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及其政策启示_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中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失衡及其政策含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中国论文,含义论文,结构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14)08-0045-09

      一、问题提出

      产业结构“质”的方面揭示了产业间技术经济发展的趋势,“量”的方面显现了不同产业之间的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关系。与此同时,各种生产要素在国民经济中也形成了数量和质量的相应配置,资本要素表现为资本结构;劳动力要素表现为就业结构。经济学家指出,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不同产业的收益率出现差异,为了实现产业之间收益的平衡,资源和生产要素由第一产业逐步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1-3]。与之相对应,劳动力要素也经历着从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即就业结构的变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牵制,互为制约的关系。

      国内学者研究二者的相互关系,包括:就业弹性、结构偏离度、灰色关联度、偏离—份额法以及时间序列的经济计量分析[4-9]。研究结论有四个方面:第一,产业结构决定就业发展,产业结构决定就业结构;反过来,就业结构的变动也推动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二,理想状态下,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应该协调有序发展,但在中国现阶段,三次产业均面临着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相匹配的情况。第三,目前中国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与低技术、低资本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并存。第四,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应该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阶段相适应,它们都经历着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10]。

      然而,当前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现状是:第一产业结构占比依然较大,从业人员数量居高不下,劳动生产率水平亟待提高。近年来,尽管第三产业加快了发展速度,然而占比依旧相对偏低。当前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已达到50%~65%,而在中国这一数据仍低于50%。生产要素方面,发达国家第三产业要素占比在60%~75%,在中国,2011年国家统计局初步核实数仅为34.6%。鉴于此,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有多大程度的失衡?这些失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何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协调发展?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变得尤为必要。本文从偏最小二乘通径分析方法入手,实证检验中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的离散程度,旨在诠释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的理论关系,发现二者在交互作用中存在的问题,期望为有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构建

      (一)相关概念界定

      产业结构有两个方面的含义:“质”的方面动态揭示了产业间技术经济发展的趋势,“量”的方面静态显现了产业间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11]。本文所涉及的研究是“量”方面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变动指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构成比例的变化。产业结构升级广义上指的是产业结构从低级形态(第一产业)向高级形态(第二、第三产业)转变的过程,狭义上是指某一产业内部从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发展过程[12]。而产业转型指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通过市场、行政等手段对现存产业结构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调整,也指某一产业(行业)内,资本、劳动等要素的再配置。产业结构变动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别在于:前者指的是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构成比例的变化,是“量”上的变动,而后者侧重于产业间及产业内部“质”的提高。产业结构变动与产业转型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产业间构成比例的客观反映,而后者更强调政府对各产业或要素的主动调整。

      就业结构是指劳动力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行业)、各地区分配的比例关系[13]。按照不同的标准,就业结构可以划分为:就业的城乡结构、就业的知识结构和就业的区域结构等。

      (二)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

      通过分析中国三次产业和就业的相关数据,发现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偏差。而常用的衡量结构性偏差的工具就是结构偏离度。结构偏离度指标衡量产业结构与就业多采用两种计算方法:一是该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与1的差。二是该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与就业比重之差。本文采用第一种计算方法,公式为:

      某产业结构偏离度=某产业GDP相对比重/某产业就业相对比重-1

      此公式意味着:当结构偏离度为零时,该产业的产出和劳动力要素相对比重相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处于均衡状态。偏离度越接近零,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越接近均衡状态。当偏离度大于零时,该产业的产出比重高于就业比重,意味着该产业用了较少的劳动力生产出了相对较多的产品,劳动生产率较高,还可以容纳多余的劳动力,使得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达到均衡状态。当结构偏离度小于零时,说明该产业用了较多的劳动力但产出相对较低,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可能,使得该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较低。从长远看,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产业无壁垒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各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将逐渐接近于零。

      西蒙(Sims,1972)等人利用多国模型实证分析了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的结构变化,得出了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结构变动一般趋势的三种模式[14]。

      由表1可知,三种模式均显示: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逐渐提高,第一产业的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都逐渐降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均逐渐提升。

      

      

      从表2可以看出,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逐步提高,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出现向零靠拢的趋势。其中,模式1和模式2的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均从较高的负值向零趋近。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从较高的正值向零趋近。意味着随着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将趋向相同。在此期间,第一产业占比呈下降趋势,第二、第三产业占比则逐渐提升,与之相对应,第一产业释放出的剩余劳动力逐步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

      从表3可以看出,1978年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分别为-0.60,1.77和0.96;2011年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分别为-0.71,0.58和0.21。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逐渐趋近于零,且偏离现象改观非常明显,这与国际经验是一致的。但不同的是中国第一产业的偏离现象却扩大了。由表3可以得出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演变特点:

      (1)第一产业劳动力仍有剩余。1978年,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为-0.60,2011年其值竟然达到-0.71,说明第一产业劳动力仍有向外转移的潜力。

      (2)第二产业仍有吸纳劳动力的能力。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始终为较大的正值,说明同其他产业相比,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有吸纳部分劳动力的潜力。

      (3)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缩小。表3显示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最小,2011年缩小至0.21,说明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逐步接近均衡状态,同时也意味着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将会越来越小。

      

      (三)失衡影响因素通径分析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总结,本文认为影响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失衡的因素有:工业化程度、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劳动力素质、技术进步和城镇化水平等。

      (1)工业化程度。霍夫曼定理根据经济中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所占地位的不同,把工业化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消费品工业发展迅速,在制造业中占有统治地位;资本品工业则不发达,在制造业中所占比重较小。二是资本品工业有较快发展,消费品工业发展速度逐渐减缓,资本品工业的规模仍远不及消费品工业的规模。三是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在规模上大致相当。四是资本品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超过消费品工业并继续上升。

      (2)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因此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必将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3)对外开放程度。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方面,对外开放带来了技术和资金,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调整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4)投资与消费。一直以来中国都是采取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重投资、轻消费”使得中国投资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投资与消费的不足,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容易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投资与消费的失衡,还影响到第三产业的发展,导致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出现不均衡的状态。

      (5)劳动力素质。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社会对劳动力素质、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是否具备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劳动力素质,将影响到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

      (6)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无疑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技术进步对就业存在两个相反的效应:“替代效应”和“补偿效应”。前者降低就业,而后者增加就业,最终的效应则取决于“替代效应”和“补偿效应”的力量对比。

      (7)城镇化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过程同步,劳动力从第一产业逐渐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使得城镇化水平得以提高。而城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又会促进社会分化的进一步细化,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另外,城镇化水平还有利于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劳动力市场)逐步走向统一。

      (四)偏最小二乘通径分析模型

      偏最小二乘通径模型由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组成[15]。假设显变量有.J组,每组有

个变量,每组显变量表示为:

      

      1.测量模型

      测量模型(外部模型)中,一组

和对应的

之间的关系可用反映方式和构成方式表示。

      

      在反映方式中,一组显变量只能反映事物某一方面的特征,即这组显变量所反映的隐变量是唯一的。满足上述假定的一组显变量被认为是唯一维度。对于显变量的唯一维度检验,通常有三种检验方法:显变量的主成分分析;科隆巴奇系数α;迪侬高德期丹系数ρ。其中,显变量组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应用较为广泛。如果一组显变量相关系数矩阵第1个特征值大于1,而其他特征值均小于1,那么可以认为这组显变量符合唯一维度检验标准。当显变量不满足唯一维度要求时,可以删除某些变量或将变量组做拆分以满足要求。

      

      2.结构模型

      结构模型(内部模型)描述了不同

之间的因果关系,通常由一组线性方程组来表示,即:

      

      其中,

为残差。

      根据预测指定性条件,假设

均值等于0,且与

不相关。式6表明隐变量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可将其看为一个因果链的因果模型,即在因果模型中没有回环。所以,结构模型可用一个0/1矩阵表示,其维数等于隐变量的个数,行、列均代表隐变量。若两个隐变量i和j,j解释了i,则矩阵中的元素(i,j)为1,反之则为0,该矩阵也叫做内部设计矩阵。

      (五)失衡因素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偏最小二乘通径分析的要求和影响,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的主要因素有8个方面(见表4)。

      (1)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Y1)。选取结构偏离度反映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Y11,Y12,Y13分别代表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

      

      (2)工业化程度(X1)。选取霍夫曼系数(X11)、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X12)指标反映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水平。

      (3)市场化程度(X2)。本文选取非国有经济投资占比(X21)、非国有工业产值占比(X22)、非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X23)三个指标反映经济市场化进程,同时也间接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化水平。其中,

      

      (4)对外开放程度(X3)。选取外贸出口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X31)反映中国的经济开放程度,选取外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X32)反映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5)投资与消费水平(X4)。选取三项指标:投资率(X41)、消费率(X42)和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X43)进行衡量。

      (6)劳动力素质(X5)。选取三项指标:教育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X51)、成人技术培训学校年毕业学生数在总就业人员中的占比(X52)和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X53)衡量劳动力素质水平。

      (7)技术进步(X6)。选取三项指标: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X61)、技术市场成交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X62)和科技活动人员占总人口比重(X63)衡量技术进步的水平。

      (8)城镇化水平(X7)。以城镇居民在总人口中的比重(X71)作为相应的显变量。

      三、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1995-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为了避免数据量纲不同影响分析结果,指标全部采用相对数据。

      (二)建模与估计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影响因素的偏最小二乘通径分析模型见图2。

      由表5可以看出,模型中全部隐变量和Y1的路径系数均显著,t统计量在10%的显著水平下满足要求,整体模型的F检验量为248.35,满足整体显著性检验。R2为0.970,拟合度较高。可以看出,该模型对原始数据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估计结果满足要求。由表5可列出各因素与结构偏离度间的回归方程:

      

      

      Y1=0.30×1-0.129×2+0.31×3+0.094×4+0.53×5-0.27×6-1.05×7

      鉴于每个隐变量与其相对应的显变量之间均有较强的相关性,本文分别建立隐变量对显变量的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因变量为各隐变量,自变量为其显变量,进行偏最小二乘回归。

      (三)结果分析与讨论

      从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具有正向影响的因素有:投资消费水平、工业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劳动力素质,其影响系数为0.094、0.30、0.31、0.53,是影响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的主要因素。由于中国一直奉行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得大量资源涌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部门,然而重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相对较弱,造成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失衡。工业化发展战略,使得绝大多数外资投向制造业,而缺乏对外资的有效引导,同样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以及就业结构的优化。

      城镇化水平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的改善作用较大,市场化水平对二者的改善作用较小。究其原因,城镇化有利于带动基础建设和消费等各相关产业的发展,能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有利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在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机制所起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强,进一步使资源得到合理流动与有效配置。技术进步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包括正向的“补偿效应”和负向的“替代效应”。从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看,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更多的表现为“补偿效应”,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协调具有积极意义。

      

      图3 各隐变量对结构偏离度的影响及贡献程度

      四、政策含义

      为减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促进二者的协调发展,需要在四个方面做出努力。

      (1)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提高城镇化水平。根据偏最小二乘路径分析模型的分析得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新一届政府也力推城镇化,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就是城镇化,也是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当前,中国城镇化率刚超过50%,若按照户籍人口计算城镇化率仅35%左右,较发达国家近80%的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按照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每年将有相当数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在给城镇化提供多层次人力资源的同时也带来投资和消费的快速增加。当然,城镇化不是城市人口及面积的增加,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转变。因此,推进城镇化要注重质量、科学规划,促进不同规模的城镇合理分工和集约发展,并为农民工及其家属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展望未来,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可以持续保持较快增长的重要引擎。

      (2)提高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劳动力的市场化水平影响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关系到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在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资源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调配,劳动者和企业均根据各自的效用最大化进行双向选择,工资成为决定供需双方的价格信号。所以,应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作用,使劳动者和企业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真正主体,使工资成为决定供需双方的价格信号,消除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一切障碍,消除市场分割,提高劳动力市场化水平,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3)合理引进外资,引导外资的流向,投资的领域要符合长期的产业规划。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吸引外商投资。外商投资可以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方式提供就业岗位,提高资金投入国家的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然而,近年来,大部分外商投资积聚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要求劳动者具有较高的技能,并对劳动力产生了“替代效应”,使得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失衡得以扩大。因此,在积极应对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科学引导外资的投向,鼓励向第一和第三产业投资,向中西部地区投资,提高中国农业的科技化水平,实现第三产业的腾飞与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均衡发展。

      (4)解决技术进步与促进就业的矛盾。由于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双重作用,即减少就业的“替代效应”和增加就业的“补偿效应”。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推进阶段,与“收入效应”相比,“替代效应”较为明显,导致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失衡。中国应该在努力提高技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减少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替代作用”,扩大其“补偿效应”。随着技术进步,产品的销售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企业也将扩大生产规模,进而需要更多的劳动力。除此之外,技术进步还可以通过其创新功能,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服务,也就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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