指责是不公正的，因为两者本属于不同学科，硬要以一门学科的研究取代另一门学科，或凌驾于另一门学科之上，这只能影响另一门学科自身的发展。
那么“对外汉语”的本体是什么呢？或者说，“对外汉语学”的核心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所谓对外汉语研究，应该是一种以对比为基础、以教学为目的、以外国人为对象的汉语本体研究。这三个特点就使“对外汉语学”这个学科具有了不可替代性，也同周围别的学科划清了界线。同时也使我们可以确定对外汉语学学科下的五个主要研究方向或者说“三级学科”，这就是：
1.以对比为基础的汉语研究。这是“对外汉语学”的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部分。一个学科如果没有基础和理论部分，就不成为其学科。“以对比为基础的汉语研究”有三个特点：1)必须在与外语作对比的基础上进行。那种不理会与外语的异同，不考虑“对外”教学的需要，埋着头就汉语而汉语的研究不属于对外汉语的本体研究；2)研究的方法论是“对比”而非“比较”（或吕叔湘先生说的“比较”而非“比附”（注：吕叔湘先生说：“英语在咱们是外国语，汉语是咱们的本族语，要是我们不帮着学习者去比较，他自己会无意之中在那儿比较，而只见其同不见其异，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比附了。”见吕叔湘《中国人学英语》，1962年，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页。））。简言之，“比较”与“对比”的区别在于前者旨在求同而后者在求同的同时更注重发现其异。因而，当前一些人积极从事的那种引进西方理论、寻找汉语“解释”的研究也不属于对外汉语的本体研究；3)对比的结果要落实到汉语研究。对比研究有不同的方向和目标，可以通过对比侧重发现A语言的规律和特点，以利A语言的教学和研究；也可以通过对比侧重发现B语言的规律和特点，以利B语言的教学和研究；还可以双语并重，不加轩轾，通过对比研究人类语言的共同规律。对外汉语研究毕竟是汉语研究，其结果应该落实到汉语上。这本来也是对外汉语学科天然的优越条件，如王还先生说的，“通过教外国人汉语特别能发现汉语研究的欠缺，因此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可以大大推动对汉语本身的研究”（注：见《纪念〈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10周年座谈会发言（摘登）》，《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3期。）。对外汉语研究可以为汉语研究作出独特的贡献，因此，它的最终目标与对内汉语研究是一致的。
2.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这是“对外汉语学”的应用研究和实践研究部分。这个方向的设立，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对外汉语教学”不可能成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因为它侧重的是应用和实践，而光有应用和实践是不可能成为独立学科的。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体系研究也强调过这一学科的结构体系和基础理论，如吕必松先生在许多论著中指出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理论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注：参见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讲义）》，国家教委对外汉语教师资格审查委员会办公室印行，1996年6月。）。但这一体系有个根本的缺陷，就是将自己的基础理论建立在别的学科体系之上。如语言理论，则一般理论属于语言学，汉语理论属于汉语言文字学特别是其中的现代汉语；语言学习理论属于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一般教育理论属于教育学。以这些分属于不同学科、甚至不同门类的理论作为自己的基础理论，则对外汉语教学要么就是属于这些学科下的一个别扭的分支，要么就是根本失去了依托，继续现在这种不尴不尬的局面。甚至尽管现在已经设立了国家级的对外汉语教学基地，但在学科层面上，它仍然无法取得教育部其他各种研究基地那样的地位。只有确立了对外汉语的本体，对外汉语教学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也正因为对外汉语教学是个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就必然更注重实践的手段和效果，而无意追求理论的“完美”性和“科学”性。以语法研究来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重点只能是教学语法，只能强调语法的规范性乃至规定性。这就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对外汉语教师对汉语学界热衷的体系之争、理论之争不感兴趣，对烦琐的语法分析也只是有限度、有区别的接受，其取舍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也追求语法研究的精细，但这种“精细”与对内汉语语法研究的精细有着很大的不同。
3.中介语研究及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研究。如果上面两个方向分别是由“对外汉语学”的前两个特点生发出来的，则下面三个方向是由第三个特点，即“以外国人为对象”生发出来的。在当前的国际语言教育界，中介语和第二语言教学研究是个热门，它必然也是、而且应该是对外汉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其研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一般的中介语理论；2)第二语言教学法理论；3)第二语言学习法理论。这些方面对外汉语界谈得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4.跨文化交际研究。随着国际交往的发展，当前在国际上产生了一个新的发展中的学科——跨文化交际，一些国家、一些大学纷纷建立了跨文化研究中心。跨文化研究有两个推动力量，一个是第二语言教学，一个是翻译学。语言的背后是文化；教语言就是教文化，这已成为国际上的共识。推广本族语言教学本身不是目的，宣传和推广本国文化才是根本目的，在当前这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上更是各国心照不宣的目标。忘了这个根本目标，为语言教学而语言教学，把语言当作纯粹理性的工具，最终吃亏的还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因此对外汉语学把跨文化交际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方向，是理所当然的。作为对外汉语学科的跨文化研究，应该包括下面这些内容：1)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特别是汉语与汉文化的关系，以及如何在教语言的过程中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2)在中外文化比较基础上的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研究；3)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其中的精英文化（文史哲、儒释道等）与民俗文化，以前我们比较看重的是前者，而近年来国际学术界更关注的是后者；看来两者应该兼顾；4)中外文化交流史对当前国际交往的影响。
5.汉外对比及中译外研究。国际上，翻译学是近二十年来逐渐成熟的一门学科，在国内，有关领域的专家们还正在为它的学科地位而奋斗着。目前它也只能屈身在“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或“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下作一门“三级学科”，与“对外汉语教学”正处在相似的地位。从“对外汉语学”的学科建设来看，翻译学是一门不可或缺的部门，与对外汉语的理论、应用和实践都有着密切关系：1)在基础理论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翻译是对比研究的一项重要手段。如果说，只有通过汉语与外语的对比才能够更好地了解汉语，那么同样，只有经过将汉语译成外语的研究和实践才能更好地发现汉语的特点和规律；2)在第二语言教学实践中，直接法、听说法流行时那种绝对排斥母语的理论和做法早已过时，新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对传统的语法——翻译法作了重新评价，肯定它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积极意义；3)在应用上，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是，汉语目前不具有像英语那样的地位：对外英语教材可以做到完全用英语编写而不用任何外语；但对外汉语教材、特别是初级教材，现在还离不开外语尤其是英语的翻译。一种初级汉语教材完全不利用英语的翻译是不可想像的，翻译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教材编写水平的一个体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英语起了帮助汉语走向世界的作用，当中国教师被派往国外任教时，这一需求就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无视翻译的意义和作用是不明智的；4)完整的语言能力的培养应包括听、说、读、写、译五个方面，目前，TOEFL等一些国际性考试及国内的英语四、六级考试等都增加了翻译、写作的内容，从考试的层面凸显了这一要求；新设的“汉语言”留学生本科专业无不以翻译课作为主干课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培养对外汉语教师的专业，理应重视培养这方面的人才；5)作为广义的对外汉语教学，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教学，许多外国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感兴趣，是他们学习汉语的动机之一。但是，要求他们全都先学好了汉语再来学中国文化，这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利用英语或学生的母语讲授中国文化往往是一套课程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来华的短、中期留学生班和在国外开设的汉语课程班常常有这样的要求。如果我们不注意将汉英翻译纳入对外汉语学的体系，不注意培养这方面的师资和人才，将会在实践过程中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当前有些学校在发展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或在外派教师任教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已尖锐地暴露了出来。
对外汉语学学科本体的确立，同时也就使我们有可能划清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论证它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从而为其“独立性”提供依据：
1.与汉语言文字学的关系。对外汉语学不属于汉语言文字学，因为其有不同的研究本体：“对外”汉语与“对内”汉语；不同的内涵：“对内”汉语的许多内容“对外”汉语不感兴趣，反之亦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目的：汉语学界强调的“描写性”、“解释性”、“科学性”与对外汉语教学所需要的“规范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很不一致。
2.与教育学、心理学的关系。对外汉语在其教和学的研究方面要利用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论和成果，但其学科性质决定其立足点只能是汉语而不可能归到教育学的门类里，变成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3.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关系。目前我国的学科体系是将对外汉语教学隶属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这个二级学科，这在当前情况下可说是比较妥当的安置。但这一安排存在着两个问题。其一，是仅仅考虑到对外汉语“教学”，其前提是将语言教学理解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应用语言学又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组成部分。因而严格地说，“对外汉语教学”还不是一个“三级学科”，只能算是“四级学科”。这样，即使有朝一日“语言学”成了一级学科，“对外汉语教学”还只能是个三级学科。这与对外汉语界的期望相去甚远。其二，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对外汉语”的立足点是汉语，不是语言学；而对外汉语学的内容，不论是我们上面列出的5个基本方向，还是全国务对外汉语专业开设的主干课程，还是国家汉办设立的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考试科目，都突破了语言学的范围，如教育、文学和文化的相关课程，都为语言学所不能包容。因此，对外汉语学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独立出来，是有充分理由的。
4.与外语及一般的翻译研究的关系。由于语言类型学上的差异，把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与把别的语言例如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在有一定的共同点的同时，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两者无法彼此取代，这是容易理解的。而在翻译研究和实践中，外译中与中译外在理论和实践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就不是人人都能意识到的。对外汉语学所研究的翻译主要是汉译外的理论和规律，这又是外语学科和一般的翻译研究所不能取代的。即使将来翻译学发展成了一门独立学科，对外汉语学里还应该包容汉译外的研究和实践。
5.与“汉语言”本科的关系。原先局限于国内少数民族汉语教育的“汉语言”专业目前已发展成留学生汉语教育的本科专业，这已成为广泛接受的事实。如本文前面所说，“汉语言”本质上就是“对外”汉语，它与以中国学生为主、以培养对外汉语教师为主要目标的“对外汉语”专业的区别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区别、基础与应用的区别。“汉语言”由于主要在实践层面，因此不可能也没必要发展成二级学科，但“对外汉语学”理应成为一个二级学科。
我们认为，为了发展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培养各个层次的对外汉语人才，有必要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单独设立“对外汉语学”这一二级学科，与“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等并列，作为“对外汉语”本科专业的后续专业，从而使本科与研究生教育能连成一条线，完善这一领域的人才培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