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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两大主要流派，其分歧说到底是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的差异，因而也分别被称作实证研究的方法和批判研究的方法。传播研究方法中的实证研究方法和批判研究方法孰优孰劣的争议从未间断。然而，实证的研究范式一开始就占据了传播研究的学术正统地位，在传播学被引入中国后，实证研究方法也一直更受推崇，而批判研究方法则更多地承受着各种误解。因此，本文将厘清批判研究方法的本质属性，进一步论证其科学性问题。
一、批判研究方法的代表作及其叙述方式
作为与实证研究方法相对立的批判研究方法，最初被广泛关注是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一批流亡美国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思辨的研究方法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反思辨倾向发生了严重冲突。虽然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并未成为主流学派，但其与经验学派在研究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其在美国也培养和影响了一批新的批判学派学者，如阿特休尔、席勒等。
从根本上说，“传播批判研究不是特指某一体系分明的研究派别，而是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流派和主张”。①这其中，又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H.席勒、G.默多克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派，及以S.霍尔、D.莫利等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派影响为最大。法兰克福学派注重传媒的意识形态批判，其代表作包括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等；政治经济学派注重对制约传媒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分析，其代表作包括H.席勒的《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等；文化学派则从编码与解码的语言学角度入手，对大众的文化接收行为进行研究，其代表作包括霍尔的《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译码》、《文化、传媒、语言》、莫利的《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等。
采用以思辨见长的批判研究方法，在论述方式上往往也采取了宏观与微观分析结合的框架、多角度审视、多层次逻辑演绎等方法。下面，以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为例，分析批判研究方法的论述方式。
《单向度的人》是马尔库塞最负盛名的一部力作，其中心论题是：当代工业社会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因为它成功地压制了这个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该书分为导言、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思想、进行替代性选择的机会四个部分。在导言部分，马尔库塞提出了“批判的停顿：没有反对派的社会”的命题。他先对单向度社会进行了批判，通过“控制的新形式”、“政治领域的封闭”、“不幸意识的征服”、“话语领域的封闭”四章，论证了这样一个道理：由于技术的进步，劳动者的劳动条件有了根本的改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劳动者与现存社会制度的对立意识日趋消失，丧失了对社会的鉴别和批判能力，进而导致劳动者与现存社会秩序一体化了。接下来，他对单向度思想进行了批判，通过“否定性的思维：被击败了的抗议逻辑”、“从否定性思维到肯定性思维：技术合理性和统治的逻辑”、“肯定性思维的胜利：单向度的哲学”三章，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切意识形态都变成了压抑的管理机器的一部分，就连反映独立思维成果的哲学也成了顺从和非批判的。在批判单向度社会和单向度思想的基础上，马尔库塞对克服这种单向度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这种从现象到原因再到对策的研究，其赖以为据的素材并不是实证性的具体材料，而是随处可感的社会现象，其鞭辟入里的分析主要基于作者深刻的思考和严密的分析。它充分体现了批判研究方法的特点。
二、理论宏观的思维方法更能接近事实的本质
总体说来，实证研究方法是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研究社会传播现象，强调社会现象的可验证性，因而注重微观分析，注重某一次传播的效果研究。与之对应，批判研究方法则偏向用人文科学的方式研究传播现象，注重宏观分析，它往往把传媒置于整个社会肌体之中，理清研究对象所处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而进行价值判断。
1、宏观的视野有助于“是什么”的定性研究
“是什么”的问题是所有研究的基础和前提。然而，研究对象“是什么”的定性研究又是很多研究并未真正弄清楚的问题。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和判断必须基于其所处的位置，即纵横坐标中其所处的位置。而传媒并不是不受任何影响的孤立系统，它处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背景之下，其特殊的背景决定其内涵有自身的特殊性。比如，对于传媒集团的定性，西方国家与中国就有很大的区别，原因在于传媒管理体制有着根本的不同，西方国家传媒集团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组建和运作，而中国的传媒集团更多的是行政撮合的结果，其运作方式也更多地受制于行政权力的干预。如果按照传媒集团的一般运行规则分析中国的传媒现实，很难对中国的传媒集团作出恰当的评价。
批判研究方法偏向于宏观的研究，它将传媒视为受经济力量直接支配的、权力的产物。政治经济学派深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影响，注重分析和揭示传媒的所有制结构及其与权势集团的利益关系，力图展示大众传媒作为社会机构的本质内涵。当他们把大众传媒看作社会权力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简单地看作具有独立性的文化问题时，其对传媒“是什么”的定性是准确而深刻的。
2、深刻的审视有助于认清事物的本质
社会现象从来都不是完全数字化能准确归类的。实证研究方法虽然可以准确地统计出诸如电视节目与受众之间的数量关系即收视率等内容，但无法准确地统计出收视率背后复杂的个体态度差异。只要收看了电视节目就是收视率统计的有效样本，但观众是持赞同或反对的观点收看电视，则不是收视率统计考虑的内容。然而，正是赞同或反对(包括其内部的丰富指向)的态度差异，构成全面评价电视节目的客观性根基。而以批判研究方法审视，收视率只能表明特定的节目在特定的时间里的数量关系，不能说明电视节目以什么方式被收看、收看的意义和价值。
当批判研究方法以宏观的视野将传媒观察引向社会文化、权力关系、所有制结构等深层的要素进行分析时，它所寻求的是揭示影响传媒运行及其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的最本质因素。这些因素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地区，无论实行哪种社会制度，也无论具有哪种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其传媒的发展都必然会受到这些本质因素的深刻影响。因此，从宏观的视角研究传媒，更能抓住事实的本质。比如，中国与美国在某一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内容和报道方式有着很大不同，两国新闻管理体制、政治文化环境等因素是最深刻、最根本的。再比如，同样在中国，同样是对于灾害性突发事件的报道，不同时期的报道尺度竟有天壤之别。究其原因，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新闻控制方式的变化、社会话语体系的变化等，共同促成了中国媒体对于突发事件报道内容和方式的质变。
3、批判的方法有助于提出创新性成果
马尔库塞说：“在任何既定的发展阶段，批判理论的建构性特征都表现为创新的东西。它一开始，就不仅仅是记录和综合事实。它的冲动出自它抨击事实、与恶劣的事实交锋的那种具有美好潜能的力量。”②批判研究方法之所以能够研究出创新的东西，与研究者自觉地加入个人的价值判断密切相关。
实证研究方法常常对已经过无数次验证的结论进行异地验证，它采取了规范而复杂的数据调查和统计方法，而得出的结论往往与赖以分析的理论几乎完全一致，因而实证研究说到底是一种验证性研究。批判研究方法则强调，社会研究或对人的现象的理解，必然介入理解者的价值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分析理解，不可避免地与个人的思维方法、观察问题的视角、视野的广度、理解问题的深度等密切相关，甚至还受到研究者个人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的影响。也正是这些差异，才呈现出研究结论的差异和创新性。这也正是批判研究方法的独特价值所在。
三、“破”与“立”的有机结合是批判研究方法的深层内涵
关于批判研究方法只“破”不“立”的指责一直是附加在其身上的标签，这个标签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对于其科学性的认同。固然，批判与否定是批判研究方法的立身基础，然而批判并不就是它的最终目的，批判总是与建构相伴而生。
1、批判并不比建构容易
有人说，“破”易“立”难。因此，批判理论常被看作缺乏建设性，只是研究者空发议论而已。其实，这种说法说到底是轻看了发现问题的价值。
有价值的批判不是无的放矢，而是经过科学研究于司空见惯中看到了被多数人忽视的问题，并可能直指问题的症结。发现问题的价值并不低于解决问题，它也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我们说发现问题并进行有说服力的批判有很大难度，是因为某一社会现象被社会大众广泛接受并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时，要认识到其中隐藏的问题，需要敏锐、深邃的眼光和独到的判断力，还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因为研究者批判的许多问题是因为政府制定的某些政策引起的，当人们逐渐接受这些社会现实时，他们又充当了现实状况的维护者。这些阻力都是需要研究者对社会问题批判时必须突破的阻力。比如，阿多诺对于他所处时代的广播播放模式给予了明确的判断：“用尽人们的美妙词句去宣传虚假的东西，这就是无线电广播的内在趋势。”问题的根由就在于传受两端地位的极端不对等，一方紧紧握有媒介这种霸权武器，一方却手无寸铁，只能接受灌输，而且无选择的余地。表面上看起来“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民主的听众，都可以独立自主地收到电台发出的同样的节目。但是答辩的仪器尚未开拓出来，私人没有发射的电器设备和自由。群众被局限在由上面特意组织的‘业余爱好者’的人为约束的范围内。”③
2、批判本身就意味着建构
破与立是一对无法截然分开的矛盾统一体，正所谓“不破不立，立在其中”。
批判理论内在于社会运动，它是社会发展和革命进程的内在组成部分，它不把现存秩序当成天然合理的和不可超越的，而是对之采取否定的态度，从而寻找社会变革与更新的契机。霍克海默指出：“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必须让人类看到他的行为与其结果间的联系，看到他的特殊的存在和一般社会生活间的联系，看到他的日常谋划和他所承认的伟大思想间的联系。”④马尔库塞指出，“理智地消除甚至推翻既定事实，是哲学的历史任务和哲学的向度。”⑤
然而，我们在分析批判理论的批判倾向时必须正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否定之中内含着肯定，即否定是为了寻求新的肯定。作为社会发展和革命进程的内在组成部分，批判理论的目标不只是为了否定现存的秩序，否定的过程本身就包含着寻找新的建设性方案。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他的政治批判是要对现实的一切进行无情地批判，从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里的“发现”就意味着建构。
批判研究方法对媒介现实进行批判的时候，是有一个参照目标的，即依照一个“应然”的设计而对“实然”的现状进行批判。批判者心中的“应然”也就是其建构的目标。
3、批判总是与建构相伴而行
批判学派对于媒介现实并非只是无能为力的绝望，并非都只是批判而没有建构。当哈贝马斯探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问题并提出传媒的独特作用时，其维护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构性是不言而喻的。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就是指界于公共权力领域与完全私人领域之间的公民参与政治事务的地方，它凸现了作为个体的社会公民与公共权力部门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主要就体现于公民个体通过一定的传媒手段对公共权力领域保持一种批判性的监督，以有助于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
哈贝马斯分析资本主义公共领域衰亡的现实时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得以存在的前提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当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发生重叠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模式已经无法发挥其固有的批判和监督作用了。即国家化了的社会领域和社会化了的国家领域相互渗透，已经使得具有批判精神的公共领域失去了作为中介的地位和作用了。公共领域丧失了其社会批判性，而沦为一种“利益竞争的场所”，成为被利益集团操纵的空间，伪公共性替代了真正的社会共识。
在这样一种公共领域从结构到功能发生转型的情况下，如何来抗击操纵公共性以保持公共领域的批判公共性呢？哈贝马斯进行了积极的建构：“被社会组织强占的，而且在集体性私人利益的压力下被权力化的公共领域，只有在它本身完全满足公共性要求的情况下，即在它重新变成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情况下，才能发挥超出纯粹参与政治妥协之外的政治批判功能和政治监督功能。”“为了充分实现通过民主形成舆论和共识的功能，它们的内部结构首先应该按照公共性原则加以组织，而且应该在制度上允许有一种政党内部或组织内部的民主存在——即允许顺利交往和公开批判。此外，还必须用政党内部和组织内部事务的公共性来保障这些组织的公共领域和全体公众的公共领域之间的联系。最后，组织本身的活动——它们对国家机器施加的压力，它们彼此之间的权力运作以及多重依附关系和经济纠葛——也需要一种广泛的公共性，包括组织向公共领域提供有关它们财政来源和运用的情况。”⑥
虽然批判研究方法的这种建构性并不是某个学者的个例，但也并非所有的批判都能必然地伴以建构，因而这种建构也远未成为其普遍性的内在规定。这也正是批判研究方法的局限所在，如同其他任何研究方法都存在着局限一样。
四、逻辑的方法是科学研究的最基本的方法
与实证研究方法崇尚事实调查不同，批判研究方法是一种理论演绎的方法，即逻辑的方法，这也是其屡受诟病的一点。然而，正如我国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曾经指出，逻辑分析是一切学术的基本方法。⑦逻辑分析又谓之解析法，而“解析法之要义在辨意谓，析事实；汰除混淆，削减含忽，而以清楚确定为目的。”⑧这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
1、定义的科学性与研究的规范性
科学的定义是规范研究的前提，它关系到学术研究所涉概念的确定性，亦即研究对象的确定性。批判研究方法通过严谨的定义方法，明辨概念的涵义，使研究对象意谓明确，层次清晰，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演进的条分缕析，进而保证了理论的条理性和说服力。
定义的方法是根据论证的对象、主要概念，给予严格的界定。概念的界定必须严格区分研究者使用时所选取的范围，即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任何概念都有其广义、狭义、中义的不同外延，外延不同，内涵自然相去甚远。定义的方法当是在同一篇文章中始终在同一层意义上使用某一概念，而不是忽宽忽窄，含混不清。
比如，关于文化，其内涵可以泛指与人类一切活动相关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及结果，也可以指一定人群普遍接受的、相对稳定的、对人们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价值观和信条，可以是一个民族历史发展中积淀下来的以物质形式存在的文化遗产和以非物质形式存在的文化形态，也可以指一个时期某一类人的生活方式，还可以特指与政治、经济领域相对应的文化产业等等。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作为欺骗群众的启蒙》一文中认为，大众传播媒介与一般商品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在为资本家营利这一点上它们表现出惊人的一致：“电影院是为极权的康采恩进行营业的，无线电广播中所宣传的商品，也都是为文化康采恩服务的文化用品，甚至个人叫卖的商品也是如此。”⑨在他看来，在一个被广播、电视、流行音乐、好莱坞电影等高度控制的时代，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难以逃脱它的操纵和控制，都在“按照文化工业提供的模式进行表达”。⑩对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的集中关注，使得他们对于文化的研究始终处于同一层意义。
2、逻辑的推论也力求论据充足
无论采用何种方法，任何学术研究都离不开观点的论证，而论证就必须依赖充足的证据。对于批判研究方法，因其被视为纯理论演绎，而较多地被视为缺乏充足的论据。事实上，即使偏重理论分析的批判研究方法，仍然有充足的论据作为理论研究的支撑。
与实证研究方法非常注重量化研究、尽量使研究的程序及结果合乎自然科学研究的准则不同，批判研究方法以说理见长。但是，如果将批判研究方法视为“只是以说理见长、短于实务”、“不能应用于现实社会研究”，“这其实是对传媒批判理论一个颇大的误解”。(11)
之所以对批判研究方法存有“短于实务”的误解，主要是因为研究者在社会研究的过程中带有强烈的价值介入倾向，即研究者带有明显的道德评判色彩。然而，对于自身生存环境的反省往往成为研究者展开研究的起因，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促使他们从关注身边的事物做起，由此而进行深层意义上的理论探究。而对于身处其中且有着某种强烈感受的事物，研究者会因有真切的体会而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如果人们的传播行为不含‘道德实践’和‘批判’的话，人们包括研究者就根本无法理解事物的真相。”(12)为了印证自己的强烈感受，研究者也会搜集充足的事实，只不过这些事实并不一定是一个个具体而完整的事例，而可能是对一类现象的概括，但这些概括所指的事实即俯拾即是。比如马尔库塞所指的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塑造出人们新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模式，造成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单面”性，其所依赖的事实就无处不在。的确，在现实社会，广播、电影、电视、广告等现代科技产物，以无孔不入的方式挤进了人们的内心深处，消灭了从思想上颠覆和改变现状的文化，“人们却成了改造他们思想的文化机器的零件”。(13)
3、逻辑推论严谨缜密
批判研究方法以逻辑分析为主，分析论证的严密性直接关系着它的说服力，因此它要求分析者能做到思维缜密，层次清晰，体现出理论研究的严谨性。
批判研究方法以观点取胜，但这些观点不是研究者灵感乍现的思想火花，不是类似新闻评论中的新观点迸发，而是经过严密的逻辑演绎而来的研究结论。它不依靠跳跃的思维和情绪化的表达，而是经过冷静思考、审慎分析、逻辑推导、理性表达的学术观点。
比如，审视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问题，它不是选择非常态的极端事件作为理论分析所依赖的典型事实，而是将社会常态下发生的大量事实作为理论分析的支撑，因而更具说服力。马尔库塞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异化问题时，从富裕社会常见的人们的精神紧张和负担问题说起。他说，工业发达的社会为人们带来了充沛的物质成果，但人们精神上承受着高度的紧张和负担，精神病医生在为此类病人进行治疗时想尽办法改变其生活环境，但很快就发现无计可施了。因为“病人的紧张和负担从根本上说不是由于他的职业，他的周围环境，他的社会地位的某种不利状况引起的，而是由职业，周围环境和社会地位的一般性质所引起的，在这三者的正常情况下引起的。”(14)也就是说，不是由于他工作的环境出现某些特殊问题引起的，而是看起来正常的社会性质引起的。“一个社会里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存在(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15)而整个社会出现了病症就不是精神病医生能医治的了。
这种分析是审慎的、周密的、有说服力的。反观现在有一些人批评美国新闻自由的虚假性时，总喜欢列举战争期间政府部门实行高度的新闻控制的事例作为印证其观点的依据，就远非科学的研究方法。常态社会里的常规做法才能为总体性理论判断提供依据。
在社会转型时期，传媒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新矛盾急需从根本上认清其内涵、实质，这些认识的科学性直接影响到传媒业的改革推进。批判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
注释：
①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版，1页。
②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185页。
③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114页。
④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250页。
⑤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166-167页。
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243页。
⑦转引自胡军：《张岱年哲学智慧观中的逻辑分析方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⑧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69页。
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147页。
⑩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114页。
(11)潘知常、林玮：《传媒批判理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28页。
(12)潘知常、林玮：《传媒批判理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29页。
(13)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14页。
(14)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3页。
(15)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