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蔚林生平考
张 艳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 崔蔚林为清初夏峰学派中坚，弱冠进士及第，未及而立即为康熙帝讲授理学，旋师从孙奇逢，广交理学名家。后以坚守夏峰兼收并蓄、回归孔孟之旨，屡向康熙帝阐释其学，违逆庙堂理学宗朱之势，有忤帝心，虽遭廷斥，仍矢志不渝，终至罢归。崔氏对夏峰学派的传承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与康熙帝的论争尤能体现当时理学发展动态。
关键词： 崔蔚林；清代；理学；夏峰学派
清初，理学展现出新一轮勃兴。以孙奇逢为首的夏峰学派学者辈出，崔蔚林正是其中佼佼者。崔氏毕生秉持乃师兼收并蓄、回归孔孟之旨，屡经顿挫，矢志不渝。一方面，崔蔚林以夏峰一分子，与孙奇逢、杜越、张沐等的交往，对学派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他与康熙帝的讨论，尤能体现当时庙堂理学的风向所趋。因此，了解崔氏问学仕宦行迹，可以为把握清初夏峰学派的面貌以及当时理学发展的动态，提供助力。故而笔者不揣浅陋，考索其生平行状，以期有裨同仁。
崔蔚林，字夏章，号定斋，先世小兴州（在今河北滦平县城北）人，明永乐间徙保定新安（今河北雄安新区安新县），后父九围携家迁直隶大名府长垣县（今河南长垣县）。生于明崇祯九年（1636），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六年（1667）拜孙奇逢为师。笃志力学，孙奇逢之孙孙洤论列乃祖诸弟子时曰：“先徵君及门高弟，……以学行著者耿逸庵介、王申之余佑、崔定斋蔚林若而人。”[1]卷24为官清正，康熙朝重臣、亦是崔蔚林同年好友的陈廷敬赞之曰：“公历仕两朝，出入馆阁垂三十年，远权势，杜请托，严气正性，直方不阿。与魏环溪、汤潜庵为心契至交。时论有‘魏之介，汤之清，崔之正’，并称‘理学名臣’云。”[2]卷11崔蔚林学宗阳明，以体认为先，以为学为要，“语人曰：学有三关，曰义利，曰毁誉，曰死生。晚年又语人曰：其实只义利二字尽之矣。读书不务记诵，惟究精义所在，静中探索以求自得”[3]卷44。
崔蔚林祖上世代力农。祖父环始读书，为诸生。父九围① 据孙奇逢《日谱》，崔九围早年当与孙奇逢有过往还，但具体已不可考。 ，字式甫，又字承一（一作成一），苦志续学，侍母极孝。顺治初年，新安大饥。九围携妻子，推车奉母，投奔时任濬县教谕的从祖崔维雅，遂为塾师。顺治七年（1650），土寇来犯，以刀威胁九围母。九围“突前救护，以头触壁，身受三刃，发截指落，濒死复苏。母赖以全”[2]卷11。其妻刘氏死于难。次年，九围中乡试，授东明教谕。康熙三年（1664），升任陕西白水知县。康熙六年，以年老乞休，入籍长垣。乡居后，“以耆儒硕德归教于乡，启迪后学，谆复不倦。及卒，门人私谥曰孝烈，建祠以崇祀焉”[3]卷44。乾隆二年（1737），以孝子旌表。九围有子三人，崔蔚林居次。
崔蔚林幼承庭训，聪敏异常。七岁时听父九围与客人讲谈经义，客有忘者，崔蔚林即口诵之，一座皆惊。九岁丧母杜氏。及长，勤学苦读，以才知名乡里。年十九补博士弟子。顺治丁酉（顺治十四年，1657）、戊戌（顺治十五年，1658）连捷，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顺治十六年（1659）授翰林院检讨。春，分校礼闱，选才“崇实学，黜浮靡，其多得皆敦笃士”[2]卷11。及门之士中，以徐元文、陶作楫、洪之杰最为知名。康熙元年（1662）迁弘文院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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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三年升侍读学士。崔蔚林时年未而立，超擢之速罕有，其见重于康熙帝可知。正当青云直上时，他却乞假归长垣省亲。个中缘由，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崔氏逝后，胡具庆作《崔定斋先生传》解释道：“遽受主知，迁擢甚速，人以为旦暮且大用。先生曰：‘吾年始壮，同年中莫吾先者，吾何以堪之？骤进非吾志也。姑归，务吾学耳。’遂以省亲乞假。”[3]卷44也即崔蔚林认为自己升迁太快，易遭人嫉，故而以省亲为名暂避，专意务学。第二种：孙奇逢在其《日谱》中记道：“闻崔成一自白水解组归，适令子玉阶太史请假来省长垣。”[4]卷28又寄诗崔九围：“归讯频闻欲解官，巾车山路独冲寒。门迎金马承恩渥，舄脱花封赋别难。毎忆旧游寻野侣，旋营小筑护庭阑。渊明岂为思松菊，五柳从来三径宽。”[4]卷28同时寄诗崔蔚林：“轩车晓日发长安，诏许宁亲
数宽。客路共传金马贵，他乡偏重彩衣欢。图书河洛人相待，云树山川岁欲阑。我筑一茅邻邵许，迟君春色共
桓。”[4]卷28可知，是崔九围倦怠仕途，忧其子身居宦海，前路难测，因此乘从白水知县任上乞老致仕、归长垣居之机，特命蔚林请假省亲，以避锋芒；此外，九围又事先与孙奇逢谈妥，崔蔚林南归后，即赴夏峰问学。综合两种记载，虽然省亲之念一说出于崔蔚林本人，一说出于崔父九围，但目的都为崔蔚林拔擢太快，因此主动暂离枢机，以免遭人怨怼。则无论念头起于谁，父子两人达成了一致意见是无疑的。无论如何，结合10年后（康熙十四年，1675）崔蔚林方升少詹事，宠遇正深之时，闻父病立即请假归省来看，崔氏淡泊名利是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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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四年（1675），崔父九围身感微恙，崔蔚林闻讯立即请假归。当时太子胤礽方立，东宫急置宫僚。依惯例，崔蔚林当得詹事。有人劝之少待时日，升转后再上报。崔蔚林曰：“吾之归，以亲疾也。若以官故少留，是官重于亲也。”[3]卷44求去更加急迫。对于崔蔚林坚持乞假归的真实原因，同任职翰林院的郭棻③ 与崔父九围为乡试同年。 在送别崔氏时赋诗曰：“青宫少尹出春明，十丈红尘此日清。不信文园真病渴，争如令伯省陈情。”[8]卷12直言崔蔚林急切归乡，是有所为之举，并非真的只为父疾。崔氏门人徐元文，解释崔蔚林再次乞归的原因则更为透彻，“当先生再引疾时，违亲甫三载。封公非有大困也。顾舍旦暮当迁之官，归而省觐，亟亟如此。近世馆阁倾轧成风，其甚者，才一登籍，便阴排前人，搀越同辈”[9]卷27。显然，崔蔚林遭同馆中人排挤，为避嫌忌，他才以省父疾为由求去。崔蔚林一路急行，等到抵达长垣时，其父已病愈。但是由于奔波劳苦，他自己却突遭大病，迁延日久不见好转，只得居乡修养。期间，萃集心力研读理学，曰：“病不可骤遗，惟从事寡过之学，则却病良方也。”[3]卷44于是闭户不出，或者与师友书信讲论理学，或者与父亲互质所疑。如是近五年，方始病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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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长垣后，崔蔚林在侍父之暇，研读理学，于《易》所下功夫最深，将所得拟成书稿一部。他敢于质疑前贤，认为周敦颐“《太极图》‘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此际，犹少渐生渐长之义。因自为一图，觉有心得”[3]卷44。后读到明隆庆时《易》学大家来知德（号瞿塘）所著《易经集注》，觉得与己意深相契合，遂焚掉书稿。
六月，崔蔚林忽然中风。胡具庆《崔定斋先生传》中的记载，细节最丰：崔蔚林因过劳而旧疾复发，仍勉尽职守。一天入朝侍直毕，崔蔚林拜访友人，读到陈几亭① 陈龙正，初名龙致，字惕龙，嘉善人，明末理学家。 《学言》，读之良久，不能释手，于是携归。到家后，又与杨尔淑、孙洤（两人此时都住在崔家）反复披阅，直到正午也没有早餐，忽然中风瘫痪，三天后才说得出话。此后久不愈，一直缠绵病榻至次年。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先是，孙奇逢为纪念甲申年北京陷落时死节的大臣、士绅等，辑有《大难录》一册。二月左右，直隶新安人李爕五私刻此书被逮。有司又命逮捕纂者。八十老翁孙奇逢不得不一方面具呈辉县知县剖白，一方面自行北上，赴部辩诬。多赖崔蔚林无惧牵连，竭力救助。孙奇逢行至邢台大宁铺，祸事已平，遂旋车归夏峰。前后不出一月。
康熙六年十一月，与孙奇逢书信论学近三年后，崔蔚林亲身至夏峰，拜入孙氏之门。在当时官方理学宗程朱的大势之下，重王学的崔蔚林深感两者的不调和时时横逆于心，困惑日滋。孙奇逢开释曰：“子既有嗜于阳明，要得阳明与程朱相剂为用之意，而非有抵牾也。得其相剂之意，则《宗传》中诸儒无一而不供吾之用。五味调而成羹，八音谐而成乐，四时备而成岁，智廉勇艺，文之以礼乐而始为成人。故川流敦化，识大识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能汇其源，则所触之一节皆全体也。存此一说，便欲废彼一说。有春而可废秋冬乎？有甘而可废辛辣乎？此必不得之数也。孔孟之用，用在万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言用耳。拘曲之士不能用于一身，不能行于家庭，犹居然自命千古耶？杨晋庵之言曰：身有显晦，道无穷达。穷则独善其身，有多少力量在？路无旁蹊，理惟一贯，第为之而已矣。”[6]卷下教导崔氏：程朱陆王，相辅相成，最终都着落在孔孟之用上。崔蔚林闻言大悟，自此亦遵夏峰学术兼容并包、回归孔孟之旨终身。这是崔氏学术取向的一大变。此次师徒问答，持续十余日。崔蔚林心会殊多，极感畅快，致书友人杨尔淑① 杨尔淑，崔蔚林总角之交。家贫，二十余年依崔氏居。后任刑部给事中。 曰：“迩谒孙夫子于夏峰，登君子之堂，聆仁人之训，甚快事也。且历啸台，游邵窝，观梅弄竹，雅有春风舞雩之致。不知天壤间，更有何乐可以易此。”[6]卷下可知崔氏得师之乐。
除与乃师孙奇逢论道之外，康熙六年前后，崔蔚林与方免内黄令而家居的上蔡张沐② 张沐，字仲诚，与孙奇逢谊在师友之间，是中州夏峰学派代表学者之一，其思想亦偏于阳明。两人大概于夏峰初识，一见如故。 结识。此后，两人书信频传，往复辩难，极为投合。崔蔚林致张沐书第一通，即坦承性格弱点道：“当时晤谈时，实未尝用一日静功夫。甚矣，弟之好辩而甚妄也。不识危微，即不识本体，何由识功夫？呜呼妙哉，危微精一，真至善之本体。”[7]卷1张沐复信曰：“前闻危微精一之说，而未遽信。沐固知年台一时之心，有未静专耳。时唯语年台曰，须从容自得之。今接手翰，自洞然也。”[7]卷1两人学术取向一致，自此成为一生知交。
乡居5年后，崔蔚林又以继母刘氏去世，丁忧三年。康熙十一年（1672）服阕，补翰林院侍讲学士。康熙十二年（1673）七月，以重修《太宗文皇帝实录》，任纂修官。十二月，充日讲官。康熙十三年（1674）转翰林院侍读学士。
崔蔚林返长垣，途经故乡新安，特意拜访父亲九围的故交，亦是孙奇逢好友的理学名家杜越① 杜越，字君异，号紫峰，定兴人，明时诸生。幼年即英敏果决，孝友尚义。天启间，不畏阉党，与孙奇逢等倡议捐金纳赎入狱的东林党人魏大中、左光斗、周顺昌等。又设法保护魏大中亲友，义声动海内。入清，隐居不仕。虽受强徵，亦坚不赴试。晚年迁居新安，以讲学为业。于书无所不窥，擅诗文，工书法，有《紫峰集》传世。 。崔、杜两人相与盘桓数日，各抒胸臆，讲论理学。崔蔚林发愿，回长垣后以孙奇逢为楷模，“将谋心理同处”[5]卷5；又倾吐疑虑：“昔人世即用我，我奚以为用？”[5]卷5杜越肯定崔氏理学“勇猛深细”的同时，劝慰曰：“中州古今学脉荟萃，更有太史鼓吹轰轰，何疑耶？”[5]卷5崔蔚林倍受鼓舞，兴尽而别。
康熙二十一年（1682）二月，以平定三藩之乱，康熙帝派多路人马祭告五岳、五镇、四海、四渎、孔子阙里、长白山、历代帝王陵寝等处。其中，崔蔚林奉使祭告长白、毉巫闾二山。崔氏邀约当年进京会试的好友孙洤① 两人行至蓟州时，孙洤接到中进士的捷报。 同行，经通县（潞河，今北京通州区）、蓟州（今天津蓟州）、永平府（今河北卢龙县）、山海关、望海楼（山海关南五公里老龙头望海楼）、东观驿（在今辽宁兴城东辛庄满族镇关站村）、杏山（在今辽宁兴城）、广宁（今辽宁锦州北镇市广宁乡），到达北镇庙（毉巫闾山神庙，在今辽宁北镇市城西两公里的山岗上）。为了争取时间与东巡的康熙帝会合，一行人并未拜祭，而是立即渡句骊河（今辽河），直趋奉天（今沈阳）。祭拜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和清太宗皇太极的昭陵之后，继续向北，经范河（今铁岭南）、铁岭（今铁岭）、开元（今开原）、滱河（今辽宁西丰境内）、小孤山（在今吉林伊通县境内）、大孤山（在今吉林伊通县境内），在到达吉林城前，遇到巡行至此的康熙帝仪仗，遂同行至吉林城外驻扎。而后，在松花江畔望祭长白。休整一天后，康熙帝前往大乌拉虞（今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满族镇），而崔蔚林一行则折回北镇庙，祭拜毉巫闾。使命遂告完成。此次长途奔波，艰辛异常，“塞外苦寒，山路危险，一日常数颠仆，或竟日不得食。先生（崔蔚林）怡然不以动念，日与静紫于马上阐明义理，辨论经书”[3]卷44。回京复旨后，康熙帝褒奖有加。
十月二十六日，康熙帝在理清思路之后，借与魏象枢论学的机会，反驳崔蔚林道：“天命谓性，性即是理。人性本善，但意是心之所发，有善有恶。若不用存诚工夫，岂能一蹴而至？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学问原无躐等，他说得太易了。……朕看天地间道理甚大，圣贤言语无穷，若止就数语翻驳，徒多纷扰，反于学问无益。……崔蔚林所见与王守仁亦相近。”[1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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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朱熹地位日高一日的情况之下，崔蔚林敢于冒触怒皇帝的风险，批评朱学的不足，其刚正执着，可见一斑。所幸，此时的康熙帝只是有偏于朱子的倾向，还没有达到后来独尊之几等于孔孟的地步。因此，虽然这次召对引起了康熙帝对崔蔚林的不满，却还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而崔蔚林也并未因此次事件引起皇帝不悦，就放弃自己的学术立场。此番君臣辩论，为五年后崔氏的悲剧性结局，埋下了伏笔。
另一方面，康熙帝颇厌恶王学个人主义的倾向，而对程朱很有好感。发展到后来，他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说，“朱子洵称大儒，非泛言道学者可比拟也”[11]卷216，康熙五十一年（1712）更说，“朕自冲龄，笃好读书，诸书无不览诵。每见历代文士著述，即一句一字于理义稍有未安者，辄为后人指摘。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11]卷218，最终在同年降旨：“朱子配享孔庙，本在东庑先贤之列。今应遵旨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以昭表彰。”[11]卷249
清初，一方面，理学中人在反思批判王门后学空疏玄虚的流弊之后，渐渐倒向程朱。这一点在庙堂理学家中，体现尤其明显。崔蔚林的同年熊赐履，早在康熙六年就向康熙帝建议“畿辅则责成学院，各省则责成学道，使之统率士子，讲明正学，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敦崇实行，扶持正教”[11]卷22。陆陇其更进一步要求朝廷像汉武帝独尊儒术一样，独尊程朱，建议以法令形式禁绝王学，甚而激烈地说，“朱子之学即孔子之学。……今之论学者无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者为正学，不宗朱子者即非正学。汉儒不云乎，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之学者，亦当绝其道，勿使并进”[12]卷4，“吾辈今日学问只是遵朱子，朱子之意即圣人之意，非朱子之意即非圣人之意”[13]卷一。一时间朝堂上崇朱排王之势大盛，如李慈铭引沈清玉所云：“当时魁硕如张考夫（履祥）、陆稼书（陇其），方以邹国之息邪拒诐自荷；而孝感熊相国（赐履）、仪封张尚书（伯行），复为顺风之呼，持锋更厉。嚣嚣者，岂容一是魏其之汲黯哉？”[14]卷六
康熙十九年（1680）四月，崔蔚林以侍讲学士加詹事衔。六月，康熙帝嘉奖崔蔚林等讲官“日侍讲筵、夙夜匪懈”[11]卷90，赏赐御书卷轴。同年，崔蔚林奉康熙帝命撰《易经讲义》。由于公务繁忙，每夜四更即起，撰写书稿，五更入朝。事毕后立即归家，闭门谢客，覃思研精，常到夜半不能休息。有朋友劝崔氏，病后不宜太辛劳。蔚林曰：“《易》理精微，非浮心躁气可窥。夜静神清，庶有合古人奥旨，乃可启沃圣心耳。”[3]卷44
康熙十八年（1679），在父亲的催促下，崔蔚林赴都，仍补侍讲学士。某次入直，康熙帝命崔氏进所作文字。十月十六日，崔蔚林遂将缮写的《大学格物诚意辨》进献，面陈格致之义。君臣进行了一番讨论，非常耐人寻味。“上曰：‘朱子解意，字亦不差。’蔚林奏：‘与臣所讲不同。……朱子（将格物）解作天下之事物，未免太泛，于圣学不切。’……上曰：‘尔以朱子所讲非耶？’蔚林奏：‘臣不敢以为非。但臣体认既久，一得之愚，微与朱子不合。’……上曰：‘王守仁之说何如？’蔚林奏：‘王守仁致良知三字亦不差。……若以此解《大学》致知二字，却解不去。’……上曰：‘据尔言，两人之说俱非耶？’蔚林奏：‘原与臣意不合。’”[10]446康熙帝显然不悦，但由于一时不知如何反驳，故而未置可否，只说：“性理深微，俟再细看。”[10]446
两人的根本区别在：崔蔚林倾向王学立场，以“意”为心的主宰；康熙帝则从程朱观念出发，以“意”为心的发用。显然，崔氏所持的观点，个人主义色彩更为浓厚。其为皇帝所不喜，是自然的了。
康熙二十二年（1683），孙奇逢第四子博雅病逝于崔蔚林家中。先是，孙奇逢病故后，崔蔚林与孙氏子孙仍然交好。康熙十五年（1676），孙奇逢第五子韵雅因事被逮，系狱都中。同母兄博雅遂往来夏峰与京城之间，求告夏峰弟子当道者。崔蔚林、汤斌等人都全力救助。后来，博雅更长期寓居于崔蔚林在京城的宅邸。康熙十九年（1680），博雅因劳瘁惊悸过度，染病于崔氏家中。崔蔚林为之延医购药。迁延数年后，博雅于康熙二十二年病故。崔蔚林又独力出资，为之营葬。并不废其弟韵雅之事，不久终于脱之于囹圄。崔蔚林与乃师孙奇逢及其子孙厚谊可见。
非洲猪瘟来势汹汹，疫情形势复杂严峻，受此影响，近来全国生猪市场正常的流通秩序被打破，市场猪肉消费出现下滑。但专家指出，非洲猪瘟并非人畜共患病，且可以通过高温、高酸或高碱性环境来杀灭病毒。因此，面对非洲猪瘟疫情，公众不必过于恐慌而谈“瘟”色变，但必须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合格猪肉，并充分加热后食用。
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月初一，崔蔚林病况没有明显好转，遂请解职调理。照例议准后，康熙帝语带讽刺，对众大臣批评崔氏道：“崔蔚林自来入署之日少，旷官之日多。其胸中或有异才伟抱，但观其品概及所作文章，亦属平常，无大胜人处。”② 本段引文俱出此处。 [10]1133-1135大学士明珠立即附和：“有诸内必形诸外，观所作文章足见其才矣。”康熙帝疑心崔氏患病的真假，遂命学士麻尔图、图纳到崔府查看病势再奏。大概崔蔚林感到形势不妙，干脆于初三日告病乞休。康熙帝问麻、图二人崔氏病况。二人回奏：崔蔚林手足不甚无力，容颜不甚消瘦，似无甚重病。康熙帝大怒说：“崔蔚林乃直隶极恶之人，在地方好生事端③ 崔蔚林乡居长垣时，有“黄册（户籍）”事件。为免百姓之苦，崔蔚林力拒当道，得罪有司。又有船靛两税事件。崔氏代纳款项数百金，为民纾困。参嘉庆版《长垣县志》卷十一《人物记》所引陈廷敬《宫詹崔公传》。 ，干预词讼。近闻以草场地土纵其家人肆行控告。又动辄以道学自居，焉有道学之人而妄行兴讼者乎？又诋先贤所释经传为差伪，自撰讲章，甚属谬戾。彼之引疾乃是托词。此等人不行惩治，则汉官孰知畏惧？”近于破口大骂，而且翻了5年前君臣辩论朱学、王学的旧账。可见康熙帝一直没有忘怀这件事。5年来，他对朱学爱好日深，对崔蔚林恶感日重，只是没有机会显现。另外，由于学术立场的不同，崔蔚林与深受康熙帝青睐的同僚熊赐履等人向来不睦④ 胡具庆认为，翰林院同僚因康熙帝对崔氏一向青眼，“多忌之，因奏先生病非实，遂夺职罢归”（参钱仪吉《碑传集》卷四十四，胡氏《崔定斋先生传》，道光刻本）。但是同僚怎样“忌之”，胡氏却一笔带过。徐元文则对这点讲得比较清楚：因为康熙帝比较器重崔蔚林，因此崔氏屡屡建言：“闻朝廷一善政，喜见颜面。即臣下不能仰承，弊蠧滋长，辄蹙然忧之。慷慨谈论，于是非得失较然也。以是忌者侧目。”（参徐元文《含经堂集》卷二十七墓志一，《通议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加詹事府詹事崔先生墓志铭》）大概崔蔚林擢升很快，本来就已招致同僚嫉妒，加之常批评下臣贪怠，更触众怒。 。康熙帝的话语，以及明珠、麻尔图、图纳等的言行，显示出当时满官与汉官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几重力量围攻之下，崔氏请休病假导致问题总爆发。初五日，明珠上奏：“崔蔚林果系好博虚名，非议先儒，应交吏部严加议处。”崔氏旋即遭罢职归乡。
然而崔蔚林品性端洁，清操自守，在他罢职之后，门生故旧仍然感怀。好友兼同僚陈廷敬不避嫌疑，送别赠诗曰：“读书不求声迹髙，弃如涕唾轻鸿毛。譬之饮酒不尽醉，此中为乐方陶陶。十年闭户阅坟典，千秋怀古相游翱。朅来登车意慷慨，揽辔奋裒干云霄。一髪凛凛引钧石，百川浩浩惊狂涛。世人递戒但指口，坐令志士空疲劳。”[15]卷3可知崔蔚林因言招忌，是显然的了。而公论对他的同情和钦佩，亦彰彰可见。知交魏象枢赠诗宽慰：“归路轻摇一棹春，行年五十作闲身。晨昏问罢髙堂丄，依旧摊书闭户人。”[16]卷7众弟子亦乘他尚未出都之机，提前祝寿，盛赞老师：“先生行年五十，守学益笃，其蘧大夫知非寡过之日乎？四十有九，蚤赋归来，其周元公濂溪归里之年乎？将见先生之德之品山髙水长，寿于千古矣。”[9]卷24
归长垣后三日，崔蔚林即携家至百泉养病。此时孙奇逢已去世。崔蔚林每天或者安坐静思，或者与同学马构斯以及孙奇逢子孙过从，研习理学不辍。可惜不久马构斯病卒。崔蔚林伤悼不已，病势加重，只得归里。稍后，好友魏象枢、汤斌相继亡故的消息又传到。崔蔚林大受打击，自陈：“蔚州没，吾犹望睢州为我作传。讵意我尚视息人世，而良友顾先我逝耶？”[3]卷44病更沉重。几天后卒。时年52。
遂昌金矿矿冶历史悠久、迭经兴废，矿业遗迹众多，文化积淀丰富，见证了从古代、近代到现代的金矿工业发展进程，是珍贵的中国工业文化遗产。公园完整保存了千余年来找矿、采矿、炼矿等矿业生产遗迹，其主要采矿工艺烧爆法遗留下的烧爆坑，国内已知规模最宏大，数量最丰富，完整记载了矿山开采工艺千百多年进化史，对矿冶科技史和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崔蔚林一生行迹，无愧于理学家的身份。他为官清正。有江淮盐商欲增盐价，贿赂当朝，各部要员望风披靡。贿者至崔家，崔蔚林立即斥出。商讨会议上，崔氏又力主不可。其事遂罢。百姓因此不被祸。陈廷敬赞之曰：“不屈不阿，有古大臣翼赞献替之风。”[2]卷11又治学勤勉，“如古大贤，以正心诚意进其君，退而阐明天人性命之旨，务与濂洛关闽相印”[2]卷11。尤其可贵的是不因循前人，且虚怀若谷：“专务自得，不徇世见以为苟同。然其与人学，语有合，虽辈侪钦事之。”[15]卷47康熙朝直臣魏象枢深服其《易》学。夏峰学派中坚、嵩阳书院山长耿介赞其：“心得师传，身任道统，凡在同人所，当视为楷模。”[17]210崔氏在著述方面最为可惜。他勤思苦学，但“有鉴于先儒著述太早，不轻立言。承命作《易经讲义》，未及成书而罢。自著《四书讲义》亦未版行”[3]卷44。因此，其理学思想今多不传。又专务闇修，不事表暴，其生平事迹亦需靠门生好友的记录，才得使今人一窥面目。他树人有方，“唯谆谆相勉以仁义性命、躬行实践之学，绝不以世俗之所重者相期”[2]卷11。弟子中著名者如：徐元文，昆山人，顺治十六年状元，主修《明史》，曾任国子监祭酒，后充经筵讲官，课徒严格，对满洲贵胄亦不稍假辞色，深受康熙帝赞赏。陶作楫，绍兴人，顺治十六年进士，官至江南盐道，工书法，有《太平广记节要》十卷传世。洪之杰，顺治十六年进士官至江苏巡抚。二人俱有政声。
把发展民生林业摆到重要的位置，采取有力的措施，下放城市园林绿地管理事权，转换森林资源管理体制，实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林业部门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使林业工作的造、管、用、护更为有机统一。全市现有育苗单位1944家，年产值可达8490万元；森林生态旅游年接待1600万人次，年收入近3亿元；中藏药种植、林下养殖产业，年产值近2000万元，林业可持续发展有了活力源泉。
崔蔚林毕生践履理学家的理想与原则，不愧是一位真儒。他理应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回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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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耿 介.敬恕堂文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Lifetime Research About Cui Weilin
Zhang Y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Zheng Zhou University,Zhengzhou,Henan 450000,China)
Abstract： Cui Weilin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Neo-Confucianist of Xiafeng school at the first year of Qing Dynasty.He achieved Jinshi qualification around twenty,taught Kangxi emperor Neo-Confucianism around thirty,then he formally acknowledged Sun Qifeng as his master,made friends with lots of famous Neo-Confucianists.He persisted in his teacher,Sun Qifeng’s purport of allinclusive and returned the thoughts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He violated Kangxi emperor’s will and fought against the trend of embracing Zhu Xi’s thought in court,tried to introduce Xiafeng school methord to Kangxi emperor many times.At the end,he was severely scolded by the emperor.Inspite the serious frustration,he always persisted his belief.Finally,he was removed from his official positon.Cui Weili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of the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of Xiafeng school,and his argument with Kangxi emperor especially displayed the trends of Neo-Confucianism at that time.
Key words： Cui Weilin;Qing Dynasty;Neo-Confucianism;Xiafeng school
中图分类号： B249.9；K2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9）06－0127－06
DOI: 10.13747/j.cnki.bdxyxb.2019.06.020
收稿日期： 2019－07－10
基金项目：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清初‘超化十子’与地方秩序的恢复”（2019—ZZJH—187）
作者简介： 张 艳（1978-），女，河南新乡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献学。
（责任编辑 王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