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西方的信息和启示——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6-196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剑桥论文,国史论文,中华人民论文,共和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由费正清主编，多位西方学者共同撰写的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尽管其中各章繁简和具体写法有所不同，但作为一部完整的著作该书具有自己的独特体系和风格，是一部西方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比较有份量的著作。该书有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综观全书，作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比较友善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总的来讲是力求持客观的态度，对某些历史事件的分析具有独到的见解，某些结论也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作为生活和工作在西方的学者，他们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的实际存在许多隔膜，对一些重要史实、史料了解不够，因此书中对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和结论不能认为是符合中国的实际和正确的。
下面侧重从研究方法上对该书作一简要评析。
该书在研究方法上有以下一些长处，值得我们借鉴。
1.该书在考察研究历史时，非常注意遵循和贯彻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
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者认为，人类历史及其各种表现（如制度、文化等）是一个自然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各个时代、民族、国家都根据历史的条件或其自身的属性表现自己的独特性和价值。他们主张研究历史，应采取“了解”和“客观”的态度，“如实记述”。
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有其进步和科学的一面。《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者们，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时，有些方面基本上贯彻了这个方法。该书第四章论述新秩序下的教育，用了四节中的三节叙述民国时代的遗产、共产党边区的教育遗产和向苏学习，猛一看，这并非本书要紧的内容；其实不然，作者认为50年代中国的教育是在上述三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中国的教育集三种不同传统于一体，即民国时代移植在儒学基础上的西化教育传统，来自解放区的教育传统和新中国成立后引进的苏联教育传统。姑且不对书中的具体分析作具体评析，单就作者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和分析问题时的视野，是值得肯定的，并值得我们学习。新中国的教育，确实不是自天而降的天外来物，也不是共产党在一片空地上凭空而造的，它的确是在继承和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不仅可以比较好地说明新中国教育的来源和发展，而且也比较好地说明了新中国教育在继承和发展过程中的成就与不足。联系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往往视野不够开阔，常常是就事论事地就历史写历史，有意无意地孤立和割断了历史。
该书在党与知识分子一章也贯彻了这一方法。在全章五节中，作者用了两节几乎一半的篇幅写知识分子与政府的传统关系、1949年以前党与知识分子的冲突，尽管其中一些错误看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但作者的研究和写作方法，对描绘中国的知识分子，论述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及其成功和失误，确有值得参考之处。
2.该书在研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问题时，比较注意对其客观环境、背景和条件作多侧面的全景式的具体分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和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应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出发，以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依据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不是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从主观愿望出发。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该书作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赞成马克思主义，但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点上，他们基本上是与马克思主义者站在了一起，并且比有些人作的好。比如该书第二章，在对1953年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展开分析时，就采取了这样一种态度和方法。他们不是象有些人那样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对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简单的不负责任的否定态度，而是比较客观地仔细地研究和分析了当时的客观环境，指出了党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的客观条件。作者认为，经过1949年到1952年的巩固与重建阶段的工作，已经牢牢地为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相当的基础。这除了在经济方面已有70-80%的重工业和40%的轻工业归国家所有，50%以上的商业营业额归国家贸易机构和合作社外，还表现在党的组织经过1951年的整党建党增添了新的力量，党员总数已达653万人。共产党的组织网络已延伸到多数城市居民和部分农村人口中。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群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952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发展到900万人，工会会员数达到1200万人，妇女联合会会员达到9000万人。尽管党组织和它领导下的青年团、工会、妇联的发展和壮大，并不是1953年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原因和依据，但它也说明了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卓有成效的工作，党的领导加强了，威望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组织性也有空前的提高，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奋发向上，这就从政治方面和群众基础方面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不能不成为党抓住有利时机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也说明，为什么党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后，立即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历史是具体的，非抽象的。历史是多种因素和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不是某种力量孤立的行动。只有具体地如实地从当时的环境出发，对各种条件作具体客观全方位的说明，才有助于对历史的认识和了解。否则，历史就变成了胡适手中的铜钱和女孩子，可以任人摆弄了。
3.该书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时，也注意到了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影响，注意了对中外关系的分析。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特别是在中国和世界进入20世纪以后。《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认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十月革命在中国的继续和发展。50年代，中国共产党曾响亮地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家喻户晓，妇幼皆知的口号。50年代向苏联学习，是国际国内的各种条件所决定的，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发生过积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50年代向苏联的学习，也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带来某些消极作用。这两种作用对我们的历史发展的影响都是深刻的和重要的，，以至在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不能不经常反思这个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针对“苏联模式”提出的。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党史著作中对这个问题研究得很不充分，或者一笔带过，或者根本不予提及。《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则对这个问题作了较多的研究，它把第一部分（1949-1957）的标题列为“仿效苏联模式”。在第二章新政权的建立与巩固的概述中，专门用一个题目探讨了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尽管作者试图用“仿效苏联模式”概括中国1949到1956年的历史，以及文中的某些具体论述是值得商榷和我们不能同意的，但作者重视和提出这个问题，对我们研究和撰写党史不是没有启发的。中国在影响世界，世界也在影响中国。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脱离了对国际环境的研究，许多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是难以得到说明的，而且会把党史研究引向一种自我封闭的不良环境中。
4.《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注意搜集史料，力求反映历史本来的面貌的态度，也是值得称赞的。
历史研究，是恢复和反映历史原貌的一项严肃的工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占有大量可靠的史料。这是古今中外一个严肃的史学工作者必须遵守的原则。历史著作，不是小说，更不是演义，来不得半点想象和虚构。
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在史料上不能不遇到很多困难，受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限制。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和建设史，总难免要掺杂一些主观猜测，没有根据的判断，乃至一些偏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没有摆脱这些局限性。但应当说，该书的作者在有些地方还是力求比较如实地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实际，因而注意对史料的收集和研究。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作者还能实是求是，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如该书在对高岗事件的写作和分析，就如实说对某些问题研究材料不足，对各种不同说法持分析态度，不妄加议论。联系到目前出现的一些有关中共党史的纪实通俗著作置基本事实于不顾，大加编造杜撰，不能不认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比他们要注意基本史实的准确性。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历史，尤其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总是隔着一层东西，不能不受到世界观和文化传统的限制。尽管他们可能从另外一个观察角度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但在指导思想上、研究方法上、史实和判断上也不能不存在许多问题。《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是如此。
首先，受“王朝循环论”观点的左右。该书作者对中国人民革命的成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伟大历史意义估计不足，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历史上旧王朝的更迭相提并论。说毛泽东重新统一天下的成就，在一种特定的程度上是同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建立秦朝及隋文帝589年建立隋朝的成就相类似的。作者还认为中国所以能长期统一，包括新中国的统一，都是高度集中的王朝体制在起作用。基于这样一个观点，该书的作者还很不恰当地把毛泽东和朱元璋加以比较，认为毛泽东的经历及其在建国后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与朱元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显然，这种观点和方法，我们是不赞成和不能接受的。
其次，受世界观的限制，该书作者对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论述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尽管建国初期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有某些失误，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明确的和一贯的，即争取一切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指出这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条件。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帮助知识分子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唯物主义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则是完全必要的。这一政策的巨大胜利，集中表现在1956年党宣布通过建国后的工作和进步，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然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却把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等同于封建王朝与封建文人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共产党早在掌权以前，就同儒学官僚一样把知识分子创造性的工作视为服务于自己政治目的的仆人。他们还把“左”联时期国防文学与民族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说成是“党和知识分子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说鲁迅等“反对党把自己的工作纳入政治轨道”。这完全背离了历史事实。该书作者还把党的整风运动，说成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与儒学精神很相近”（改造社会之前，必先整顿自己的思想）的一种强制思想改造的方法；而且这种改造的办法很可怕。“持续的思想灌输，在精神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人们产生深刻的感情危机，最终导致个人内在意志的崩溃”。
再次，该书有的作者完全出于一种主观妄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重大历史事实做了严重的歪曲。如该书第二章在讲到土地改革时，毫无根据地认为恶霸“有时是人们随意指定的”。讲到建国初期解决通货膨胀时，说人民政府采用了“强行储蓄等手段”。把“五反”斗争的对象，说成是“作为一个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说“镇反”运动中“反革命分子”这一概念内容十分广泛，“受到波及的不仅是一些活跃的反对者，还有一些有可能成为地方领袖的在当地颇有影响的人物”。说“镇反”运动“也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在人际关系中形成彼此不信任，同时也导致大批人自杀（恐怕有几十万）”。在高饶问题一节中，讲到彭德怀和林彪“都表示同意高岗关于重新建立党组织，重新分配领导职务的意见”。还说“1959年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全力支持毛泽东反彭德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刘少奇对彭德怀在高饶事件中的作用怀有怨恨”。以上所举这些判断，有的可能是作者受了不实材料的误导，但大部分还是由于受作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左右这是不能不指出的严重错误。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总的来说是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但又掺杂着许多错误和失实的东西。由于该书在世界上有一定影响，因此对其进行认真分析和评论，肯定其成绩，指出其谬误，吸收其长处，拒绝其糟粕，就不能不成为我们党史工作者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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