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汉人”族称的确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从两汉以来国内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冲突，汉民族意识展露和形成的历史过程，论证从汉朝开始，“汉人”已是不同于“蛮夷”的居民群体。经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迁徙、融合和“汉化”、“胡化”的反复，到北魏末，“汉人”作为族称已为中原朝野所认同。唐朝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强大、繁荣，促进了“胡”、“汉”文化交流，“汉”作为民族和文化的内涵，成为中原和边地各族人的共识。历五代到两宋，随着北方民族南下中原和民族之间文化冲突的加剧，导致汉民族意识强化，南宋时“汉人”作为族称，最终被历史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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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之称，起于汉朝。《史记》曰：“高祖至平城，匈奴围上，七日大雾。汉人往来，故不觉。”[①]《汉书·魏相传》记相上书曰：“间闻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汉文帝时，宦者中行说降匈奴单于，对单于“变俗好汉物”持有异议，并站在匈奴的民族立场上，同汉朝使者就“匈奴俗”、“汉俗”的优劣展开辩论。“汉使或言匈奴俗贱者，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亲岂不自夺温厚肥美赍送饮食行者乎？’”他和汉使之间的辩论涉及衣、食、住、行、婚娶、种姓、攻战、守备诸方面。汉使认为，匈奴之俗“无冠带之节，阙庭之礼”。中行说认为，汉俗“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其民急则不习战攻，缓则罢于作业”[②]。这场辩论，表面上是“匈奴俗”与“汉俗”孰优孰劣之争，实际上反映了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冲突。
在东汉有关中原王朝同边地民族关系的记载中，已赋予“汉人”多种含义。《后汉书·南匈奴传》载：建武二十二年（46年），南匈奴单于遣使诣渔阳求和亲，而右薁鞬日逐“比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永初三年（109年）夏，“汉人韩琮随南单于入朝，既还，说南单于曰：‘关东水潦，人民饥饿死尽，可击也’。单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被西域校尉梁慬、辽东太守耿夔击破。“单于见诸军并进，大恐怖，顾让韩琮曰：‘汝言汉人死尽，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许之……乃还所钞汉民男女及羌所略转卖入匈奴中者合万余人。”同书《乌桓鲜卑传》载议郎蔡邕曰：“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又《后汉书》曰：中郎将张耽“上通天山破乌桓，悉斩其渠帅。还，得汉民，获其畜牲财物。”[③]古代称匈奴及北部边地少数民族为“胡”。在山东邹城市郭里乡高李村一座东汉墓中出土了一块“胡汉战争图”画像石，双方人物一方为胡人，一方为汉人，生动地再现了胡汉战争的壮大场面。[④]
上述“汉人”郭衡、韩琮之辈，乃进入匈奴地“为之谋主”者。南单于所言“汉人”指汉朝军队。南匈奴归还所掠“汉民”及张耽击败乌桓后所得“汉民”，为匈奴、乌桓贵族所掠汉人生口。
《后汉书·南蛮传》记“盘瓠蛮”曰：顺帝永和元年（136年），“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同书《西南夷传》记“莋都夷”曰：天汉四年（前97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同书《西羌传》记“滇良羌”曰：建武九年（33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袵，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又记“湟中月氏胡”曰：“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
上述与“盘瓠蛮”毗邻而居的“汉人”以及蜀西部都尉居青衣者所主之“汉人”，其缴纳租赋或所属行政机构均不同于蛮夷。上述与“羌胡”、“月氏胡”杂处、错居之“汉人”，其习俗、言语均与蛮夷不同。这些习俗、言语与蛮夷不同，向朝庭缴纳租赋及所属行政机构又不同于蛮夷的“汉人”居民群体，实际上已经具备了族属的含义。
以上所列诸条“汉人”（或“汉民”），从引文的意义看，很难以“其义为‘汉朝之人’”而概言之。所谓“×朝之人”，在历史上，一般指所属某国、某政权之人或某时代之人。但所属某国、某时代之人，大多包含了几种民族成分。如汉朝之金日
，在朝庭中是与霍光并列的重臣，自当视为“汉朝之人”。但他是“羁虏汉庭”的匈奴人，而非汉人。
魏晋时期，承汉代之故习，仍称中原居民群体为“汉人”，亦称“华人”、“夏人”或“晋人”。
《魏志·武帝纪》载：建安十年（205年），“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汉民合十余万”。十二年（207年），曹操于白狼山击乌丸，“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
《汉晋春秋》载：诸葛亮“至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⑤]《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获等心服，夷、汉亦思反善”，知南中地区多有汉人服属于夷人首领。诸葛亮治南中，仍因其旧俗，使“渠率自相统领，不置汉官，亦不留兵镇守。人问其故，亮曰：‘置官夷、汉杂居，猜疑必起，留兵运粮，为害更重’。”[⑥]蜀建兴三年（225年）秋，诸葛亮平越西、益州、永昌、牂牁四郡，于是夷人“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⑦]1963年云南昭通后海子中寨发现的东晋霍承嗣墓，西壁绘有人物四列，最上一列手持环首刀，最下一列骑马，均穿汉装。四列中有两列头顶梳尖髻，形如今四川凉山彝族的“天菩萨”，身著披毡，亦与彝族相同。四列人物应就是“夷汉部曲”形象。“夷部曲”地位最低，他们必须在已经归化的身着汉装的“汉部曲”监视下行动。[⑧]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南中地区的汉人是不同于夷人的人们共同体。
汉魏以来，氐羌、匈奴等逐渐向南迁徙。西晋时，这种迁徙仍在继续，关陇地区屡为氐羌所扰。江统《徙戎论》曰：后汉陇西太守马援“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他主张：“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
、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⑨]此“晋”人即其所言之“华人”或“汉人”。
《宋书·氐胡传》史臣曰：“杨氏兵精地险，境接华汉。”杨氏为略阳清水氐人，世居陇西为豪族，其地与汉人居地相邻，“境接华汉”。此“华汉”连称，具有明显的族属含义。
内地居民徙居边地或境外者，亦称汉人。
《魏志》曰：秦末，“燕、齐、赵民避地东入朝鲜数万口，燕人卫满
结夷服，复来王之。汉武帝灭朝鲜，分其地为四郡。自是之后，胡、汉稍别。”[⑩]徙入朝鲜的燕、齐、赵人，其子孙未被“夷化”有别于“胡”者，称汉人。
《异物志》曰：“狼
人与汉人交关，尝夜市。”(11)《郡国志》作狼人“夜与贾人交易”。按：“狼人”居于唐代之欢驩州，为汉代日南郡九德县地。(12)此进入日南郡与狼人贸易之贾人即汉人。《咸宁三年起居注》曰：“（日）南郡象林南有四国，皆称汉人，贡金供税。”(13)“咸宁”为晋武帝司马炎年号。《晋书·地理志》载：交州日南郡象林县，“自此南有四国，其人皆云汉人子孙”。说明徙居边地或境外的汉人，虽历时久远，其子孙仍保留了对其祖族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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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永嘉年间，匈奴、羯等族的上层集团从反抗晋朝的统治，转而趁机争夺政权，使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纷争割据局面。前赵（匈奴）、后赵（羯）、前秦（氐）曾先后进入中原地区。刘曜攻入洛阳，杀晋王公百官士庶数万人。石勒置大单于“镇抚百蛮”，“号胡为国人”，命刘群、刘谟等为门生主书，“司典胡人出纳，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14)明确以“华族”作为汉人的族称。
鲜卑拓跋氏很早就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魏书·序纪》载：拓跋力微之子沙漠汗，从魏景元二年（261年）起到西晋初，曾“以国太子留洛阳”，他“风采被服，同于南夏”。鲜卑守旧的贵族，深恐他继位之后“变易旧俗”，以“似得晋人异法怪术，乱国害民之兆”的罪名，将他杀害。到猗、猗卢时，晋征北将军卫瓘)之牙门将卫操，与其宗室乡亲姬澹等数十人，同来归附。《魏书·卫操传》载：操“说桓（猗竾）、穆（猗卢）二帝，招纳晋人，于是晋人附者稍众”。拓跋圭时，上谷张衮、清河崔玄伯等成为他的得力谋士。拓跋嗣（字木未）即位之初，到处招纳“先贤世胄”，大量吸收汉人名士为其谋主，山东、河北著名士族多来归附。拓跋嗣死后，其子焘继立。《宋书·索虏传》载：“焘字佛狸代立，母杜氏，冀州人，入其宫内，生焘”。《南齐书·魏虏传》载：“初，佛狸母是汉人，为木未所杀……自此以来，太子立，辄诛其母”。《南齐书》为梁朝萧子显撰，他视南朝为华夏正统，视北魏为“虏”，该书提到的“汉人”，当系民族自称。(15)其实，拓跋嗣杀杜氏，并非出于对汉人的民族歧视。《魏书·皇后传》曰：“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同书《太宗纪》载：拓跋嗣之母刘贵人亦曾被其父圭赐死，并告嗣曰：“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正是吸取了中原封建王朝防止后宫干政、外戚为乱的统治经验。
陈寅恪先生说：“夫拓跋部族自道武帝（圭）入居中原，逐渐汉化，至孝文帝（宏）迁都洛阳后，其汉化之程度虽较前愈深，然孝文之所施为，实不过代表此历代进行之途径，益加速加甚而已”。孝文帝的汉化措施，涉及服装、语言、丧葬、姓氏、门第、官制朝仪诸方面。但到北魏末年，“高欢得六镇流民之大部，贺拔岳、宇文泰得其少数。东西两国俱以六镇流民创业……可谓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之汉化政策遭一大打击，而逆转为胡化，诚北朝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16)陈先生所指的“胡化”，即北魏末年一度出现的鲜卑化趋势。(17)
这种趋势，在东魏北齐表现尤为突出，在此期间，汉人受到轻侮，鲜卑人和汉人在政治上时有冲突。(18)普泰元年（531年），高欢将起兵讨尔朱兆，诈称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激其众反，众推高欢为主，高欢曰：“尔乡里难制……今以吾为主，当与前异，毋得陵汉人。”(19)表明六镇鲜卑诸“胡”多欺侮汉人。渤海人高昂（字敖曹）曾率乡里部曲参与讨伐尔朱兆。《北齐书·高昂传》载：高欢以高昂“纯将汉儿，恐不济事”，欲割鲜卑兵相参杂。高昂曰：“敖曹所将部曲，练习已久，前后战斗，不减鲜卑，今若杂之，情不相合，……愿自领汉军，不烦更配。”高昂为渤海世家，中原名族，率汉人部曲，累立战功。“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高欢）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
东魏天平四年（537年），高昂与刘贵（匈奴后裔）等治兵于虎牢。《北史·高昂传》载：时“刘贵与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贵曰：‘头钱价汉，随之死’。昂怒，拔刀斫贵”。《通鉴》记：“贵曰：‘一钱汉，随之死’。”胡三省注：“言汉人之贱也”。(20)武定八年（550年），高洋篡魏称帝，史称北齐。高洋末年，“纵酒酣醉，所为不法”，尚书右仆射、侍中高德政屡进言劝阻，被高洋所杀。《北齐书·高德政传》载：“德政死后，显祖（高洋）谓群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汉，除鲜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诛诸元（即拓跋氏），我今杀之，为诸元报仇也’。”充分反映了鲜卑上层统治集团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高洋死后，太子殷（其母为赵郡李氏，汉人）继立。杨愔等受遗诏辅政。《北齐书·杨愔传》载：时高洋之弟演、湛欲夺取帝位，以“欲擅朝政”的罪名，捕杨愔等人入宫，请“太皇太后”（高欢之娄后，鲜卑人）定夺。“太皇太后曰：‘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斟酌？’太后（高洋之李后）拜谢。太皇太后谓帝（殷）：‘何不安慰尔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与叔惜，岂敢惜此汉辈？’遂皆斩之”。被蔑称“汉老妪”的李后，在其子殷被废以后，曾倍受虐待。（21）杨愔尚高欢之女太原长公主，为娄后之婿，又受高洋遗诏辅政，却因他属“汉辈”而被杀。故胡三省曰：“杨愔受托孤之寄，不能尊主庇身者，鲜卑之势素盛，华人不足以制之也。”（22）
上述萧子显《南齐书》所记“汉人”及北齐大将高昂所言“汉军”，均为自称。高欢及其他鲜卑人、匈奴人所言“汉人”（“汉儿”、“汉老妪”、“汉辈”）均为他称。《通鉴·梁纪一三》载，高欢曾对汉人曰：“鲜卑是汝客……汝何疾之？”表明汉人的民族意识不仅在高昂等“中华朝士”中，而且在一般“臣民”中，都有强烈的反映。
从北魏末年开始一度出现的鲜卑化趋势，实际上只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大融合洪流中一些小的旋涡。（23）即使东魏、北齐政权中一些鲜卑贵族在歧视汉人的同时，这种民族大融合的进程并没有停止。鲜卑人的诏令文书都用汉字。各级官吏都必须识汉字，《北齐书·厍狄干传》载：厍狄干官居太宰，但“干不知书，署名为‘干’字，逆上画之，时人谓之‘穿锥’。”受到讽刺和嘲笑。其子孙“始并知书”，学习汉文化，官至将军、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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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继南北朝以后各民族大杂居和继续大融合的时代，它建立了强大、繁荣的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当时少数民族在唐朝担任文武大臣、两《唐书》有传写明的，就有数十人。如长孙无忌、于志宁、豆卢钦望、宇文融等，都是汉化很深的鲜卑族人，阿史那社尔和阿史那道真父子、执思失力等，是突厥族人。契苾何力、仆固怀恩、浑瑊等，是铁勒部人。李多祚、李怀光等，是靺鞨族人。李楷洛和李光弼父子、王武俊等，是契丹族人。高仙芝、王思礼、李正己、泉献诚等，是高丽族人。哥舒翰是突骑施人。李宝臣、史宪诚等，是奚族人。论弓仁是吐蕃人。（24）冯盎则是岭南俚人。可以认为，唐王朝实际上是以汉族为主体并有多民族参与的封建王朝。
贞观初年，由于东突厥人的内徙，朝庭曾就“安边之术”展开辩论。《旧唐书·温大雅传》载：时“朝士多言”，将内徙的突厥人“分其种落，俘之河南，散属州县，各使耕田，变其风俗。百万胡虏，可得化而为汉”。中书令温彦博主张仿“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之策，将他们置于河南朔方之地，“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25)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意见。(26)从这场辩论中可以看出，朝臣多主张“分其种落”、“散属州县”、“变其风俗”的民族同化政策，其实质是“化而为汉”，即强行汉化。这种大汉族主义思想，是当时朝臣中汉民族意识的另一种表现。也反映“汉”作为民族和文化的内涵，已被中原人士所认同。
唐朝边地的突厥、薛延陀、回纥、吐蕃、南诏、靺鞨及西域各族，都同中央王朝发生过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京都长安有各族人同汉人杂居。《唐鉴》卷三载：贞观年间，突厥人入居长安者近万家。《通鉴·唐纪四一》载：代宗时，“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唐王朝曾下敕：“诸蕃使人所娶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27)反映诸蕃使人娶汉人妇女的情况较为普遍。长安也发生过刑事案件。据《大唐新语》载：贞观中，金城坊有居民为贼所劫，久捕贼不获。“时杨篡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蕃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又蕃着汉帽，汉着蕃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蕃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蕃，余请不问’……俄果获贼”。反映了京都蕃、汉杂居及文化混同的情况。初唐时，京都长安盛行“乞寒胡戏”。“乞寒胡戏”又名“泼寒胡戏”，起源于波斯，沿着“丝绸之路”东来，自波斯经康国（撒马尔罕）、龟兹、高昌而达长安。当时不仅皇帝御楼观赏，还发动诸司长官观看。(28)先天末，中书令张说请罢“乞寒胡戏”。开元元年（713年）十月七日敕：“腊月乞寒，外蕃所出，渐浸成俗，因循已久，自今己后，无问蕃、汉，即宜禁断。”(29)表明“乞寒胡戏”不仅为蕃人也为汉人所喜爱。
在同边地民族政权缔结的盟约中，唐朝及其治下的中原民族，亦称为“汉”。《旧唐书·吐蕃传》载：建中四年（783年），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藩次相尚结赞盟于清水，“初约汉以牛，蕃以马”，“汉非牛不耕，蕃非马不行”。《云南诏蒙异牟寻与唐朝誓文》曰：“如蒙、汉与通和之后，起有异心，……神祇共罚。”(30)
一些徙居边地的汉族大姓，有的被当地民族“夷化”，仍自称先人为汉人。《唐书》载：松外诸蛮，“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擅山川，不相役属，自云其先本汉人。”(31)昆弥国，一名“昆明西南夷”，其大姓亦“自云其先本汉人”。(32)唐朝守备凉州的戍兵，到五代十国时，也有类似情形。《宋史·吐蕃传》载：后唐天成年间，明宗召见权知西凉府留后孙超之使者拓跋承诲，承诲曰：凉州“及黄巢之乱，遂为阻绝。（孙）超及城中汉户百余，皆戍兵之子孙也，……衣服言语略如汉人。”
尽管唐皇室本身的血缘关系较为复杂，但从汉族同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而言，唐王朝较之东魏、北齐政权，正好发生了相互转换。唐王朝对内徙的少数民族并未采取强行汉化政策，而是“以德治之，可使如一家”(33)。从而促进了唐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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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咸通末年，卢龙军节度使刘守光为政暴虐，幽、涿之人多逃入契丹。契丹主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这些逃入契丹的和被俘的人民，主要是汉人。《新五代史·契丹》载：阿保机曾“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阿保机率诸部三十万攻陷蔚州，围幽州，“幽、蓟之间，虏骑遍山谷，所得汉人以长绳连头系之于木，汉人夜多自解而去”，不愿充当契丹贵族的奴隶。
阿保机用韩延徽、卢文进、康默记、韩知古等一批汉人将吏，为其出谋献策或攻城略地，但是，汉人不与军国大计。《辽史·张琳传》载：“初，天祚（耶律延禧）之败于女真也，意谓萧奉先不知兵，乃召琳，付以东征事。琳以旧制，凡军国大计汉人不与，辞之，上不允”。可见，契丹天祚帝在亡国前夕，才改变“军国大计汉人不与”的旧制。后唐翰林学士张砺，在督军时为契丹主耶律德光所获。《新五代史·契丹》载：“德光重其文学，仍以为翰林学士。砺常思归，逃至境上，为追者所得，德光责之。砺曰：‘臣本汉人，衣服饮食言语不同，今思归而不得，生不如死’。”后来，耶律德光任张砺为吏部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为契丹贵族所嫉恨。萧翰（阿保机述律后之兄子）、麻答（耶律德光之从弟）曾以铁骑围张砺之府第。“翰数之曰：‘汝何故言于先帝，云胡人不可以为节度使？……今我必杀汝！’命锁之。”“是夕，砺愤恚而卒。”(34)
阿保机曾对后唐供奉官姚坤言：“我要幽州，令汉儿把捉，便不复侵入汉界。”(35)后唐清泰三年（936年），耶律德光乘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求援之机，率大军南下，攻陷洛阳，助石敬瑭灭后唐，册命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即后晋），约为“父子之国”，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正好符合阿保机“我要幽州，令汉儿把捉”的遗愿。胡三省就石敬瑭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给契丹一事评注曰：“自是之后，辽灭晋，金破宋，……皆石敬瑭捐割关隘以启之也。”(36)
后晋石重贵继立后，对契丹称孙，但不称臣。《新五代史·景延广传》载：延广谓契丹使者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国自册，可以为孙，而不可为臣。”后晋的这种强硬态度，正好是耶律德光试图直接统治中原的借口。从天福八年（946年）起，契丹三次兴兵南下中原，于开运三年（946年）灭后晋。“及契丹入汴，纵胡骑打草谷，……民不堪命。于是所在相聚为盗，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东方群盗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德光）谓左右曰：‘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37)随后仓皇北归，在归途中死于栾城。被耶律德光称为“难制”的“中国之人”，即中原汉人。据《契丹国志·述律皇后传》载，当契丹和后晋交兵时，述律太后与耶律德光有过一段对话。“太后谓辽帝曰：‘使汉人为辽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则汝何故欲为汉主？’曰：‘石氏负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虽得汉地，不能居也；万一蹉跌，悔何所及？’”契丹南侵中原的结果，竟被述律太后所言中。
北宋王朝建立后，在同周边各民族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交往中，“汉人”作为民族他称或自称，被进一步确认。
西夏。《宋史·夏国传》载：“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己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西夏亦用汉人为兵，“得汉人勇者为前军，号‘撞令郎’。”
吐蕃。《宋史·吐蕃传》载：“凉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咸平初，河西军左厢副使折逋游龙钵来朝，据龙钵言：“河西军即古凉州，……旧领姑臧、神鸟、蕃木、昌松、嘉麟五县，户25693，口128193。今有汉民300户。”
溪州蛮。《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传》载：熙宁初年，章惇经制南、北江蛮地，下溪州彭师晏降，诏修筑下溪州城，戍以兵，隶辰州，“出赋如汉民”。
北宋王朝面临的最大威胁，仍然来自北方。宣和七年（1125年）金灭辽，随即发动对北宋的掠夺战争。靖康二年（1127年），攻陷宋都汴京，俘徽宗、钦宗，占领黄河以北大片土地。金统治者在占领地区强迫汉人髡发左袵，禁止华夏衣冠，激起中原汉人极大愤慨。
《大金国志》卷五载：时金元帅“行下禁民汉服，及剃发不如式者死”。青州城破，观察使李邈被金人拘于燕山府。《宋史·李邈传》载：金人“命邈被发左袵，邈愤，诋毁甚力，金人挝其口，犹吮血噀之。翼日，自去发为浮屠，金人大怒，遂遇害。……燕人为之流涕”。“燕人”即燕地汉人。
建炎三年（1129年）九月，“保义郎李舟者，被拘，髡其发，舟愤懑，一夕死。是时，知代州刘陶执一军人于市验之，顶发稍长，大小且不如式，即斩之。其后知赵州韩常、知解州耿守忠见小民有衣犊鼻者，亦责以汉服，斩之。”(38)同年十二月，“金人陷临安府。初，宗弼既围城，遣前知和州李俦，入城招谕。俦与权府刘诲善，至是削发左袵而来，二人执手而言，俦欷歔不能止。”(39)悲愤之情难以言表。
金统治者严禁汉人衣冠，强迫宋朝军民髡发左袵，企图以此磨灭汉人的民族意识，其结果适得其反。是时，北方义军风起云涌，南方军民也掀起抗金斗争。到开禧二年（1206年），南宋韩侂胄出师北伐之际，四川宣抚副使吴曦谋反。“献关外阶、成、和、凤四州于金，求封为蜀王”，并“议行削发左袵之令”。（40）《宋史·郭靖传》载：“四州之民不愿臣金，弃田宅，推老稚，顺嘉陵而下”，投奔南方。吴曦“尽驱惊移之民使还，皆不肯行。（郭）靖时亦在遣中，至白崖关，告其弟端曰：‘吾家世为王民，自金人犯边，吾兄弟不能以死报国，避难入关，今为曦所逐，吾不忍弃汉衣冠，愿死于此，为赵氏鬼。’遂赴江而死。”
衣冠，初指士大夫之穿戴，以后延伸为华夏文明礼教以至汉民族文化、习俗之代名词。西汉使者认为匈奴“无冠带之节”；石勒称中原汉人为“衣冠华族”；南宋时，胡铨指责秦桧“反驱衣冠之俗，而为左袵之乡。”（41）面对金人髡发左袵之令，中原朝野、军民为维护“汉衣冠”，不惜以死抗之。这已远远超过了“忠君”的思想范畴，充分反映了汉民族意识的强化。
马曜先生说：“民族意识就是这个民族的成员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民族的存在”。（42）汉族作为我国主体民族，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意识到自己民族的存在，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同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冲突紧密相连。“汉人”确认为民族称呼，正是汉朝以来国内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产物。
秦汉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原地区主要居民群体是“汉人”，其语言、习俗、文化等皆自成一体，一脉相承。（43）同边地各民族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从汉朝起已初见端倪，“汉人”已开始具有族属含义。从西晋末年起，北方诸族纷纷南下，以鲜卑族为主体的北魏王朝入主中原，推行汉化措施，东魏、北齐政权一度出现鲜卑化趋势。在这种“汉化”和“胡化”的反复中，汉人的民族意识已有展露。“汉人”作为民族称呼，不仅为其他民族，更重要的已被本民族所承认。唐王朝建立了以汉族为主体的有各少数民族参与的统一的封建国家，各民族的大杂居、大融合继南北朝后仍在继续。在民族大融合中，汉人不断吸取其他少数民族成分而发展壮大，迁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有的被“夷化”，为当地少数民族补充了新的成分。“汉”作为民族和文化的内涵，不仅为少数民族，也为中原朝野所确认。从五代到宋朝，由于中原王朝的分裂或衰弱，汉人连续遭受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侮，加剧了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导致了汉民族意识的强化。因此，“汉人”作为民族称呼，至迟到南宋时，最终被历史确认。
注释：
① ③ ⑩ (11) (13) (31) 《太平御览》卷八七二、四三四、七八○、八一○、八一○、七九○。
② 《汉书·匈奴传》（上）。
④ 郑建芳：《‘胡汉战争’画像石》，《中国文物报》1995年第29期。
⑤ 《蜀志·诸葛亮传》，注引。
⑥ (12) ③② 《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九、一七一、一七九。
⑦ 《华阳国志·南中志》。
⑧ 汪宁生：《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6—97页。
⑨ (14) 《晋书·江统传》、《晋书·石勒载记下》。
(15) 《南齐书·刘怀珍传》载：宋顺帝升明二年，“张谟、裴仲、穆统蛮、汉军万人出西阳”。“汉军”亦是民族自称。
(16)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2页。
(17) (23)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中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页。
(18) 缪钺：《读史存稿》，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8—93页。
(19) (20) (22) (34) (36) (37) 《资治通鉴》梁纪一一、梁纪一三、陈纪二、后汉纪二、后晋纪一、后汉纪一。
(21) 《北齐书·文宣李后传》。
(24)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01页。
(25) 《贞观政要·安边》。
(26) 张雄：《从突厥内徙看唐太宗的民族政策》，《民族研究》1980年第3期。
(27) (29) (33) 《唐会要》卷一○○杂录、卷三四杂录、卷九四北突厥。
(28) 韩儒林：《泼寒胡戏与泼水节的起源》，见《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
(30) 樊绰：《云南志》佚文。
(35) 姚坤：《奉使录》。
(38) (39)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八、三○。
(40) (41) 《宋史》吴曦传、胡铨传。
(42) 马曜：《改革开放与民族意识》，载《壮侗语民族论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43)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第一章总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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