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劳资关系现状及发展趋势
□刘皓琰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70350）
［摘 要］ 战后西方国家劳资关系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资本的逐利本性下，资产阶级一直致力于对劳工力量的压制，并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地位。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的劳资关系重新出现了紧张对立的态势，究其根本在于西方国家去工业化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停滞与两极分化。而西方国家为了摆脱危机所采取的逆全球化、生产智能化等措施却难以成为再工业化的有效手段，甚至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失业问题。此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和中国的示范作用下，工人的阶级意识和力量得以恢复。这些因素将使劳资间的持续对抗成为西方国家阶级关系的长期趋势。
［关键词］ 劳资关系；去工业化；逆全球化；互联网资本主义
劳资关系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中的最核心范畴之一。“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1](p79)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看，往往在重大社会或经济（如战争、经济危机等）事件后的恢复调整期，西方国家的劳资关系也会随之出现新的特点。从战后到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的劳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演进，资产阶级为了攫取更高额利润，一直致力于在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等方面获取更强有力的控制权。距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已有十年，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出现了新的特点，从这些新的经济和阶级对立形势来看，劳资间的持续紧张对抗将是未来西方国家阶级关系的长期趋势。
一、战后西方国家劳资关系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一）“黄金年代”相对协调的劳资关系
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进入了经济和社会高速恢复和发展的“黄金时期”。由于古典经济学在政府调控方面的理论困境，凯恩斯主义成了战后重建期各国的指导理论。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对总需求的管理调节投资率和就业率，从而改善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以此刺激经济增长。于是，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被搁置，自1944年英国丘吉尔政府的《就业政策白皮书》和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工人运动战后纲领》面世后，各国政府都开始注重对经济的宏观干预，通过税收改革刺激消费需求，降低利息率以保证投资和社会总劳动力需求；在部分产业推行国有化政策，设立专门的就业管理机构，为劳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以改善劳动力就业的结构问题；推广福特制大规模生产，以高工薪、高消费的循环体系构建一个运转相对良性的宏观经济系统；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以贝弗里奇报告为框架构建“福利国家”，对社会保险标准进行统一管理。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在平稳较低的水平，战前劳动力就业矛盾突出的局面得到大幅度改善。而在工资和福利待遇方面，工人的境遇也有了明显的提升。此外，除了经济利益方面，劳工对政治权利的争取也有了明显的进展。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呈现出历史性的增长，工人阶级在经济活动人口中所占比例明显增大[2](p126)。而随着工会影响的日益扩大，工人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也逐渐高涨，西方国家政府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开始将工人纳入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之中，形成所谓的“三方体制”，保证劳工民主参与政治事务和争取自身利益的合法权利。各国更能代表工人阶级权益的各社会民主党派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即使在一些并没有形成劳工自己政党的国家，工人阶级依然是各党派制定政治经济纲领的重要影响群体。因此，在“黄金年代”的恢复发展期，西方国家的劳资力量与战前相比更为平衡，劳资矛盾和冲突也有所缓和，整体关系出现相对协调的态势。
1.1.1 材料来源 土壤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向日葵种植区的土壤样品；向日葵菌核病菌由本实验室保存；GE817向日葵杂交种，来自内蒙古金葵利特种业有限公司；拮抗菌种来自实验室保存的从短花针茅、阿氏旋花根系及根际土壤中分离出的32株菌株。
（二）20世纪70年代后失衡的对立局面
进入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凯恩斯主义难以解释的“滞涨”危机，整个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西方国家的GDP水平较之前大幅度降低，通货膨胀率却大多高过10%[3](p5)。为了缓解危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新自由主义逐渐替代凯恩斯主义成了西方主要国家的主流经济思想，各国政府逐渐由战后劳资双方的协调者重新转化成为资本家的代言人，在政策和法律制定上愈发体现资本家利益。在劳资集体谈判中，各国政府不再将工会视为为社会提供较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者进行和平协商，“福利国家”政策和积极的就业政策被逐渐拆解。以英国为例，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政府的福利开支由危机前1973年的41.5%下降到1989年的22%[4]，而工人所承担税款和保险费在收入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却陡然上升，失业率也居高不下。整个20世纪80年代，占英国人口1%的最富有群体收入增加了3.46倍，生活贫困人口却有千万左右，增长了近一倍[5](p43)。而对于工会，各国则纷纷采取了高压政策，通过立法手段对工会领导人的产生、政治基金的设立、工人运动的范围和合法性等多方面做了权力上的压缩和限制，同时对于工人的罢工和示威运动采取强硬的镇压手段，使得工人阶级争取稳定的政治权利更加困难。除了资产阶级的持续打压外，工人力量的衰微还源自生产技术的变革。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在70年代后实现了重大的飞跃，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不再更多地依赖于规模和范围经济。从生产组织方式来看，福特制的刚性生产不再适应于消费者更加个性化的需求，以弹性专业化、精益生产和工人的自相管理监督为主要特点的后福特制开始兴起[6](p38)。从产业结构来看，则是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人数量不断增加。分工的精细化则使工人内部出现了“核心工人”与“边缘工人”的区分。与边缘工人相比，核心工人可以享受到更为优越的工作环境与福利条件，工人群体内部在医疗健康保险、退休保险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均等[7](p55)，这就使边缘工人进行抗争时难以争取到核心工人的支持，工会内部逐渐出现“层级化”[8]特征。总之，在这一时期，相对协调的劳资关系被彻底打破，资本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力量方面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持续打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工会的分化与无力，呈现出明显的力量失衡的对立局面。
（三）“第三条道路”时期阶级观念的淡化
新自由主义下的自由放任政策虽然为各国经济注入了一定活力，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滞涨”的病根。20世纪90年代后，面对着仍然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巨额国债，以及全球化浪潮带来的新挑战，各国逐渐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将难以应对日渐复杂的国际问题。在这种局面下，主要欧美国家先后提出介于两种理论导向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试图弱化阶级观念，重新定位国家和企业家职能，寻求政府责任和市场自由之间的平衡。在就业政策方面，由于科技革命的积累使得社会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转变。为了顺应科技革命的发展，各国开始空前重视人才教育，推动工人掌握现代职业技术。这些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福利待遇的工人转变成了社会的中产阶级，并且队伍数量不断扩大，这就使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模糊的劳资界限变得更加难以区分。在资产阶级观念的引导下，这些新兴的中产阶级更加注重物质利益，不希望以暴力方式解决阶级矛盾，渴望合作与对话，这就使社会价值观和利益导向多元化的特点更加明显，阶级意识更加淡薄。在福利制制度方面，西方各国也从之间的“福利国家”变为“社会投资国家”，旨在推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在社会福利方面共同承担责任。20世纪70年代后紧缩的福利政策被打破，社会福利的财源问题得以缓解。但以工作福利替代传统的救济性福利的做法，也形成了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利益共同体，直接削弱了劳工的反抗意识。而在政治权利方面，中产阶级的扩大使得他们成了各方政党都必须争取的力量，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各社会民主党，都在政策上向中产阶级示好，以拉选票，各社会民主党开始针对新的社会结构设定民主政策，鼓励公民以个人或者社会组织的形式参与国家管理。虽然这种社会型民主政策使得底层工人有更多机会参与政治生活，但从长远看，工会的力量却更加削弱了。普通劳工的阶级意识逐渐非激进化，以英国为例，工人掀起的罢工次数和罢工参与人数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断崖式下降[9](p243)。此外，工人阶级之间也出现越来越大的分野，从侧面推动了资本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10](p103)。总而言之，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分化和思想演变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工人逐渐失去了对抗意识和阶级观念，劳资关系也由此进入了相对缓和的时期。
二、金融危机后对抗性劳资关系的根源：去工业化和两极分化
东安三村是一个离我家不远、只隔着一条马路的窄窄的街道，住户不满二十家，老人喜欢谈天，大人必须做家务。到了冬天，事情就多起来了，有些人操起针线缝制好几条棉被，送给隔壁的邻居，或是交给赶集的民工。每天串门至少两次以上，尤其过年，楼道口挤满了川流不息的人，仿佛成了互通交流的港口，附近还有家很小的水果店。但在我是绝对的翻斗乐，不但可以摆脱“之乎者也”，还可以逃避日日夜夜的习课。
从资本的逐利本性来看，去工业化可以看作是西方国家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相较于传统制造业，金融等虚拟经济行业可以凭借垄断地位和资本运作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超额利润，这就导致了更多资金被投入了虚拟经济领域。20世纪70年代后，金融资本逐渐代替产业资本在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中居支配地位，实体经济逐渐衰退，产业高度服务化趋势不断加强。1980年至2010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1.1%降低到11.7%，制造业就业吸纳能力大幅度下降，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从21.6%降低到8.9%[11]。而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到金融危机爆发时期，西方各主要国家的第三产业均高达70%—80%左右，制造业萎缩，产业空心化问题严重。对政府来讲，去工业化引发了西方国家长期的经济停滞和沉重的债务负担，一方面，制造业的衰退弱化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海外产业转移成了资本家普遍的避税措施，政府收入失去了大量财政来源。对工人来讲，去工业化则使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引发了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
在雇佣劳动制度内，技术进步所带来核心竞争力是资本家获取并保持超额利润的唯一来源。因此，顺应科技潮流，利用网络生产力创造的新兴经济模式所带来的高附加值解决贫富分化问题是当代西方国家的必然选择。但是，智能化生产造成的资本有机构成将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生成悖论，愈发严重的就业问题反而进一步推动了劳资间的两极分化。互联网资本主义模式被西方国家当作摆脱经济停滞，重新抢占科技制高点的重要战略举措，但却根本无法改变西方国家长期去工业化的危局，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进一步加剧的前景下，劳资间的持续对抗将是必然的趋势。
其次，学校应当做好相关的宣传教育，纠正部分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对其专业学习的偏见：即认为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以后回基层工作没有成就，其学业比普通大临床学科技术水准要求更低，从而认为学业是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的，学业上存在得过且过的现象。
此外，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也是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重要原因。去工业化和产业结构空心化的困境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了普遍的财务危机，生产力下降，经济停滞常态化使得各国政府在福利开支方面捉襟见肘。为了顺利度过危机，西方各国政府再次缩减了用于医疗、保险方面的政府支出，更加依赖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利益捆绑，福利制度私有化的趋势更为明显。但是，在私有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下，贫富差距并不会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缓解。一方面，在西方国家私人化的福利体系中，福利开支的救济重点并不在贫困和弱势群体，很多优惠项目被设计成举债之人的扣税项目，这就推动了更大部分的福利开支流向了中高收入群体；另一方面，企业与员工的利益捆绑并不意味着利益共享，反而由此加深了企业对员工的利益控制，导致员工可以为了微薄的社会福利更高强度、更长工时地固定在就业岗位上，从而为资本家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此外，在就业问题一直难以解决的西方国家，当社会福利越来越多地跟企业绩效挂钩时，失业者和零工经济者的处境就会变得越发不利，贫困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三、再工业化：西方国家摆脱危机的尝试
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开始了对几十年来去工业化问题的反思，并在2009年于匹兹堡召开的二十国峰会上对再工业化战略达成共识。在美国，再工业化政策被上升为国家战略，《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先进制造业战略》等一系列相关法案持续跟进。2018年，美国不惜与中国展开贸易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也是实现国内产业的再工业化。具体来说，西方国家推动再工业化的举措主要有产业回流和推动高新产业振兴两种方式。
（一）逆全球化浪潮
创新科技被应用于生产领域之前是不会创造价值的，因此，科研成果的转化需要强大的制造业的支持。而在西方国家制造业萎缩和产业回流成效甚微的局面下，即使西方国家一直拥有强大的科技优势，产业空心化的困境也会使智能技术和机械生产在国内少有用武之地。所以，通过科技引领在国内培育新型实体经济的发展也成了西方国家的必然抉择。但是，一方面，西方国家不断高筑的债台将会使其在对高新产业投资的力度和可持续性方面受限，实体经济的恢复将会是一个长期和缓慢的过程；另一方面，互联网资本主义在塑造智能化生产的新型产业链的同时，也给就业问题带来了隐患。从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看，尽管近两年西方国家的失业率有所回落，但高新制造业所做出的贡献十分有限，科研与技术人员，以及工业部门的就业比例并没有得到大幅度上涨，服务业仍然是西方国家缓解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而从长期看，失去了制造业基础的服务业仍然无法保证就业的稳定性，互联网资本主义难以挽救甚至会加剧西方国家劳工的就业问题。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逆的，从实际效果来看，产业回流政策的收效缓慢。虽然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得以控制，但经济增速低迷，通货紧缩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依然无法得以解决。更重要的是，制造业在国民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仅得到了有限的回升。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金融危机后制造业在美国的占比一直在12%左右徘徊，欧盟的平均数据也在15%左右，与危机最严重的两年相比只有极小幅的上涨，第三产业的支配优势依然明显。各国制造业带动就业的能力也大幅下降，2000年前，美国制造业就业绝对人数一直在3000万以上，后金融危机时代下降了近千万人，大量劳动力被从制造业部门排斥出来。去工业化的症结在于资本自身，以逆全球化为手段推行再工业化难以从根本上引导产业流动并阻止资本向金融领域转移，从而无法真正遏制西方国家去工业化的趋势。这就意味着西方国家经济停滞、两极分化等严重的局面仍然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常态，尖锐的劳资对抗依然无法避免。
但是，逆全球化难以成为西方国家进行再工业化的有效手段。一方面，逆全球化下的产业回流与资本家的逐利本性是相悖的。在现行的资本主导的国际产业分工下，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在节省管理成本的同时也可以获取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同时利用区位优势靠近市场，节省运输和营销费用，这是西方政府为促使产业回流所给予的政策优惠难以比拟的。从当今西方国家产业空心化的现实情况来看，产业外流中的绝大部分属于中低端制造业，而在这一领域，产业外包所带来的成本优势更为明显[15](p103)。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国际环境下，资本有着极强的灵活性，可以随时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改变投资和交易环境，逆全球化的政策导向必然会对个别资本家的利益造成损害。因此，私人利益最大化与政府干预之间的矛盾将会使产业回流的进程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在几十年来国际贸易形成的分工体系和制度范式下，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并非过去完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发展中国家所具备的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优势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已经使发达国家形成了反向依赖。在各国产业结构高度依存的局面下，强行破坏这种关联性也会使发达国家自身受到重创。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技术升级和管理革命，已经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方面对发达国家企业造成了不小压力，在信息大爆炸的当今时代，科技创新的周期将会进一步缩短。面对着新兴经济体所带来的强大的外部竞争，故步自封将使以往发达国家的利润链进一步丧失优势。即使逆全球化会在短期带来国民经济的回升，但一旦发达国家市场饱和、增长乏力，跨国公司和跨国垄断资本面对其他国家高速的科技发展和成果转化速度，就会基于自身利益重新要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更大规模的市场，成为发达国家内部反逆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二）互联网资本主义与失业
西方国家另一个摆脱去工业化困境的尝试是生产智能化，利用高新科技重新塑造产业链，促使经济发展产生新一轮高涨。例如德国就在《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中提出“工业4.0”的规划，它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以物联网为核心，提升生产智能化水平，利用高度发达的平台信息处理能力推动产品全生命周期，建立一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美国政府也在再工业化的战略和法规下开始将高新产业作为引领产业，不断追加投资和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完善服务器硬件设施和网络平台建设，同时减轻研发税收，支持产学研的进一步结合，推进中小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新一轮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代表了以互联网资本主义为主的剥削模式的进一步成熟。但是，从近年来各国劳工统计局、经济分析局等发布的数据来看，新兴的制造业模式对GDP的带动能力并不明显，互联网资本主义难以迅速成为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逆全球化实质上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关于逆全球化的呼声一直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相生相伴，早在20世纪末，就有WTO会议被反全球化组织大规模示威抗议。但是在以往，由于国家间的利益分配不均和就业岗位挤压，逆全球化的诉求主要源自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中的低技能劳动群体，而金融危机后，面对着去工业化积弊所带来的劳资紧张和社会问题，逆全球化却成了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进行再工业化的重要手段。发达国家进行逆全球化的主要举措有三种：一种是脱离国际组织，切断与世界各国的贸易联系。诸如英国脱欧，就是拒绝再将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管理权交给欧盟，美国政府也宣布脱离TPP，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排他性、封闭性、碎片化发展态势[14](p23)。第二种是限制资金和人员的进口。限制移民一直是西方各国反全球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惩罚性关税等贸易歧视政策更是给海外投资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如欧盟于2016年出台的《对华新战略要素》就是针对与华贸易设置壁垒。而特朗普政府也运用了这一方法，通过对国内制造业的大规模减税以及贸易战中对关税的大幅上调降低本国制造业成本，减少贸易逆差，从而帮助制造业回归。第三种则是通过产业政策促进制造业回流。其中主要政策之一是税收优惠。譬如通过削减原材料的进口关税，给予回流企业税收抵扣和一定年份的工资税减免，以及出台相关的土地优惠政策等等。另外一种则是利用政府采购推行本土化产品。如奥巴马政府就曾强调购买美国本土产品，并在条款上给予产品权重优势，对于回流的中小企业，政府也会积极提供支持，给予适当的价格优惠。
当a>0时，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①当x=2时，y≥1，即4a-2+2≥1，解得②抛物线与线段MN有交点，易求与二次函数y=ax2-x+2联立，消去y，可得3ax2-2x+1=0，由b2-4ac>0，解得所以a的取值范围是．
互联网资本主义对就业问题加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首先源自生产和管理智能化的趋势。由于绝对剩余价值剥削的界限，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方式逐渐成了资本主义体系内攫取剩余价值的主要方式，资本家不断采用科技含量更高的机器代替工人，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大量活劳动被排斥在生产过程之外。在制造业领域，信息技术和运输能力的存在又使得西方国家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海外外包，产业空心化进一步加剧，劳动力需求本已萎缩的制造业又在数量和规模上进一步缩减。“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机器转化为过剩的人口……这些人一部分在旧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反对机器生产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毁灭，另一部分则涌向所有比较容易进去的工业部门，充斥劳动市场”[16](p495-496)，但是，在金融、服务业等领域，互联网工具和自动化机器也在管理成本、运营效率等方面体现出了优势，劳动者的就业就会和就业稳定性不断下降，不论是蓝领工人还是以往的白领工人都面临着不断被排挤的命运。其次在于高新产业吸纳劳动力的局限性。在工业4.0的战略规划下，高新产业被作为未来发展的核心产业，理应也在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方面发挥作用，制造更多创业创新性岗位。但一方面，在互联网资本主义模式下，由于对个性化生产、服务效率等方面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创业型企业的信息处理能力很难做到独立生产，很多只能被迫依附于大型互联网平台，重新面对新一轮被机器替代的挑战。另一方面，在资本家的逐利本性下，更多的雇佣劳动被投入到重复生产领域而非创新生产领域[17](p102)。因此，在大多数高新产业的研发过程中，只有少数精英工人被创新型劳动吸纳。大多数劳动者仍然要面对着在生产领域进行就业竞争的困境。而为了培养重复劳动工人，资本还逐渐入侵到教育领域，在教育和培训中通过课程设置、价值引导更多地将工人引向重复技能，从而进一步强化对劳动力的控制。最后，这还源于零工经济的不成熟。互联网平台技术为零工经济规模和种类的扩大创造了条件，互联网强大的线上信息互通和电子支付功能使得供需双方可以快速对接完成交易过程，这就使这些非全日制工作者的工作灵活性不断提升，不用拘泥于长期的固定工作地点和固定工时。因此，零工经济的选人用人门槛比传统工作低很多，潜在劳动力群体数量庞大。所以，在智能化趋势愈发深化的前提下，零工经济将是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但是，“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值过程，就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是用工人。”[18](p487)一方面，由于零工经济的低门槛，其相关行业存在着一支比传统制造业规模更大的产业后备军，因此也将面对相当激烈的同行竞争。在工作保障制度无法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劳动者的工资被竞争压低，失业的风险更加难以抑制。另一方面，由于大规模的专职零工行业仍属新生的经济形态，且零工劳动者具有非正式工人的性质，因此其相关配套保障措施的确立进展缓慢。零工经济下多是临时和兼职工作人员，是否具备进入工会的资格在各界讨论不一。而由于工作的不稳定性，很多零工者也不愿耗费时间寻求工会或者监事保护。因此，在零工经济的雇佣模式内，反资方控制的力量要弱小得多，资本家可以在利益划分和岗位要求方面更多地体现资本的意志[19](p36)。零工经济在规制和保障方面的不成熟为劳动者在选择就业时增添了诸多顾虑，也使其工作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增强，严重影响了零工经济吸纳劳动力的能力。
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致力于采取各种措施缓和阶级冲突，营造相对平稳的宏观经济环境，但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调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2007年底，美国爆发了自1929年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并迅速波及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严重的去工业化问题，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市场萎缩、高失业率等，西方国家的劳资关系又迅速呈现出了紧张的局面。而从发展趋势的角度看，西方国家脱实向虚、福利政策私有化、积累全球化、对工会的持续打压等举措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积重难返，工人和资本家间的持续对抗性关系也将会是西方国家劳资关系的长期趋势。
两极分化首先源自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一方面，金融业等虚拟资本的流动有自身独特的运动规律。即使虚拟资本不参与直接生产过程，其利润也来自实体经济的价值分割，但其价格却并非由实体经济的价值所决定，而是由预期收入和平均利润率决定的，这样就有可能出现虚拟资本的价格与实体经济大幅度背离的情况。因此，资本家完全可以利用虚拟经济的灵活性在市场中进行频繁的流通转让，赚取交易差额，从而在短时间内积累高额利润。此外，由于对信贷体系和资产价格泡沫的依赖，与实体经济相比，金融资本的扩张性和侵略性更强，速度也更快，这就促使金融资本不断将更多经济体特别是零散的微观主体纳入信贷体系中来。而在市场信息不对称和资金周转能力的限制下，中小企业和家庭金融投资只能成为大金融资本积累的工具。从长期来说，信贷和资产价格泡沫不过是金融资本人为创造的虚拟财富，透支的未来收入也会使微观主体的实际财富愈发困乏[12](p15)。另一方面，去工业化带来了明显的产业结构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产阶级的崛起有效缓解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分化问题。而随着制造业愈发萎缩，大量的劳动力被迫进入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领域，其中也包括曾经的大批中产阶级群体。而从整体看，服务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制造业。再加上服务业中存在着的大量零工工人，平均工资水平就更低了。以美国为例，2007年美国家庭净财富最高的前1%家庭所占比重已达34.6%，家庭净金融资产的比重更是高达42.7%，远远高于普通工薪阶层[13]。而根据世界不平等研究机构于2018年发布的《世界不平等报告》，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几个国家之一。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再次出现了明显的利益对立，少数人掌握着国家经济运行中的大多数财富，贫富分化问题愈发突出。
四、工人阶级意识的复苏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会的力量一直处于不断衰减的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生产的不断跨国化、碎片化以及经济的金融化，另一方面则是源于资方对工人的持续分化。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的工会运动又出现了上涨的态势，美国、西欧多国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在后危机时代的持续斗争中，工会的核心作用重新被凸显，而在西方政府对工会的持续打压下，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在移民、妇女、种族等多项争议性政策出台引起世界性反响后，工人阶级的激进意识被重新激发出来，多国爆发了抗议示威游行，左翼学者频频发声，反抗运动有逐渐常态化的态势。在这种局面下，工会也开始逐步调整斗争策略，积极发挥集体谈判作用应对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同时更多地与学术界和社会组织开展合作，在专业化知识方面弥补缺陷，充分争取合作力量，在核心经济利益和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力方面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这一切都表明，几十年来逐渐淡薄的阶级意识在金融危机后得到复苏，除了经济衰退对工人阶级的波及以外，还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复兴，另一个则在于中国的示范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复兴
金融危机爆发伊始，西方国家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呼声，不仅是传统的左翼学者，各国政要、经济界精英以致大量民众都开始回到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思考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从近十年内西方学术界的发展看，当时的讨论热潮并未成为昙花一现，而只是马克思主义愈演愈热的开端。如大卫·麦克莱伦(David.Mclellan)所说“马克思的学说对当今世界的重要性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的剖析。目前西方发生的经济危机，更证明了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解析，尤其是关于信用及虚拟资本产生的阐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切合实际。”[20](p9)从学术机构和学术交流来看，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相关的研究中心、学术杂志、论坛年会等多达数百家，其中不乏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德国马克思协会、日本唯物论研究会，美国《每月评论》、英国《新左派评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批评》，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纽约全球左翼论坛等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机构[21](p3)。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主题的区域性、国际性学术会议和各工人政党召开的联合会议也开始备受关注。从研究流派来看，也出现了研究队伍林立的局面。北美、南美、西欧各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等均形成了多个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阵地。除了传统领域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外，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权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等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跨学科问题研究的新兴流派均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而对于工人阶级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非常注重将劳资关系作为一个突出的视角，如何使工人阶级得到合法合理的利益分配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中的重要议题。金融危机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针对危机的成因以及经济停滞的困境做了深入的剖析，并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批判。他们高度评价了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现实意义，并将阶级理论与社会结构划分、社会歧视现象、区域不平等和贫困等问题相结合探究当代的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复兴以及所造成的影响力在启发工人阶级重新获取阶级意识的同时也使其得到了相关的指导理论，为工人阶级斗争的有组织性和战斗力注入了强大力量。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地区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如何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平台，已经成为众多城市面临的重要战略问题。城市营销理论的研究始于美国，国内学者曾经从各自研究角度出发对城市营销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为使城市营销能够高效和持久，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营销中文化要素的重要性，注重挖掘城市的文化内涵，让城市营销的对象（当地居民、国内外旅游者、投资者等）在获得城市商品和城市服务的同时，亦能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从而树立起城市良好的正面形象，这种融入文化因素的营销就是所谓的“城市文化营销”。
阳翰笙听后并不气恼，仍执意请茅盾作序。于是茅盾就在序中不客气地写道：“《地泉》在描写人物时用了脸谱主义手法，在结构和故事情节上出现了公式化现象；在语气上用标语口号式的言词来表达感情。因此，从整个作品来讲，《地泉》是很不成功的，甚至是失败的。”
（二）中国的示范作用
在全球化带来的深度融合下，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也受到不小的冲击，但同时也做出了最积极迅速地有力措施。在主要经济体经济几乎普遍衰退的局面下，即使在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中国GDP还保持了9.6%的高增长，并在短暂的阵痛后开始通过稳定的市场环境拉动世界经济复苏，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是分不开的。此后，中国又通过供给侧改革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新旧动能转换，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建设等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开放体系，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国际区域合作的有力推行者。而在民生方面，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有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城镇新增就业年均1300万人以上，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与此同时，中国的制造业依然保持着产业优势，在实体经济开发和招商引资，以及推动更有效的金融监管方面稳步前进[22]，网络科技成果的转化以及平台经济的建设也走在了世界前列。这与西方国家普遍的经济停滞、去工业化、两极分化、高失业率的现状和紧张敏感的劳资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中国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旨在通过国家间互惠合作关系的构建谋求各国的共同发展，寻求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并非为了少数资本家谋利推行违背历史潮流的“逆全球化”策略。在中国的示范作用下，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探究中国模式，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和民众开始关注中国的发展理念和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开始在西方工人阶级中产生更大的影响。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也更鲜明地映衬了发达国家去工业化道路的错误和资本主义体系固有的内在矛盾。
五、结语
金融危机后新一轮劳资关系调整的不同之处在于，与其说这是资产阶级在经济和社会压力下做出的内部修复，不如说是工人阶级愈发掌握斗争主动权的过程。一方面，西方国家阶段性的经济危机和政策调整说明，由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所引发的经济问题是无法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体系内得到解决的。工人阶级逐步意识到，私有制下资本积累的利益导向难以通过再工业化的政策调控强行转变，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依然是工人阶级获取解放的唯一途径。另一方面，从西方国家经济指导理论的不断变换来看，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难以解决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固有问题。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资本控制劳动是天经地义的社会关系，劳动者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主体地位从来没有得到认可和合理分析[23](p51)。金融危机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实践中重新得以彰显，中国模式也给予了更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的被剥削阶级以新的路径选择。从整体来看，当前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形势孕育着取得阶级斗争胜利的无限可能，随着科学理论为更广大群众所掌握，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则将不断发展壮大，而除非放弃雇佣劳动制度和私有制，否则西方国家将无法真正找到合理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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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5.020
［中图分类号］ F246（1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9）05-0134-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1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状况研究”（17YJA710024）。
作者简介： 刘皓琰（1992—），男，山东济南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梅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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