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与广东面临的新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东论文,阶段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已经历过的和发展中国家正在探索及经历的现代经济发展过程，大体上是三大发展阶段的演进，从农业经济转化为工业经济，从工业经济转化为服务经济，再从服务经济转化为技术或知识经济。工业化是一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开端。
从工业化的进程上看，大体上又可划分为工业化初期阶段、中期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其中的工业化初期阶段，其任务是以生活资料必需品和消费品工业快速发展为主导方式,形成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新体系，初步完成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广东及全国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经基本完成初期工业化阶段，开始进入到向中期工业化转变的过程。
一、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变化
90年代初，我国经济增长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结构性变化，标志着我国工业化过程已经进入到中期阶段。这些变化主要的特点是：
1.重工业取代轻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方式
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走的是一条由投资需求带动的重型工业主导增长的道路。从1979年到1989年，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我国经济转向由轻型工业主导增长的新阶段。1991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开始出现重工业增长重新超过轻工业的结构性变化。1990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轻重工业的比例为49.4∶50.6，1991年为48.9∶51.5，1992年为47.2∶52.8，1993年为44.0∶56.0，3年中重工业比重提高了5.4个百分点，全国农、轻、重产值边际比重变化为13.0∶35.9∶51.2，重工业在这一时期中重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2.居民消费结构再次升级带动重化工业产品需求扩大
从1984到1989年，我国城市改革进入高潮，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居民消费结构迅速向耐用消费品转变，出现了对家用电器的爆发性需求，城镇市场接替农村市场成为消费需求扩张的主体，促进全国轻工产业的大规模发展。这一时期居民的消费结构中，食品的比例迅速减少，耐用消费品和服务消费成为主要的部分。
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再次升级，出现了以重化工业产品如汽车、摩托车、家庭电脑、健身器械、高级化妆品、保健药品等及私人住宅为消费主体的结构性变化，导致轻工业产品需求下降，轻工产业发展速度回落，而重化工业发展速度上升，产值比重逐年增大，再次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方式，同时刺激了建筑业、建材工业的大规模发展。这在广东尤其突出。
3.城市消费市场显著回落，由储蓄带动的投资需求扩张
从1989年开始，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增加，表明居民收入增长较快，而且消费支出尤其是食品类支出比例迅速减少。至1993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高达15203.5亿元，比1988年增长了3倍。居民储蓄存款的激增，必然刺激投资需求的扩张，驱使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因而出现了1991至199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11.8%的高速增长期，增长速度比1979到1990年年均增长9.1%提高了2.7个百分点。同期我国城市市场消费大幅回落，农村消费市场乏力，大量消费品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积压，轻工产业产品出现严重过剩现象，迫使轻型工业从80年代的高速增长期进入到以升级换代和规模竞争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转换期。
二、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矛盾的特殊性
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经验证明，经济增长一旦进入到由以市场为取向的、由投资需求带动的、以重型工业为主导方式的阶段，就是进入到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上述几大特点说明，90年代以来我国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中，只是由于历史背景及具体条件不同。因而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进程日将表现出多种矛盾的特殊性。主要是：
1.严重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缓慢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矛盾
通常经济增长进入中期工业化阶段的初期，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一般在40%至60%左右，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所占比重一般在40%，农业生产力随着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到来而得到快速提高。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我国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虽然得到较大的改善，但结构转换乃较缓慢。
首先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缓慢。至1995年底，我国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比重仍高达52.5%，8年中仅下降7.4个百分点，年均下降还不到1个百分点，转移速度不是加速而是下降。如果中国农业劳动力得不到有效转移，使其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降到15—20%左右，即使重化工业发展再快，我国工业化进程就不具备从中期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变的条件，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进程就要受阻。
其次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由于我国原有的城乡差别大，而且近18年来，农民收入的增长仍然落后于城市居民的增长，使城乡居民消费差异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据统计，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间消费水平差距为2.73倍，1990年扩大到2.95倍，1995年则急剧扩大到3.43倍。这种巨大的消费差距表明，在90年代的中期工业化过程中，一方面是具有较高消费水平的城市市场由于居民对消费品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的基本满足而使消费需求回落，另一方面是具有消费需求的广大农村市场因居民消费能力不足而乏力，出现了城市人不买而农村人没有钱买的疲软局面。实际上，我国最大的潜在消费市场是在农村，农村市场发育不起来，我国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就会由于需求不足而无法充分发挥，而且城乡消费差距过大还可能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引发出更多或更为严峻的社会问题。
2.体制改革滞后与工业化快速推进的矛盾
1993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加强宏观调控措施的实施和对货币和投资的紧缩，我国以重化工业主导增长的势头已受到抑制。导致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实际就是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首先是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导致因投资失控而经济“过热”，其次是市场管理体制改革滞后而出现金融、债券等要素市场秩序混乱。从1994年至1996年，广东及全国实际上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滞后而使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时期，广东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1993年年递增77.6%降到1996年年递增为0，全国从1993年年递增61.8%下降到1996年的14.8%。由于投资规模连续大幅回落，一方面出现了以资金密集为特征的重化工业因投资不足而下降，轻工业增长速度再次超过重工业，另一方面因消费和出口需求小于同期增加的供给而出现了储蓄大于投资、居民储蓄存款和国家外汇储备大幅上升的局面不断发展。从我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看，虽然这些问题在性质上属于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短期效应，并不反映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内在趋势，当经济环境得以改革，投资得以放松，就会再现重化工业主导势头，但也说明，体制改革滞后将可能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导致严重的局面，甚至会出现工业化中断或倒退的可能。
因体制改革滞后而影响中期工业化进程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目前我国城市居民虽然存在较高的消费水平，但由于传统体制的存在，实际上约束着消费的实现。其中私人轿车和住宅是中期工业化阶段市场消费的主体，但在公车专用的干部制度和职工住房分配制度下，我国的汽车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需求难以扩张，加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部门利益膨胀，社会管理秩序混乱，城市服务功能不全，使部分居民有钱购房而不想购，有钱买车而不敢实，形成了市民消费结构升级而实际消费规模不大的状况。由于市场消费需求不足，使目前重化工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举步维艰。这些情况表明，在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深化体制改革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3.区域经济失衡与工业化快速实现的矛盾
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早就存在。改革开放前30年，国家将近一半的资金投入了中西部地区，并大量地从东部地区无偿调入技术和设备、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其中包括企业的整体搬迁，使中西部工业迅速发展，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东部地区。
1979年至1993年，国家为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转换的历史机遇，推动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将经济建设重点转到东部沿海地区，产生了三大经济倾向：一是资金、重大建设项目向沿海地区倾斜，80年代东部沿海地区资金占国家总投资的60%，1990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东部沿海地区占51.9%；二是人才、技术向沿海地区流动；三是生产力布局向沿海地区倾斜。1990年东部沿海地区总产值占全国的58.2%，比1980年提高了5.3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占27.9%，比1980年降3.5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占14.1%，比1980年降1.6个百分点。
从国家的大局看，我国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差距过大会引发两大主要问题：一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地区封锁、各类原材料争夺以及严重的地区经济利益冲突，严重地影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革和中期工业化的发展；二是会成为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1993年后我国经济发展重点开始从东南向西北转移，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这种矛盾影响的结果，但对于广东及其他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而言，国家投资重点的转移意味着其中期工业化进程需要减速。
三、广东面临的新挑战
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的系列重大矛盾的存在，使改革先行的广东面临着十分复杂和艰巨的局面。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广东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矛盾和挑战。主要是：
1.政策优势弱化的挑战
广东80年代经济的起飞，与良好的政策环境密切相关。这一时期，广东具有比较明显的政策优势。
进入90年代，尤其是1993年后，广东原有的政策优势迅速弱化。首先是财政包干政策取消，代之以分税制，原有财政管理优势失落；其次是国家宏观调控加强，对外融资和金融管理控制从紧，广东原有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受制；三是国家投资重点转移，加上国家货币紧缩，国家对广东的投资和贷款减少，广东资金环境恶化。
由于政策环境的重大变动，使广东在全国的地位相应发生变化，迫使广东在发展战略及经济增长方式上作出应有的重大的调整。尤其在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发育还不充分，国家政策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条件下，广东如何结合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新要求，在新的政策环境下保持全省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发展，这对广东将是一场长期的严峻的考验和挑战，是广东面临的一道跨世纪课题。
2.区域竞争加剧的挑战
广东是全国最早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省份，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具有明显先发区域竞争优势，成为全国生产力最集中的区域。1995年，广东工业总产值在全国的比重占10.6%，国内生产总值占9.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11.6%，外贸出口占38%，实际利用外资占25.1%，旅游外汇收入占27.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11.2%。但实际上，这时期广东的区域竞争优势已经开始减弱。1996与1995年相比较，广东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下降了0.2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产额比重下降了1.8个百分点，货物周转量比重下降了0.6个百分点，邮电业务总量比重下降了0.8个百分点，旅游外汇收入比重下降了1.5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下降了0.7个百分点。预计1997年广东大部分经济领域所占全国比重仍呈下降的趋势。
从80年代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格局逐步演变。进入90年代，随着上海浦东的开放和开发，我国沿海、沿江、沿边开放战略的进一步实施，我国的全方位开放格局已经基本形成，80年代广东“一枝独秀”的状况逐渐被“百花争妍”的局面所代替，广东必须面对的区域竞争加剧的挑战实际上早已来临。
3.市场消费结构升级的挑战
如前所述，随着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到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市场消费结构从80年代后期以耐用消费品为主体的“轻型”消费层次向以汽车、住房、电脑和高级保健品为主体的“重化型”消费层次转变。近3年来，虽然出现了由于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农民收入增加，农村市场相对活跃起来，带动了轻工业再次加速发展，加上1994、1995年我国以轻纺产品为主的出口大幅度增加，出口需求占社会总需求的比重上升了6个多百分点，也相应刺激了轻工业的增长，使近年来轻工业增长速度再次超过重工业，但与80年代相比较，这时期的消费需求已经小于供给，出现大量轻工产品积压，大量生产能力过剩，其中广东所受压力最大。1995年，广东在对724种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的调查中发现，有204种产品生产能力利用不足，占28.2%。近两年情况更有所发展。
实际上，来自于市场结构转换的挑战对广东是最严峻的挑战。由于地理、历史及资源公布状况的不同，广东工业向来以轻工业为主，至1996年广东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仍高达61%，在市场消费结构向“重化型”层次转换的形势下，引发的矛盾冲击广东必然首当其冲。其次由于区域竞争加剧，“广货”在国内市场的份额随之而有所下降。其三由于大批海外商品抢滩进入中国市场，其中以饮料食品类、医药类、电子类、化纤类和机械类产品对广东工业的冲击最大，由于这些产业原属广东的优势产业，具有资金、技术、品牌和规模竞争优势的海外产品的涌入使广东工业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处于内外夹击的困境。据不完全统计，“七五”时期广东销往外省产品年均增长12.4%，1995年则仅比上年增长4.3%，“广货”正经受严重的冲击和严峻的考验。
4.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挑战
在政策环境、区域格局和市场结构等多方面出现重大变动条件下，广东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极为紧迫。这种紧迫性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
(1)以外延扩张为主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从1981年至1994年，广东资本投入的增长明显快于经济增长，投资效率较低。14年中，广东全社会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比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高出30%以上，说明投入多，产出少，投资效率不理想。“七五”时期，广东投资效率为62.7%，但“八五”时期则下降为52.1%，比“七五”时期下降了10.6个百分点，比同期全国投资效率65.4%低13.3个百分点。这种投资效率大幅下降的趋势急待扭转。
与此同时，广东各产业对资源占用的增长也明显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以1995年与1980年相比，广东第一产业物耗率上升7.7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上升了14.56个百分点，1995年广东第三产业物耗率比1994年即上升了0.81个百分点，但从1980年至1995年，广东物质生产部门的净产出率却由49.08%下降到29.44%，物耗的边际产出由2.7降到0.36。这说明，这一时期广东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资源的过量低效消耗而实现的。这种资源耗损幅度上升的趋势是绝对不可持续的。
(2)微观上企业效益下降趋势不可持续。1995年，广东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产值利税率仅11.5%，资金利税率仅为8.58%，比1989年分别下降了9.07和16.43个百分点，下降幅度高达42.78%和65.72%，亏损面由28.5%上升到39.94%。1996年情况更为严峻。仅1至10月份，全省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接近500亿元，库存量比上年同期上升22.3%，利润总额下降11.1%，全省3.14万户独立核算企业利润下降16.6%，亏损额上升53.8%；全省1951户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下降90.8%。企业经济效益严重下降的趋势不可持续。
从总的情况看，广东投资效益和企业经济效益严重下降与近10年来广东比较成本大幅上升有关，尤以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升为突出，但关键问题在于广东产业和产品结构转型缓慢，目前仍然处于与国内其他经济发达区域同构的水平上，产业和产品层次未能与全省和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处于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的粗放型阶段，加上国有企业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大批国有企业经营困难。如何加快国企改革，并全面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性转变，是摆在广东面前一道十分复杂的方程式。
5.主导产业转换的挑战
一般而言，工业化中期阶段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的阶段，这一阶段的“重型化”增长主导方式是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由需求带动投资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当前广东重化工业的发展，存在着三大制约性因素：
第一是资源因素。广东重化工业主要原材料资源贫乏，重化工原材料紧缺，特别是煤炭、钢材、生铁、铝锭、化工原料、塑料等，缺口很大，绝大部分需要从省外购进，相对成本高；
第二是市场因素。近年来由于体制改革滞后，“重型化”消费需求不旺，新的消费热点未形成，产业成长和扩张拉力不足，尤其是近3年来，即使是被列入“八五”时期国家优先发展的石化、机械、电子、汽车等支柱产业，除电子工业增长较快外，石化、机械、汽车等行业生产增长也明显低于同期全国工业平均增幅，产品供给相对过剩，广东大规模发展重化工业的气候和环境不佳；
第三是现有产业企业多数包袱沉重，竞争力不足，起飞的内部条件不具备。全省在机械、冶金、有色、石化等四大类“重型”工业中， 机械工业和石化工业较有优势。因此在“重型”主导阶段背景下，广东突出了机械、化工的产业地位，列入新型支柱产业重点发展。
从发展趋势看，高新技术产业是广东未来的战略产业，通过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提高广东现阶段其他产业，带动全省经济上水平上档次，应是正确的。但目前广东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存在许多制约因素，主要的是：
(1)产业基础的制约。国际上科技产业发展的经验证明，科技产业的发展也有其演进过程和产业成长规律。首先是高新技术产业是科技产业发展的新阶段，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基础，以规模经济发展为条件的。广东目前仍处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必然会受到产业基础的强大制约。
(2)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在高新技术产业体系中，科技发展水平和高技术开发能力是保证产业持续递次推进的关键性因素，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源”。广东目前仍处于技术以引进为主的阶段，科技水平和自主开发能力在国内未有明显的优势，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步伐困难较大。
(3)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的制约。目前在市场国际化的潮流下，市场竞争更集中于高技术的竞争，广东在面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的强大竞争压力下，如何形成自己的高技术产品特点和竞争实力，实际上可供选择的余地并不大。
情况表明，广东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主导产业转换的问题上受到挑战。目前广东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已经明显受到主导产业发展状况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