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和东京居民的时间分配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京论文,北京论文,分配论文,居民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时间，而在每一个时间点上，人们都进行着各种有序的活动。因此，时间可以成为测量人类生活的一种尺度，生活时间的分配和利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人类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的综合反映。本文运用生活时间对北京和东京两市居民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研究。
一、中日生活时间分配调查项目的比较
为了把握居民社会生活的实态，日本统计局管理和协调处从1971年开始每5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居民时间分配和闲暇活动的调查。 每次调查结束后，日本统计局都要公布研究报告，这些报告为从事社会研究和统计分析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多便利。
中国对生活时间分配的调查研究起步很晚，迄今只是在个别城市搞过类似调查。例如，北京市统计局于1982年和1986年曾经收集了一些关于时间分配方面的信息和数据。1996年，为了反映北京市居民社会生活的基本情况，同时进行国际比较，在北京市统计局的帮助下，以王琪延为主的中国人民大学生活时间分配课题组，在北京市开展了一次生活时间分配的调查。为了使本次调查能够与日本的调查具有可比性，在问卷的设计上与日本很接近。但是，考虑到中国的传统和特殊情况，课题组重新设计了问卷，将时间分配活动项目从20项增加到28项。例如，做饭在中国还是一项重要的家务劳动，因此，把做饭从家务劳动中单列出来。又如，把“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或杂志”以及“嗜好和娱乐”分成四个单独的问题。这样做不仅可以与日本的调查结果相比较，而且也符合中国的研究与管理的需要。两种调查问卷之间的差异见表1：
从表1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日本的调查中有三种活动， 即“在校学习”、“路途往返”和“就医”不能直接与北京的调查项目进行比较。北京的在校学习时间可以从受调查者的职业（学生）中找到。在北京市的调查中，往返路途时间已经直接计入各自活动。例如，购物活动中就包含了路途往返时间，因此，无法分离出路途往返时间。但是，为了便于北京和东京的比较，我们可以将日本的路途往返时间分配到各项活动中去。至于“就医”问题，我们设计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就医和其他个人生活”，但是还不能把就医时间和其他个人生活时间清楚地区分开来。在北京的问卷中涉及更多的时间分配活动，可以把一些活动综合起来同日本加以比较。其中，我们把在北京的第1种活动（制度内工作）、第2种活动（加班加点工作）和第3种活动（其他工作）相加， 就相当于日本的“工作”。第10种活动（做饭）、第11种活动（缝洗衣物）和第13种活动（其他家务劳动）的总和与日本的第7 种活动（家务劳动）相等。第15种活动到第18种活动（阅读报纸、阅读文艺书刊、看电视和听广播）的总和与日本的第12种活动是一致的。第19种活动到第22种活动（观看影剧文体表演、观看展览、游园散步和其他娱乐）的总和与日本的第15种活动是一致的。
表1 中日两国调查问卷中活动分类的比较
活动分类 北京问卷
(中国)
1.制度内工作(学习)
工作和学2.加班加点工作(学习)
习时间 3.其他工作(学习)
4.上下班(通学)路途
5.睡眠
个人生活6.就餐
必需时间7.个人卫生
8.就医和其他个人生活
9.购物
10.做饭
家务 11.缝洗
劳动时间12.护理和照料孩子
13.其他家务劳动
14.学习和研究
15.阅读报纸
16.阅读文艺书刊
17.看电视
18.听广播
19.观看影剧文体表演
自由支配20.观看展览
时间 21.游园散步
22.爱好和娱乐
23.体育锻炼
24.休息
25.教育孩子
26.公益活动
27.探访亲友
28.其他自由活动
日本问卷 活动分类
(日本)
2.个人卫生一次活动
4.通勤通学
6.在校学习
7.打扫卫生二次活动
9.照料孩子
10.购物
11.路途往返
12.看电视、听
广播、读报
纸或杂志
13.休息
14.学习和研究
15.爱好和娱乐
16.体育锻炼
三次活动
17.公益活动
18.社会交往
19.就医
20.其他自由活
总之，中日活动分类的相互关系可以表述为，日本的一次活动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个人生活必需活动；日本的二次活动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工作和家务劳动；日本的三次活动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闲暇活动。
二、抽样程序和估计方法
（一）抽样程序
日本统计局采用了两阶段抽样法，以1995年人口普查所划分的调查区作为第一阶段抽样单位，家庭作为第二阶段抽样单位。在第一阶段中，日本全国被划分为96个地区，在这些地区按照比例抽出6384个抽样调查区。第二阶段，在每个调查区按照等概率随机选取15个家庭。具体抽样方法（如估计法和标准差估计法）可参见日本统计局编的《时间分配和闲暇活动调查》（1996年）一书。1996年的调查是在当年10月1 日进行的。
1996年10 月， 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在北京市9 个区县随机抽取了173户家庭437人进行北京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调查。由于资金有限，调查员到指定的街道去随机选择家庭，进行调查，记录了被调查者的工作日和休息日各一天（两天）的时间分配情况。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可靠性检验，有效问卷为411份。
下面是按照性别、年龄、学历和收入所做的样本分布（见表2、 表3、表4、表5）。
表2 性别样本分布
性别样本容量(人数)%
男性194
47.2
女性217
52.8
总计411
100.0
表3 年龄别样本分布
年龄(岁)样本容量(人数)%
15～24 101 24.6
25～34 190 46.2
35～44
42 10.2
45～54
32 7.8
55～64
41 10.0
65及以上 5 1.2
总计411100.0
表4 学历别样本分布
学历 样本容量(人数)%
初中及以下133.2
高中 50
12.2
专科 149
36.2
本科 140
34.1
文盲 59
14.3
总计 411 100.0
表5 收入别样本分布
家庭年收入(千元)样本容量(人数)
%
0～9.964
15.6
10.0～14.955
13.4
15.0～19.971
17.3
20.0～29.991
22.1
30.0～49.972
17.5
50.0～99.947
11.4
100.0以上 112.7
总计 411
100.0
北京市15岁以上人口的真实性别比例为48.5∶51.5，因此样本的性别比是基本正确的。但年龄分布有些偏颇，近70%的受调查者是15～34岁的年轻人。造成这一偏差的原因是因为年轻人较为配合调查。为了提高估计的可信性，我们利用北京市人口普查所得的各年龄段人口比重来计算权重和标准差。
接受调查者的学历水平略高于北京市全部人口的平均水平，造成这一偏差的原因也是年龄分布。这一偏差可以利用人口普查所得的年龄分布作为权重来加以修正。
从表5的收入分布中， 可以大致计算出每个人的平均年收入约为7581元。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1997年北京市人均年收入为6885元。我们的调查结果略高一些，但是以0.05的显著性水平进行假设检验的结果表明并没有显著差异。
（二）估计方法
日本的调查结果是利用人口普查获得的关于人口的性别、年龄和地区分布的数据，用比例估计法计算的。具体的估计方法和标准差估计在已经出版的调查结果中有详细描述。
由于我们把人口普查中的年龄分布作为权重来估计北京市每一个年龄组和性别组的平均时间分配，因此平均时间估计公式为：
式中，X[,h]ijk：第j种性别的第k个年龄组花费在h活动上i 小时的平均时间；N[,j]／N：普查数据中的性别比；n[,j]k／N[,j]：第j种性别在人口普查所得数据中的年龄组比；f[,i]：每周天数的权重；f[,1]＝5／7（工作日）；f[,2]＝2／7（周末）；k：年龄组；j：性别；i：周活动日的类别（工作日、休息日）；h：活动。
用上述公式可以计算用于不同活动的平均时间分配。在不同的计算步骤中有很多标准差。这些标准差可以通过子样本估计，标准差可用如下公式加以表达：
式中，
：标准差；
[,h]：h子样本的估计值；：全部样本的估计值。
表6 北京和东京居民每天在各项活动中所花时间的标准差系数（%）
活动 北京 东京
一次活动 2.21 0.04
睡眠 1.25 0.04
个人卫生 2.87 0.20
就餐 8.03 0.03
二次活动 7.29 0.17
通勤(通学)路途
13.29 0.35
工作 10.10 0.18
在校学习 35.02 0.39
打扫卫生 15.36 0.20
护理 20.22 1.70
照料孩子 26.03 1.11
购物 8.63 0.18
三次活动 6.93 0.16
看电视7.83 0.13
休息 21.87 0.15
学习研究 28.64 0.90
兴趣爱好 7.87 0.39
体育活动 23.72 0.45
公益活动 16.84 1.41
社会交往 10.11 0.21
其他 7.26 0.71
如表6所示，北京的标准差系数大约是日本的40倍。 造成这一较大差异的原因，一是样本容量。1996年调查中东京的样本量为8385人，是北京411人样本量的近20倍。二是两市居民各项活动的差异程度不同。从调查结果看，北京居民的时间分配差异似乎大于东京，也就是说北京居民在一项活动中的时间分配情况有较大差别。
三、对北京和东京居民生活的比较
（一）北京和东京居民活动的总体比较
1.平均花费在一、二、三次活动上的时间的分析
为了研究北京和东京居民时间分配的差异，我们首先分析两市居民周平均花费在一、二、三次活动上的时间。一次活动是生活必需时间，是为了满足个人生理需要，也就是维持生存所花费的时间。二次活动是劳动时间，是为社会和家庭贡献（尽社会和家庭义务）的时间。三次活动是闲暇时间，是为了个性发展和闲暇所需要的时间。图1 纵轴是时间（小时），横轴是年龄（在本文各图中，用“B”表示北京、“T”表示东京）。在图中的第一列数据点是所有年龄的人花费在各项活动上时间的平均数。
图1 北京和东京居民三次活动的比较
从图1可以看出，在一次活动上，北京居民除了55 岁以上组的老年人比东京同龄人所花时间多外，在其他各个年龄组，和东京居民花费在一次活动上的时间基本上是相同的。这是由于一次活动时间要受到生理的限制，无论是哪个国家，还是历史上哪个时代，其差异都不会太大。在二次活动和三次活动上两市居民时间分配之间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北京居民与东京居民相比，花费在二次活动上的时间较多，花费在三次活动上的时间较少。
二次活动和三次活动即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的差异，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就劳动时间中的家务劳动时间而言，经济的发展程度越高，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程度越高，所需要的家务劳动时间就越少。从社会劳动时间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不同，生产同样多的产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是不同的，劳动生产率越高，所花费的劳动时间越少。北京和东京居民二次活动时间与三次活动时间的差异正是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效率的差异。
2.北京和东京居民一次活动时间的比较
从总体上看一次活动时间，两市居民活动时间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若从分活动项目看，就会发现北京和东京居民的各项活动时间以及在各个年龄组是有相当大差异的。
从睡眠活动看，各个年龄组的北京居民睡眠时间均多于东京居民，平均多23分钟。个人卫生和用餐所花费的时间，东京居民多于北京居民。就个人卫生时间而言，由于东京居民家庭的卫生设施比较完善，如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浴室，天天都可以在家洗澡，而在北京的居民家庭中，浴室的普及率较低，许多人一周只能洗一次或两次澡。所以，北京居民花费在个人卫生上的时间要比东京居民相对少。从就餐时间看，东京居民所花费的时间各个年龄组均长于北京居民，这主要是因为东京居民在外就餐的次数多于北京居民。一般来说，在外就餐所花费时间长于在家就餐时间，因为在外就餐需要等待，等待时间也包括在就餐时间内。
从分年龄组资料看，两市处于35～44岁组的人睡眠时间均少于其他组，这是因为，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该年龄组的人都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主导力量，同时也是家庭中的最重要成员，承担许多家务劳动。他们甚至牺牲了个人的必需生活时间，通过减少睡眠，尽对社会和家庭的责任。
3.北京和东京居民二次活动时间的比较
图2是关于北京和东京居民二次活动中工作、学习、 路途时间的比较，从图2可以看出，虽然从总体上看， 北京居民比东京居民的劳动时间长16分钟，但是，在各个年龄组差异是很大的。北京居民15～34岁组的人比同年龄组的东京人用于工作的时间要长，这是因为北京市在该年龄组的就业率高于东京市。东京市35～60岁的中年人比北京市同龄人的工作时间要长。其中，东京市35～50岁组的中年人工作时间最长，而北京市是25～45岁组的人工作时间最长。
北京市15～24岁组的人的工作时间与东京同龄人相比，相对较长，学习时间较短。对于该调查结果，笔者认为，这是由于15～24岁年龄组的人，进入大学的人数比例与东京市相比比较低造成的。
图2 北京和东京居民二次活动（工作或学习）时间的比较
关于路途往返时间。众所周知，在东京，人们需要将大量时间花费在路途中。然而，调查结果表明，北京人花费在路途上的时间比东京人还多。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在北京几乎所有的15～60 （女为55）岁的人，要么学习，要么工作，因此，他们需要在路途往返上花费时间。相比之下，东京将近一半的中年妇女不工作，因此不需要花费往返时间。（2 ）大多数东京人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自己开车到工作（学习）地点，而北京居民多数是骑自行车去上班或上学，因此，同样远的路程，北京居民比东京居民所花费的时间要长。（3 ）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信息化程度以及公共交通的效率的不同，也是引起路途时间长短差异的重要原因。
从二次活动的家务劳动时间来看，北京和东京居民用于家务的平均劳动时间基本相同。但是，从分年龄组资料看，两市居民做家务的时间的基本趋势是年龄越大，做家务的时间越长。从图2可以看出， 除了15～24岁组和45～54岁组以外，东京居民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均多于北京居民。从照顾孩子的时间看，东京居民特别是在25～44岁之间的居民，用于照顾孩子的时间远远多于北京居民，这是因为东京市女性居民的生活方式不同于北京市女性。日本女性结婚前，一般工作一段时间。而从结婚开始，到最后一个孩子上中学，有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辞掉工作，专做家务。待最后一个孩子上中学之后，又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据家庭收入以及个人爱好，选择再次就业。而北京市女性就业以后，除了生孩子期间，几乎都在职场上。
北京居民用于护理老人的时间比东京居民要多。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在日本，老人和子女一般不住在一起，而在中国，较多的老年人是和子女住在一起的，所以北京居民用于照料老人的时间比较多。第二，就养老的社会化程度而言，北京市远远不如东京市。另外，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也是决定家庭成员花费在照料护理上的时间多少的重要因素。
4.北京和东京居民三次活动时间的比较
为了研究两市居民在三次活动上的差异，在此仅就看电视、业余学习、体育活动、社会活动等主要闲暇活动进行比较。
关于看电视时间。从图3可以看出，两市居民看电视时间从25 岁（东京从35岁）以上，年龄越高，看电视时间就越长。从总体上看，北京居民看电视时间稍长于东京居民。其中，北京居民中25～64岁之间者，看电视时间明显多于东京居民。从看电视时间的长短，可以说明东京居民的闲暇水平高于北京居民。这是因为社会越发达，闲暇生活就越丰富，活动种类就越多，看电视的时间就会相应减少。
图3 北京和东京居民的三次活动（看电视、休息、学习）比较
用于个人学习的时间，北京居民多于东京居民。与东京的同龄人相比，15～34岁的北京人在业余学习上多花费2倍的时间。 这是因为中国高等教育相对落后，大学入学率较低，而日本已经接近全员入学。尽管北京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北京仍有相当多的青年人不能进入大学进行正规学习，而选择过早地就业。因此，导致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素质较低。从北京来看，由于外地优秀人才的不断涌入、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新就业者的文化程度不断提高，而且企事业单位实行的劳动力再配置，也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局面。为了在晋升以及在劳动力再配置过程中获得优势，提高个人竞争力，年轻人不得不牺牲个人休息时间，以自学或利用周末通过函授、夜大、刊授、广播电视大学等形式，接受成人高等教育。
从学习内容看，依人们学习各类专业频率的高低为序，在东京分别为社会科学（主要包括会计学、法律、金融、贸易、企业管理、文秘、计算机应用等）、工业技术、外语、自然科学、美容美发等。而在北京依次为外语、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业技术、美容美发等。可以看出，北京市年轻人的学习活动多属于投资型学习。
从北京本次调查的结果看，北京市年轻人的学习动机主要是：第一，为晋升创造条件；第二，学习一些热门专业，创造更好的择业条件或准备“跳槽”；第三，应付会计师、律师等各种考试；第四，为了提高能力；第五，作为个人的兴趣爱好。
关于体育活动。北京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平均用于体育活动的时间多于东京市。在北京的公园或一些开放的体育设施内或空地上，每天早晨都可以看到老年人练气功、打太极拳的景象。在北京市除了15～24岁组外，均呈现出年龄越大用于体育活动时间越长的规律。这可以解释为伴随着年龄增加，人们在健康上的时间投资越来越多。但是，25～34岁组例外，用于体育活动时间最少。这可以认为是因为他们忙于工作或学习，没有时间用于体育活动。
从体育活动的内容看，按其活动频率从高到低，在东京分别为：游泳、野球、轻体操、保龄球、软球、钓鱼、高尔夫球、散步等。在北京依次为：散步、羽毛球、游泳、登山、乒乓球、跳舞、滑冰、排球、轻体操、太极拳等。可以看出，两市的活动项目的差异是很大的，主要体现在东京居民的体育活动项目需要体育设施，而北京居民的体育活动项目较少使用体育设施。这既说明东京居民进行体育活动的成本高于北京居民，也说明北京居民受收入水平的制约，现在还不能在体育活动上过多支出。
应该指出，由于城市商业用地和居民住宅建设以及城市道路的拓宽，北京市市内空地越来越少，同时也毁掉了一些体育设施，稠密的高层建筑和宽阔道路的建成，确实改善了居住条件和交通条件，但是，活动空间却越来越狭窄。在调查过程中，当问及为什么不进行体育活动时，大部分人回答是没有场地，可以看出，体育设施不足也是制约居民体育活动的主要障碍。
关于社会活动，调查资料表明：第一，东京居民花费在社会活动上的时间多于北京市居民。第二，在东京，15～24岁组的人用于社会活动的时间多于其他年龄组；在北京，65岁以上年龄组的人用于社会活动的时间多于其他年龄组。
调查资料还表明，两市居民参加社会活动的项目是非常丰富的，从参加社会活动的比率的高低顺序看，在东京为：对本地区居民的服务、对一般人的服务、对老幼伤残人的服务、对福利设施人的服务、对特定地区（如对灾区）的服务、对公共事业的服务。在北京为：对特定地区（如对灾区）的服务、对本地区居民的服务、对一般人的服务、对老幼伤残人的服务、对其他人的服务、对福利设施人的服务。由此可以看出，东京居民参加社会活动多以地缘关系为中心，而北京居民多是响应政府的号召，以对特定地区的服务活动（如对灾区的捐赠活动）为中心，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二）不同性别居民各类活动时间的比较
1.北京和东京不同性别居民在一、二、三次活动时间上的比较
在一次活动中，北京和东京居民的男女差异具有相似性，即女性比男性花费在一次活动上的时间多。但是，在具体项目上差异是很大的。例如，就睡眠时间来看，东京男性平均每日睡眠时间为467分钟， 而女性为453分钟，男性比女性多睡14分钟。而在北京市则相反， 男性睡眠时间为496分钟，女性为500分钟，男性比女性少睡4分钟。有趣的是，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女性睡眠时间多于男性，而日本则恰恰相反，男性睡眠时间多于女性。笔者认为，这可能是与在日本有女性“不能比丈夫早睡，不能比丈夫晚起”的习惯有关。
北京的男、女性居民在二次活动上所花费的时间几乎相等，而在东京居民的各个年龄组，男性普遍比女性多花费16分钟左右。但是，如果就二次活动分工作和家务劳动两项分别进行观察，就会发现，在两个城市中，东京的男性居民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工作，而很少花费时间用于家务劳动上。但在北京，男女之间的二次活动时间分配的差异并没有东京那样明显，原因是北京女性居民的大多数也从事工作。
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东京，男性看电视的时间均多于女性。在北京，男性看电视的时间平均每日为158分钟，女性为149分钟，男性比女性多9分钟。在东京，男性看电视时间为153分钟，女性为148分钟， 男性比女性多5分钟。在北京和东京，体育活动时间与看电视一样， 也是男性多于女性。但北京和东京的女性居民用于社会活动的时间均大于男性。
2.男女活动时间差和不平等指标
为了研究不同性别生活时间分配的差异和不平等程度，我们用男女活动时间差和不平等指标进行分析。所谓男女活动时间差是指男性各项活动平均时间与女性相应各项活动平均时间的差额。符号为正，表示男性在该项活动时间上超过女性；符号为负，表示女性在该项活动时间上超过男性。不平等指标是男女各项活动时间量之差的绝对值之和。如果该指标为0，表示男女在生活时间分配上没有差异。指标值越大， 说明男女间在生活时间分配上存在的差异越大。该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不平等指标＝∑丨男性活动时间－女性活动时间丨
表7是关于北京和东京市男女居民生活时间分配差异的资料， 从表7中可以看出：
第一，北京与东京相比，不平等指标值相对较小，表明北京市比东京市男女居民之间的生活时间分配相对平等。
表7 北京和东京两市男女活动时间差、不平等指标值
活动时间差
二次活动二次活动不平等
一次活动 (工作) (家务) 三次活动指标植
1986年 -50 24 -73 56 158
北京 1996年 -26 65 -64 16 171
东京 1986年 -15 244 -221-9 489
1996年 -16 212 -1950
423
第二，1996年与1986年相比，北京市不平等指标值上升，说明男女之间的生活活动不平等程度相对扩大。而东京市男女的不平等指标值下降，说明东京市居民不平等程度相对缩小。
第三，从具体活动看，在北京市，1986年的不平等指标值主要是由二次活动的家务劳动和闲暇的时间差引起的；而在1996年，则是由二次活动的工作时间差扩大引起。这一变化，主要是由于在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过程中，许多单位实行减员增效和劳动力再配置，与男性职工相比，女工下岗或失业者偏多。因此，女性平均用于二次活动中的工作时间减少。由于女性工作时间的减少，女性一次活动时间增加，使不平等指标值增加。在东京市，无论是1986年还是1996年，不平等指标值主要来源于二次活动的工作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即多数男人不干家务，相当多的女人不工作。虽然近年来日本的女性就业率有所提高，但是其基本格局尚未改变。
第四，无论是北京还是东京，男女的闲暇时间差和家务劳动时间差都在缩小。值得注意的是，调查数据表明，家务劳动时间差的缩小，并不是由于男性增加了家务劳动时间，缩小了男女之间劳动时间的差距，而是由于家务劳动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普及，节省了家务劳动时间。而且男性缩小的幅度大于女性缩小的幅度，使得男女家务劳动时间差缩小。
（三）1986～1996年两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变动趋势研究
调查结果表明，两市的时间分配从总体上看，一次活动和三次活动时间增加，二次活动时间减少。可概括为10大趋势。
1.工作时间不断减少的趋势
从表8可以看出，无论是北京市还是东京市，与10年前相比， 周平均工作时间均有所下降。这是由于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加，会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可能会选择多休息、少工作的生活方式；双休日制度在北京和东京的普及，使居民平均工作时间不断减少。
2.家务劳动时间不断减少的趋势
由于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等家用耐用消费品的普及，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速熟食品、方便食品、半成品食品的市场供应丰富，生育子女数减少，家务劳动的强度会降低，家务劳动时间减少。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家庭夫妇双方就业率继续提高，会使平均家务劳动时间增加。但是，减少趋势大于增加趋势，因此，从总体上说，家务劳动时间呈不断减少的趋势（见表8）。北京市1996年与1986年相比， 日平均家务劳动时间减少了10分钟，东京市减少了1分钟。
表8 1986年、1996年北京和东京居民日平均生活时间分配（分）
工作时间个人生活家务劳动闲暇时间
必需时间 时间
1986年 467 586 148 239
北京 1996年 347 642 138 313
1986年 347 628 125 341
东京 1996年 307 634 124 375
3.睡眠时间有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
一般在经济发展初期，工作、家务劳动占用时间较多，人们的生活受由收入决定的消费水平、消费习惯等等因素的限制，活动较为单调，睡眠时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呈缓慢增加的趋势。但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1000美元以后，又呈减少趋势。 因为这时人们时常计算自己的各项活动时间，变得很计较时间。在经济活动之外，人们会在闲暇和睡眠之间进行选择，更多的人会选择少睡眠、多休闲的生活方式。但是睡眠时间的减少是有限度的。在北京，1986年居民日平均睡眠时间为473分钟，而1996年为498分钟，增加25分钟。在东京，1986年居民日平均睡眠时间为463分钟，1996年为460分钟，减少3分钟。
4.闲暇时间不断增加的趋势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及人们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时间的减少，闲暇时间必然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闲暇时间的增加会使闲暇活动出现多元化：一是闲暇活动的种类增加，二是闲暇活动花样的翻新。居民闲暇活动的水平也会随之提高。由于闲暇时间的增加，闲暇消费支出在生活全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也会不断提高。这从收入水平和旅游活动次数和距离的高度相关关系中可以得到证明，即收入水平越高，旅游活动次数越多，距离越远。从表8中可以看出，1996 年北京居民的日平均闲暇时间与1986年相比，增加74分钟，东京增加34分钟。
5.生存时间不断延长的趋势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医疗保健制度的完善、卫生条件的不断改观、优生优育思想不断深入人心及健康意识的增强，人们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寿命不断延长。我国1950年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为50.2岁，男性为53.9岁；1957年中国11省男女平均预期寿命为57岁；1981年全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为69岁，男性为66岁；1990年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为71岁，男性为68岁。从历史的轨迹也可以看出，人类的生存时间有不断延长的趋势。可以预测，201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女性可达到75岁，男性为72岁，大体上相当于日本1985年前后的水平。
6.接受正规教育时间延长的趋势
职工平均接受正规教育时间的多少，从根本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教育支出水平、国家的教育制度、国民接受教育的意识等。无论是北京市还是东京市，接受大学以上教育的人的比重都大幅度提高。从总体上看，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会不断延长。
7.性别生活时间差异不断缩小的趋势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妇女工作，使妇女在社会生活参与、家庭生活中的角色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不断提高，性别的分工渐渐趋于不明显，因此性别生活时间分配差异在不断缩小。当然，在北京市，从调查资料所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性别生活时间差异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笔者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特定历史现实造成的。从长期看，作为一个趋势，性别生活时间差异会不断缩小。无论是北京还是东京或是其他地方，未来性别生活时间分配差异缩小的贡献主要来源于二次活动和三次活动，因为生理时间差异变化不会太大。
8.在宅时间减少的趋势
在宅时间减少主要由两个因素引起，一是男女就业水平，二是闲暇活动的户外化趋势。从经济发展势头看，北京市高速成长期至少可以持续到2015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劳动力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会不断增加。因此，北京市未来夫妇共同就业的家庭会增加，总体就业水平也会提高。从闲暇活动看，北京和东京两市居民的闲暇活动都具有户外化趋势。这些因素会导致平均在宅时间的减少。相对来说，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时间也由此会减少。
9.上下班路途时间有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
在发展中国家或城市，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扩大，道路的建设速度赶不上车辆的增长速度，市内交通堵塞状况严重，使上下班的绝对时间和相对时间延长。如北京市1996年与1986年相比较，工作日平均上下班时间增加了16分钟。笔者认为，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下去，直到市政设施和基础设施完善、农村城市化水平较高、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趋缓时，上下班路途时间才能减少或不变。这一水平将在2015～2020年才能达到。而东京市已经度过了这一阶段，伴随着交通的进一步发展，用于路途上的时间将会减少。 东京居民日平均用于上下班的路途时间， 1986年为45分钟，1996年为39分钟，10年间减少了6分钟。 这就是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
10.社会劳动时间价值不断提高的趋势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人们的社会时间价值是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越高，国家的文明程度越高，职工的社会劳动时间价值越高。随着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国民接受教育的时间会增加，水平会提高，健康水平也会提高，所以，劳动者的社会劳动时间价值会不断提高。
以上通过对北京和东京两市居民的各类活动时间分配比较以及变动趋势的研究，展示了北京和东京两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的差异及其变化，分析了造成这些差异和变化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此我们并没有回答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国民教育水平、生活习惯、民族、个人的收入水平等种种因素对生活时间分配的影响程度有多大，也没有回答改变生活时间分配结构对人类行为的影响程度，如长假的增加对消费特别是闲暇消费的影响等。显然，这些问题对于利用生活时间分配理论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正在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