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伊斯兰运动:我的研究视角_政治论文

当代伊斯兰运动:我的研究视角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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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伊斯兰运动和以伊斯兰教为价值取向政治思潮的讨论已成为当前中东问题与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观察角度的差异,各国的伊斯兰学者(包括中国的学者)对于当代伊斯兰运动的性质、发展趋势、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等问题形成了许多不同的看法。问题的探讨与争论已超出学术领域,对伊斯兰运动的判断、寻求应对之策实际上成了各国外交政策中的重大课题。本文斗胆讨论伊斯兰研究的视角和方法问题,并不是要为伊斯兰的研究提供一种不容争辩的模式,消除学术界的争鸣,只是有感于国外一些学者由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文化偏见等因素而进行的研究和讨论不仅在学术界流传甚广,而且对一些国家的外交政策也有不小的影响。换言之,对当代伊斯兰运动的研究与判断已成为事关国际关系演变的重大理论问题。显然,寻找比较客观的研究伊斯兰的方法与视角已是刻不容缓。

当代伊斯兰研究中遇到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为什么从70年代开始在中东地区发生了一场经久不衰的所谓伊斯兰复兴运动?从国内外已经发表和出版的大量著述来看,应该说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较为圆满的答案,归纳起来可分为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伊斯兰社会内部的经济和社会落后、政治的腐败和道德的沦落使恢复伊斯兰正义与社会公正、用严格的伊斯兰教法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重新确认对真主的信仰这样的召唤有着广泛的社会与群众基础和历史的合理性。第二,在冷战的格局下,东西方阵营对穆斯林国家在政治上的压制和经济上的盘剥,严重阻碍了穆斯林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阿以冲突也不断使一些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遭受失败和被欺骗的屈辱,西方文化和各种世俗意识形态的广泛流行和泛滥更使穆斯林深切感到伊斯兰教和传统文化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和挑战。然而,随着对伊斯兰教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另一个更深层次的疑问浮现出来:千余年来穆斯林社会已经历几番兴衰、数度荣辱,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环境不断变迁,为什么伊斯兰教总是以几乎不变的诉求来呼唤宗教的复兴、社会的公正?为什么伊斯兰教有如此沛然的生命力用宗教的理想来干预、影响、甚至改造穆斯林社会和国家政治?当然不少学者已注意到这些问题,并且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比如,有人引用恩格斯的分析与断言来说明伊斯兰复兴运动每隔大约100年就发生一次的周期性, 还有的学者深入研究了伊斯兰教强烈的复古传统与伊斯兰复兴之间的关系。应该说,这些研究都有助于加深对当代伊斯兰运动的理解。然而,经济与社会的原因只能解释某一次伊斯兰运动发生于此时而没有发生在彼时,用伊斯兰教百年一次的呼唤来解释重复出现的宗教-政治运动有某种宿命论的嫌疑。要知道,当今世界的发展是恩格斯生活的那个年代根本无法想象和预知的。对伊斯兰复古传统的研究与分析朝客观地理解伊斯兰教及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迈出了正确的一步,伊斯兰教的长久生命力、它在历史上不断发出宗教与政治召唤,最根本的原因来自伊斯兰国家内部,来自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特征,来自伊斯兰教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功能。伊斯兰运动作为一种宗教与历史和文化的有机结合,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对穆斯林道德、行为和认同的规范与影响,作为一种宗教和社会理想对穆斯林生活的激励与诱导,作为一种法律体系对社会行为的约束,所有这些都为每一次伊斯兰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作好了最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只要有适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只要外部的压力与刺激已威胁到伊斯兰教的生存,一场伊斯兰运动就会来临。虽然在内容上有所不同,尤其是社会和政治诉求存在极大的差异,然而,其外在形式却总会带有某种伊斯兰特征。

到目前为止,历史唯物主义依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为有效的理论指导和研究方法。因此把伊斯兰运动放入动态的、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对于我们理解当代的伊斯兰运动、把握伊斯兰运动的未来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伊斯兰教的发生与发展来看,它就有着与其他宗教显著的不同。虽然在一开始它也是一种被压迫者的宗教,与当时的统治者产生激烈的冲突,但冲突的结果是伊斯兰教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而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也成了阿拉伯国家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在这里,宗教与政治实现了最直接和最完美的统一。这与基督教或佛教所取得的统治地位有本质的不同,这不仅是因为基督教和佛教的创始者最终也没能进入统治者序列,甚至为信仰而舍去了性命。更重要的是,宗教对于统治集团来说基本上是一种工具,当宗教的圣光不再有用,当宗教已经束手束脚、危及统治者生存的时候,他完全可以换一种宗教和信仰,或者干脆抛开宗教,实行政教分离。而在伊斯兰社会,统治者的政治地位、政治合法性与伊斯兰教紧密相连,历代统治者不要说实行政教分离,即使是在伊斯兰的大旗下推动某种变革也完全有可能被视作异端而招致灭顶之灾。因此,除非伊斯兰的历史发展突然中断,否则,在可预见的将来指望穆斯林社会发生类似中世纪末期欧洲那样的启蒙运动和宗教革命实在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事情。另外,伊斯兰教的发展与传播也与其他宗教有着显著的不同。基本上说来,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是与阿拉伯帝国的军事征服紧密相连的,这并不是说众多的民族皈依伊斯兰教完全是对军事压力的屈服,我只是想强调,在军事征服推动之下,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以一种更有力、更有效的方式迅速完成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一方面由于统治集团对伊斯兰宗教信仰的不断强化以及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对被征服者施以高压,伊斯兰教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帝国的广袤领地上,一些异质文明在保留了不多自身特征的情况下实现了伊斯兰化,更多的异质文明则融汇在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海洋之中。另一方面,伊斯兰文化在以前所未有的胸怀吸收和拥抱其他的文明之后,它也进入了一个自我审视、自我清算的阶段,即用《古兰经》来审查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确立《古兰经》和《圣训》的不能争论、不能怀疑的神圣地位。这一过程的完成,一方面牢固地确立了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伊斯兰创造能力的彻底丧失,从此,穆斯林社会的任何变革与发展都得在宗教的教条和先知留下的惯例中寻找动力和依据。

纵观伊斯兰教的政治发展史,有两种历史现象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关注:一方面,历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为了解决现实中经常遇到的新问题,他们总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不断地进行一些变革和创新;另一方面,在伊斯兰的政治理论中,人们又以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和最初的社会、政治实践作为进行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评价现实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努力使偏离伊斯兰理想的现实重新返回理想状态。也许,正是穆斯林社会内部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无可避免且不断扩大的强烈反差构成了伊斯兰运动重复出现的最深层的原因之一。换言之,只要伊斯兰教仍然是构成穆斯林国家政治传统、文化形态、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以伊斯兰为旗帜的宗教-政治运动的经常发生就有着某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和性质。

如果说穆斯林社会宗教-政治运动的动力首先来自于伊斯兰教本身所具有的复兴机制的话,那么,近代以来的各种伊斯兰运动则更多地是为了回应西方的挑战。近代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对于伊斯兰社会的冲击与威胁是致命的:欧洲列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全面进攻使伊斯兰社会陷入彻底解体和崩溃的境地,军事上失败和领土被瓜分固然是刻骨铭心,然而,经济上遭受盘剥以及宗教与文化的日趋衰微更使穆斯林社会感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存和认同危机。

考察从近代开始的穆斯林社会对西方挑战的回应,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第一,回应挑战的方式变化;第二,诉求方向的转换。因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对于理解当代的伊斯兰运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美国著名的伊斯兰与中东事务专家约翰·埃斯波西托(JohnEsposito)的著作中,伊斯兰社会回应西方的挑战方式被划分为四类:拒绝、退隐、世俗化和西化、伊斯兰现代主义。对于大部分穆斯林来说,学习和模仿先知的传统也许是最好的回应方式:当麦加人不能容忍伊斯兰教的时候,先知迁往麦地那,然后积聚力量,对异教徒发动圣战。然而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最初的反抗很快遭到失败,因此,拒绝与殖民当局的合作,自觉回避西方学校教育和其他机构的诱惑就成了许多宗教领袖积极鼓吹的回应之道。世俗化和西化的目的在于通过学习和模仿西方,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反映到统治阶层,则表现为一系列的改革尝试。应该强调的是,此类改革有极大的局限性,它主要是为了回应西方殖民扩张对统治集团的利益和地位所构成的威胁,而不是为了缓解长期的封建专制所积蓄的社会压力。换句话说,改革是功利性的,而不是制度性的,因此,改革失败或者半途而废就有着不可避免的特性。伊斯兰现代主义在伊斯兰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力图调和宗教与理性、宗教与科学的矛盾,弥合伊斯兰传统主义者和改革者之间的分歧,通过有选择地吸取西方的科学思想,激发伊斯兰文化和传统的活力,回应西方的挑战。

纵观伊斯兰运动对西方挑战的回应,其基本的诉求方向是内省式的。从本质上看,穆斯林对自身的宗教、文化、价值和历史仍充满自信,穆斯林社会经济的衰弱、道德的沦丧、军事上的失败以及政治的分裂首要的原因在于对伊斯兰教背离,只有返回真正的伊斯兰教、重新确认对真主的信仰才是消除穆斯林社会衰败的唯一良方。从18世纪到19世纪,受这一思想激励的伊斯兰宗教-政治运动遍及整个穆斯林世界。例如,1703~1792年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运动、1754~1817年尼日利亚的富拉尼(Fulani)运动、1764~1840年孟加拉的法赖迪亚(Faraidiyyah )运动、1826~1831年艾哈迈德·布里尔维(Ahmad Brelwi,1786~1831)在印度发动的军事运动、1787~1859年利比亚的塞努西运动以及1848~1885年苏丹的马赫迪运动等。与此同时,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和宗教、政治领域的开明人士从另一个角度对伊斯兰教进行了反思,他们试图借鉴和学习西方的技术、科学和思想、甚至政治制度,对照伊斯兰的传统和文化,通过自身的改革,使伊斯兰社会获得新生。这种历史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它反映了穆斯林社会对自己传统与文化的崇拜与信心,对伊斯兰社会与政治理想的向往;另一方面,殖民主义的扩张还没有使穆斯林真正感到亡国、亡教和亡族的威胁。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完成,随着帝国主义各国更加强化对殖民地的控制和争夺,穆斯林国家失去了任何通过自身的改革求得发展的可能。对于广大的穆斯林来说,在各种改革尝试纷纷失败、民族危机日趋加重的情况下,首要的问题已不是反省自身的文化与价值体系、寻找伊斯兰传统与西方文明的契合点,而是救亡图存,摆脱西方的殖民统治。于是,民族主义逐渐代替改革主义,成为穆斯林社会政治运动的主流,而各种伊斯兰思潮和政治运动也由此获得了改革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特征。

两次世界大战对于广大的穆斯林国家来说是灾难性的,除了极个别的地区外,大部分的国家完全沦为帝国主义各国的殖民地。与殖民地化进程同步而来的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民族主义运动成了穆斯林国家政治运动的主流。虽然伊斯兰教对于民族意识、尤其是阿拉伯民族意识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虽然在民族解放的进程中各种伊斯兰组织也不同程度地积极参与,然而,伊斯兰教并没有对民族解放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独立后民族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伊斯兰教也完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伊斯兰教为什么没能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什么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大多信奉世俗的、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有待我们重新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以为对这一历史现象认识的深入非常有助于理解当代伊斯兰运动的发展和政治前景。

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各种起源于西方的世俗的意识形态在各穆斯林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大部分国家也强调伊斯兰教在立法和约束、规范穆斯林生活中的作用,然而,在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中,伊斯兰教已经降至非常次要的地位,甚至传统上由宗教界控制的教育、宗教等领域也受到政府强有力的干预。即使在家族和部族势力强大、宗教势力盘根错节的王权国家,由于近几十年来对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以及对西方各国的依赖,伊斯兰的传统和宗教界的影响也受到强烈的抑制和排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段时期,伊斯兰势力的相对衰弱是不可避免的。民族主义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使民族主义的领袖获得极高的声望。在广大穆斯林看来,像纳赛尔这样一些英雄人物,不仅从殖民者手中争得了国家与民族的独立,还捍卫了伊斯兰的尊严,而西方殖民统治的被铲除则为伊斯兰社会与宗教的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来自两方面的原因刺激了伊斯兰运动的复兴与发展。第一,来自伊斯兰社会内部的原因。从总体上看,各种形态的伊斯兰国家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进展十分迟缓,这不仅是因为贫穷与落后仍普遍存在,更为严重的是,政治上的专制和腐败使社会危机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盲目的社会改革、贫富的两极分化、西方思想的泛滥、社会道德的沦丧使人们感到,伊斯兰社会面临从内部彻底解体的巨大威胁。第二,来自外部的压力。在冷战的格局下,东西方的激烈对抗对穆斯林国家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国家利益,或者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私利,他们不得不依附于某一方,并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利益;另一方面,当地区内发生冲突、国与国之间出现争端时,他们又经常受到超级大国的压制和欺骗。在普通穆斯林的眼中,有些国家的统治者实际上成了东西方冲突的马前卒、超级大国利益的代言人、伊斯兰理想的叛逆者。

正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各种意识形态在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实践、东西方冷战、40余年的阿以冲突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之后,一些伊斯兰思想家开始了新一次对伊斯兰教与国家的发展前途、人类的最终命运、发展道路的选择等重大问题的思考。之所以说这是新一次,是因为比起近代的伊斯兰思想来说更加深刻、更具影响力和说服力。首先,他们认为西方文明所赖以建立和存在的基本原则已经遭到失败,自由与民主的原则并没有为社会奠定良好的秩序。相反,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人类被两次卷入世界大战的浩劫和前所未有的经济萧条之中,刚刚消除法西斯主义给人类带来的威胁,世界又陷入了冷战的旋涡。第二,西方的发展模式和东方苏联的发展模式都没有为人类指出美好的发展前景,并同伊斯兰教形成了根本的对立。第三,各种世俗意识形态在穆斯林国家的流行和不同发展模式的政治实践正在给伊斯兰教带来毁灭性的冲击,他们对穆斯林传统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所构成的威胁是根本性的。一些国家统治者在政治上的无能与腐败,在外交上对超级大国的依赖与服从,在与以色列军事对抗上软弱与背叛,无一不使伊斯兰教的生存面临极大的威胁。正是基于以上这些认识,伊斯兰的思想家们不仅重提伊斯兰教对穆斯林社会的重要作用,而且进一步强调伊斯兰教对整个人类未来所肩负的神圣使命。

理解当代伊斯兰运动的第五个视角应该是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局势的变化及其趋势。首先,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影响进一步上升,尤其是海湾战争以后美国更成了国际社会主导一切的唯一超级大国。这一方面使伊斯兰运动与美国和西方的对抗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另一方面,在失去了前苏联对美国的牵制与平衡的情况下,伊斯兰激进势力又不得不有所收敛。同时,美欧各国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实践中也在不断调整对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国家的政策,寻求比较实用的与伊斯兰运动打交道的方式。其次,世界范围内的和解正使激进的伊斯兰运动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潮流,尤其是阿以之间从对抗走向和平使伊斯兰运动失去了最具号召力、最具煽动性的宣传口号。第三,经济发展日益成为各国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激进的政治鼓动和暴烈的政治斗争对于广大的穆斯林来说远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生活质量更加诱人。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即使是一些最激进的伊斯兰国家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而西方各国也有意通过经济合作促进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发展,以消除伊斯兰激进运动产生的温床。第四,冷战结束以后,政治民主化之风一度席卷全球,许多穆斯林国家对传统的政治体制进行了不少的调整与改革,甚至海湾地区实行家族统治的王权国家也许诺扩大政治参与。这些措施多少缓解了穆斯林国家紧张的社会关系和阶级矛盾,抑制了伊斯兰浪潮的进一步发展。

这些变化能否持续下去,对于穆斯林社会和伊斯兰运动的最终影响究竟是什么,我还不敢妄下断言。然而从目前来看,它至少促成了部分伊斯兰组织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转化,许多伊斯兰组织逐渐放弃了激烈的行动手段,进入政治进程,试图在现行体制内,用合法的政治手段取得国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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