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服务业集聚程度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服务业论文,中日论文,程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运输工具的更新换代，服务业开始突破地理的限制，向最有发展条件的区域内集中，服务业集聚已经成为世界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如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多媒体服务集群、日本东京的金融服务业集群、法国的电影娱乐服务集群、中国北京中关村的中介服务集群。不同的国家的服务业集聚程度有何差别？它们的服务集聚特征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其服务业发展水平一直较高，因此比较中日的服务业集聚程度和特征差异，有助于深入了解我国服务业与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发展差距，从而找到需要改进的方向，以加快我国服务业的发展。
国内学界缺乏对中外服务业集聚程度的比较研究。关于服务业集聚，比较关注的问题是：服务业集聚趋势、服务业集聚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生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的互动等等，这些研究考察的是国内服务业，对国外服务业的关注很少，对国内服务业和国外服务业的比较研究更是鲜见。李文秀、谭力文(2008)[1]构建了一个服务业集聚的二维评价模型，并以美国服务业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只分析了美国服务业的集聚情况，没有对比中国和美国服务业集聚的差异。在服务业集聚的评价指标方面，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指标。胡霞、魏作磊(2009)[2]利用熵指数和相对熵指数测算了我国1997年至2005年城市服务业集聚程度。张益丰和黎美玲(2011)[3]、王硕和郭晓旭(2012)[4]运用区位商验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先进制造业集聚的正相关关系。吉亚辉等(2012)[5]采用了赫芬达尔指数及EG指数来测算生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集聚程度。上述研究使用了区位商、熵指数和相对熵指数、区位基尼系数、行业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CAD指数(产业集群集聚度指数)、EG指数(1997年Ellison和Glaeser提出的新集聚指数)等指标，这些指标都能用来评价服务业集聚程度。区位商、熵指数和相对熵指数、区位基尼系数主要反映产业的区域集聚程度，行业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主要反映产业内的企业集聚程度。服务业的集聚过程既包括不同的服务部门为了获得共享劳动力市场、前后向产业关联和知识溢出等外部规模经济好处而选择在一个地区内集中，也包括同一个服务业部门的市场份额逐渐集聚于少数服务企业以获得企业集聚经济优势的过程，因此需要有一个综合指标全面地评价服务业的集聚程度。CAD指数虽然考虑了互补产业和共生产业的集中的紧密程度，但其对数据的要求较高，因此在研究中很少被采用。由Ellison和Glaeser(1997)[6]提出的新集聚指数EG指数，由于综合考虑了产业的区域内集聚和产业内的企业集聚程度，因此被学界普遍认可。
本文利用EG指数测量中国在2004-2010年和日本在1996-2009年服务业及其子行业的地理集中度，根据计算结果对中国和日本的服务业集聚程度和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并且对两国服务业集聚程度与服务业增长关系进行探讨。
二、服务业集聚程度评价模型
服务业集聚表示服务业在地理空间中呈现出集中的非均衡分布状态。服务业集聚的动力是源于外部规模经济。若干个服务部门在同一个地区的集中，可以共享熟练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基于本地市场的前后向产业关联和知识溢出，一方面，共享的劳动力市场和中间产品使得服务企业的生产成本因此而得以降低；另一方面，知识溢出能促进服务企业创新，提高服务企业生产绩效，追求外部规模经济的内在动机促使服务企业向同一地区集中。
评价服务业集聚程度的指标有很多，有些指标源于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度量方法，包括常用的区位基尼系数和广义熵指标族，这些指标没有考虑企业内部规模，缺乏集聚出现的微观基础；另一些指标根据企业区位选择模型提出，能区分企业随机集中和源于共享外部性或自然优势的集中，而且可以控制企业规模对产业地理集中指标的影响，一个规模大的企业不会被误认为集聚，如Ellison和Glaeser(1997)提出的新集聚指数EG指数；还有一些指标进一步打破了人为划分或行政单元划分区域的局限性，如Marcon和Puech(2003)[7]基于距离的测量方法，但这类指标的计算要求样本数据具体到每个企业以及每个企业的空间分布，实际应用非常困难。
衡量产业地理集聚程度的EG指数最大意义在于区分了随机集中和产业内企业间由于外部经济的集中。如果EG指数等于零，说明企业间是独立随机分布的，即企业之间区位选择不相关，无外部经济；如果EG指数大于零，说明企业之间区位选择具有相关性，企业为了获得外部经济而在地理分布上趋于集中。另外，EG指数将企业规模分布加入到计算模型之中，有助于辨别产业地理集中是由于内部规模经济或资源优势导致产业内少数几个大企业集中在某个区域，还是由于外部经济吸引大量的中小企业在某个区域的集聚。由此可见，EG指数比传统的产业集聚评价指标更全面和科学。
根据企业区位选择模型提出的行业EG指数，其假设前提是如果行业中的企业之间的区位选择是相互依赖的，那么这些企业将趋向具有自然、制度的优势或外部性较大的地区集中。行业i的EG指数的构造首先需要计算一个类似区位基尼系数的指标Gi，公式为：
由上式可见，EG指数包含了区位基尼系数和赫芬达尔指数，前者主要反映产业的区域集聚程度，后者主要反映产业内的企业集聚程度，因此EG指数综合反映了产业的区域集聚程度和产业内的企业集聚程度。EG指数与产业的区域集聚程度成反比关系，与产业内的企业集聚程度成反比关系。
γ值越大，表示产业集中度越高。EG指数分为3个等级：第一个等级为γ＜0.02，表示该产业地理分布呈分散状态；第二个等级为0.02≤γ≤0.05，表示该产业地理分布较均匀；第三个等级为γ＞0.05，表示该产业的地理分布高度集中。计算行业EG指数需要先计算该行业的赫芬达尔指数H，而一个行业中各个企业的规模如职工人数等的详细数据无法获得，因此我们采用杨洪焦等(2005)[8]的估算方法，假设在每个地区，一个行业内的所有企业都具有相同的规模，有如下估算公式：
三、中国和日本服务业集聚程度实证分析
(一)数据描述
本文以行业就业人数表示行业规模，也有研究用总产值和增加值表示。这里不用总产值和增加值的原因是，以往研究认为中国服务业总产值和增加值被低估(许宪春，2004)。[9]
中国数据选择地级及以上城市2004-2010年服务业及其子行业的就业人数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基本完备的城市有286个；计算行业赫芬达尔指数需要用到的各省份服务业企业数源自《中国统计摘要》的各地区按行业分法人单位数，各省份服务业就业人数源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的各地区按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和私营企业、个体就业人数之和。
日本1996-2009年各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和企业数来自于日本统计局。日本的样本数据的地域分布包括东京都、北海道、京都府和大阪府以及其它43个县。
(二)中日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实证分析
表1显示根据式(1)、式(3)、式(4)计算得到的中国和日本各服务业的EG指数。
由表1可见：
1.中国集聚程度呈上升趋势的服务行业是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日本集聚程度趋于上升的服务行业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金融保险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中国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集聚程度上升较快，年均集聚增长率达到13.44%。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是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所提供的服务附加值较高，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必须降低交易成本，而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方式就是向拥有丰富人力资源的地区集中，因此该行业的集聚程度快速提高。中国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集聚水平也较快上升，以年均9.43%的速度增长，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作为成熟的传统服务行业，经过多年的竞争与调整，垄断程度必然越来越高，因此其区域集聚度也会很高。日本除了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以外，其他集聚度上升较快的服务行业均属于生产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和金融保险业是日本集聚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服务行业，其集聚增长速度达到5.44%和2.85%，高于服务业平均水平。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保险业作为日本的支柱服务行业，它们的发展水平一直较高，对知识、人才、信息等资源高度依赖，只有大城市如东京才汇集了足够丰富的知识、人才、信息资源，可以支撑起它们的发展，因此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保险业倾向于大城市集聚发展。日本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集聚程度也越来越高，反映了集聚经济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带动作用较强。日本的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集聚程度趋于上升，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业，出于公平原则，它应该在各地区中均匀布局，满足各地区居民的需求，然而随着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发展，在节约成本的驱动下，纵向一体化还是会导致一些大型医疗集团的形成，并且医疗卫生行业的政府主导作用较强，在中央政府积极投资的情况下，经济较发达、财政资金实力雄厚的地区的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比较发达，而经济落后的地区由于缺乏政府投资，从而使当地的医疗卫生保障福利条件不如发达地区，这就是日本的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区域集聚水平逐渐上升的原因。
总的来说，中国和日本生产服务业集聚程度上升速度快于生活服务业。中国生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上升速度高于日本生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的上升速度。中国的金融保险业集聚程度呈下降趋势。
2.除了部分生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以外，中国和日本大多数服务业的集聚程度呈下降趋势。其中，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教育业的集聚程度下降趋势明显。
中国和日本的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的集聚程度降幅较大。这两个行业均属于生活服务行业，与顾客面对面的接触要求高，这决定了批发零售企业、住宿餐饮企业必须在服务对象附近布局，才能获得最大收益，因此它们的集聚程度下降较快。中国和日本的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集聚水平的下降速度达到5.48%以上，其中，中国的房地产业的集聚度降幅最明显，高达11.6%。在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发展的前期，它们的集聚程度较高，集聚给服务业发展带来一定的正向效应，而随着地理集中度的提高，负向集聚经济效应开始凸显，比如租金的上升，劳动成本和通勤成本的上涨压力，这些因素导致对成本异常敏感的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逃离大城市，向周边地区发展，使中国和日本的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集聚水平趋于下降。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教育业在中国和日本均表现出明显的集中度下降的趋势，这两个行业属于公共社会性服务业，它们的服务企业布局受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为了公平和效率，它们往往依托人口和交通设施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均衡的区位布局，因而它们的区域集聚程度趋于下降。
综上所述，除了中国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地质勘查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日本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金融保险业以外，中国和日本其他服务业的集聚程度趋于下降，且生活服务业集聚程度下降较快。
3.中国集聚程度较高的服务行业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而金融保险业集聚水平则比较低。日本集聚程度较高的服务行业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房地产业。
中国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区域集聚特征非常明显。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发展依托商贸经济繁华和人口密集的城市，而中国的地区收入差距较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力使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集中在少数经济发达的城市，导致其集聚程度较高。中国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区域集聚程度仅次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两个行业对信息技术投入和人力资源的需求较高，而大城市在知识、技术、人才、信息方面具有小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对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吸引力较大，使它们向大城市集中。中国的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集聚水平也较高，这与中国人口和收入分布不均衡有关，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居民收入水平较高，人口密度很大，消费能力较强，使大量的居民服务企业得以发展壮大，因此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也具有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中国的金融保险业集聚程度较低，究其原因，在于银行保险业提供前台服务，需要与顾客面对面接触交流，为了提高其市场份额，它在不同地区增设服务网点，从而使它的区域布局越来越均匀，区域集聚程度也越来越低。
日本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集聚特征非常突出，2009年它的EG指数高达0.12889，远远超出其他服务行业的集聚程度，也高于中国所有服务行业的集聚水平。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提供后台服务，它的信息技术嵌入程度比较高，可以通过信息技术替代接触式的服务以扩大其服务半径或进行远距离传输服务产品，因此其区域集聚程度相对较高。与中国相比，日本的金融保险业具有较强的区域集聚特征。日本的证券保险业非常发达，尤其是东京，它是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证券业与银行保险业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对与顾客面对面的接触交流的要求较低，其提供的服务产品可以借助一些信息手段进行传输，虚拟空间代替了实际的面对面服务，因而其区域集聚特征非常明显。另外，由于寻求国际认同和与主流商务机构更紧密的结合，日本的证券业表现出强烈的中心性区位特征，从而导致日本的金融保险业呈高度集聚状态。日本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也具有较高的集聚水平，与这类服务对知识信息和人才的高需求有关，只有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才能提供较为丰富的知识、信息、技术和人才等资源，因此它倾向于大城市集聚发展。日本的房地产业的地理集中度也较高，房地产业的市场竞争激烈，为了争取最大的市场份额，房地产企业必须布局于人口密集的地区，并且它的消费群体是高收入人群，只有拥有较高的人口规模和居民收入的大城市才能支撑起房地产业的发展。另外，房地产业进入门槛比较高，房地产企业的数量偏少，这也导致其较高的集聚水平。
综上所述，中国和日本的生产服务业集聚程度高于生活服务业，中国的生产服务业集聚程度低于日本的生产服务业集聚程度。中国形成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中心的生产服务集聚，而日本形成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中心的生产服务集聚，显然后者发挥更大的集聚经济效应，其前后向产业关联、知识溢出的外部规模经济作用更大。
4.中国集聚程度较低的服务行业有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金融保险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教育业。日本集聚程度较低的服务行业有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教育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中国集聚程度较低的服务行业大部分为公共社会性服务业，如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教育业，这些服务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或准公共服务产品，为了保证公平性，它们往往在区域间均匀布局，使每个居民能享受到相应的服务，因此它们的区域集聚程度较低。中国的金融保险业集聚程度非常低，仅高于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它所提供的服务产品的特点决定了服务网点必须在服务对象附近，在市场力量驱动下，金融保险业往往布局于不同的地区以获得最大的市场份额，从而导致其较低的区域集聚程度。日本集聚程度较低的服务行业主要是生活服务业，如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它们是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所提供的服务附加值低，必须争取较大的市场份额才能维持企业生产经营，而它们的信息技术嵌入程度较低，因此不能利用现代技术延长其服务半径争取更多的顾客，只能依靠与顾客面对面的接触交流来提供服务，这使其空间布局分散，区域集聚程度处于较低水平。日本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呈低度集聚发展状态。日本经济发达，各地区普遍具有完善的交通设施和先进的通讯手段，地区间交通通讯条件差距较小，因此日本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地理集中度较低。与中国相似，日本的教育服务表现出低度集聚水平，只有0.00036，比服务业平均集聚程度低。教育服务的政府行政导向作用较大，其分布依照公平原则进行，因此不存在区域集聚发展的可能。
综上所述，中国集聚程度较低的服务行业主要是社会性服务业，日本集聚程度较低的服务行业主要是生活服务业，中国的生活服务业的集聚程度高于日本生活服务业的集聚程度。
总的来说，中国服务业的EG指数大于日本服务业的EG指数，表示中国服务业的集聚程度比日本服务业的集聚程度高。造成日本服务业的集聚程度偏低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的地区经济发展相对均衡，各地生产资源分布均匀，交通通讯网络发达，使服务业无需集中发展以获得最优资源，另外随着纵向一体化的发展，服务行业的垄断经营越来越多，企业集聚程度趋于上升，也导致日本服务业的EG指数偏低。
根据Ellison和Glaeser对EG指数值的划分得到下表所示的中日服务业集聚程度的等级分类。
从表2的数据可以分析出以下的特点：
1.日本的生产服务业处于高度集聚状态，而中国的生产服务业处于中度集聚状态
日本的生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很高，它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呈高度集聚状态，其EG指数远远超过其它服务行业的集聚水平，而中国生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相对偏低，有3个生产服务业呈中度集聚状态，地理集中度最高的生产服务业，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EG指数远低于日本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反映日本生产服务业高度发达，生产服务业集聚对生产服务业发展起着较强的正向作用。
2.中国的生活服务业集聚程度高于日本的生活服务业的集聚程度
中国的生活服务业处于中度集聚和低度集聚的水平，呈中度集聚状态的生活服务行业是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其EG指数达到了0.02143，集聚程度最低的生活服务业是批发零售业，其EG指数仅仅为0.00384。日本所有生活服务业均处于低度集聚程度，其集聚程度最高的生活服务业是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EG指数接近零，说明日本的生活服务业区域分布均匀，各地生活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差距较小。中国生活服务业的集聚水平偏高表明中国目前收入分配的区域不均衡，使大多数生活服务业企业倾向于经济发达的地区布局发展。
3.中日两国的生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高于生活服务业
中国集聚程度最高的前三位服务行业均属于生产服务业，日本集聚程度最高的前四位服务行业也属于生产服务业。日本生活服务业的地理集中度非常低，中国生活服务业的地理集中度仅高于社会性服务业，由此可见，中日两国的生产服务业具有较强的地理集中度，生活服务业的地理集中度较低。生产服务业的集聚动力源自规模报酬递增、知识溢出、要素共享和信息沟通便捷导致契约成本降低等外部规模经济因素，它的信息技术嵌入程度较高，可以利用现代化信息传输技术扩大其服务半径，其市场辐射能力较强，因此生产服务业往往集中发展。生活服务业的集聚动力不足，其对收益最大化和交易成本最小化的追求以及与顾客面对面接触的需要，使它倾向于人口密度较大和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布局发展，它的信息技术嵌入程度较低，难以利用现代技术扩大其服务半径，因此其市场辐射能力较弱，区域布局相对分散。
4.中国的社会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低于日本社会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
提供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社会性服务业在两国均表现出较低的集聚水平。其中，中国社会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低于本国生活服务业的集聚程度，其EG指数位于所有服务行业的EG指数之末。日本社会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高于本国生活服务业的集聚程度，其EG指数比本国生活服务业的EG指数高。社会性服务业如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教育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受国家宏观调控，按照公平原则在不同区域中均匀分布，但是随着这些行业的发展，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出于成本节约和收益最大化的动机，具有垄断特性的大型医疗、教育、公共水利管理集团会相继产生，这可以解释日本部分社会服务业在2001年以后出现EG指数趋于上升的现象，也是日本社会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高于中国社会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原因所在。
四、中国和日本服务业的集聚程度与服务业增长的关系
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经济效应对服务业发展带来正向的影响，这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服务业集聚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促进服务业增长，不同的服务部门是否存在差异，中国和日本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增长的作用有何区别，思考并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把握中国服务业发展现状具有重要作用。
服务业集聚程度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可以用服务业增长集聚弹性来测量，即服务业产值增长率与服务业集聚程度增长率的比值，它反映了服务业发展对服务业集聚程度变化的敏感性。令：
通过服务业增长集聚弹性的计算可以考察各服务部门总产值的变化对各服务业集聚程度变化的敏感性。为了保证弹性计算的准确性，本文选择中国2004-2010年的数据和日本1996-2009年的数据来测算服务业增长集聚弹性。结果如表3所示。
1.在生产服务业方面，中国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具有正向集聚经济效应，而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则表现出负向集聚经济效应。日本除了房地产业以外，其他生产服务业均表现出较强的正向集聚经济效应。
中国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空间集聚有利于其产值的增长。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规模经济效益最明显，它的集聚弹性达到1.56，表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集聚程度每增长1%，其产值增长1.56%，产值增长速度高于其集聚程度的提升速度，可见该行业产值对集聚程度的变化非常敏感。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也表现出较明显的规模效应，区域集聚对其服务业产值的促进作用较强。金融保险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呈现出负向集聚经济效应，表明这两个行业在中国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集聚经济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出来。日本除了房地产业以外，其他生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对其产值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日本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集聚经济效应最强，其次是金融保险业，这两个服务行业在日本呈现出中高度集聚状态，它们的地理集中所产生的知识溢出、产业关联和要素共享等外部性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促使其产值增长。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在日本的集聚程度上升速度较快，说明区域集聚对其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日本房地产业的集聚程度相对较高，但其集聚程度趋于下降，且房地产业表现出较强的负向集聚经济效应，表明日本的房地产业集聚对其产业发展存在负面的影响，过度的房地产集聚使租金、劳动力、原材料等成本上涨，成本的上升必然削弱其集聚经济效益，使房地产业产值未随其集聚程度的提高而增加。
2.在生活服务业方面，中国的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呈现出负向集聚经济效应，而日本的批发零售业存在正向集聚经济效应，住宿餐饮业则表现出明显的负向集聚经济效应。
中国的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的集聚弹性小于零，表明产业地理集中不利于它们的发展，由于生产和消费的同时性，决定了它们在服务对象附近布局，因此它们的区域集聚程度越来越低，其产值却越来越高。日本批发零售业的空间集聚对其产值增长有微弱的促进作用，而住宿餐饮业则表现出较明显的负向集聚经济效应，说明住宿餐饮业不适合集聚发展，越高的集聚度反而降低其产业产值。
3.在社会性服务业方面，中国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存在负向集聚经济效应，日本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也表现出负向集聚经济效应，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空间集聚对其产业发展有一定作用。
中国和日本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均存在负向集聚经济效应，表明该行业的空间集聚不利于其产业发展，受国家行政作用的影响，它的分布依照公平原则在区域中均匀布局。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在中国表现为负向集聚经济效应，在日本则表现为正向集聚经济效应，表明中国对该行业投资效率极低，使其集聚经济效应难以发挥出来，而日本对该行业非常重视，投资效率较高，区域集聚对其产值增长产生明显的拉动作用。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对中日两国服务业集聚程度进行比较分析以及对两国各服务业集聚程度与服务业增长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结论如下。
1.中国生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集聚程度低于日本生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而生活服务业集聚程度高于日本生活服务业集聚程度，中国总体服务业集聚水平高于日本集聚水平。随着服务经济的发展，中日两国服务业集聚程度均呈下降趋势，而生产服务业集聚程度趋于上升。
2.中国和日本的生产服务业集聚程度高于生活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生产服务业集聚程度趋于上升，发挥较强的正向集聚经济效应，而生活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趋于下降，呈现出负向集聚经济效应。由于信息技术嵌入程度以及服务提供的接触紧密性程度等的不同，不同类型的服务行业表现出不同的集聚特性和演化路径。生产服务业由于信息技术嵌入程度较高，可以利用现代技术扩大其服务半径，并且为其提供后台服务，不需要与顾客面对面接触交流，因此生产服务业的区域集聚程度最高，生产服务业的区域辐射能力也最强，随着生产服务业的发展，生产服务业集聚程度越来越高，区域集中产生越明显的规模效益。生活服务业由于信息技术嵌入程度较低，提供前台服务，需要与顾客面对面接触，因此它的区域布局相对分散，其区域集聚程度较低，并且趋于下降，区域集聚对生活服务业发展起着负向作用。社会性服务业提供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按公平原则布局，因此其区域集聚程度较低，并且呈下降趋势，社会性服务业不适合集聚发展，具有负向集聚经济效应。中国的金融保险业的集聚程度很低，并且集聚度趋于下降，且表现出负向集聚经济效应，反映中国的金融保险业发展相对落后，集聚发展的动力和条件不足，要素集聚能力较弱，难以发挥规模效应。中国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空间集聚程度较高，且呈上升趋势，但其存在负向集聚经济效应，表明我国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空间集聚质量不高，区域产业关联度差，导致其集聚水平与产业发展负相关。另外，中国的生活服务业的集聚程度高于社会性服务业，而日本则相反。
3.中国形成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主的生产服务业集聚，而日本形成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保险业为主的生产服务业集聚，显然后者发挥更大的集聚经济效应，其前后向产业关联、知识溢出的外部规模经济作用更大。
(二)政策建议
我国服务业集聚程度与日本服务业集聚程度存在差异，针对我国生产服务业集聚水平偏低的情况，笔者认为应该采取以下措施来提升我国服务业集聚的质量和水平。
1.基于不同服务行业的特点，采取差异化集聚发展政策。对于中国的生产服务业，政府应促进其集聚水平的提高，使之与制造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对于生活服务业，政府要使其充分市场化运营，减少地区保护壁垒，加强产业内的企业集聚程度。对于社会性服务业，政府应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针地性地投资和布局，依照公平原则而非市场原则来布局，使其在空间上均匀分布。
2.对于具有正向集聚经济效应的服务行业，政府要大力促进其集聚发展，而对于不适合集聚发展的服务行业，政府要尽量降低它的集聚水平。比如生产服务业存在明显的集聚经济效应，政府应该通过政策引导和布局规划来提高其集聚水平。对于不适合集聚发展的服务行业，如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应该促使其在各地区分散发展。
3.提升适合集聚发展的服务业的集聚经济效应。中国的金融保险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同为生产服务业，本应具有较强的规模经济效益，然而它们表现出负向的集聚经济效应，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合理的区位布局、降低进入门槛、税收等方式刺激它们的发展，并引导优质资源流入这两个服务行业，加强它们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提升它们的集聚效率，进而增强它们的集聚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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