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与对策_银行论文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与对策_银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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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趋势锐不可挡,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各国银行业的监管措施、监管力度和商业银行本身的信用风险管理水平很难再适应银行所面临的日益复杂的信贷风险环境。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巴林银行倒闭,亚洲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重大的金融风险事件中存在的信用风险管理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它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技术,而且促成了侧重于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新巴塞尔协议》的出台。这些都使得信用风险管理业已成为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首要的战略问题。而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面临上市的要求的同时,进行信用风险管理更为重要。本文就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及对策展开探讨。

一、我国四大国有银行信贷风险形成的原因

1.产权关系不明确,大量不良资产产生。四大国有银行现行的国有独资产权模式,名为独资,实际上所有权由谁代表并没有解决,导致产权关系模糊、资本非人格化以及所有权与经营权难以分离,由此而来的是责权利不明、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经营效率和效益低下等等。在这种模式下,国有商业银行很难摆脱政府部门的干预;再加上作为债权人的国有商业银行与作为债务人的国有企业之间由于最终都为国家所有,因而无法形成真正的借贷关系,从而也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产生。四大行虽然经过政府两次注资挽救,但按新的五级分类法计算,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率仍达19.6%,其中,四大行的不良贷款比率更为22.9%,总计在20000亿元人民币左右。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增加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对相当数量的呆滞、呆账等明知根本无法收回的贷款仍然在加息、计收复利。据了解,目前不少贷款企业欠息大于本金(甚至远远大于1∶1的比例),企业早已停产两、三年,甚至仅仅有名无实连人都找不到的企业,贷款不仅照样计息,而且仍然利滚利计收复利。其结果不仅使银行欠息大量增加、不良资产越滚越多,而且造成银行利润虚增,在权责利制下还要垫交税金。

2.政府职能尚未转变。由于中央政府仍然支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补贴国有企业,出现“安定团结贷款”、“饺子贷款”等。国有企业的逃废债行为在制度上得不到有效的监管和惩罚,导致其他企业效仿,形成拖欠银行贷款的风气。许多企业希望银行贷款被无限期地拖延,最终通过破产而取消。而银行方面出于防范风险的要求不得不退出部分市场,甚至基于谨慎的考虑,出现“惜贷”现象。

3.“经营理念”存在着重大偏差。四大行在监管机构对于降低不良资产率的要求上,普遍采用的办法叫“扩大分母”——把资产规模迅速地做大,这样不良资产就被稀释了,比率就下降了。其实“扩大分母”完全是自己欺骗自己。

4.对集团客户多头授信,分散贷款风险的观念不强。目前我国企业活动链条的不确定性急剧增加,且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滞后,企业信用观念淡薄,贷款风险加剧。尽管客户普遍具有借款愿望,但能够满足银行贷款条件的有效信贷需求相对不足,优质客户、优质项目少,银行资金运用渠道相对狭窄,同业竞争激烈。因此,为了追求所谓的大客户和集团客户,各大银行竞相下浮贷款利率,放宽贷款条件,造成贷款对象过度集中的现象。大家都以为,只要将贷款集中在少数大企业。风险控制的信息成本就小,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事。大不一定风险就少,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是大问题。

5.计提呆账准备金的比例偏低,呆账准备金严重不足。根据财政部和央行的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呆账准备金按年初各项贷款余额的1%计提呆账准备金,这与商业银行经营实践中发生的呆账数额相去甚远。1998年,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呆账准备金余额只有200多亿元,呆账准备金充足率低于规定的1%,相比之下,1995年美国大通银行、花旗银行和英国的巴克莱银行的呆账准备金充足率都在2.5%以上,花旗银行甚至高达3.24%。呆账准备金的比例偏低,导致呆账准备金严重不足,抗风险能力低。

二、我国四大国有银行信贷风险防范对策

1.资产置换,“改存为股”。对于不良贷款,一方面进行资产置换:按照有关专家的设想,它的具体内容是,允许银行长期持有企业股票,然后由政府用国有资产(市场价)与银行的不良贷款(面值)交换;同时将国有商业银行改成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分设一个控股的股份制银行和一个资产管理公司,由资产管理公司具体管理置换后的国有资产。另一方面“改存为股”:目前中国11万亿元储蓄存款实际上集中在少数富裕阶层手中,穷人的钱用来养命,而富人的钱则主要用来投资。因此可以考虑让拥有巨额储蓄存款的私人部门参股到国有银行中来,给这些人一个期权,即他们或可选择继续保持储蓄,或可选择将储蓄转化为对国有银行的股权,这样银行在负债降低的同时股本金大增,可谓一举两得。

2.提高资本充足率。近些年来,世界银行业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筹集并保持充足的资本,我国银行业也不例外,尤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甚。改革开放以来,四大商行的业务规模呈快速增长势头,但自有资本的数额却举步不前,这就使得四大商行过低的资本和过快的资产扩张产生了矛盾,造成了资本充足率过低。至2002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不足5%,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标只有两条途径:一是增加四大商行的资本。这可以通过自身积累、财政注资、发行长期次级(附属)债券、上市等方式来补充,其中主要是靠商业银行通过提高效益、减少营业费用、增加自我积累来实现;二是减小风险资产。这条途径暂时行不通,适当减缓四大商行的资产增长速度是可能的,但若调幅过大,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应从如何增加资本入手,使四大商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不小于8%。

3.分类计提呆账准备金。依照西方国家实施信贷资产质量分类制度的经验,首先,可适当提高普通呆账准备金水平。可以规定按银行年末贷款总余额1%-3%的范围实行差额提取,在浮动范围内,由各银行根据经济发展、贷款总量、构成以及预计损失情况等,自主决定提多提少。其次,在提取普通准备金的基础上,分类提取转向呆账准备金。央行应要求各银行在统一的分类指导原则下,按照五级分类结果,对各类不良贷款提取适度水平的专项呆账准备金。在尚未获取经验数据的初期可参照国际标准,对次级、可疑和损失类贷款分别计提25%、50%和100%的呆账准备。

4.调整信贷投资方向,发展银团贷款业务。严格控制对集团客户多头授信及向过度投资的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汽车、房地产)和地区发放贷款。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应采取主动防范措施,加强对集团客户授信业务的风险管理,注意控制贷款集中度风险和关联交易,严控对过热行业的信贷过快增长。同时大力发展银团贷款业务,保持贷款在行业和客户的合理分配,而且要把握贷款总额的投量,按照本行的资本金实力、风险拨备和贷款管理水平,科学计算贷款投入总量和同业占比。

5.适度运用破产方式。企业破产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正常现象。但是,破产毕竟是一种代价很高的经济调整方式。超出常规滥用企业破产,不管在何种社会制度下,都将是灾难性的,更严重的是还将进一步弱化我国本来就相当淡薄的信用观念和欠缺的信用约束机制,恶化信用秩序。因此,只能对那些确实已资不抵债、名存实亡的中小企业,在履行法定破产程序、法院依法宣告破产后对其实施破产。当前特别要注意:①严格按照《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条件掌握并执行;②严格禁止假破产真废债行为,一经发现应予以严惩,触犯刑律的要追究其刑事责任;③各级政府不应直接参与企业破产程序和干预破产的审理及执行过程;④破产冲销的贷款应严格控制在呆账准备金以内,国家应适当提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呆账准备金的提取比率;(5)对于资产、债务在亿元以上的大型企业尽量不采取破产方式,以避免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6.实行“第一责任人”制度,调整对呆滞、呆账贷款再计复利的办法。“第一责任人”就是第一个接触该笔贷款的经办人(信贷员)不管今后工作有何变化(如工作变动、岗位轮换、职务升迁等),只要没有离开本行,就要对该笔贷款负责到底直至收回。它有助于克服国有商业银行长期以来存在的重贷轻收、责权不明、疏于管理的现象。对于呆滞、呆账贷款,建议中央银行或由中央银行授权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总行,尽快制定出确属呆账、收回无望的贷款实行挂账停息的具体办法。

7.建立健全的商业银行信贷内部控制制度。四大商业银行是否具有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决定银行信贷安全的关键。英、美等国金融监管当局早已将内部控制纳入考评体系,作为重要考虑因素,根据巴塞尔《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精神与我国《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我国银行应当按照有效性、审慎性、全面性、及时性及独立性原则构造起行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基本框架,把内控制度渗透到各个业务过程和操作环节,覆盖所有部门和岗位,目前西方国有商业银行的内控稽核方法已由人工处理程序变为电脑稽核。每当一笔信贷业务生成,其处理程序中都含有稽核功能和授权限制,当超出限制电脑会自动拦截,显示并送往主管稽核部门复查,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信贷内部控制应尽快向电子化方面发展,及时、准确、全面反映各项业务的开展情况及风险状况,并及时向监管当局报告业务经营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把信贷金融风险控制在最小。

8.开发档案信息资源,规范信息披露。改革信贷档案利用传统的“坐等查阅”服务方式,建立新型的“快速服务、跟踪服务、系列服务、全程服务”模式;积极做好信贷档案的编研工作,利用现有借贷资料、信贷管理资料、企业经营资料、政策导向资料等,进行科学整理、归类与分析,编研系统性的信息网络数据库,为防范信贷资产风险提供信息依据。同时按照新资本协议要求,对银行风险管理制度与程序、资本构成、风险披露的评估和管理程序、资本充足率等领域的关键信息准确核算,按照由内到外逐步公开的原则,稳步推进固有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工作;银行内部稽核部门也要进一步严明纪律,发挥审计检查职能,提高信贷信息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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