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强之路——学习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笔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富强论文,中国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今后15年的战略任务。”要“坚决、积极地推进改革”。这是伟大的历史性任务。在中国建立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秩序，是非常艰巨、非常复杂的任务，面临不少困难和矛盾。在实现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需要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特别是邓小平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要认真学习领会，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和方向上的坚定，大胆实践，勇于探索，不断总结经验，争取经济体制改革新的胜利。
一、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策
为什么社会主义中国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什么？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改革中国没有出路，不改革中国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坚持改革，决不动摇。这就是邓小平的明确回答。这个重要结论，产生在“文化大革命”和真理标准讨论之后，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时代特点深刻分析的理论反思，是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政策。
我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国家独立，开辟了重新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从此，在东方，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这样全新的问题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答案、方案在哪里？人们希图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本本”中找到现成的解答。实际上，他们的“本本”中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现成的答案。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真理当作教条，而不是当作指南的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导致指导思想的偏差和失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他们曾经正确地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从原则上阐明了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贯穿在这些科学理论中的核心是革命，革命才能解放生产力。实践已经证明，建立在对早期资本主义和欧洲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分析基础上的理论，既包含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同时也包含了对东方国家不完全适应、或随着实践的发展部分失效、基本失效的若干方面。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不坚持，发展失去基础；不发展，也谈不上坚持。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的核心，他带领中国各族人民，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又引导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其间，几经曲折，历尽艰辛。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他坚持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动力，想以此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阶级斗争为纲”走向了反面，它使中国失去了几次加快发展的机遇，我国经济始终在停滞、低效中徘徊，人民生活在相当长的时期没有应有的改善，社会主义也失去它应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总之，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寻找经济发展动力的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没有解决好。
自80年代开始，邓小平以他特殊的阅历和洞察世事的睿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全面、深刻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理论上大胆创新，从许多方面廓清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早在80年代初，他就说道：“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①]然而，问题恰恰发生在这个“根本任务”上。邓小平在多种场合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偏差和失误。他说：“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视。”“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②]“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③]于是，引出这样的认识：“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④]
综观邓小平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始终围绕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总结工作中的失误，并由此进一步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结论朴实明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一定要注重生产力发展。这就纠正了长期以来脱离生产力这个根本标准评判社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充实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怎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何使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摆脱贫困？邓小平从多方面回答了这些问题，这就构成他的经济理论的宏大体系。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可称当代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支柱。他认为，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改革开放。这就是说，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早在1979年，他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也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与此同时，他又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光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⑤]应该说，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他认识得最早也最清楚。总之，从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到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这是认识上的巨大飞跃。邓小平总结了建国以来指导思想错误和经济体制上的严重弊端，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正确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准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明确回答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个基本问题。邓小平关于改革的理论严肃地告诫我们：只有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才能确保生产力不断发展，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才能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才能建设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
二、要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还面临许多新的问题，要在实践中大胆探索
18年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他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指导下，我们党和人民以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目前，中国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已被摒弃，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中国经济持续稳步增长的制度基础和运行机制已开始形成。所有制结构已由单一公有制经济，变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指令性计划起主要作用的经济运行状态已经改变。18年来，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平均年增长速度为9.4%，这样持续、高速的发展，为同期世界之首。此间，人民收入增长、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地开展的经济体制改革，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也引起国际社会的深切关注。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对中国改革开放进行分析评价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其中，美国学者德怀特·H·伯金斯10年前发表的《中国，亚洲下一经济巨人》（中文译本名为《中国的改革能继续下去吗？》）很有代表性。作者认为，1949—1976年中国经济增长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主要原因，是“从1958—1976年这一时期，影响投资和建设的环境一直处于动乱之中”。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缓慢与劳动生产率没有很大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劳动生产率没有很大提高的关键性原因，是经济体制问题。他强调：出现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低效益和严重浪费的根本原因，又在于“苏联式中央计划体制”。作者在对中国改革开放10年进程观察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主要原因是市场因素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经济体制正在发生变化。[⑥]他的分析是中肯的。到了1991年，日本经济学者叶芳和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由停滞走向发展。80年代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地区的时代。90年代大概将是中国时代。”[⑦]事实确实如此。在“八五”期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达到12%，这样持续、稳定的发展，不但是我国建国以来其他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少有的，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按照《纲要》的要求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今后15年只要保持适当的、较快的速度，一定能够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出重大步伐。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停滞，走出困境，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世界社会主义面临严重曲折和困难，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实施所谓“不战而胜”战略的关键时期，中国改革的成就和经济的初步繁荣，证明了邓小平改革理论的正确，为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光彩，它不仅给中国人民，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鼓舞和有益的启示。还有人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前景作了这样一种激动人心的描述：从洋务运动开始，经过百年磨难，中国终于迎来了世界经济强国的曙光。“中国将重振汉唐雄风”。
199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这种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非常复杂。所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紧密结合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向前推进过程中，也遇到了新的问题和矛盾。根据个人的观察，目前，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在体制转轨过程中，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难点，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力加以探索、切实加以解决的。
第一，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把市场经济机制的活力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相结合，找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其中，重点是如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目前，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处境堪忧，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改革进展不如人意。作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的国有经济的重要地位，要求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步伐，创新新的局面。
第二，与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相配合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应有切实的进展。当前，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换；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有效防止消极腐败行为的蔓延；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第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如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分析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作了系统阐述，对开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作了全面部署，是指导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正确、全面贯彻《决议》，必定能够有效清除现在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障碍，保证经济体制改革沿着健康的方向顺利推进。
这三个问题，还可以概括为三个结合，即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结合，市场经济与政治体制、党的建设的结合，市场经济与思想道德建设的结合。毫无疑问，探索“结合”的形式和途径，是开创性的。除了以上三个方面带根本性问题之外，在当前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还存在若干困难和矛盾，有的困难相当严重，有的矛盾相当尖锐。这都直接关系着改革的顺利进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社会的长治久安。譬如，严重的通货膨胀；农业基础薄弱，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受到许多限制；社会成员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悬殊；社会秩序和治安状况混乱，等等。
面对以上情况，有人怀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和方向，认为没有改革就不会产生这些问题，似乎改革是混乱之源，甚至主张开倒车。[⑧]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对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困难和矛盾，应作历史的全面的分析，任何简单的判断，失去信心的说法，都是不可取的。除了坚持改革，中国别无选择。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不能满足现状，停滞就意味着倒退。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他还说：“如果我们走回头路，会回到哪里？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⑨]要清醒认识和分析经济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也要进一步理解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增强改革意识，坚定改革信心。
三、经济体制转轨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多次指出，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他还谈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成功。”“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⑩]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对此，人们已有共识。
十多年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卓有成效。在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在简政放权、机构改革方面，在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反腐倡廉方面，以及在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都采取了若干改革措施，配合和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保证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经济体制转轨的深入，原有政治体制中若干环节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矛盾日渐突出，有的已经成为改革向前发展的严重障碍，需要及时加以改革。从目前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稳定的角度看，以下几项任务最为突出：
（一）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换。长期以来，我国存在一个臃肿庞大，层次重叠的行政管理机构。这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是旧体制的产物。十来年几次进行机构改革均未达到预期目的，收效不大，甚至是越精简，机构越膨胀，旧的管理体制在许多方面基本沿袭至今。特别是经济管理弊病甚多，可以说，这是改革至今明显滞后的领域，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措施难以到位，举步维艰，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就是机构改革进展缓慢，职能没有真正转换，政企难以分开，防碍企业自主经营，参与竞争。“翻牌公司”之所以受到企业和社会的普遍指责，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行“公司”之名，又保留了原有的行政权力，并通过这种“改革”获取更多的单位利益。这是与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相悖的。
“九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就是要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的标志，主要是：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换过渡基本结束，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社会保障和要素市场等方面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国有企业改革要有新的进展，大多数国有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基本上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和运营体系基本确立，等等。这都迫切要求加快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现在，国有企业改革要深入，首先要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去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关于企业改革的讲话中，就提出：“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必须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按照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的原则，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的合理形式和途径，从制度上规范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按照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继续并尽早完成政府机构改革。”在这里，江总书记明确指出了政企分开和机构改革的原则，应该在此基础上统一认识，“尽早完成”机构改革。最近几年，有的地方创造了“小政府、大市场”、“小机关、大服务”和“政府创造环境、社会发展经济”的作法，取得初步成功，是可以总结和推广的。
（二）加强廉政建设，坚决反对腐败。腐败的实质是以权谋私，即掌握一定社会权力的人或组织，将权力私有化，违反法规、纪律和道德规范，背离或超越既定的管理目标，谋取私利的行为。这种产生于私有财产和私有制的社会顽症，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在两种体制并存而引发的许多矛盾、漏洞、缝穴中广泛滋生、迅速蔓延，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直接阻碍改革的进行。各种腐败现象特别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使国有资产蒙受巨大损失，企业和农民增加生产成本，广大居民增加经济负担，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助长道德沦丧，败坏改革声誉，妨碍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邓小平对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82年，他就严肃地指出，改革开放“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这股风来得很猛。”1989年6月9日，他针对“腐败现象很严重”及时提醒全党：“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他总是随时告诫全党，充分认识腐败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他在指导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中，多次提出要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与反腐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必须把反腐倡廉当作“大事来抓”。
（三）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这是保证党的路线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反复强调要选拔有革命精神和专业知识的年轻干部，选拔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领导机构，使党的队伍充满朝气和活力。适应体制改革的形势，我国干部制度若干方面进行了改革，特别是按照“四化”标准培养和选拔接班人工作，多有进展。但是，正如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的那样：“一些领导班子素质不高、年轻干部偏少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这就给我们党提出两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一是必须全面提高现有领导干部的素质，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坚强领导集体；二是必须抓紧培养和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努力造就大批能够跨世纪担当重任的领导人才。”认真贯彻邓小平指示和四中全会精神，我国现代化建设就有可靠的组织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是一件全新的事业，是非常艰巨的开拓性任务，它需要并将造就一代新人。干部制度的改革，应当适应社会主义经济这种新的环境，应该在更新观念，打破“论资排辈”方面，在构建有利于培养和选拔优秀人才机制方面，在克服干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方面，有新的突破。
注释：
① ②《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以下简称《摘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2年12月版，第45、48页。
③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4、225页。
⑤《摘编》第95—98页。
⑥《中国的改革能够继续下去吗？》，（美）德怀特·H·伯金斯著，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8月第1版，俞晓秋、尹铁钢译。
⑦《外国人评中国改革》，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编，1992年第2期，原文载日本《景气观测》1991年6月20日。
⑧《中国经济改革不容逆转》，晏智杰文，载《经济日报》1996年4月15日。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页。
⑩《摘编》第113、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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