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上海的怀旧政治：记忆、现代性与都市空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上海论文,记忆论文,政治论文,都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上海怀旧：续梦黄金时代
今天我们所认同的上海怀旧，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对这个城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黄金时代文化意象的一种重新挖掘和消费。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对外滩建筑的修葺正试图恢复当年十里洋场的辉煌。1997年，当人们重新发现被尘封了几十年的原汇丰大厦入口的拱顶上八块精美绝伦的意大利制马赛克壁画时，这种怀旧的热情似乎被推上了顶峰。不可否认的是，对老上海建筑和街区的怀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其对上海本地人的吸引力上。对本地人来说，这些殖民时期留下的旧建筑成为他们进行怀旧消费的主要场所。黄金地段(主要是指前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老房子备受本地富有阶层的喜爱，而年轻的白领阶层亦十分钟爱有“老上海”风情的咖啡馆或者餐厅，这些场所因为复古家具和墙上1930年代美女月份牌而充满时光倒流的氛围。
对大部分文化评论者来说，上海的这种怀旧得以风靡，其必要条件是本地和全球对上海过去的共同想象。张旭东提出，上海怀旧试图治愈革命时期人们所经历的集体思想昏迷。它是一种后革命时期的忧郁，“在商品和消费主义大潮卷土重来之时，怀旧对上海人来说变成了一种用文化力量承受社会经济冲击的方式”①。在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文章《全球现代性中的建筑、殖民主义和场所》中，上海怀旧被理解为一种由全球和地方对峙产生的矛盾情绪。它是一种当下全球化的产物，并受到过去殖民全球性的遗产和国家权力的合力影响。②中国学者罗岗则将老上海的怀旧与对资产阶级现代化以外的上海叙事的遗忘并置，对这种“窄化‘大众文化’的倾向表示疑虑”③。
对这些评论者而言，上海怀旧最惊心动魄的地方，在于它跳过了中间的曲折，重新将地方与全球联系了起来。在这些谱系中，怀旧被看成全球和国家对地方的一种操控和书写。香港史学家梁元生在谈到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界对上海本土史研究的热潮中提到，上海史的书写并不完全与这个城市人民的“生活经验(experienced past)”和“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吻合，而是一次由本地和国际的学者“再次记忆”(reremembering)和“重新想象”(re-imagining)的过程。④笔者认为在“本土—全球”的框架下审视怀旧的确是理解怀旧话语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不否定这些观点的前提下，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探究作为文化现象的城市记忆，那就是国家与地方之间的紧张。笔者认为上海怀旧不仅仅是全球化引发的，而更是体现了本土与国家之间的内在张力。中国学者张鸿声在《现代国家想象中的上海城市身份叙述》中提出，长期以来，海内外的上海学都将上海放置于两个主要的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国家叙事中。⑤一是在上海的外国势力的消失成为国家元叙事的要素，二是上海是中国现代性的代表和现代化的中心。由于上海形象的谱系通常会被统一在中国现代性的大话语中，上海记忆的混杂、矛盾和缺乏连贯性通常会被边缘化或者忽视。与上海在不同时期国家叙事的需要下所呈现的单一的形象形成对比的是，这座城市在事实上有着更为复杂的多样性。
将今天的上海看作一个不同价值、时态和历史痕迹并存的空间，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笔者想要特别强调的，也是本文理解上海怀旧和城市的空间肌理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不论是作为一种个人情感，还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甚至是一种由国家意志操控的宣传手段，怀旧给不同的社会群体带来的经验可能都是大相径庭的。事实上，记忆和身份之间的互相作用从来也不是一次趋于某个总体的和谐同一的过程。在国家叙事和本土叙事之间所发生的政治中，后者通过全球话语找到了自己可能发声的空间。所以仅仅将上海的怀旧解读为一种完全是国家或资本为了参与全球化游戏的需要而产生的结果的话，可能会忽视国家内部权力谱系的复杂性。笔者不会将怀旧看作一种回顾历史的方式，而是将其看作一种抗争，以及寻找在中国现代性的国族叙事中被省略的批判声音的一种途径。本文的目的就是从空间实践和视觉表现入手，提出当下的上海对特定空间的怀旧是对长期以来被国家话语压抑的多样城市叙事的一种表述。而上海怀旧在空间体验中最终体现为一种理解中国现代性不同方式之间的较量。
二 庸俗的海派
全球化对于当今的上海来说，一方面是一种同质化本土的过程，另一方面亦给予了本土重新定义过去和未来的机会。这种本土的声音有一部分与中国高速经济发展的神话相符，一部分则为反思国家叙事提供了新的空间。对老上海现代性的怀旧事实上并非易事，其原因在于上海的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复数概念。老上海的空间拥有最复杂的政治结构(中国政权与外国租界并存)和最多元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学生运动、秘密帮会和殖民主义)。近年来对上海本土史的不断深化研究表明，去寻回当年这个世界都市的商业成就、消费主义和小资享乐并非怀旧的唯一目的，而是对这个城市实际上存在的多样性的追溯。在半殖民地时期，上海曾是中国最西方化、最资本主义化和最现代的城市；然而，上海作为长江下游流域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却要早很多。明代中期，上海已经是中国最大的纺织和船运工业中心。中国的财经系统也因为商业的频繁流动开始在这里繁荣。中国的私人银行、钱庄，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始于上海。如今上海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豫园曾经是本地银行界人士聚会的热闹场所。上海作为充满商机和活力的地方，一直吸引着全中国各地的商业精英。大批的商人主要来自福建、浙江、广东和山东，他们不仅在上海发展事业，亦带来了风格迥异的地方文化。18和19世纪是各地商会会馆在上海兴盛的顶峰时期。会馆作为上海资产阶级聚会的公共空间，在上海形成更为稳固的商业都市精神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晚清上海已经具备了两种其他中国内陆城市所没有的气质：多样的中国地域文化的共存以及市民社会文化的普及。
然而，如果说上海的特点就在于她对不同文化的包容态度和吐故纳新的能力，这种特点并非始终蕴含褒义。一个例子是历史上的“京派”和“海派”之争。与现在的中性含义不同，“海派”不论是在文学、绘画或是戏曲领域，都曾经是一系列贬义概念的代名词。上海风格等同于非正统、粗俗、金钱至上、伪善、机会主义和不忠诚。然而，在中国现代建筑中，海派其实和民族主义话语的关系十分密切。在清代，“体”和“用”二元已经被广泛认可为处理中国建筑中西元素的基本模式。这种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在中国建筑师那里受到了长期的肯定。而海派则是这个模式的反转，即“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而这种想法在那些试图将西方建筑本土化的西方建筑师那里则更为容易接受。受这种理念的影响，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前圣约翰大学(今华东政法大学)的校园，尤其是怀施堂(Schereschewsky Hall，今韬奋楼)。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建筑中的“海派”则更多地变现为一种不同文化和商业交流在港口城市产生的、并非刻意为之的风格。上海的石库门建筑就是海派建筑的最典型代表。19世纪末，大批国外和中国的移民因为政治和经济原因不断涌入上海，形成了华洋杂居的状况。人口的增长和市场的需求对城市日常居住空间的结构和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石库门建筑完全体现了上海本土文化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诠释。它的中国院落住宅和英国联排式建筑结合的空间形式可以说重新定义了中国现代建筑(这一点会在之后详述)。这种创新的方法也并非受到意识形态的驱动，而是来自日常生活的世俗智慧。正如美国学者史书美所言，对那些由广袤的中国内地迁徙而来、文化身份各异、占上海华人人口总数80％以上的移民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反对帝国主义，而是生存和经济状况。⑥而相比之下，在今天国家话语的叙述中，上海则被描述成一座承担着巨大的政治紧迫感的城市。
法国历史学家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在她的《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中提出，“与中国其他地方文化相比，海派文化所具有的重要性就在于她代表了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模式”。⑦上海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事实上保持着一种微妙的既近又远的平衡。一方面，对海派的批评指责上海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不忠诚，而另一方面，海派却又无可否认地深深植根于它的中国性，尤其是其所处的区域文化中。海派并不以西方性或中国性为他者，而是将两者的关系保持在一种同时进行的、互相同化的过程中。这种性质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似乎变成了一种美德，但我们不能不去追溯海派话语的这种转变，以了解怀旧是否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反抗主流叙事的意味。
三 毛时代的上海：反城市
在革命时期，老上海被视作中国最为腐朽的城市。它是冒险家的乐园和劳动人民的地狱。上海建筑被苏联来的城市规划专家称为最不进步的，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城市的要求。上海作为摩登都市的话语在此时陨落了，取而代之的是革命话语对资本主义都市性的批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一时期，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始终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大贡献者。
在一部家喻户晓的中国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上海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南京路被描述为一个充满危险诱惑的场所和滋生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正因为如此，那些刚从农村来到上海驻守南京路的人民解放军士兵们不得不具备坚强的意志品质以抵御上海的侵蚀。美国学者柏右铭(Yomi Braester)认为，这部影片所作的意识形态宣传与其他革命时期的政治动员存在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它的重点放在了一个特定的城市，甚至是一个特定的地点。⑧“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可以被视为一种优良的传统，正是对他们战胜这座城市精神的腐蚀的一种嘉奖。他们的存在亦重新定义了上海城市空间的象征意义。尤其当大部分国家干部都来自农村时，城市生活本身对这个新兴国家政权的威胁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城市被描绘成可能摧毁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糖衣炮弹。⑨
革命时期的宣传影片试图将南京路描述成一个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凌驾于上的压抑的空间，用反都市话语改写了城市日常空间的意义。事实上，首先，上海20世纪30年代商品文化的主要缔造者是中国商人与消费者，即便南京路处于公共租界，由于外国侨民的数量和购买力始终有限，租界商业繁荣的局面主要还是华人努力的成果。其次，南京路上的大型百货公司不仅在建筑风格上依然体现了海派的兼容并蓄，更以多样的商业文化开辟了公共生活空间。当时的四大百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不仅领航零售业，亦将商场的部分空间变成公共活动场所，以低廉的价格吸引人群参与戏剧、音乐和游艺活动。这些商场亦是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展示空间，如电动扶梯、升降机、冷暖气设备甚至广播电台都率先在南京路出现。南京路的记忆可以说与城市市民文化和海派文化的形成密不可分。⑩
和《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关于上海的空间叙事形成有趣对比的另一部电影，则是意大利电影大师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于1972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与在其他地区的拍摄一样，当安东尼奥尼来到“文革”中的上海时，他只被允许拍摄几处“经过挑选的”地点：外滩、南京路、中共“一大”会址、豫园和工人新村。当镜头缓慢地掠过外滩的天际线时，导演似乎呈现了一种怪异的景象：在新古典主义、折中主义和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下，衬托着的却是清教式的着装和生活场景——这种风格上的反差在镜头停留在一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宣传海报上时达到了顶峰。而与此同时，旁白混合着官方叙事和他自己的理解介绍着上海的故事：
一百万人口，世界第二大城市，上海这个名字让人联想到犯罪、毒品和腐朽。如果北京是革命纯洁性的首都，上海则是改造最明显的城市。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上海已完全改变了它的形象。(11)
紧接着，安东尼奥尼来到了南京路。没有旁白，他用几乎白描的方式观看着这条街道：喧闹、川流不息，但似乎褪去了大部分的色彩，整个街道只剩下蓝、白和灰。在这个曾经是上海，乃至全中国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似乎找不到太多商业的痕迹。镜头继续游走在男女老少、商店橱窗、报摊、前著名百货大厦的建筑、宣传画、警亭和士兵之间，有时人们也会以不知所措的眼神凝视镜头。画外音又一次将空间和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了一起：“西方经济的帝国曾在上海有他们的租界和总部，他们的楼现在是国家的办公楼。原来的努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劳动阶级，他们是最近五十年来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如果对安东尼奥尼来说，南京路已经被意识形态的力量“纯化”了的话，那些在豫园湖心亭茶馆里的场景则似乎证明了上海仍未消失殆尽的市民生活。在这里，老人们谈天、抽烟、读报；一个孩子不知为何哭了；一只猫从放茶壶的架子上跳到了地面。“它的氛围是怀旧和快乐”，旁白说道，“以往的记忆和对现在的忠诚的奇怪的混合”。将这些场景与南京路上的相比，安东尼奥尼似乎想要证明日常生活本身就可能产生怀旧的空间。在上海的老城——而非租界——商业社会的痕迹用一种不经意但顽强的方式继续存在着。安东尼奥尼静静地将镜头扫向商店、小吃店、药店甚至银行，似乎试图以有限的现实为基础，用想象把这个城市过去的模样作一个还原。在拍摄的结尾，导演被安排到一个曾经充满痛苦回忆的地方进行拍摄：由殖民地时期的棚户区改造成的社会主义工人新村。曾经最贫穷的工人阶级们享有住进这些崭新住宅的优先权，并在这里“忆苦思甜”。曾经破败的蕃瓜弄，如今则是人民和国家的骄傲。然而在影片中，新村的空间却被呈现为沉浸在一种鬼魅的肃静中。和人声攒动、生机勃勃的湖心亭茶馆不同，新村是空寂的。伴随着旧社会劳动人民居住的茅草屋滑过镜头的，是一些看不见的孩子们用高昂的声调演唱着对革命和如今生活的赞歌。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在对老海派建筑的怀旧中看到一种对过去曾经被边缘化的话语的渴望，而这个话语就是城市。正是城市化的进程改变了上海的空间结构和意义。功能的改变、产权公有化和重新分配空间资源压抑了城市原有的空间叙事和结构。可以想象，当上海经历反城市话语洗礼的时候，曾经的银行、商业大厦、百货公司、影剧院、主题乐园、公寓和石库门经历了如何巨大的真实和象征意义上的颠覆。
四 停滞的1980年代
1970年代末，整个中国正试图从刚刚结束的政治狂热中摆脱出来并重新打开国门。在经历了过去战争的巨大破坏和计划经济体制对其元气的损伤之后，此时的上海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处在十分衰败的境地。城市建设在几十年内的微弱进展，使得这个时期重访上海的人们惊叹这个城市的变化如此之小，以至于它似乎在时间中被尘封了。上海，这个曾经的东方巴黎如今变成了“一个阴暗、拥挤和肮脏的地方。与1930年代的风光相比，如今的上海只是一个凄惨邋遢的城市”。(12)
1970年代末中国发生的重大社会改革开始于1978年。经济改革始于广大农村地区，并且成绩显著。而城市改革直到6年以后的1984年才得以启动，并且困难重重。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其处理城市问题时的经验有限。上海的发展则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迟迟无法得到国家的支持。
笔者想说明的是，上海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非常迟缓的发展时期，在研究上海怀旧时，这段记忆很少有人提及。1982年到1988年间，在上海郊区建立的小规模经济技术发展区并没有赢得太大的成功，其原因可能是国家仍然得到了大部分的税收。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长江三角洲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如珠江三角洲那样的重视。而后者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获得了相当大的优惠政策和有利的发展条件。在南方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上海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十年内似乎被困在了一个新的低谷。国家对上海的冷落在这段时期不再被人提起，然而事实上本地人对糟糕的居住环境、拥挤的交通和继续贫穷的记忆与这个城市居民所一直持有的优越感产生了剧烈的撞击。如果有人问为什么上海的怀旧热潮在1990年代以后才形成风尚，那么这可能和本地居民淤积的这段记忆最终可以得到释放有相当大的关系。怀旧在国家发展话语的变动中寻找着表达地方认同的可能。即使怀旧成为时尚后在此时显得与国家倡导的消费主义相投合，它也可以理解为是在以服从的形式表达反抗并以此寻求补偿。
五 个案研究：石库门/新天地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笔者试图以之前的论述作为基础，从石库门和新天地的改造来探讨上海的怀旧空间。笔者认为对石库门的怀旧不仅是全球化对本土文化的重新想象，亦是本土重新表述地方现代性的一种方式。进一步来说，更值得讨论的是这种怀旧情怀背后被扭曲的都市叙事所掩盖的石库门的价值。石库门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现代性的一种地方表述。从这种角度来看，石库门的现代性仍然可以为今天可持续发展式的城市规划提供启示。
从1990年代开始，上海经济开始飞速发展，伴随着的是城市更新项目的大行其道。当新的高楼大厦以现代化的名义在这个城市疯长的时候，大量的旧建筑也因为它们的恶劣状况被理所当然地清除。石库门建筑在这场城市空间的重构中首当其冲地受到了破坏。此时的石库门破旧、过时，与“现代”的城市发展蓝图格格不入，拆除旧石库门成为实现城市现代化的必要步骤。
石库门是上海城区最为常见的民居样式，它不仅构成了上海内城形象的天际线，也是大部分上海居民的生活社区。它在上海的诞生其实反映了一座极速都市化的城市是如何巧妙地应对土地稀缺所带来的问题的。正如前文所提及的，石库门是应市场即都市生活的实际要求而生的，它是融合了江南民居结构和西方装饰风格的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因为每个居住单位的大门都完美表现了这种折中主义的混合风格，因此后来人们把这种建筑统称为石库门。单个的石库门住房组成里弄，是由砖墙包围起来的相对独立的居住社区。只有各排住房之间的主干道形成由社区通向外部街道的唯一通路。石库门里弄的建造方式表现出与19世纪英国联排式建筑十分相似的布局。这种独特的设计一方面令社区保持安全、宁静和足够的私人空间，另一方面也因为它高密度的联排结构实现了土地节约使用的最大化。(13)石库门的内部，却延续了长江下游地区的民居结构。包括一个独立的居住空间和供家庭使用的私人内院空间。从1920年代开始，石库门建筑更因卫生设备、取暖系统、通风和照明系统的改善而进一步现代化。(14)总而言之，石库门创造了一种中国院落和西方联排建筑结合的创新的建筑形式和风格。
然而石库门建筑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得到了长期的不合理使用，其价值也一再被贬低。从实际角度来说，人口的不断增长和有限的居住资源之间的矛盾使得大部分的石库门住宅处于超负荷使用中。从石库门的空间象征意义来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对如工人新村这样的体现社会主义城市集体性的空间的重视，使石库门生活风格中体现的私密性不断被贬低，而对其真实空间的使用也充满了随意性甚至破坏性。公寓住宅和石库门里弄的诞生创造了新的社会边界和私人生活空间，反都市化进程摧毁了石库门里本地居民的生活状态，这使得城市形态和功能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痕。从象征意义上来说，这种市民空间在意义上的边缘化甚至割除了它本来真正的“左翼”精神。还以电影为例，试想中国早期电影和舞台剧中以拥挤不堪的石库门里弄作为背景的经典，如《七十二家房客》(后来甚至成为香港电影本土化的重要题材)、《乌鸦与麻雀》、《十字路口》、《马路天使》和《万家灯火》都在讲述这个城市的底层与时间、都市和他们自己之间的较量。这些影片中的石库门绝非令人感到惬意舒适，然而这个介于私人和公共空间之间的日常生活却无不透露出希望、乐观和现代生活高压下的中国人的智慧。在这种意义上，也许它们的嬉笑怒骂甚至已经在反抗那个认为在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下只能产生腐朽的宏大叙事。1949年以后，在整个上海都被融合入国家的意识形态所铸造的统一的神话中时，石库门当然也难逃日益凋敝、无人问津的下场。石库门因无法再给更纯洁的革命提供舞台而被遗忘，同时被遗忘的是石库门所代表的中国式的都市生存方式。
在这个城市如今的叙事中，石库门作为解决空间短缺的新兴城市建筑的历史已经遭到遗忘，并沦落为高速运行的都市发展的巨大负担。大面积的石库门被推倒以建造新的“现代”建筑。不仅是上海，对于中国其他城市来说，旧(通常是指中国的)和新(通常是指西方的)之间的矛盾似乎无法解决，保留年代久远的建筑与城市现代化两者之间的对立十分尖锐。
然而这样的情况也有例外，而其中争论最多的可能就是新天地改造计划。新天地自称上海城市的起居室，由香港瑞安集团投资建造。这个时尚的休闲区域处于前法租界地区，占地3万平方米，怀旧的氛围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对石库门旧建筑的“创造性”改造——保留了石库门建筑的外形，并将其改变成多样化的空间功能，包括娱乐、购物、文化和餐饮，试图打造出一个“昨天与明天相遇”的地方。在试图保留石库门建筑群外观的基础上，设计师将濒临夷平的石库门建筑群通过拆除、掏空、保留外墙等方法置换了内部空间。由于建筑的内部结构、功能和空间使用者的改变，新天地经常被批评为上海文化和市民生活的虚假幻象。也就是说，新天地的空间生产从根本上说是全球资本和利益的展示窗，而与普通大众的生活无关。有学者进一步认为，石库门的拆除并未遇到激烈的本地居民的抵抗，则是国家权力的控制与全球化共谋的体现。(15)
在一次小型的问卷调查中，建筑师、学者黄晔女士对消费者和本地居民对新天地的感受进行了研究。在调查结果中，我们却看到了一幅更为复杂的图景。在所有35名被访的消费者中，有76％同意新天地代表了上海的经典文化，83％喜欢或者非常喜欢新天地，80％喜欢新天地北区，即保留石库门原貌的部分。和一些文化批评者认为新天地是一个虚假的幻象的观点形成对比的是，有一半受访者认为新天地反映了真实世界。另外，在对34名当地居民进行的调查中，普遍呈现的是他们对新天地和石库门住宅的一种高度复杂甚至矛盾的态度。首先，虽然64％的受访者喜爱在石库门居住，却有高达90％的居民对他们现今的居住条件感到不满意。其次，虽然大部分的居民从未在新天地消费甚至从未去过新天地，对新天地的看法则亦是爱恨各占一半。在那一半认为新天地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正面或是没有影响的三组受访者中，分别有55％和60％的人喜欢新天地。(16)
对于新天地对石库门的改造，上海学者朱大可认为，它对本土中产阶级和市民的吸引力并不在新天地在西方或港台的旅游者眼中的“本土性”，而恰恰在于改造后的石库门所包含的“西方想象”而激发的消费欲望。朱大可评论道：“他们的消费意图来自于对石库门的另类文化记忆。在殖民地时代，它曾经是摩登主义的广泛符码，与徐志摩、张爱玲、施蛰存等的小布尔乔亚叙事密切相关，隐喻着西方现代性的登陆与扩张……中产阶级的西方神话和海外游客的东方神话。它们在那个地点被双重地书写。这就是它受到消费者广泛欢迎的原因。”(17)
笔者想要补充的是，新天地在本土的吸引力除了与对前革命年代的想象有关，亦跟大部分人仍保有的石库门的生活记忆有关。没有其他中国城市像上海那样在去都市化过程中经历如此剧烈的城市形态和功能上的双重断裂和矛盾。石库门建筑是20世纪初上海迅速城市化的产物。然而，之后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长期反都市话语，尤其是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市民都市话语。而石库门的发展由于产权的变化和阶级地位的流动，经历了“早期的殷富移民的独院式居住、中期的租赁居住和晚期的高密度杂居”(18)多种不同的居住形态。长期的不合理使用和年久失修使得石库门建筑不堪重负，成为新的贫民窟与危房。(19)人口密度过高、卫生设施欠缺都是石库门生活的真实写照。石库门所代表的都市市民阶层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也改变了石库门本身的象征意义。如果说新天地的石库门是一种美丽的幻象，那么这种美丽不仅仅是国家和全球今天所期望描绘的，也是之前长期的丑陋所衬托的。这种美丽与其说对所谓的全球人士，不如说对拥有石库门崩溃记忆的上海本地市民更有吸引力。中国的反都市话语早在全球化在中国成为可能之前就摧毁了石库门。如果石库门长期得到重视和修缮，住户以原先设计的密度居住，产权并未发生变化，那么也就不存在是否要或者应该为谁保存或拆除的问题了。石库门的没落和其幻象的重生，更多的是本土与国家话语之间张力的结果，而全球资本在此可以说是借机行事而已。
因此，笔者认为，新天地或者说石库门怀旧，一方面是为西方现代性在本土重生所制造的新鲜感所驱动，亦可能是基于本土对上海都市化清洗的一种反应，是一种对地方现代性的怀旧。如果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体验是一种将对过去的回忆和瞬间的幻想结合的状态，那么上海人的新天地体验也是一种记忆创造空间的过程。正如有评论所言，行销新天地其实是“把上海这个概念向上海本地人的重新贩卖”(20)。本地对石库门作为都市居住和社区形成的基本形态的热爱是被不堪的生活现状所压抑的，而新天地，即使虚假做作却至少将石库门还原为一种舒适安逸的意象，而非真实生活中的龌龊阴暗。这促成了本土消费的欲望作为一种补偿式动力。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石库门怀旧其实反映了中国城市建设中对现代性不同理解之间的不断冲突。新天地的确是一个由全球资本主义全力打造的空间，然而它对本土的吸引力亦来自他们过去与现在记忆的断裂。在上海早期的住房建筑过程中，石库门体现了现代都市设计中的地方革新。到了社会主义时期的现代化语境中，对石库门建筑的滥用与资产阶级的居住空间在意识形态上被边缘化相对应。今天，当一种单一的现代化概念在中国都市规划中大行其道的时候，石库门的价值再一次被贬低了。这种状况带来的后果是，凡是年代久远的旧建筑统统被视作不现代的。它们要么是传统的，需要加以保护，要么是过时的，可以任意拆除。只有新建的、新奇的而且来自西方的才是真正的“现代”。这种将现代性放置于线性时间中的观念导致无尽的二元论。如果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城市发展历史的“当下”，那么石库门其实是十分现代的。它的诞生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解现代性，或者说是西方现代性的视角，那就是对地方文化和居住生态的尊重。石库门并没有生硬地将英国联排式建筑照搬到上海，而是保留了本地居住环境的多样性。石库门为今天单调的中国城市规划提供的启示正是在于，它在现代化城市空间的同时考虑到了空间对原有状态延续性的需求。这种状态包括空间的文化含义和使用者的习惯和记忆。把石库门作为一种过时的传统忽略了它独特的现代性叙事。总的来说，当城市的现代性只被理解为一种时间上的变化的时候，石库门的例子提醒我们超越线性想象，从空间角度来审视都市发展的含义。
六 上海怀旧与现代性之争
事实上，怀旧的风潮即使再盛行，上海也没有可能且没有必要回到一种统一的风格上去。怀旧在一方面可以是一种渴求保持原状的欲望，一种权力的展示；但在另一方面，也可以是寻求多样性甚至是反抗的话语。怀旧上海的复杂性在于各个方面，它涉及因为本土记忆的差异而引发的各种诉求的对抗与磨合。这一差异是由代际、空间、时间和意识形态的割裂造成的。而这些割裂和断层恰恰反映了现代性的内在张力和矛盾。首先，以今天的全球化视角来看，上海希望恢复自己的都市性意象以使自己的定位更符合城市竞争的需要。其次，从本地旧建筑的重建和保护来看，上海试图通过恢复空间形式来对抗不同现代性之争给城市形态留下的不确定和不连贯。上海经历过意识形态下的剧烈改造，这使得如何定义现代性这个话题在这座城市的语境里极具争议。对上海来说，殖民地上海和毛时代的上海都是中国在寻求什么是现代性这一答案中的反例，甚至是对立面。在前一种现代性似乎获得了重生的情况下，中国城市话语却仍然未在国家语境内成为主导。因此，对上海老建筑的保护要么停留在纯粹的形式上，要么还未能真正从理解城市肌理的角度去思考，将石库门建筑和其他旧建筑视为不现代的、可以随意拆除改造的。在此，对空间的理解都将现代性置于一种线性的框架内来考量，而忽略了旧建筑本身在其所处“当下”的“现代意义”。石库门亦是现代的城市发展产物，而应受到当今城市规划的重视而非仅仅将其博物馆化。
更重要的是，简单地将以商业利益为目的所进行的建筑改造全盘否定的做法似乎显得武断。不论哪一种怀旧的产生，都必须要在人们的记忆中找到共鸣点。比起一味地对商业化所带来的真实性(authenticity)的丧失进行批评，笔者认为更有趣的是探究这种共鸣所产生的原因。而对于怀旧和全球化的讨论也并不仅仅是当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对于柏林在德国统一后引起的一系列关于城市改造和怀旧讨论中经常出现的对商业化倾向的责难，德国学者路茨·古普尼克(Lutz Koepnick)的观点是，这种责难“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同样一样东西对不同的个人和公众的意义是不同的。忽视个人在对不同事物进行利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创造力，即对建筑用一种本土化方式进行的利用，也许是会产生十分多样、有差异性和乡土的记忆和意义的……任何对真实性发表的武断的言辞都不能对那些试图按下历史按钮的建筑项目构成威胁，从而减少了，而不是丰富了空间所能带来的活生生的经验”(21)。消费文化也许亦能提供一种为历史祛魅的方式，以治愈某些记忆的伤口，而那些伤口来自对创伤以及诉说创伤的压抑。对怀旧空间的消费与某种反记忆有关，这种反记忆作为反抗的声音存在，即使它们不一定是有意识的或者在政治意义上仍然是含糊的。对上海来说，对其都市性压抑的创伤似乎在这个城市再一次兴起的消费主义及其叙事中得到了补偿。然而，实际情况也许更为复杂，因为首先，虽然象征意义上的补偿可以被任何想要治愈创伤的人们共享，物质上的补偿却往往只局限于某个阶层。其次，世界主义上海也有它自己的反记忆，这个反记忆不仅是这个城市和国家的革命记忆，也是那个仍然被压抑的对现在和过去的都市体验之间存在的鸿沟的完整表述，这一表述由于中国现实及其语言表现之间的差距而始终继续着暧昧的姿态。笔者希望再次强调，全球化、消费文化以及资本的力量在怀旧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举足轻重，而笔者则希望从一种超越普遍论的考察现代性焦虑的视角，引起对探讨文化或国家内部话语的差异性所带来影响的注意。
注释：
①Zhang Xudong,"Shanghai Nostalgia:Postrevolutionary Allegories in Wang Anyi's Literary Production in the 1990s",Positions: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2000,Vol.2,No.8,p.355.
②Arif Dirlik,"Architectures of Global Modernity,Colonialism and Places",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2005,Vol.17,No.1,p.46.
③罗岗：《空间的生产与空间的转移——上海工人新村与社会主义城市经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作者认为，近年来中国内地兴起的“文化研究”一直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都市流行文化上，有某种窄化“大众文化”的倾向。具体到上海，固然需要密切注意它的“摩登”的一面，但也不能忘记“霓虹光影之外”的世界，同样内在于这一现代化的过程之中。譬如和现代大机器工业相伴而生的上海产业工人就没有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这一阶层作为“共同体”的文化诉求和日常生活状态还不曾得到认真的研究和仔细的描述。
④梁元生：《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第18～19页。
⑤张鸿声：《现代国家想象中的上海城市身份叙述》，《上海文化》2006年第5期。
⑥［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第236页。
⑦［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王菊、赵念国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239页。
⑧Yomi Braester,"'A Big Dying Vat':The Vilifying of Shanghai during the Good Eighth Company Campaign",Modern China,2005,Vol.31,No.4,p.432.
⑨Elizabeth J.Perry,"Shanghai's Politicized Skyline",Peter G.Rowe and Seng Kuan(ed.):Shanghai:Architecture & Urbanism for Modern China.Munich,New York:Prestel,2004,p.104.
⑩陆兴龙：《近代上海南京路商业街的形成和商业文化》，《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3期。
(11)译文参考安东尼奥尼1972年纪录片《中国》(下)，http://tv.sohu.com/20120718/n348483045.shtml。
(12)Peter G.Rowe,"Privation to Prominence:Shanghai's Recent Rapid Resurgence",Peter G.Rowe and Seng Kuan(ed.):Shanghai:Architecture & Urbanism for Modern China.Munich,New York:Prestel,2004,p.62.
(13)Qin Luofeng,Wohnquartiere in Shanghai-Analyse,Kritik und Sanierung Typischer Wohnformen und Baugruppen aus dem 20.Jahrhundert,Verlag Grauer,Beuern und Stuttgart,2003,p.42.
(14)Chu Zhihao,Die moderne chinesische Architektur im Spannungsfeld zwischen eigener Tradition und fremden Kulturen,Peter Lang Verlag,Frankfurt am Main,2003.
(15)黄宗仪：《都市空间的生产：全球化的上海》，《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53期，2004年3月。
(16)黄晔硕士论文，"The Perception and Experience from 'Xintiandi'—Its Formation and Impact on the New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Urban Restructuring",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2004。
(17)朱大可：《“新天地”：青砖和玻璃的双重神话》，《经济观察报》2003年6月16日。
(18)朱大可：《“新天地”：青砖和玻璃的双重神话》。此外，上海同济大学副校长、原上海市城市规划局管理副局长伍江提到：“大家赞扬石库门，说它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中西合璧。另一方面，今天的石库门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已经破旧不堪。有人说石库门建筑历史文化价值是高，但是由于品质太差，今天已经不能再用了，这个话又对又不对。”他表示，建筑能不能用，要看怎么使用。对于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东西，就不能完全按照新建筑来要求它。现在的石库门之所以破旧，跟年龄有关，更多是跟不合理的使用有关。伍江表示，石库门的一幢房子里住几家、十几家是很正常的事情。他说：“我们调查发现，一幢房子最多住过二十几家人。如果现在住的三室一厅、四室一厅，有一天突然要塞十四五家进去，房子也会出现很多问题。”见东方网，2009年5月17日，http://sh.eastday.com/qtmt/20090517/u1a575125.html。
(19)中国建筑界权威罗小未教授这样评价新天地在改建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新天地广场在建筑的改造与整修方面曾经历了很大的困难。本来要在石库门房子中塞进现代的休闲生活内容就够困难了，何况这些房子大多为危房，没有卫生设备、上下水道陈旧不足、基础与地板均已腐烂，只要稍微一动便有散架的可能。几乎所有旧屋均要大兴土木与脱胎换骨才能更新使用，因而其费用每平方米高达两万元。现在有人批评说，既然保护了里弄的风貌就应重新作为居住使用，其实只要看看这个造价便可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罗小未主编《上海新天地：旧区改造的建筑历史、人文历史与开发模式的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第28～29页。
(20)Jeffrey W.Cody,"Making History(pay) in Shanghai:Architectural Dialogues about Space,Place,and Face",Peter G.Rowe and Seng Kuan(ed.):Shanghai:Architecture & Urbanism for Modern China.Munich,New York:Prestel,2004,p.139.
(21)Lutz Koepnick,"Forget Berlin",The German Quarterly,2001,Vol.74,No.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