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珊德拉的尖叫和西西弗斯的努力——论格拉斯《母鼠》中的启蒙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拉论文,格拉斯论文,努力论文,母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格拉斯1999年在斯德哥尔摩颁奖仪式上讲演时称“母鼠荣膺诺贝尔奖”，但德国评论 界却对《母鼠》毁誉不一：赞之者如著名学者汉斯·迈耶尔称之为“一部语言艺术和叙 事艺术的巨著”；贬之者如“文学教皇”莱希—拉尼茨基认定此书“难以卒读”。有人 欢呼，称《母鼠》集格氏作品之大成；但更多的人指责《母鼠》不啻一场灾难，好为人 师的“启蒙古风”使作者沦为天下人的笑柄。(注：迈耶尔和莱希—拉尼茨基的评语分 别引自H·迈耶尔：《君特·格拉斯和他各种动物》，载：《文本与批评》，第9期(199 7)，第81页和H.L·阿诺德(主编)：《在铁皮上敲鼓》，施岱德尔出版社，1997年，第1 62页。其余对《母鼠》的简单评价可参见H·弗尔莫维格：《君特·格拉斯》，rororo 出版社，1999年，第119页；F.J·拉达茨：《君特·格拉斯》，阿谐出版社，2002年， 第69页；S·摩泽：《君特·格拉斯。长篇和短篇小说》，施密特出版社，2000年，第1 32页及以下；君特·格拉斯/H·齐默曼：《启蒙的冒险》，施岱德尔出版社，1999年， 第191页；《多是平和的语调——君特·格拉斯获诺贝尔奖》，载：日耳曼学通讯，199 9年1月，第1-5页。)格拉斯虽是“共和国之纹章兽”，却极少在同胞那里交过众口赞誉 的好运，每有作品面世便掀起轩然大波。不过，“启蒙古风”四字倒是对他的作品颇为 贴切的描述，因为启蒙始终是格拉斯探讨的主题，《母鼠》同样旨在以叙事方式将受损 的启蒙工程继续下去。
一
《母鼠》的启蒙问题是通过扑朔迷离的叙事展开的。小说的复调和多线结构曾被视为 无整体性的表现，面对这“滔滔不绝的便条盒”有人甚至发问：“当初编辑都干吗去了 ?”(注：H.L·阿诺德(主编)：《在铁皮上敲鼓》，施岱德尔出版社，1997年，第172页 ，第149页。)连褒扬《母鼠》的汉斯·迈耶尔也不讳言，“期待这部新作井井有条地讲 述一个有主人公、有人物、时间地点交代明确的好听故事”的人必会大失所望。(注：H ·迈耶尔：《君特·格拉斯和他各种动物》，载：《文本与批评》，第9期(1997)，第8 1页。)
梳理下来，贯穿全书的应是人鼠对话。作家“我”在梦境中孤悬太空，与母鼠就人类 的历史和前途唇枪舌剑。与此主线交织的情节大致有五：一是奥斯卡庆祝外祖母一百零 七岁华诞，这位媒体大亨拒绝“最后的探戈”，力图在“后事”系列片中演绎布洛赫的 “希望原则”。“我”的两部影片剧本构成了情节之二和之三：童话人物揭竿而起，但 终未能挽救林深木秀的大自然；真实人物马尔斯卡特假造哥特式古画，与战后两德政要 组成了“作伪三人组”。情节之四发生在生态失衡的海上，考察水母的女人们前往海底 乌托邦维涅塔。衣锦还乡的奥斯卡和寻找归宿的海上五女均未能在“大爆炸”中幸免于 难。情节之五，“后人类时代”里唯有鼠类劫后余生，在与人鼠参半的“沃森克里克” 的争斗中经历了起伏沉浮。
令人眼花缭乱的叙事结构本身已涉及一个与启蒙有关的基本问题：作者向随着启蒙运 动发展而占据主导地位的进步主义的线性时间观发出了质疑。早在《此前》中牙医就说 ：“此后在此前就已开始”；《特尔各特聚会》首句也是时序错位：“明天曾有的，昨 天将会有”；后来格拉斯干脆生造一个将“往昔”、“现今”、“未来”合三为一的新 词Vergegenkunft：“学校里教会我们三种时态：‘往昔’之后是‘现今’，‘现今’ 之后是‘未来’。但我知道有第四时态‘昔今未’。所以我不再维护形式的纯粹。在我 的稿纸上出现了更多的可能性。在此，惟独乱才有序。”(注：君特·格拉斯：《此前 》，载：《戏剧》，鲁赫特汉德出版社，1970年，第406页；《特尔格特聚会》，鲁赫 特汉德出版社，1979年，第7页；《顺产或者德国人死绝了》，鲁赫特汉德出版社，198 0年，第130页。)《母鼠》更是剪不断理还乱，比如开篇时人类历史已经结束，终曲时 人类灾难却尚未降临，而在小说中间人类毁灭又一再发生。“乱”中之“序”基于这样 的认识：在“现今”中，“往昔”和“未来”都是在场的，不能潇洒地忘却过去从“零 点”开始，也不能直线乐观地展望“光明”的未来；曲解启蒙的灾难不是无须再纠缠的 旧事，也不是与现今无涉的未来；关键是要克服健忘和迷信，不断揭开层层伤疤，时刻 释放“心理抑制”，唯有如此唤醒过去和直面当今，或许还有可能拥有未来。充满危机 感的格拉斯相信，这种全方位开放的、在亦庄亦谐的语流中将“昔今未”或杂糅或覆盖 或交叉在一起的“第四时态”结构更适用于描绘启蒙的曲折。
不仅不同时间层面切换渗透，虚实也被玩弄于股掌之中。圣诞鼠、母鼠、金发人鼠亦 真亦幻，它与“我”频繁梦中相会，却连谁梦见谁都有疑问，不由让人想起庄生梦蝶： 鼠只是第一人称叙述者“头脑的产物”，还是人类毁灭后“我”只在鼠梦里硕果仅存? 抑或“我俩都是被梦见者?/梦非你梦亦非我梦，/而是来自第三者?”(注：《母鼠》引 文均译自dtv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母鼠》第4版。)奥斯卡在卡舒贝播放的录像片也是 虚实莫辨：片里片外的挂钟都敲响了十二点，“现实中的他满腹疑虑地看着影片中满腹 疑虑的自己，好像是在和自己永诀……”
与时间融汇、真幻纠缠相应的是多重的文本互涉。远在《铁皮鼓》卷首便出场的外祖 母，近至《比目鱼》中才露面的主角，不少“老熟人们”在这部“未来叙事”中进行了 最后的狂欢。某些评论家的“集大成”之说就是指《母鼠》涉及了迄今作品的诸多主题 。这种集中的自我引用现象使得《母鼠》如同一篇“总结性告别”的悼词。
这篇“祭文”不仅与自己文本的联系千丝万缕，它还对从《圣经》到《一九八四》， 从加缪、康德到哈墨恩捕鼠人传说有方式不一的指涉。在体裁方面，《母鼠》同样是五 光十色。每章标题都是冗长的定语从句，颇有巴洛克之风。德国浪漫派交融各体的文艺 观也若隐若现：至少“启示小说”、“无韵文作品”、“叙述体湿壁画”、“叙述狂欢 曲”、“讽刺论文”、“史诗”、“童话”、“专题特写”等等不一而足的名称(注： 参见H.L·阿诺德(主编)：《在铁皮上敲鼓》，施岱德尔出版社，1997年，第171页。) 也说明，对《母鼠》进行归类殊非易事。值得一提的还有诗歌和小说的融合。格拉斯的 小说常有诗为先声：如《圆柱圣徒》之于《铁皮鼓》，《稻草人》之于《狗年月》。受 歌德、艾兴多夫等人的影响，诗文结合的特点从《蜗牛日记》起渐趋明显。
凡此种种总结式的糅合可视为与误人歧途的启蒙走到尽头这一主题互为表里：“因为 该说的都说了，现在只剩下告别了”。
二
“告别”是《母鼠》的关键词之一，其内涵在哀歌“梦境中，我必须告别……”中得 到了淋漓尽致的阐发。诗中提及种种文明，事无巨细一一列举。然而美好人生正受到严 重威胁，倘若继续闭目塞听，诗中用虚拟式写就的梦中告别随时可能成为血淋淋的事实 。
小说的酝酿始于格拉斯1982年获费尔特里内利奖时的宣言：已处于“人类自毁过程” 中的作家不能再指望时间的力量，自己拟写的那本书再也不能对未来作充满信心状了。 打开“那本书”，即四年后问世的《母鼠》，果然一幅幅骇人画面、一声声盛世危言扑 面而来。“告别”人类文明的可能性是否空穴来风，人类是否还能迷途知返扭转乾坤? 人与鼠就此展开了激烈交锋。
母鼠不断尖叫“你们完了”，而“我”仍幻想着“活蹦乱跳、一肚子新点子”的人类 还能力挽狂澜，竭力反驳母鼠关于人类不可救药的断言，但在这位“下水道里的卡珊德 拉”面前，已多少有点中气不足。格拉斯一贯立足启蒙，为何却让《母鼠》哀叹“关于 教育的长谈/没有结论就已中断，/无果而终”?
格氏作品的首句常具定调作用，《母鼠》一开头就在影射莱辛。以莱辛为代表的德国 启蒙主义运动试图通过教育使人走出康德在其启蒙定义中称为“人类咎由自取的未成年 状态”的蒙昧。《论人类的教育》中虽也批评了幻想一蹴而就的“狂热者”，但仍坚信 人类理性前途光明，坚信“《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之后的“完美时代”必 定到来。(注：G·莱辛：《论人类的教育》，载：《作品集》，古滕堡书业协会，1962 年。)与莱辛的三段式相比，《母鼠》中勾勒的进程就曲折多了：经过“原始泥潭”、 “清洁自身”、“知识封为力量”诸阶段，“意外不明不白地发生”了，启蒙之光最后 成了核爆之光：“人类的教育/终于可以说是圆满收场。/伟大的光明照亮了每个角落， /只可惜光明过后天昏地暗，/谁也无法再找到他的学堂。”
启蒙崇尚理性，其卓越功绩自不待言。但当年卢梭就意识到的双刃剑现象随着历史发 展日益彰显：当理性被简约化为技术、数据和可操作性时，当人类进步被等同于效益提 高时，启蒙就悄然偏离了其人道主义宗旨。对这种“启蒙的表现”，霍克海姆和阿多诺 的《启蒙的辩证法》作了发人深思的批判。在格拉斯看来，人类自戗过程开始了，未来 概念也随之改变了，至少直线进步论视野里的光明变得黯淡了。生态环境岌岌可危，核 武库更是高悬的达摩克里斯剑，而人类我行我素，仍未学会走出咎由自取的未成年状态 ——如果说当年启蒙运动旨在颠覆宗教迷信和传统迷信，那么今天启蒙主义者的后代们 面对的是另一种迷信：工具理性和数字技术在“祛魅”后的人类社会里宝相庄严。
《母鼠》中的“大爆炸”就是这种迷信的结果，但真正的“故障原因”却是人的狂妄 、贪婪和冷漠。小说中的人类滥用“浮士德本性”，“高了还想高，险了还要险”，统 治欲在基因技术上臻于极致：“搬俩过来，弄仨过去，/大自然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无 所不能，甚至能替上帝纠错。”基因技术利弊之争的一方能在《母鼠》中找到这样的知 音：“创世时耽误了的，今天会成为震惊天下的大事!当初亲爱的上帝……自认为干的 好事早就该纠正了，而且我们今天能够纠正了!哲学家康德说人类始终像弯曲的木头， 现在我们知道这木头终于可以拉直了。”拒绝人文关怀，自诩道德中立，滥用科研自由 ——只要这种现象还存在，布莱希特《伽里略传》中提出的关于科学家社会责任的问题 就远未过时。格拉斯1978年在评论“我的老师”德布林的《山、海与巨人》时就批评世 人面对威胁“或是沉默不语或是嚷嚷正好相反，总之已经接受了这种看法：我们死后哪 怕它洪水滔天!”(注：君特·格拉斯：《与乌托邦赛跑》，载：《论文学》，鲁赫特汉 德出版社，1980年，第148页。)倘若继续掉以轻心，藐视人作为自然本质的规定性和局 限性，混淆上帝与凯撒的分工，那么有朝一日或许真会“如同魔术学徒傻站着，无法使 扫帚停下来”(注：君特·格拉斯与H·齐默曼：《启蒙的冒险》，施岱德尔出版社，19 99年，第203页，第198页，第319页，第213页。)。格拉斯反对这种致命的自负，拒斥 人类万能的乌托邦，这在某种意义上与“新启蒙”倡导者王元化的观点不无合拍之处： 启蒙任务这未竟的崇高事业仍需继续下去，但对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过分信赖、试图 支配和征服万有的“启蒙心态”却必须克服。(注：王元化《公意与私意之间的冲突怎 样调和?》，《社会科学报》2003年3月6日。)
克服“启蒙心态”并不意味着放弃启蒙事业。启蒙的偏差只能以不断启蒙的手段来调 节，换言之，要以怀疑和批判的启蒙拯救陷入独断和迷信的“启蒙”。不过，在时不我 待的今天，这是否还有望成功，“我”时而认为：虽然一切都预示着灾难，但“一切还 在我们手中”，还能悬崖勒马；时而又像母鼠那样拒绝乐观主义的遐想：“或者说，曾 在我们手中”，良机已失，为时已晚。(注：君特·格拉斯与H·齐默曼：《启蒙的冒险 》，施岱德尔出版社，1999年，第203页，第198页，第319页，第213页。)在《母鼠》 之前，格拉斯曾提出“蜗牛理论”：启蒙意味着在实践中坚持不懈地质疑和摸索，而不 是迫不及待地试图实现某种绝对化理念，所以要“稍安毋躁”，要重视如今已成希罕之 物的“优游闲适”——“了解并重视进步中的停顿，已经一度乃至多次放弃，曾坐在空 空的蜗牛壳上，曾处于乌托邦的阴影下——惟有这样的人才能衡量进步”。(注：君特 ·格拉斯：《蜗牛日记》，鲁赫特汉德出版社，1972年，第341页。)他将作家定义为“ 逆时写作的人”，主张以笔“抗拒似水流年”，而这既有鉴古以明今的含义，也可理解 为延缓人类名为进步实乃自毁的进程的启蒙努力。但在母鼠在“我”眼前展开的幻景中 ，连这样的努力也无济于事了。虽然“你们思考的汗水，你们写作的墨水都流成了河! 你们涂黑了多少张纸，为了促进人类的教育!”启蒙工程还是失败了，“大爆炸”后只 留下的那些手持工具的塑料小人象征着以前终日奔忙的人类。
三
充满骄矜之气的理性与启蒙并不完全叠合。格拉斯多次援引蒙田，竭力为本属于人性 ，但却在张扬理性的过程中被贬为“非理性”的东西平反。作为喜爱灰色、拒绝“非黑 即白”的画家，他反对将启蒙单维化和乏味化，主张也给梦幻和想像留下言说空间。《 母鼠》中的童话不妨看作是这样的一种尝试。
格拉斯强调自己的写作离不开童话的力量，因为童话属于“我们现实的一部分，确切 地说是我们现实的双层底”。(注：参见W·菲尔茨：《那它们至今还活着?论蝶鱼和母 鼠中的童话角色。》，载：《文本与批评》，第9期(1997)，第98页。)宏大童话《比目 鱼》便试图揭示在史书中被遮蔽的“别样真实”。如此重新检审虚实关系，极易使人联 想起崇尚童话叙事的德国浪漫主义，但并不意味着在“生活再诗化”的虚空中飘荡。童 话能使人窥见“别样真实”，不过扩展现实概念并不等于完全脱离此时此地。如果说， 《母鼠》中的画家故事涉及德国五十年代的“复辟”，那么其中的《格林兄弟的森林》 也一反童话的时空不确定性，抨击了八十年代的“二次复辟”。格拉斯理解的童话式幻 想离不开作为“摩擦面和铅锤”的现实，以现实为锚地才能“比较清晰，比较让人信服 。随风飘扬的幻想只是肥皂泡，华而不实。从现实中滴落下来的幻想，这种有说服力的 虚构，才是写作过程之精彩所在。”(注：F.J·拉达茨：《君特·格拉斯》，阿谐出版 社，2002年，第106和第115页。)
《比目鱼》已表现出对人类理性的怀疑，但尚未走到“和希望这位马拉松长跑者告别 ”的地步，没有排除设计未来的可能性。但在《母鼠》的童话中，希望之光几近于无。 格林童话的结尾通常是主人公借助某种力量获得胜利，《母鼠》中格林兄弟的石像却“ 轰然倒下，四分五裂”。财阀、教授、主教和将军组成的大联盟粉碎了绿色革命，他们 的口号是毁灭森林，取消童话，经济效益至上。在凸显绩效意志的现代人眼里，大自然 不过是偷懒的所在，童话更是哄小孩的把戏而已——《母鼠》中的瘸侏儒看得再清楚不 过：“他们早觉得我们可有可无了”。浪漫主义的德意志森林是童话的“群落生境”， “没了森林，童话就不复存在。”森林死亡不仅意味着生态恶化，而且诚如莴苣姑娘所 言：“没了童话人类难免贫困化”。世人只剩下了对数据和技术的无上推崇，随着工具 理性的化身“清障龙”对童话世界的蹂躏，心灵、想象、情感、精神的空间日益逼仄了 。《母鼠》的童话叙事与其说是要消解启蒙，毋宁说是意在元启蒙或曰关于启蒙的启蒙 ，指出启蒙不等于绝异道、持一统的“理性”，不是使人与自然之间日益加剧的异化和 疏离合理化。
如果同意《比目鱼》中的定义，认为口耳相传的才算真正的童话，一旦落笔成文便如 同赝品，那么《母鼠》中的童话就更是赝品的拓片了：本来活泼泼的对话全都凝固在字 幕上，“松脆小屋”像后来的“人类遗物博物馆”一样，陈列着标明日期的死道具，童 话形象全靠“吻”、“睡”、“垂下金发”、“跳上额头”之类的程式化动作勉强支撑 。而且“每个童话/都得到了解释，/善良和邪恶的仙女参加了研习班”，德国七十年代 “研究童话的专家和探赜索隐的学者”更加剧了童话的僵化。童话叙事的要素是脱离规 定路线，而以实证思维、数学理性和机械标准进行“准确的”阐释就难免削减其神秘性 和自由度，使童话失去丰沛的想象力：“画眉嘴国王从此一无所有。/孩子们再也不会 迷路。/七再也无深意，不过是个数。”而格拉斯欣赏的启蒙不是如此“乏味”的结果 ，而是“能带来乐趣、提供余地，色彩斑斓、允许随意挥洒”(注：君特·格拉斯与H· 齐默曼：《启蒙的冒险》，施岱德尔出版社，1999年，第203页，第198页，第319页， 第213页。)的过程。
就连《格林兄弟的森林》这样的童话也走向了末路，在这部无声片中，最后只有亨塞 尔和格莱特逃脱了“清障龙”的魔爪，乘着倒驶的白马车遁入了“昔日世界”。或许片 子之所以无声，是“因为该说的都说了，现在只剩下告别了”；马车之所以倒驶，是因 为再也谈不上有什么未来了。热衷于表现“后事”的制片商奥斯卡“总得有人逃走才行 ”的设想得到了体现。无论是否将此阐释为无望中的一线希望，童话毕竟属于过去了。
四
与童话的“别样现实”姻娅相连的是女性的“另类原则”。如果说男性原则代表了在 启蒙发展过程中裹挟一切的“理性”、“进步”、“权力”和“扩张”，那么女性原则 就体现了“他者”的特征。
德国七十年代女权运动兴起时，格拉斯就开始关注女性问题。《比目鱼》展示了检遍 皇皇史册也难觅踪影的“他者”——女性“无名”的功绩：作为母亲和厨娘的女性孕育 和维系生命，而男性却以自己“理性的疯狂”酿成悲剧。女权主义控诉以阳物为中心的 人类史，争取自身的解放，但也有可能导致名为颠覆男性霸权，实为继承男性原则地追 求另一轮霸权，只不过换了性别符号而已。“父亲节”一章就描写了女权主义者模仿男 性行为的变态暴力。格拉斯被妇女杂志《埃玛》选为1977年8月的“本月帕夏”(意为大 男子主义者)即与此不无关系。
从《铁皮鼓》中奥斯卡母亲生于野合，到《母鼠》中哈墨恩少女和鼠交媾，格拉斯笔 下不乏这类可能激怒女性的场景。不少女读者和女批评家指责他流露出粗暴的男性幻想 ，认为他笔下的女性形象缺乏具体特征，简直就是适合男性投射其欲望、恐惧的空白幕 布。无论这是否是“女权主义者缺乏幽默感的反应”(注：M·于尔格斯：《公民格拉斯 》，贝塔斯曼出版社，2002年，第299页。)，指责格拉斯是敌视妇女的“帕夏”有欠公 允，不符合他与受压迫者为友的一贯立场。相对于男性原则而言，他其实更倾向于女性 原则这条“我们美好前景被封死时依旧畅开着的裂缝”(注：君特·格拉斯：《蝶鱼》 ，鲁赫特汉德出版社，1978年，第678页。)。
在《母鼠》里，这条“畅开着的裂缝”不是以“客籍工人妻子的五彩头巾”为象征的 妇德，但也不是主张性爱自由的女巫——“女巫呜呼，童话哀哉”，以她为首的绿色暴 力革命失败了。那艘“满载愿望和女人”的考察船或可视为一线希望?
“新伊瑟贝尔号”上的女人时有摩擦，但在海月水母“美杜莎”的合唱声中——令人 联想起埃莱娜·西克苏的女权主义名文《美杜莎的笑声》——达成一致，驶往比目鱼许 诺的“女性王国”维涅塔。途中她们在甲板上慢条斯理地编织——这画面体现出一种舒 缓的自然性和温馨的建设性，与男性力量的突进性和破坏性形成了对照。加缪的西西弗 斯精神、格拉斯的“蜗牛原则”以及《局部麻醉》中牙医倡导的渐进主义，都体现在女 人们不停顿、不离线的编织动作上。她们拒绝对自己进行具体描写(格拉斯常称他笔下 的人物不是消极对象，而是会和他“讨价还价”的互动伙伴)，所以只具象征意义，象 征着一种以柔克刚的力量，一种与最终将导致世界毁灭的男性原则抗衡的力量：“手中 咯哒咯哒的织针与消逝的时光抗争，与逼近的虚无抗争，与末日的开始抗争，与所有的 厄运抗争。”她们或许能获胜，“如果时间和毛线一样有存货的话”——然而最后时间 和毛线都耗尽了，海上织女们在离维涅塔近在咫尺时化为了灰烬。
格拉斯自称有“母亲情结”，其文学世界里的女性形象不少也体现了赋予和延续生命 的“母性”，连母鼠也自诩为生命之母：“不但是狗、马、猪，连人类也得溯源到我们 这些首批哺乳动物”。男性人物也希望能回归母腹这最后的避难所，如《母鼠》中奥斯 卡最终蜷缩在外祖母层层宽裙下，和《铁皮鼓》卷首土豆地里的经典场景遥相呼应，构 成了作家笔下这个最著名形象的起点和终点。这是否意味着摆脱以“理性”为指向的父 权社会，复归《比目鱼》中的奥阿时代?奥阿有三乳，格拉斯憧憬的是超越二元对立的 、较为和谐的第三者。他不认定女性优于男性，不讳言女权运动可能沦为男性错误的翻 版，但仍希望女性的影响能拨正男性试图支配万有、征服一切的统治方式和交往方式。 “新伊瑟贝尔号”不是救命的诺亚方舟，但“母”鼠形象还在“我”脑海里，成为“我 ”与灾后世界联系的纽带。“我决定今天就要种一棵树”，“即使世界毁灭了，你的那 些女人故事也没个完!”——《母鼠》中的这些话让人想起据说是路德的名言：“即使 知道世界明天就会毁灭，今天我还会种一棵苹果树。”(注：《杜登词典》称在路德著 作里找不到任何证据，参见《杜登》，第12卷，1993年，第491页。)诚如加尔德所言， 格拉斯没有放弃女性原则这棵“小小的苹果树”，没有排除这一对男性原则进行纠偏的 可能性。(注：参见B·伽尔德：《女人巷要走上一生》，载：《文本与批评》，第9期( 1997)，第108-109页。)
五
《母鼠》展现了被归咎于理性疯狂的人类悲剧，常有论者将之与描绘末日意象的《新 约》末卷联系起来。不过格拉斯否认自己写的是《约翰启示录》式的末日预言，因为“ 威胁我们的不是众神或者上帝的审判，描绘黑暗的末世画面的不是拔摩岛的使徒约翰， 向我们宣示神谕的不是带着七道封印的天书”。(注：转引自S·摩泽：《君特·格拉斯 。长篇和短篇小说》，施密特出版社，2000年，第122-123页。)《约翰启示录》式的末 日预言突出的是命运的不可避免性，而《母鼠》要揭示的是一切均系人为，“大爆炸” 并非天谴而是自毁。其实在这一意义上，《母鼠》又不妨称为末日预言，因为该词也有 “揭示”的含义。(注：君特·格拉斯与H·齐默曼：《启蒙的冒险》，施岱德尔出版社 ，1999年，第203页，第198页，第319页，第213页。)
小说除了揭示人类咎由自取这一点外，还揭示了人类自欺欺人的愚昧：他们不仅“在 危机四伏中照旧过日子，忙于商海搏击或者寻欢作乐”，还指责发出警告者“过于敏感 ，所以无力忍受时代的矛盾”。既然“老鼠此举的启蒙意图不为人所知”，那就只有加 大休克疗法的力度：《启示录》说“不会再延迟了”(10：6)，《母鼠》也称“不再有 未来”；《路加福音》中耶稣对法利赛人说“看哪，上帝之国就在你们中间”(17：20) ，作者也在《母鼠》中向世人宣告：“看哪，毁灭之事就在你们中间!”(注：V·诺伊 豪斯：《以写作抗拒时光的流逝》，dtv出版社，1998年，第193-194页。)
除了惊心动魄的启示录景象，《母鼠》中色彩浓烈的宗教画面也比比皆是：奥斯卡和 外祖母的干尸犹如抱婴圣母像受到顶礼膜拜，“后人类时代”圣战中信仰原始基督教的 老鼠被钉在主教山的十字架上……。酷爱“可触可摸可闻者”的格拉斯难以舍弃基督教 尤其是天主教礼仪强烈的感性冲击力，但他与宗教的关系不限于感性手法的借鉴，也有 对教义的批判性接受：比如探讨人类的罪孽问题，但他舍弃了天堂原罪和末日拯救之说 。
《母鼠》与《圣经》有关的情节就直接从大洪水和诺亚方舟开始。在母鼠看来，人的 缺陷与其归咎于对上帝律令的违背，不如说是上帝自己造物时“过于草率”所致。而且 他一误再误，与“堕落者”二次立约，更助长了人的自负。期待这样的造物主拯救，无 异于缘木求鱼。格拉斯并不自称无神论者，但他前不信有和谐的伊甸乐园，后不信有天 上的耶路撒冷：“不被驱逐，不蒙拯救，/我只愿处于尘世的成年状态”。正如诺伊豪 斯指出的那样，救赎三段式“天堂——造物堕落——上帝之国”被格拉斯掐头去尾，只 剩下中间一段——而这意味着与其在罪孽问题上寄希望于朋霍费尔称之为“廉价恩典” 的东西，还不如认识和改变自己，努力达到一种“尘世的成年状态”。(注：V·诺伊豪 斯：《君特·格拉斯那里的基督教遗产》，载：《文本与批评》，第9期(1997)，第115 -117页；关于“廉价恩典”可参见朋霍费尔《伦理学》中译本导言，香港汉语基督教文 化研究所2000年，第xxvii页，第118-119页，第111页。)
启蒙就是走出人咎由自取的未成年状态。但诺伊豪斯又认为，在格拉斯眼里造物和造物主一样都是不可尽信的：“恰恰人的理性对格拉斯而言，如同路德，几乎是一个妓女 。你可以买到她的服务，她充其量是有用的坐骑，你可以吩咐她往哪儿走，但她永远不能自发地确定自身的使命。”(注：V·诺伊豪斯：《君特·格拉斯那里的基督教遗产》 ，载：《文本与批评》，第9期(1997)，第115-117页；关于“廉价恩典”可参见朋霍费尔《伦理学》中译本导言，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第xxvii页，第118-119 页，第111页。)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就意味着人离不开某种外来的引领，而这很难说是与拒绝任何先知和神启的启蒙精神相契合的。格拉斯曾说，近代意识形态蜂起与启蒙以 来宗教许诺逐渐退席不无关系，意义缺失或者阐释缺失留下的空间导致各种意识形态乘虚而入。(注：“时代周刊对君特·格拉斯的访谈”，载F·拉达茨：《君特·格拉斯》，阿谐出版社，2002年，第96页。)《母鼠》作者没有神化理性；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基于纳粹时代的惨痛教训，他坚持启蒙者独立的怀疑精神，拒绝任何绝对化、理想化的意识形态，无论是世俗的还是神圣的向导和许诺。
称自己难以定位的格拉斯与宗教的关系相当复杂。他早年经历了天主教社会化过程，但“信仰实体从十四岁起就几乎不复存在了”。(注：V·诺伊豪斯：《君特·格拉斯那 里的基督教遗产》，载：《文本与批评》，第9期(1997)，第115-117页；关于“廉价恩典”可参见朋霍费尔《伦理学》中译本导言，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
第xxvii页，第118-119页，第111页。)他常被指责为在作品中“渎神”，但甚至连梵蒂冈报纸的评论也承认，宗教尤其是天主教始终对他具有吸引力。(注：H.L·阿诺德(主编) ：《在铁皮上敲鼓》，施岱德尔出版社，1997年，第172页，第149页。)“我在写作中既不拥护也不反对上帝”，宗教只要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便可视我为友邻。” (注：A·里特(主编)：《注释与文献。君特·格拉斯。猫与鼠。》，雷克拉姆出版社，1977年，第91页，第140页。)对格拉斯而言，耶稣的山上宝训是可用的思想资源，宗教 的伦理精神本身不乏积极价值，问题是世人言行不一。1974年他退出天主教会，就是因 为后者的行为践踏了弱势群体的人权。鼠类也“吞下了路德译的《圣经》，吞下了大大 小小的先知书、所罗门《箴言》、耶利米《哀歌》，捎带着还吞下了各种伪经书、火炉 内那些男人哼的歌词、全部的《诗篇》，连《约翰启示录》也揭开一个又一个的封印全 吃了”。不同的是在母鼠展开的人类史兼鼠类史画卷中，正是这些人所不齿者将平等、 博爱、宽容、团结和互助付诸实践，所以它才更有资格“如今在垃圾山上慷慨陈词，声 震寰宇，宛如当年死去的基督在世界巅峰”。
六
上帝与诺亚立约时说：“所有地上的牲畜、空中的飞鸟、地面的爬虫和海里的鱼类都 要惧怕你们，归你们管理。”(《创世纪》9：2)然而独霸的结果却是自毁。人要避免《 母鼠》描绘的“恐龙命运”，唯有走下宝座，赋予一切“有活力、有血气的”造物以话 语权。
格拉斯作为画家就塑造过众多动物形象，书名合起来更是一座动物园：《猫与鼠》、 《狗年月》、《蜗牛日记》、《比目鱼》、《铃蟾的叫声》、《风信鸡的优点》、《母 鼠》……对这个啮齿目动物，格拉斯很早就感兴趣：诗文里常有老鼠出没，两幕剧《大 洪水》也有两只老鼠能说会道，和《母鼠》中的同类一样抱怨世人不懂畏惧。对真实的 生命现象，格拉斯并不刻意张臧取舍：从《铁皮鼓》死马头里的鳗鱼到《母鼠》垃圾山 上的老鼠，常人认为不堪入目者在他那里都能入诗。这种“美丑不分”的做法颇受世人 诟病，但“现实作为作家的原材料是不可分割的；唯有全部把握它、不回避其阴暗面的 人，才能当之无愧地称为作家。”(注：A·里特(主编)：《注释与文献。君特·格拉斯 。猫与鼠。》，雷克拉姆出版社，1977年，第91页，第140页。)
小说标题颇为怪异，R
ttin一词虽不无理据却又纯系生造，凸显了母鼠的阴性和虚 拟性。一如“诲人不倦”、“教授风度”的比目鱼，母鼠能言善辩，博食群书，“从达 兰贝尔到狄尔泰，没我们不知道的。神圣的启蒙运动及以后那些让人恶心的认识论，凡 是人类理性鼓捣出来的东西，没我们不知道的”。这一虚拟本质面对人类乌托邦谑浪笑 傲，逼“我”直面人类毁灭的现实，逼“我”承认恰恰人所不齿的鼠类拥有未来。
“昔今未”意味着任何对现实和未来的描述都不能忽视对历史的反思。在母鼠的边缘 视角中，人类从“泰初有禁”时不让鼠类上方舟的诺亚起就憎恨“鼠性”，实际上却是 将自身的丑恶投射到鼠身上，视鼠为万恶之源而横加迫害。书中穿插的哈墨恩捕鼠人传 说列举了此类“衣着时而朴素时而华丽，名字也在不断更改”的意识形态骗术，而处于 咎由自取的未成年状态的大有人在：“不仅是孩子。谁轻率从事，谁傻绵羊似地盲从， 谁自以为是地轻信，不经理性思考，别人许诺什么都信以为真，谁就会上捕鼠者的钩。 ”
鼠远胜于人，不但具备远见卓识、生存能力和互助精神，而且不过分狂妄自大，未丧 失原始恐惧，懂得吃一堑长一智。这人鼠颠倒的结论引发了以鼠治人的试验：“只有用 鼠性优化、充实、控制人的本质，使其有所增减损益……我们才可能憧憬未来。”然而 上帝造人失误，人造“沃森克里克”也失误：这鼠性和人性结合的新物种乘坐“新伊瑟 贝尔号”的残骸登陆，却在一场《动物庄园》式的闹剧里重蹈人类覆辙。
“我”在1984年写作(“今年是中国农历的鼠年”)，《母鼠》也确与《一九八四》多 重互涉：除了人类阴暗的未来、粉饰现实的“新语言”以及技术对人的全控之外，还有 老鼠带来的恐惧。有别于奥威尔的是，格拉斯笔下之鼠还是生命延续的希望载体。诚然 ，在这场大噩梦中，智人靠挪威鼠也未能康复，“未来只有老鼠独领风骚”。然而，使 鼠类得以存活的“鼠性”，其实是在误入歧途的启蒙过程中丢失的人性；使人类包括鼠 人归于毁灭的“人性”，其实是在误入歧途的启蒙过程中异化的人性。
母鼠对启蒙冷嘲热讽，但《母鼠》却是在对误入歧途的启蒙进行元启蒙。启蒙在此是 一个超越了狭隘理解的概念，它不等于工具理性的大一统，不等于时间线性的盲目乐观 ，不等于浮躁骄横的英雄妄想，不等于建立绝对理念和意识形态，不等于放弃社会责任 、人文关怀和伦理精神，也不等于否认世事人生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母鼠留下的最后一 句话是“一场美梦罢了”，但《母鼠》绝望的表层下却是深切的希望：在一个新的启蒙 过程中学会使打着“启蒙”旗号的疯狂停息下来。格拉斯在与布尔厄迪的一次谈话中说 ：“我们手里只有从欧洲启蒙的过程中——也包括从其错误发展中——得来的认识”。 (注：让资本主义文明起来!——格拉斯和布尔迪厄对话，Arte频道1999年12月5日播出 。)这些认识在《母鼠》中被用以休克疗法式的警世，而警世起码以“走出咎由自取的 未成年状态”这一可能性为前提。
启蒙是受损的未竟工程，也是曲折的无尽过程，但正如格拉斯在谈到他“唯一的圆柱 圣徒”西西弗斯时一再重申的那样：“石头还是要推的”——无论是奥斯威辛之后，还 是面临生存危机。坚持启蒙理性的批判立场和怀疑精神，但拒绝任何乌托邦式的最终许 诺，知不可为而为之，而且以此为乐，做一个“充满生活乐趣的悲观主义者”，这就是 格拉斯的自我写照。宣布启蒙失败的《母鼠》实际上是启蒙的再度尝试，“下水道里卡 珊德拉”的尖叫实际上是西西弗斯的又一次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