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大学的普世精神及其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精神论文,普世论文,世界一流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03)08-0054-06
在当今世界的各种权威大学排行中，西方世界的牛津、剑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名校总是雄踞榜首，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这些世界一流大学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的代言人和继承者，有着超越时空、超越民族的普遍性，它以其独有的理念和特性深深地诱导和主宰着世界大学的走向。但是，这种普遍性并不代表世界一流大学就是价值中立的文化机构，当其在遍洒普世雨露的同时，难免会糅合着某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而以“绝对正义”者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在向世界一流大学趋同和靠近的过程中，必须保持个性和特色，否则，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过程，很容易在全球化趋同背景下演化成西方化的过程。
一、世界一流大学的普世精神：渊源及其本质
普世精神和普世主义原本是基督教的宗教用语，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普世主义以世界精神、趋同论、全球主义等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在各种学术话语中。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普世精神，也即一流大学所拥有的世界主义精神，即知识是不可分割的，具有同质性；追寻某种超越民族、国界、意识形态的全球伦理；全人类都应该遵守某些基本的价值规范和道德准则等。
世界一流大学的这种世界主义精神是长期历史文化传统积淀下来的结果，在举世公认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巴黎、牛津、剑桥、柏林等历史悠久的大学总是名列前茅，而仿照古老的英式学院建立起来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效仿西方模式的东京大学等近现代大学，也得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作为遗传和环境的产物，这些世界一流大学在不断地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但是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它们总是恪守着古老而又常新的世界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成为他们千百年来追求真理、探索新知、教化人类的不竭动力。“大学是社会学术文化的要枢，而一间真正配称大学的学府，则莫不把自己置身于世界大学的群星中，它的大门也必向四海之内的姊妹大学的学人善意地敞开……而一种世界性的民胞物与的情怀也会生根发芽。”[1]古老的大学经年不衰，其奥秘就在于它们对永恒信念的坚守，而新兴学府如斯坦福、伯克利、麻省等，也没有放弃对世界精神的追求和参与，概而言之，世界一流大学必有民胞物与的人文情怀，必有跨越国界的学术性格，必有醉心理性的无限忠诚。
从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西方文化是其兴盛和发展的肥沃土壤，而西方文化中弥足珍贵的传统正如贺麟先生所说的那样，一方面是希腊的哲学、科学、艺术等，另一方面就是希伯莱的宗教。“西洋文化中的一切特点，在基督教中均应有尽有，故欲了解西洋文化，如果只从外去了解其用，而不进入其堂奥去了解其体，或只片段地灌输西洋的科学、民主、或工业化，而忽略了基督教，恐怕是不可能的。”[2]从这种角度上讲，我们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如果不去寻求其深层次的文化原因，恐怕永远难得其旨。不管是古希腊哲学，还是基督教伦理，它们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世界主义的。在古希腊，哲学家们积极探索普遍的善和知识，并为了把各自关于知识和善的思想传授给人们而奔走于各城邦之间，可以说，正是古希腊哲学家们最早地倡导了学术无国界、普遍伦理的世界主义精神，并最早地为推动教育的国际化和普遍化而努力；和任何宗教一样，基督教哲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普渡众生，往生天国，它本身就是普世主义的。实际上，在大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大学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基督教的影响和控制。德国学者鲍尔生认为，巴黎大学是西方世界第一所伟大的大学，成为当时新神学的哲学活动中心，而德国的大学继承了巴黎的传统。他认为“大学是面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学校，不受国家或地理界线的限制”，在这样的大学里，“教育概念是基督教作用的”，“生活管理是修道院方式的”，“基督教《圣经》不仅是知识的原始来源，也是最后权威”[3]。今天的世界一流大学虽然已经逐渐世俗化了，但是神学院的地位依然无人能够撼动，校园的红砖白瓦依然残留着古老的气息，教堂那悠悠的钟声依然在讲述着久远的故事，这一切昭示着世界一流大学那难以割舍的宗教情节及其恒久的济世渡人之心。这种深层次文化心理，使得那些有着古老历史渊源的世界一流大学从一开始就觉得自己应该以天下为己任，把文化、知识、伦理播向四方。
在长期的历史演进和大浪淘沙般的激烈角逐中，古老的大学聚敛了不同大学的性格，形成了某些举世公认的精神气质和运作模式，这些东西逐渐成为规训大学建设有形或无形的力量。美国学者克拉克·克尔认为，“现在我们明显地正在大学世界走向部分趋同，也许再一次到学习的普遍主义途中——普遍大学的世界”[4]。这个过程是“一个变得有些相似的过程，但这是一个自始至终走向完全相同的过程”[4]。在这种趋同过程中，世界一流大学无疑发挥着无与伦比的引领作用。发展中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仅在规模结构、专业设置、运作模式、资源配置等有形的物质层面上向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积极摹仿，而且在无形的办学理念、指导思想、管理原则等精神层面也积极向西方趋同和靠近，甚至世界一流大学的评估标准也以西方标准为准绳。用克拉克·克尔的话来说，“它们不仅被卷入，而且希望被卷入”。在这种积极诱导和自主迎合的趋同过程中，世界一流大学主宰着大学的发展方向，它们往往把自己的价值理念当成“绝对正义”和“永恒真理”而作普世化的推广，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苏格拉底悖论”：一方面，由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傲慢和偏执并且总是带上某种价值取向，普世化很容易激起民族主义的抵制，给大众留下文化霸权的不良印象；另一方面，在一个学习越来越国际化的社会，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精神气质、运作模式等，依然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对人类文化，特别是大学文化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导向作用并具有普遍意义。
查里斯·泰勒认为：“普遍意义不同于人们的共同看法，因为它们可以以高度分裂的状态存在，当一种‘普遍意义’在某一社会的不同群体中有不同理解时，便发生了分裂，但是，它仍然具有‘普遍意义’，因为有共同的衡量标准，即共同的目标、愿望及庆典活动。”[5]因此，借用R·曼德森的话来说，世界一流大学的普世理念“不是承袭一套固定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也不是静态舆论，而是生动的对话和交锋”。不管是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普遍发展，还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都需要调整自己的目标取向、价值理念和话语体系，通过对话和交锋，寻求世界范围内的和谐。
二、世界一流大学普世理念的几对悖论
世界一流大学的普世主义精神为人们揭示了一个世界大同的美好前景，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陷入了诸多困境和两难。
悖论一：全球的与民族的
尽管世界一流大学有着推行全球伦理、永恒知识的良好愿望，但是这种愿望更多的时候不过是一种美好的乞求和难以实现的乌托邦梦想。事实上，从中世纪开始，古老的大学就面临确认身份的难题，是国际的还是民族的？或者兼具双重身份。克拉克·克尔认为：“铁的事实是，大学首先是国家的机构。”而且，“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人类统治方式中的支配力量。”更甚的是“大学按他们促进普遍知识的承诺的性质而论，本质上是国际性的机构，但是他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一个对它们抱有企图的民族国家的世界”。克拉克·克尔形象地把这种两难比喻成“神秘的学术天堂”与“现实的人间地狱”之间的鲜明对比[4]。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文化机构，大学起着保存、传播、创造知识，同时利用这些知识服务并教化人类的作用，这就要求它们超越时空、民族、意识形态的局限，追求某种永恒的信念。“大学之为大学，就在于其拥有一种学术没有疆界的世界精神。”[1]但是，民族国家的目的性以及民族主义的排外性，阻碍着大学去实现自身的理想，它必须兼顾民族国家的目的，世界一流大学因而成为遗传和环境的产物。
处于两难中的世界一流大学，必然就会表现出双面的怪异性格。一方面，它确乎是普遍知识、普遍伦理的倡导者和代言人，推动着人类走向文明开化；另一方面，它往往又成为某些强权国家推行殖民主义、强权政治、霸权文化的刽子手和急先锋。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被认定为普世主义的伦理和价值，常常不过是西方大国及其利益集团的价值以“全人类的价值”的面目出现而已[6]。与政治挑衅和武装掠夺的血腥面目不同，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扩张和侵略通常带着温和的面具，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不易为人察觉。随之而起的是两种逆动的潮流：有人在为世界一流大学歌功颂德，西方世界的一流大学因而成为竞相仿效和追捧的对象，建设一流大学成为全球化浪潮；有的人则大声呼吁提防西方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西方一流大学的普世理念成为“狼来了”的先兆，全世界掀起“文化寻根”和本土化改造的热潮。
悖论二：优秀的与平等的
世界一流大学作为人类文明的催化剂和发动机，关注的是人类普遍知识的增加、人类心智的普遍训练和开发。从这个本质来讲，它是平等的，对所有人开放，是“有教无类”的。但是，从其千百年的实际运作来看，它远远脱离了社会现实，成了坐而论道的神秘“象牙塔”，象牙塔里只是少数社会精英的活动场所，一般大众难得入其门。原本应该倡导平等、博爱、自由、进步的大学，反而成为封闭的堡垒。造成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来自大学内外。从大学本身来讲，它必须追求卓越，而卓越和平庸似乎是一对死敌，追求卓尔不群就必然要超越平庸。这种内在的心理诉求造就了大学特立独行的性格，它需要有意识地把自己和平庸隔离开来，以显出自己的独特和高贵，大众化就等于自杀。这种强烈追求卓越的意识容易使大学变得偏执和傲慢，它们在各个领域开展竞争和比较。这种比较的范围在各国内部变得越来越小，而在各国之间变得越来越大，逐步演变成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和国内最好的大学之间的比较，正如克拉克·克尔所说的，“在这个扩大的范围内，最成功的大学可能对它们的东道国或一国的省变得骄傲自大，有些大学的态度正在变得傲慢”[4]。
然而，大学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人类社会历史演变的轨迹制约着大学在追求卓越和面对平等之间的艰难抉择。在中世纪以前，大学是国际性的机构，享有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权力。民族国家产生以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民族国家总会对大学的发展施加各种影响，并总是从国家利益出发不断调整发展方略，里查德·罗深克朗茨(Resurgence,L)认为：“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转变可以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其一，它代表着地缘国家走向团结和巩固的趋势……其二，它代表着国际与本土孰者优先的重新调整。”[7]大学的发展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发展。一方面，民族国家需要利用自己的大学参与国际交流，分享人类文明成果，因此他们支持大学在世界范围内追求优秀和卓越，并力争把自己的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和国家、民族以及个人的命运、前途攸息相关，接受高等教育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特权，而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人力资本成为国家经济中最具潜力的生产力要素，因此迫切需要利用大学的优势解决国内的公平与民主、精英与大众等问题。克拉克·克尔教授认为，民族国家的产生导致大学的分裂，从早期的趋同走向趋异，再到重新走向部分趋同。在趋同过程中，大学不断陷入均质化和同构化，因而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学术性格行事，大学重心的下移在所难免。
悖论三：传统的与现实的
世界一流大学一般都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些传统归结起来就是一种“象牙塔”精神：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在红衣主教纽曼看来：“大学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理智的培育作为其直接范畴……它教会理智对一切事情持恰当的想法，去积极探索真理、掌握真理。”[8](p.45)要追求知识和真理，就必须开发人类的心智，因为“一旦理智得到恰如其分的培养，并形成对事物合乎逻辑的看法和理解，才智就能根据个体身上独特的素养和能力，施展自己的力量”[8]。基于这样的信念，认识论哲学一度成为支配大学发展的传统哲学；认识论哲学滋生并庇护了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精英至上等大学传统。这些积累的传统要素成为推动世界一流大学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永恒意义。克拉克·克尔说：“它（传统）可以包含同一性的永久存在，或者只是相似性的永久存在。”[4]
但是，大学已经越来越多地卷入社会生活，它“不仅要为民族国家的行政和经济的利益服务，而且要成为发展民族身份的重要方面；不仅要成为国家的工具，而且要成为社会的灵魂和大众的有机组成部分”[4]。罗兰·罗伯逊认为，全球化过程是与民族国家的参与密不可分的，根据民族国家参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全球化可以分成五个阶段[7]：播种阶段；萌芽阶段；起步阶段；争夺霸权阶段；不确定阶段。在每一个相应的全球化阶段，大学其实是最活跃的参与者之一：在播种阶段到起步阶段，大学成为界定民族国家身份、保存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机构；在争夺霸权阶段，大学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争夺世界霸权、推行殖民主义政策的文化工具；在不确定阶段，大学继续扮演着发展民族身份和推行普世化理念的双重角色。与此同步的是，大学的功能和结构开始分化，大学不仅是教学和研究中心，而且是社会服务站，甚至成为公共论坛，政治家们也可以凭借大学的讲坛呼风唤雨。大学成为学院的联合体，多元化巨型大学开始取代小规模的精英大学，大众化入学的浪潮几乎淹没了大学校园。于是，精英主义受到质疑和挑战；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成了学人们无奈的呼告；实用主义、技术主义压倒了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政治论哲学开始和认识论哲学交替地主导大学的发展。
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若干思考
世界一流大学普世精神中的悖论，是推动其克服矛盾和斗争，向着更高层次发展、趋于更加成熟和完善的强大动力。毋庸置疑，世界一流大学在普遍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为我们今天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植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通过立足本民族文化寻求多元共存
西方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就在于它深深地植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而这种传统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基督教文化。M·费罗多娃认为：“欧洲的许多思想和制度都是在宗教的掩饰下形成并经历了生活的考验……同时，基督教不仅同化了古老的结构和旧的意识形式，而且吸收了欧洲文明创造的一切新的东西。”[9]发端于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本质上是对古希腊文化的复古和反动，古希腊文明成果再度进入西方文明的视阈，并在此基础上催生了人文主义关怀，而宗教改革运动则调整了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把对基督上帝的信仰和世俗的人文关怀调和起来。这样，西方文化实际上囊括了古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人文主义三种文化形态。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西方世界一流大学，形成了许多独特的精神品格和信念。它们坚信：大学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有教养的人。工业革命以后，工业文明随之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和科学共存于西方文明实体中。大学在坚守传统理念的同时，扩张了原有的理念，它不仅要培养有教养的人，而且要追求学问，开展研究，提供服务。
不了解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根源，我们的学习和借鉴就会出现两种误区：其一是狂热崇拜、盲目模仿，对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考察往往停留在某些硬件指标和表面现象上，如诺贝尔奖获得情况、学科设置、人才培养、办学经费等等，而难以把握世界一流大学的深层次内涵；其二是盲目排外，认为西方大学总是推行殖民文化和普世伦理的工具，时时加以提防，因而失去许多向西方学习的机会。这两种趋向都是不可取的。那么，我们的大学有其文化土壤吗？回答是否定的。世界著名比较教育学家阿尔特巴赫(Philip G.Altbach)的话让我们感到震惊，“第三世界的大学是殖民机构”，“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建立在某种西方模式的基础上，反映着西方体制下的多种价值观念和组织形式”[10]。面对世界范围内的大学文化寻根，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应该对大学进行“本土化”改造，然而有学者指出，当前流行的“本土化”实际是西方文化在非西方世界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地文化组成部分的过程，而这将严重损害民族文化传统，因为“西方的知识即便通过翻译而变成本国化的，也仍然是西方的知识”，因此“与其说它是非西方化文化的复兴，倒不如说是西方文化真正开始了对非西方文化的浸淫。”因而正确的方法是“化本土”，即注重本土文化的内生因素的增长，通过本土文化改造西方文化[11]。由“本土化”到“化本土”，无疑是处于两难中的大学寻求解殖，探索新的文化生长点并实现多元共存的有效途径。
（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强调精英教育的地位，养护大学的学术个性和理性精神
在人们的印象中，谈论精英教育，似乎必然会牵涉到公平和民主问题，其实精英主义和公平、民主并无矛盾和冲突，精英主义关乎个体智能水平上的差异，而公平和民主更多的是政治学概念，它们关乎个体的平等和自由。由于知识的复杂性和层次性，以及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必然会对个体的受教育水平、智能水平提出不同的要求，从而决定了精英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来临，精英和大众之争日趋激烈，人们对精英教育提出责难，要求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入大学学习。大学的精英性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许多国家，大众化入学已经严重地削弱了大学的学术质量，降低了大学的学术品位。大量的学生涌进校园，把整个大学淹没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维护精英教育的应有地位，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成为抵挡大众化入学洪流的最后一道防线。
克拉克·克尔认为，大学正在面临着两种相反需求方向的冲击，一种需求是要求平等入学，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实现机会平等，这种需求主要来自公众；一种需求是要求更高的能力，即要求学生在智能方面更出众，受过更加严格的选拔和训练。这种需求来自政府、社会生产部门、以及寻求提升自己地位的学生，目的是适应加速的国际经济以及尖端领域的竞争。在这两种挑战的冲击下，高等教育的精英部门在走向衰落。克尔并不认为大众高等教育一定是精英高等教育的敌人，但是他坚决反对把大众部分和精英部分放在同一个框架内，他说：“试图把大众高教和普及高教的学生都容纳在精英框架之内，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错误。”[4]克尔强调，必须维护精英高等教育。由此，他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进行重新定位，由上到下依次是：高度选择型的高等教育，选择型的高等教育，非选择型的高等教育，这三类高等教育由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来实施，通过大众型高等教育机构的扩展，缓减大众化入学压力，维护精英大学和精英教育的地位。马丁·特罗教授也认为，大众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一定要破坏精英机构及其组成部分，精英高等教育仍然而且确实在继续发挥作用[12]。
（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强化大学的整合功能，通过整合寻求普遍化发展
从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看，强大的整合功能无疑是推动其长盛不衰的决定性原因之一。它们就像一个个大熔炉，通过把各种思想、观念、模式、冲突等融合到一起，“通过生动的对话和交锋”，在“变”与“不变”中始终保持古老的大学焕发新的活力。大学的这种熔炉作用，也即大学的整合功能。
开放性是大学实施整合功能的一个前提，只有通过开放办学，才能在大学内部引进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模式，才能始终保持大学处于冲突和更新过程中。面向大学的世界越宽广，大学可以吸收到的整合要素就更多，这样的大学也就愈加发达。中世纪的大学吸收并整合了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以及当时的科学艺术成就，造就了以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为首的一批世界一流大学。这些一流大学真正是向世界开放的，它们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学者们也是国际化的。在原有文明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和整合科学革命、哲学革命、新人文主义运动、启蒙运动以及工业革命等所有文明成果，在19世纪早期诞生了以柏林大学为首的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在这个时期，德国成为世界大学的中心，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学者纷纷留学德国。正如鲍尔生所说的那样：“大学成为一种自由地追求真理的机构……古老的国际性也恢复了，中世纪各国的学生到法国和意大利求学，现在是从遥远的西方和最远的东方来到德国大学里接受科学训练。”[3]通过吸收和整合意大利模式、法国模式、英国模式、德国模式等所有成功经验，原本并不发达的美国大学一跃而居世界一流大学的前列，涌现出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巨头为中心的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美国迅速取代德国而成为世界大学的中心。
在开放办学的前提下，走向综合化是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当今的世界一流大学，基本上都经历了从单科性到多科性最后走向综合化的发展历程。大学的综合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是大学某些方面的简单拼凑，而是通过对大学内部所有要素的全面整合实现的。这些整合概而言之包括两个方面：精神层面的整合和物质层面的整合。精神层面的整合主要包括大学的办学思想、目标、理念、学科指导思想、管理等方面的整合；物质层面的整合包括课程、资源、设备等方面的整合。由于通讯技术的发达，世界变得更加开放，在开放的社会系统中，大学越来越趋入趋异与部分趋同、全球与民族、精英与大众、公平与民主、传统与现实之间的两难境地，大学在不断地进行功能和结构上的分化，多元化大学成为未来大学的发展趋势。所有这一切，迫切需要大学对自己的思想、目的、理念、课程、资源等进行全面整合。因此，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强化大学的整合功能，以寻求普遍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