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华民族精神_民族精神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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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无疑是继承性和时代性的辩证统一。它一方面体现为历代普遍性价值的积累和凝聚,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具体存在于各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中,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大变动中,传统民族精神一方面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发挥了在空前的民族危难中支撑民族生存的伟大作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某些局限性。于是,先进的中国人在时代大潮中,对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进行了新的思考,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使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从广义上说,民族精神既包括能够引导民族前进、推动国家社会发展的精粹思想,也包括有碍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消极、落后观念。在近代,由于民族危机深重,因而,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的消极、落后成分,即所谓“国民劣根性”就非常突出地凸现于国人之前。对此,先进的中国人率先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提出了善良的忠告。

鸦片战争后,魏源指出:当时社会风气有两大弊端,即“人心之寐患”与“人材之虚患”,也就是蒙昧无知和空虚不实。他认为“两患”是造成清政府封建政治衰败和鸦片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20世纪初,有人在一篇题为《民族精神论》的文章中指出:“自治力之薄弱也,公德心之缺乏也,共同心之短少也,宗教心之冷淡也,此数者皆吾国近来腐败之横观历史也。以上数者,有一于此不足以立国;而况处此生存竞争之世界,乃兼此种种亡国之劣根性,顾安得托迹于一方以自大而终古乎!”鲁迅更是以犀利的目光剖视“中国向来的灵魂”,将主奴根性、狭隘散慢、自欺欺人、虚伪巧滑等国民性弱点一一曝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国民性弱点的揭露目的是对民族文化传统进行一次“扬弃”。因此,他们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并不是为揭短而揭短,他们的立足点在于唤醒全民族的每个成员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重铸“民族灵魂”,挺起民族脊梁,振奋民族精神。

在近代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弘扬民族精神?近代先驱者强调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民族精神之精华,又要面向世界,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国民精神之精粹。

维新思想家梁启超提出了新民、改造国民精神的两大途径:“一曰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新民说》)。革命派则主张“上九天下九渊,旁求泰东西国民之粹,囊之以归,化分我旧杂,而更铸我新质”(壮游:《国民新灵魂》)。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也指出,重铸新国魂应该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

他们认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坚强凝聚,绵延不绝,原因之一是由于有赖以撑持的“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的精神特质。而且认为,“夫既以有此精神以为国家过去继续成立之基,即可用此精神以为国家将来滋长发荣之具。”也就是说,今后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优秀精神(梁启超:《中国道德之大原》)。他们对心醉西风、迷信欧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同时,他们又指出,一个真正有自信力的民族应该善于从世界潮流、外来文化中充分吸收可以滋养、丰富民族精神的养料。鲁迅等人盛赞中华民族在汉唐时代吸收外来文化的宽宏气魄,不断抨击守旧者墨守故纸、死抱国粹、盲目崇信东方精神的保守心态。

在民族危机非常严重的中国近代,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中的优秀一面不但没有被摧垮、被征服,相反,它在导引着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的斗争中放射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精神传统,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时代精神的最强音。从近代之初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甲午战争后维新派的“救亡图存”和革命派的“振兴中华”,再到抗日烽火中“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悲壮吼声,爱国主义精神一脉相承。中国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所表现出的痛恨外敌、鄙视汉奸的民族义愤,不畏强暴、不可征服的民族气慨,整体至上、国家为重的民族大义,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民族气节,一致对外、共御外侮的民族凝聚力,都显示了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

优秀传统精神的其他方面也得到了发扬光大。如传统的自强、宽容、重德等精神因素在近代就显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自强精神:近代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精神表现为不甘沉沦,坚决与屈辱命运抗争;百折不挠,不为任何困难压垮;改革创新,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开拓进取,坚持不懈地追求理想社会;乐观自信,对祖国的未来始终充满信心等多方面。冯桂芬提出要“借法自强”,主张通过“采西学”、“制洋器”等手段改变“不如夷”的状况。严复提出了“与天争胜”、“自强保种”的忠告,给国人敲响了警钟。尽管面临空前深重的民族灾难,但中国人民发扬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坚持了长达一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洗雪了百年国耻。

宽容精神:近代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将西学中的优秀成分加以吸纳、摄取、涵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五四”时期,在经过多种思潮的争鸣后,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这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宏伟开阔、兼容并包的民族气魄。

重德精神: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要“善辅国政,以新民德”。严复、梁启超等人也大力提倡“新民”、“新民德”。章太炎强调“无道德者不能革命”,要求革命者具备“知耻”、“重厚”、“耿介”、“必信”等品德。“五四”时期思想界把道德问题提得更高,如陈独秀就提出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近代思想家提出的理想人格,已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圣贤,而是有个性、知食色、平民化的现代国民,同时又推重道德修养,继承了传统文化的尚德精神。

此外,如刻苦耐劳的精神、爱好和平的精神、公而忘私的精神等也都有新的发展。中华民族精神的古树在时代大潮的滋润下,焕发了蓬勃的生机,绽开了旺盛的新芽。

中华民族兼容并包、吞吐容纳的传统,也使外来文化成了民族精神的重要生长点。近代史上,西学东渐使一些迥然不同于古代文化传统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民族精神得以生成和发展,而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科学与民主。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倡“师夷长技”。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赞美“外国技艺精巧,国法宏深”,称赞火车、轮船等西方科技是“正正堂堂之技”,还赞颂了英、美等国“公举”邦长、“公议”大事的制度。严复将西方文化的命脉概括为“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孕育了“科学”与“民主”两大口号。五四思想家提出“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请出了德、赛二先生。科学与民主,成了现代中国的两大精神传统。

中国人的历史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严复引进了西方进化论,以“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否定了“中之人好古而忽今”。李大钊率先介绍了唯物史观,描绘了未来社会的壮丽画卷。人们不再认为人类的黄金时代是已经漂逝的远古,而是相信明天会更美好。其他如竞争观念、创造精神、个性解放等都截然不同于往昔。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又增添了新东西。

近现代的哲人们立足于博采古今中外文化,建构新时代的道德和民族精神,这种态度是可取的,至今仍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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