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澳门经济竞争力的战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战略研究论文,竞争力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1999)05-0021-08
澳门回归祖国，是实现“一国两制”的第二站。把握住回归的机遇，提升经济竞争力，是摆在四十多万澳门人面前的历史重任。
经济竞争力不仅综合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社会、政治、科技等方面的既有水平和实力，而且动态显示其发展潜力。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环境中，提升经济竞争力是澳门生存发展的头等重要的问题。这个过去澳门研究中没有被充分注意到的问题，正是我们研究的主题。
一、抓住回归机遇，迎接严峻挑战
澳门回归在世纪之交，正好面临着历史的重大变革：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网络化的浪潮滚滚而来。这一变革对每个经济体参与全球竞争以提升自己赋予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掌握不住冲浪的本事，就会被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浪潮所淹没。
正在这时澳门经济竞争乏力的状况明显暴露，影响澳门经济竞争力提高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日益突出。还在亚洲金融危机前的1996年，澳门经济已出现0.5%的负增长， 在灾难性的金融风暴突然席卷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以后，1997、1998年澳门经济又连续两年负增长。在近期内澳门的外部经济环境并不令人乐观。更令人担忧的是，影响澳门经济竞争力的诸多因素显得愈发突出。
同香港一样，澳门进入过渡期后，尤其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后，基本的政策取向一是社会稳定，二是经济发展。但港澳各异的实际情况决定了人们关注的侧重点应有明显不同。香港的综合竞争力长期以来居世界前列，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1998年对世界竞争力名次调查评估，香港综合竞争力排在世界第3位（注：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打击， 新近公布的竞争力排行榜，香港下降到第七位。）；与香港不同，澳门的综合竞争力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注：目前世界公认的权威性的由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出版的《世界各国竞争力年报》，每年对 46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竞争力作出评估， 澳门没有列入其中。 我们参照IMD“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1998”提出的竞争力评估8大要素（国内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政府效率、金融实力、 基础建设、企业管理、科技实力、人力及生活素质）及其41项子指标，对澳门的国际竞争力作出初步评估，得出其分值在54分左右，大体排在46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38位左右。）在香港回归的问题上，港英政府在政治上缺乏合作，因此考虑香港问题时，如何保持平稳过渡是重中之重。而澳门要优先考虑的则是繁荣和发展，因为对澳门来讲，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相对容易，但回归后如何保持繁荣和持续发展则是一个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问题比香港问题更为复杂，回归后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
但挑战和机遇从来是并存的。首先，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的加剧，在提出尖锐挑战的同时也为澳门这样的微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随着港澳的相继回归和海峡两岸关系的不断改善，大陆、港澳台有望以强大的合力来迎接新世纪出现的挑战。其次，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当前澳门发展面临的危机与其说是一件坏事，不如说正是澳门大刀阔斧推行改革，以疗理其疲弱的肌体的一个良机。澳门经济竞争乏力的暴露，有助于澳门人思考澳门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并利用回归的机遇，打破旧的格局，创造一种有利于澳门发展的制度安排。
由澳人治澳替代葡人治澳本身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澳门回归祖国，标志着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统治的终结、澳门历史新里程的开始，可以充分利用包括公务员在内的广大澳人思归、思变、要求改革、要求发展的强烈愿望，以及爱国爱澳、澳人治澳、积极参与等社会意识提高的回归效应，循序渐进地改革和提升澳门的制度，切实提高其经济竞争力。但是香港的经验表明，面临严峻形势，缺乏政治决策经验的港人，实行高度自治本身也带来了尖锐的挑战。对于不仅没有决策经验，而且“三化”完成得并不顺利、公务员素质和公民政治意识成熟程度又远不如香港的澳门来说这类挑战将更为严峻。
为了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我们建议首届特区政府应把最近三五年作为由葡人治澳到澳人治澳这一巨大历史转变的适应期：这是转变到用“一国两制”的思维模式思考和处理澳门一切问题的适应期；是决策者学习民主、科学决策，公务员学习提高行政效率，全体公民学习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的时期；是以整顿治安和复苏经济为中心，确定发展路向，研究和启动改革的时期；是加强忧患意识，丢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脚踏实地重建和增强信心的时期。
二、推进制度变革，提升澳门的现代化水平
一种颇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澳门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或“瓶颈”在于澳门是一个微型经济或超小型经济（Mini－Economy）。 澳门土地面积狭小，人口也很少，自然资源缺乏，经济规模不大，区内市场需求不足。这对于澳门的经济运作和发展来说，会产生制约作用。但是，战后世界经济史表明，微型经济所具有的这些特点既不等于它们不能自立，更不意味着它们不能有良好的经济绩效。（注：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全世界200多个经济体中， 人口不足一百万的超小型或微型经济体将近70个，这些微型经济体大都具有中上等发达程度，低度发展的微型经济国家或地区只占8%。事实上， 澳门的微型经济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人均GDP一直稳居亚洲第5位，1995年达到18181 美元，名列全球微型经济中的前10名。1996、1997年虽有所下降，仍然分别保持17912和17498美元的水准。）要找出澳门经济竞争力衰退的真正原因和澳门未来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必须更深入一层去分析。
我们认为，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制度发育不够、现代化水平不高（注：17世纪发生的一场横扫欧洲的经济收缩危机导致包括葡萄牙在内的拉丁国家与英国之间形成了不同的产权变更和日后不同的发展方式。英国和荷兰逐渐形成的有效产权制度直接促成了它们商业和贸易的繁荣，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无效产权制度导致它们在17世纪后很快衰落。（参见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诺思和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正如宗主国不同制度和产权的延植是造成今天南北美洲巨大差异的历史根源，制度的不同导致经济绩效的差异同样十分明显地反映在曾经分别由葡萄牙和英国管治的澳门和香港上。虽然“四·二五革命”后葡国的改革使其产权制度发生了某些有利于经济成长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未有效地推动澳门制度的改革。）是制约澳门提高竞争力和未来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尽管按照库兹涅茨的指标，澳门似乎已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但是无论从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发育程度来看，还不能说澳门已经是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如果给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作出定位，澳门应是处于现代化中低阶段。
澳门经济是一种发育不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包括从葡国移植过来的、被道格拉斯·诺思称之为通过“转让垄断权”换取财政收入的专营制（注：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172页。）。这种专营制是政府在短期内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的有效办法，但它会带来破坏性的长期后果。对内不能形成充分的公平和自由竞争的政策环境；对外处于半开放状态，不能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当周边环境变化给澳门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时，经济发展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一旦这些特殊有利的条件丧失，自身缺乏经济竞争力的状况就会明显暴露。这是澳门经济发展随波逐流、大起大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世界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改革大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澳门经济制度的弊端更加突出。特区政府面临的根本挑战，就在于面对这样一个发育不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如何逐步改造成为既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又符合澳门实际和居民文化传统的先进资本主义制度。
澳门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更滞后于经济。今天的澳门社会发育和分化程度不高，是保守型的小社会。社会生态的主要表现是：人际崇尚关系，家长制盛行；文化崇尚包容，自求多福；政治是“大家长政治”，社团政治。此种社会生态有两面性：积极的一面就是维持社会长期稳定，营造了一个“超稳定”的社会；消极的一面就是偏于守旧和封闭，人治主导，新生事物不易发育，抑制中产阶级成长，亦难以调动和发挥社会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此种社会生态无疑是对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挑战，亦是提高澳门经济竞争力的重大障碍。
澳门的现代化发育程度不够，突出地表现在澳门缺乏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和健全完善的司法制度。由于华人占澳门社会的绝大多数，他们对葡人的文化认同程度低，长期以来形成所谓“华洋共处分治”状态，导致澳葡政府在澳门治理的范围和治理的能力都十分有限。澳门没有终审法院，上诉审理到里斯本需要二三年，且法庭休假又长，案件审理的延误是司空见惯的事。澳门现有法律均使用葡语，律师和司法人员也以葡国人为主而很少由懂双语的本地人担任，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统治者的特权。澳门长期沿用葡国陈旧法律，如现行的“公司法”是以1888年葡国商务法和1901年葡国公司法为蓝本，许多条文早已不能适应当前工商运作之需要，1990年澳门曾对“公司法”作了修订，但延搁至今还是草案。司法体系的不完备且低效率，不可能保证长期契约的发生和执行。近年来澳门法律不彰，政府执法不力，社会治安不靖，已足以表明政府管治能力和权威的低下。至于澳门公务员制度落后，行政层次和程序繁杂，因人设司，职能重复，功能不清，行政效率低下，且政策多变，早遭众人诟病。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如果将治安及经济问题排除在外，那么最为澳门市民所不满的，正是公共行政（事实上，澳门的治安及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正是公共行政效率低下的结果）。澳门政府预算的大部分开支都用来维持一支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公务员的总数超过17,500人，占澳门就业人口总数的8.5%， 每一千个就业人口中就有85个是公务员，相当于香港的1.5倍，这恐怕是世界之最了。 特别是澳门本身有滋生腐败的肥沃土壤：自由竞争的不充分，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产业结构的特殊，法制既不完备又得不到广泛的认同等等。未来特区政府面临的一个艰巨任务，就在于如何有效地实现以法治澳、肃贪倡廉和提高行政效率。
我们认为，首届特区政府在着力关注治安、经济复苏的同时，要着重于制度的基本建设，将“基本法”赋予澳人的自治权创造性地转化成适合澳门客观环境和实际需要的制度创新，使澳门形成一套体现“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的全新的政权架构体系和开创一个适应本地优势和特点的经济运行模式。
三、合理定位，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一个经济体的定位，首先必须建立在对它的比较优势分析的基础上。不少学者将亚洲“四小龙”不同凡响的经济发展绩效归结为它们充分利用了自身的资源比较优势，成功地采取了利用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澳门最大的比较优势是它的独特的区位优势。澳门地处战后世界经济发展最为快速的东南亚地区，背靠得益于改革开放已有20年超常规发展的华南珠江三角洲，往西北可通过西江水系与大有开发潜力的中国大西南连接，往东隔伶仃洋与香港相望，距离仅约40海里。优越的区域环境为澳门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广阔的腹地。
“香港因素”对澳门的发展至关重要。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交通运输、旅游和资讯中心。长期以来，港澳之间形成了一种众所周知的自然组合关系，港澳两地有10万人同时持有香港身份证和澳门身份证，澳门市场成为香港市场的延伸和补充。澳门的主要支柱产业旅游博彩业自60年代初以来持续发展，主要得自于香港客源的支撑。澳门娱乐公司主要股东来自香港。澳门房地产买家中，香港亦占六成。澳门还是不少香港跨国公司的后勤基地。香港的资本、技术、管理、人才、信息，在澳门经济中居于重要地位。澳门元与港元挂钩，澳门社会的流通货币中，港元占一半以上。澳门经济与香港经济的互利互补关系，正是澳门一个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澳门的发展与繁荣从未离开过“内地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近二十年来，澳门与内地在贸易、旅游、投资、交通、制造业、房地产等方面的联系日益增强，内地因素特别是“广东因素”对澳门经济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澳门与内地的贸易总额，由1979年的5.42亿澳门元增长到1997年的58.52亿澳门元。 1997年到澳门的内地游客达52.8万人次。 中资已成为澳门的最大外来投资者，中资在澳门开设的企业已达200 多家，资本总额超过400亿澳门元。同样， 内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受益于澳门在贸易、资金、信息等方面的带动。如果广珠高速公路和铁路延伸至澳门，以及西江航道的整治，澳门现有优势将进一步增强。
澳门的比较优势还在于其独具特色的产业，即博彩业。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澳门的博彩业已有相当的基础和知名度，“东方蒙地卡罗”已成为澳门的代名词而被世界游客所认识。作为澳门的第一大产业，旅游博彩业在澳门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以1996年为例，该年澳门入境旅客量达到815.1万人次，平均每个澳门人接待旅客19.6人次， 旅游博彩业收益270亿澳门元，其中博彩收益159亿澳门元，占本地生产总值的40.24%。旅游博彩业支撑了GDP的增长，为澳门政府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来源（仅博彩业提供的税收就占政府财政收入的40－50%），也为澳门实行低税、免税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其他各业的发展。从事旅游博彩及其相关行业的人员，占全澳就业人员的31%，旅游博彩业还带动了投资、基建、酒店餐饮服务、购物、计程车及文化交流。特色即优势。澳门的这一独特优势，相信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很难有哪个亚洲城市会拥有。
澳门的比较优势就是澳门经济定位的基本依据。而每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均具有动态性，根据比较优势作出的定位也应是动态的。随着比较优势的转移变化，可以有近期、中期和远期的定位。这样，才既能脚踏实地，又能以长远的目光，从根本上去提高澳门的竞争力以保持持续发展。
根据当前澳门产业的比较优势，我们对近、中期（10—15年）澳门经济作出如下基本定位：继续依靠和加强与香港、内地的紧密联系，力争成为亚太地区一座有特色的现代化的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旅游博彩和娱乐城市，以及周边地区的后勤支援基地。
根据我们对澳门产业比较优势未来发展的预测，把远期澳门经济大致定位为区域内“国际性的综合旅游和商贸服务城市”。对这一定位可作如下进一步界定：
（1）在当代，旅游类型呈多样化趋势，既有观光旅游， 也有以商务、会议、度假、文化、旅游为主的非观光旅游，还有博彩旅游。澳门长期走的是博彩业推动旅游业并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道路。为了保持和发展澳门旅游业的优势，澳门的旅游业必须继续以博彩旅游为依托，同时全面开发澳门旅游资源，大力发展非观光旅游。
（2）随着未来澳门比较优势的变化， 商贸服务业将可以成为澳门的另一支柱产业。商贸服务业包括离岸金融、转口贸易、商业咨询、电讯服务、空运代理、会计、法律、建筑设计、工程及其他技术顾问、数据处理、广告、市场研究、设备租赁服务等。这些产业在澳门已有一定的发展。1997年底在商贸服务领域的从业人员约占澳门就业人口总数的13%。随着澳门经济结构的优化、基础设施的完善、教育科技水平的提高、法律和行政制度体系的完备以及同香港和内地经济分工的形成，澳门可以在原有的“后勤支援基地”的基础上建成一个具吸纳性的商贸服务城市。未来澳门将大致形成以旅游博彩业、商贸服务业、出口加工业、金融保险业和地产建筑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
旅游博彩业是澳门最主要的经济支柱，它的兴衰直接关系到澳门整体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旅游增长缓慢，博彩亦呈下降趋势。1996年博彩收益比上年下跌6.1%，1997 年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及治安恶化的影响，入境游客比1996年急降14.12%，仅为700万人次，1998 年再降到694万人次，博彩收益1998年比1997年下降19%，1999年首季再降15%。澳门旅游博彩业的调整和转型势在必行。我们建议：第一，积极稳妥改革博彩业专营体制。特区政府应从维护本地整体利益出发，分阶段地来处理赌权问题。在博彩专营合约2001年底届满以前维持现状，但原专营者应积极改善赌场管理和场内环境，引进先进技术，提高博彩的现代化水平。与此同时，认真检讨博彩业专营体制，建立和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督机制，增加透明度，以法治赌。在赌约期满后，可以有三年至五年的适应期，在适应期内，实现有限度的竞争。到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借鉴拉斯维加斯的做法，实现自由竞争。有人担心以后将专营权分拆会影响既有的税收，并会加剧社会的动荡，拉斯维加斯有众多的娱乐博彩公司，治安却非常好，并以其收入在沙漠地区支撑起一个百万人口的繁华大都市的发展，这里的关键是政府和行业的管治问题。此外，还应大幅度增加赌税，将现在博彩公司对社会的承诺（如浚河、社会福利等）全部用税代替，由政府集中控制使用，提高效益。第二，改善旅游大环境。在不断更新博彩设施、创新博彩工具的同时，澳门可借鉴拉斯维加斯的经营方式，搞好旅游配套，发展多元化旅游项目，为不同层次、不同兴趣爱好的游客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创造一个物超所值、老少咸宜、安全舒适的旅游环境。澳门是亚洲惟一具有四百余年东西方文化交汇历史背景的“历史博物馆”。建议加强对澳门潜在的历史、人文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
四、加强大陆、港澳台合作，开拓澳门经济活动空间
澳门必须广泛开展经济合作，积极拓展活动空间，借助外力发展自身经济，这不仅是由澳门微型经济的特点和边缘城市的性质所决定的，而且也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
香港是澳门经济借力发展的第一个优先的地区。港澳地理位置邻近，经济制度相同，历史上已形成的唇齿相依的自然组合关系，是两地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有利条件。澳门回归后，港澳两地合作的发展取向是实现经济一体化，即在两个特别行政区独立运作、保持各自经济多元发展的前提下，建立一个有机的合作体系，让经济要素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互利互补，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为此，澳门回归后，应改变过去澳门政府对经济采取无所作为、放任自流的态度，合作模式应由民间自发型向政府主导型转变；制订和健全法律、法规、政策、条例，理顺两地合作运作机制，方便港人资金、技术及人员来澳发展；建立高层次的官方的“港澳合作协调委员会”，使经济合作突破过去的种种局限。
澳港本身的客观条件对双方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有较强的约束性，要持续发展与繁荣，势必要扩大活动空间，港澳合作延伸至内地，融入范围广阔的广东省，形成粤港澳合作就是适应了这个要求。我们建议：
第一，以旅游业合作为切入点，充分利用三地不同特色的旅游资源，携手共建粤港澳大三角旅游区。澳门应积极加强与珠海合作，联手开发横琴岛，共建“国际特别旅游区”，将澳门建成粤港澳大三角旅游区中一个独具特色的环节。
第二，澳门的科技实力及发展潜力均不如内地，积极利用内地的科技力量，是迅速提升澳门经济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已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拥有6家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4家省级开发区，共容纳了高新技术企业1,300多家， 其中不乏国际知名的大公司。现广东省已决定，珠江三角洲地区要重点发展知识经济形态的产业，以高新技术企业的规模化来加强与港澳的科技合作，促进港澳工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建立粤港澳产业合作带。这对澳门是一个良好的机遇。
第三，澳门的资本结构较为单一，国际化程度不高，中资是迄今最大的外来资本，估计约占澳门直接投资总额的将近一半，对澳门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应该说，过去20年来，澳门的中资企业对澳门经济发展确实作出了很大贡献，今后中资仍将是澳门经济稳定繁荣的一支重要力量。未来特区政府要继续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吸引外资，促进资本结构多元化和国际化。驻澳中资企业要遵守澳门法律、法规，严格经营管理，加强企业自律，重视澳门整体利益，努力提高管理层素质和工作效率，带头科技开发和创新，在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促使企业健康发展，为加强内地与澳门的经济合作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第四，基础设施是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澳门的基础设施发展很不平衡，既有具世界一流水平的港澳水上客运、比较先进的国际机场和较完善的通讯网络设施，亦相当突出地存在着基础设施上的“瓶颈”。澳门没有深水港，大部分进出口货物需经香港中转，自由港功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商贸中心难以形成；澳门无铁路、高速公路与香港和内地连接，腹地局限于珠三角西部；水电成本高。这些滞后部分对澳门发展的制约已相当明显。
如果在珠江口（伶仃洋）构筑一座沟通港澳珠（海）三地的跨海大桥，并能结合修建环珠三角及港澳的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深水港等，一改过去港澳珠各自为政、自成体系、重复建设的不协调做法，将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意义。首先，“港澳珠”大桥是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桥梁。港澳相继回归后，“港澳珠”大桥在“一国两制”下将密切三地的关系，大大提高区域整体效益和竞争力，促进三地的繁荣、稳定，必将对台湾产生影响力和示范效应。其次，“港澳珠”大桥成为港澳与珠江三角洲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成将有助于提高香港新机场、机场铁路、高速公路的利用率，并带动面积相当于两个香港岛的大屿山的全面开发；有利于珠江三角洲外环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的形成。大珠江三角洲环状交通网的形成，将大大强化香港国际大都会在珠三角及华南的核心和辐射作用。
关于修建“港澳珠”大桥，内地和港澳有关机构和人士已提出多种方案。我们提出的方案是“伶仃洋青牛大桥与伶仃港方案”，规划大桥从大屿山西南角的分流出线，经牛头岛（约4.8公里）、青州岛（约6.8公里）至西大排岛（约12.5公里），然后分支为二：一到珠海九州（约4公里）；一到澳门黑沙环（约8公里）。桂山岛、牛头岛的东部是水深二三十米的大濠水道，其西面是国际远洋巨轮的锚地，均属深海区，澳门可长期租用或购买此地的一个岛屿（以牛头岛最为适合）建大型深水港。伶仃港方案不仅可以节省投资，而且可以免除人工港池、航道的疏浚维护费用。青牛大桥结合伶仃港的修建可使澳门自由港功能重现，将来广珠铁路延伸至澳门并与香港铁路联网，形成大珠江三角洲完整的交通运输网络。
由于上述工程牵涉到粤港澳三方多项重大利益，有关各方意见分歧较大，根据前些年珠澳双方各自建设超标准机场导致不合理竞争的教训，目前不宜单方面采取行动，以避免重复建设、浪费资源和低效投资，需要三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出面协调。建议首先尽快召开粤港澳大型基建学术研讨会，对不同的建设方案进行研讨，以便为最后决策提供充分的依据。
加强与台湾的合作，是促进未来澳门发展的又一重要力量。可以借鉴“九七”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处理港台关系的成功经验，按照澳门的特点及现有澳台关系的良好势头，根据中央政府“九九”后澳门涉台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处理好澳台关系，发挥澳门的“独特作用”，使澳门成为台资企业的服务基地、旅游度假和娱乐购物中心。为此，首先应该保持澳门现有的行之有效的涉台措施，特别是台湾居民入出境的免签证，以澳门国际机场为中介的台湾居民往返内地的“一机到底”、“一票到底”等措施；其次，台湾现有在澳门机构包括将移由“陆委会”管辖的台北驻澳门贸易旅游办事处及人员，可以适当名称继续留存；再次，除保持及发展澳台两地现有的各种民间交往外，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推动以各种名义进行澳台之间的往来接触、签署协议和设立机构；最后，为鼓励台湾各类资本到澳门从事投资、贸易和其他商业活动，要制订和完善进一步吸引台湾资本、技术和游客的政策措施，并切实保障在澳门的台湾机构、人员和各类资本的合法权益和进出自由，保障在澳门居住满七年而依法取得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的台湾人士应享有的居民权利。
五、科教兴澳，把握竞争主动权
澳门只有融入知识经济的大潮、实施科教兴澳战略才能取得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鉴于澳门的市场容量、科技的现有水平和生产开发能力，未来澳门形成一个“高科技中心”的设想是不易实现的。澳门的科技发展应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有步骤、有重点和分层次地推进。第一，当务之急是用先进技术改造现有产业，加快淘汰落后的工艺、技术和设备，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增强国际竞争力。第二，在大学由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的今天，在企业规模较小、缺乏科研实力的澳门，应大力加强和充分发挥本地的澳门大学和澳门理工学院等高等院校的作用，并以市场为导向，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结合，像浙江大学－贺田工业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宝法德技术发展中心等产学研相结合的形式值得大力提倡。第三，要办好联生高新技术工业村。这种以转租用地方式吸引境外资金、技术创建高新技术产业的尝试，不但可以直接拉动澳门经济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对发展澳门科技、促进澳门产业转型会起到示范作用。第四，加大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力度，并争取把澳门的科技事业纳入香港和广深珠等周边城市科技发展的总体规划和轨道上来。特别要注重通过合资、合作或参股等形式，与邻近的珠海、中山的两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联手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从而借力带动澳门科技的发展和产业转型。
科教兴澳，基础在教育。面对当前澳门人口素质偏低、社会现代化发育程度不高、人才缺乏和现行教育比较落后的现实，更应当把教育发展放到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突出位置。
鉴于目前澳门本地人力资源开发的局限性很大，而人口发展的土地容量和经济容量还有一定潜力，因此，为了补充人力资源的不足和对人才的急需，在人口政策上应实施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中心，适时适量适度地增加一些人口的方针。当然对人口增加必须持慎重态度，实行择优吸纳的方针。一是要加大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的力度。为此要对移民迁入条例作全面检讨。由于移民主要来自内地，在政策上和程序上要与中央政府进行沟通和协调。二是有选择地适量输入有技术专长的劳工，以利于澳门产业升级。此外，对外籍移民可以不作过多限制，以突出澳门国际城市的特色。
收稿日期：1999-04-30
本文是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与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合作课题《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的摘要。原文约25,000字。徐雅民、黄汉强系该课题组负责人，参与起草的人有薛汉伟、孙代尧、郑天祥、傅骊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