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年中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以现有文献为基础，考察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发展。采用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解，并就我国近20年制度变迁的增长效应进行经济计量检验。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发展：文献概览
经济增长理论以经济长期增长为研究对象，分析各增长因素在经济长期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尽管早在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就对经济增长进行研究，但是，古典经济学家未能给出他们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数学模型。直到本世纪40年代前后，哈罗德（Harrod）和多马（E.Domar ）在几乎同一时间内分别发表了极为相似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因此，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哈罗德—多马模型是经济增长理论出现的标志。
但是，由于哈罗德—多马模型假定资本报酬率是常数，这就间接地假定了资本和劳动在增长过程中是不能相互替代的，从而使均衡增长的条件（有保证的增长率＝自然增长率＝实际增长率）难以满足。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Solow）在仔细研究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之后， 放松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从而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是封闭的，仅研究某一国家的经济增长，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经济和外生技术及其收益不变为其理论假设。该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长期看，可称之为唯一的动力。另外，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假定各个国家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同样的技术，因而各国间没有技术水平的区别。该模型由此得出结构：各个相互独立的国家有很强的使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趋于一致的倾向，在各国间要素可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更将增强这一趋势。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它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发生技术进步。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另一个局限性在于它无法解释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和实际人均GNP增长率的差异。 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P.Romer）和卢卡斯（R·Lucas ）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充分吸纳了经济增长研究的最新成果，克服了在增长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为经济增长理论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罗默认为，生产要素的收益问题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是导致其失败的原因。因此，在他提出的增长模型中放弃了这个假设。在罗默的增长模型中，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它们不仅能形成自身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递增的收益保证着长期经济增长。
罗默模式的意义在于，它将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增长模型，并且认为知识积累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它把知识分解为一般知识和专业化知识，一般知识可以产生规模效益，专业化知识可以产生要素的递增收益。两种效应的结合不仅使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本身产生递增的收益，而且也使资本和劳动等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
卢卡斯的建模思想和罗默稍有不同。他的增长模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把资本划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卢卡斯的贡献在于区分了人力资本的两种效应：内在效应和外在效应。内在效应是指人力资本只影响本人的劳动生产率，外在效应是指人力资本对其他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他认为，正是各国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各国在收入和经济增长率方面的差异。卢卡斯还认为，扩大经济的开放度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吸收新技术和人力资本，从而更快地实现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
在罗默和卢卡斯模型的基础上，9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许多经济增长模型，补充和完善了罗默和卢卡斯的理论。这些增长模型着重探索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新问题，如公共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等等。许多问题在理论上找到了解释，如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等等。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发展反映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化的实际情况，这已对发达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正在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
为了考察中国经济的增长因素及其特征，我们有必要首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作一实证分析。从现有文献看，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精确和详细的分解尚有一定困难。因为这不仅涉及到指标选择的正确性，同时也面临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和可获得性等等因素。当然，存在方法论和统计数据等方面的困难，并不是放弃这方面研究努力的理由。
事实上，早在80年代初，就有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因素进行研究，其中也包括西方学者和研究机构（如世界银行）。但从不同机构或学者的不同研究结果来看，差异很大，值得探讨。由于我国经济数据结构不能直接满足生产函数的需要和某些假设，所以大都数研究人员根据自己能够收集到的资料和对数据的判断，做了一些局部的工作，并得到各种不同的结论。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是：世界银行提德克（Tidrick， 1986）；陈宽、谢千里、罗斯基、王宏昌、郑玉歆（1989，1993年）对中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953 －1985 年间生产率进行的研究：麦克哥金（McGuekin,1989）等对中国工业1980－1985 年多因素生产率和增长原因进行的研究；李京文、郑友敬等（1989，1990，1992）对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胡永泰、海闻等（1994，1998）对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所作的研究；郭克莎（1993）对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 支道隆（1992，1994）对中国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刘小玄、郑京海（1998 ）对中国国有企业效率决定因素的研究；等等。
本文以下部分试图通过一些替代指标的换算，运用增长速度方程对中国增长源泉进行分解，从中透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并就我国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因素进行经济计量检验。
二、数学模型
从方法论来看，测度和评价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有模型法和指标法。指标法在微观经济分析中应用较为适宜，但是，这种方法不能导出对综合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的确切估计，因此，本文采用模型法，假设一个新古典生产函数且技术进步是希克斯（Hicks ）中性：
Y＝AtF（K，L，t）（1）
其中，Y是产出，K和L是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At是技术水平，t是时间。在（1）式两端求全微分，并简化整理得：
dY／dt dK／dt dL／dt
dA／dt
────＝α────+β────+────（2）
Y
KLA
dY K dYL
上式中α＝──· ──、 β＝──·──分别为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
dKY
dLY
dY／dt dK／dt
dL／dt
CK＝───，GL＝────，GA＝────
Y K L
G
dA／dt产出弹性；设GY＝───，
Y，则GY、GK、GL分别为产出增长率、资本投入增长率和劳动投入增长率，而GA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将（2）改写为：
GA＝GY－αGK－βGL（3）
（3）式是衡量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数学模型。 它的意义是：产出增长是由生产要素（其中包括资金与劳动）投入量的增加以及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使用（3）式研究经济增长因素的方法， 有助于我们认识要素投入和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数学模型中测算的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扣除了资金投入和劳动投入的贡献以外其他所有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的总和，这个总和包括了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规模经济、资源配置、政策法律、管理决策、教育进步、随机因素等等。一般情况下，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只是对影响经济增长的最基本因素进行分析。
三、基础数据
在确定了基本的分析方法后，就涉及到基础数据的采集问题。进行经济计量分析应当以一定的经济理论为基础，而这种经济理论也应把握经济现象的本质。在经济计量模型的建立过程中，同样还必须依照经济理论的要求选择模型的变量及表示变量的指标。如果所使用的变量指标不符合经济理论本身的要求，则用它们估计出来的经济参数就与经济理论所赋予的参数的经济意义不一致，从而导致经济参数的估计值与其经济含义都失去原有的意义。选择变量的指标，最基本的要求是口径一致。而口径一致的最基本要求在于，研究对象确定以后，所有有关的变量都应当是研究对象本身特定意义下的变量，其范围既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
进行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最主要的变量是产出、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因素时，由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还处在不断完善过程之中，与西方的SNA体系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 为了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和国际可比性，就有必要对有关变量的指标选择进行分析和调整。
1、产出增长指标
一般而言，衡量国民经济整体产出增长率的指标应该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看是否计算国外资本和劳务）。这两项指标都可以直接从有关统计资料中获得。本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基本指标，基础数据取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编），和《中国统计年鉴》（1998），并且按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具体数据参见附表1。
2、资本投入增长指标
在进行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时，资本投入量应为直接或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或简称资本存量），它既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和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活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如住房等。由于资本的相加只能用价值量进行，因而这些数量指数也只能用价值量单位表示，如经常被换算为可比价格。
估算按可比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最常用的方法是所谓的“永续盘存法”（曾五一，1994）。这种方法的一般步骤为：（1 ）通过普查或根据一定的假定估算出某一计算基期的全社会资本存量；（2 ）取得各年份产业部门的投资数字，并将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各年投资额分别换算成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投资额；（3 ）按每年投资额中各类资产的投资构成，以专门调查测算的各类资产的平均使用年限（即投入使用到完全报废的时间）为依据，测算出每年资本报废的价值，并予以汇总；（4 ）从历年投资额中扣除报废总值，得出各年资本的实际增量；（5 ）根据上年资本存量加本年资本增量等于本年资本存量的原理，推算出历年资本存量的数字。
由于运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资本存量的优点在于能够充分利用较为全面、详细和可靠的投资统计资料，而且可以任意选用某一存量资料较为齐全的年份作为基期往前或往后逐提递推，因此在国内外的研究中被广泛应用。美国、日本和中国一些学者都利用这种方法估算过中国的资本存量。在众多研究中，中国学者贺菊煌的成果富有代表性（贺菊煌， 1992），本文引用他的测算结果，而1991－1997年的数据，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资料推算。
在对资本存量的估计中本文隐含了两个假设：一是资本投入的缩减指数近似地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缩减指数；二是暂不考虑折旧因素。具体的计算步骤如下：（1）测算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GDP；（2 ）计算GDP缩减指数；（3）计算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的资本增量；（4 ）计算资本存量（1990年不变价）。具体的计算公式为：（1）GDP（1990年不变价）＝（GDP指数／1990年GDP指数）×（1990年GDP）；（2） GDP缩减指数＝GDP（现价）／GDP（不变价）；（3）I[,t]（1990年不变价）＝I[,t]（现价）／I[,t]缩减指数≈I[,t]（现价）／GDP缩减指数；（4 ）K[,t]＝K[,t-1]+I[,t]。其中：I[,t]、K[,t]分别为t年的资本增量和t年的资本存量。计算结果见附表1。
3、劳动投入增长指标
在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如果严格按照理论的要求，应当是一定时期内要素提供的“服务流量”，它不仅仅取决于要素投入量，而且还与要素的利用效率、要素的质量等因素有关。就劳动投入指标而言，是指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在市场经济国家，劳动的质量、时间、强度一般是与收入水平相联系的，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劳动报酬能够比较合理地反映劳动投入量的变化。而在中国，由于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度时期，收入分配体制不尽合理和市场调节机制不够完善，而且我国目前尚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因此，本文采用历年社会劳动者人数作为历年劳动投入量指标（具体数据见附表1）。
四、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
生产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被定义为要素投入增长对产出增长的作用，即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在相关文献中， 比较普遍的计算方法是用工资或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来代替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用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来代替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虽然这种代替的间接计算有较严格的数学证明，但是，与前述估算的计算增长指标和资本存量指标一样，必须注意计算口径的一致性。产出增长的计算有不同的口径，既有仅计算物质生产领域的窄口径，也有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宽口径。每一种口径下又有按净产值计算和增加值计算两种范围。但在国内多数的实证研究中，几乎不考虑产出增长的计算口径范围，都采用物质生产领域的国民收入，即按净产值要素产出增长的同一口径为前提和基础。如果产出增长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那么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也必须按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增加值口径范围计算。
口径不一致，就将导致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推算和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推算上的较大误差。有的学者认为（郭克莎，1993），在中国，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生产要素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随着一国资源禀赋状况及技术水平的变化，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也会因地因时而不同。因此连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也放弃了这方面的估算工作，而分别假定中国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为0.6比0.4或0.4比0.6，以两个方案来进行增长因素分析（世界银行，1987）。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应设定为0.3比0.7，其根据是：市场经济国家可以用劳动与资本的结合比例表示劳动与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但中国如果以劳动与资本的结合比例计算出弹性系数，就会大大高估劳动的产出弹性；而且由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存在大量潜在剩余劳动力，使劳动投入的增长对产出的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张军扩，1991）。对此也有的学者提出异议，认为0.3比0.7不够恰当，其计算会降低中国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及其贡献率（郭克莎，1993）。因为从较长时期来看，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是有所变的，二者的分割比例在中国的改革前后也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改革前，由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重积累轻消费的政策倾向，总的劳动收入份额比较低，与此相一致，在潜在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的条件下，劳动的边际产出低，与劳动投入量联系起来，劳动的产出份额相对低于资金产出份额，因而以0.4比0.6来分割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份额产出弹性也许比较合适。但是，1978年以来，中国的国民收分配明显向个人倾斜，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上升，有关的统计资料和经济现象表明，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的收入比重已明显超过资金收入的比重；与此相适应，在开放搞活政策的推动下，劳动的边际产出大大提高，劳动的产出份额已明显高于资本的产出份额。因此，有的研究者认为劳动与资本的分割比例应当反过来，以0.6比0.4来确定它们的收入份额或产出弹性可能比较合理（郭克莎，1993）。
尽管上述种种估算各有道理，但总体来看都是建立在近似测算的基础上，缺乏相应的客观性。本文首先利用前面估计所得的国内生产总值，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量，采用不同的生产函数进行试算，以此来确定各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
为了测算的精确，必须考虑到生产要素统计量与实际投入量之间的差异。因为，从理论上讲，实际的劳动投入量指的是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消耗的活劳动，实际的资本投入量指的是生产过程中实际开动，或占用的机器设备、厂房和必要的原材料、在产品以及成品的库存等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的总量。但是，在实际进行测算时，一般无法直接取得这两种数字。对此，有的学者（曾五一、杨缅昆，1988）采用如下方法进行调整：用各期的社会劳动者人数乘以同期的全社会工时利用率来代表实际的劳动投入量，用各期的资本存量乘以同期的社会综合开工率来代表实际的资本投入量。本文采用这种方法，重新调整了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并由此得出1952－1997年的实际资本投入量和实际劳动投入量。根据上述基础数据，利用生产函数估计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
考虑到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体制有很大变动，因此在估计要素投入产出弹性时，引入了虚拟变量D，其中：
0
1952－1978年
1
1979－1997年
本文首先采用最为普遍的C－D生产函数作为估计方程：
Y[,t]＝A[,o]e[λt]K[α][,t]L[β][,t]e[u]
其中，Y[,t]，K[,t]，L[,t]分别是t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资本投入量，劳动投入量，A[,o]是初始的技术水平，t表示时间，t＝0，1， …，n，λ是非物化的外生的技术进步比率， α是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β是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e[u]是误差项。
对C－D函数取对数后得到：LnY＝LnA[,o]+λt+αLnK+βLnL+u
如果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对参数估计的影响，可以假设规模报酬不变，于是α+β＝1，由此可得：
LnY－LnL＝LnA[,o]+λt+α（LnK－LnL）＝u或：Ln（Y／L）＝LnA[,o]+λt+αLn（K／L）+u
采用1952－1997年的样本数据，就上述生产函数进行OLS， 所得结果分别见表1和表2。从表1的参数估计结果看， 资本产出弹性的平均值约为0.455，而劳动产出弹性的平均值约为0.65。 正则化处理后的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分别为0.41和0.59。从表2 的参数估计结果看，资本产出弹性的平均值为0.4975。考虑到计算数据的可靠性，本文还就超越对数型式的生产函数进行回归估计。
表1 以Ln（Y）为被解释变量的OLS估计
解释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Ⅲ 模型Ⅳ
变量 系数 t检验值 系数 t检验值 系数 t检验值 系数 t检验值
常数项 -3.75 -2.12 -2.85 -1.81 -2.55
-1.41 -2.36 -1.38
Ln(K)
0.62 6.53
0.54
5.97
0.291.20
0.37 1.62
Ln(L)
0.60 2.45
0.59
2.61
0.762.85
0.68 2.69
D0.20
2.88 0.19 2.56
T 0.021.43
0.01 0.80
R[2] 0.98030.98550.9812 0.9838
F检验值
1069.7 837.2 731.5 622.6
样本区间 1952－1997年 1952－1997年 1952－1997年 1952－1997年
注：本表由TSP软件包估计。
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特点在于其替代弹性是可变的，而且两两要素的替代弹性各不相同，从而可以对不同要素之间的替代性分别进行研究，如果只有资本（K）和劳动（L）两种投入要素，则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为：
1nY＝α[,o]+α[,t]T+α[,k] 1nk+α[,L] 1nL+1／2α[,kk]（1nk）[2] +α[,KL]（1nk）（1nL）+1／2α[,LL]（1nL）[2]
采用附1952－1997年的样本数据，就上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进行参数估计，不同型式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见表3。
本文综合各种类型生产函数的计量分析结果，在大样本统计检验可靠的基础上，确定资本产出弹性为0.5，劳动产出弹性为0.5，为此来进行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表2 以Ln（Y／L）为被解释变量的OLS估计
解释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Ⅲ 模型Ⅳ
变量
系数 t检验值 系数 t检验值 系数 t检验值 系数 t检验值
常数项 -1.21 -44.07 -2.10 -4.72 -1.38 -21.3 -1.89 -4.43
Ln(K/L) 0.78 27.34 0.28
1.19
0.61 12.53
0.36 1.62
D 0.22
3.13
0.19 2.58
T
0.02
2.03 0.01 1.20
R[2]
0.9444 0.94140.9477 0.9494
F检验值747.6
345.2 389.4262.8
样本区间 1952－1997年 1952－1997年 1952－1997年 1952－1997年
注：同表1。
表3超越对数型生产函数的OLS估计（Ln（y）为被解释变量）
解释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Ⅲ
变量 系数 t检验值系数 t检验值系数 t检验值
常数项226.15
4.84222.09
4.08217.2
4.85
T 0.0016 0.151
D0.07
2.18
Ln(K) 23.15
3.68 22.82
3.3822.14
3.67
Ln(L) -64.40 -4.39-63.30 -3.82
-61.73 -4.38
(Ln(k))[2] 0.76
3.81 0.75
3.68 0.72
3.77
(Ln(L))[2] 4.77
4.16 4.70
3.75 4.57
4.15
Ln(K)·Ln(L)
-3.57 -3.69 -3.53 -3.47-3.41 -3.67
R[2] 0.99680.9968 0.9972
F检验值
2497.12030.1 2277.8
样本区间
1952－1997年 1952－1997年1952－1997年
注：同表1。
五、经济增长因素
通过前面的论述和基础数据的准备，我们就可以利用经济增长因素的总量分析模型进行测算，得到各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并算出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分阶段的时间序列分析结果见表（4）， 本文的计算结果与国内外有关专家的计算结果有一定的差别。（注：例如，中国学者郭克莎的计量结果（郭克莎， 1989年第70页）； 中国学者支道隆的计量结果（支道隆：试算我国改革前的综合要素生产率，《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1992.9；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综合要素生产率，《中国统计》1994）；国外学者计算结果参见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考察研究丛书：《中国宏观经济稳定与工业增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中有关学者的分析。）
分析结果差别的主要原因是：（1）产出指标的口径不同， 根据笔者目及的文献，除中国学者郭克莎的分析外其余学者或者用国民收入数据，或者用国有工业的数据，而且要素投入指标的核算口径也不大相同；（2）产出弹性不一致。 有的学者在同一分析时段采用不同的产出弹性系数，结果当然不同。事实上，在综合要素生产率测算和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产出弹性的变化对分析结果的影响非常灵敏，如何正确地测算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已成为经济增长分析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为了使分析结果更具可靠性和比较价值，本文进行了多种测算方案的试算，结果见表（5）。表中的结果显示， 虽然经济增长因素的总体态势不变，但在各个阶段上的具体结果有较大出入。（注：本文虽然从方法论、基础数据的采集、调整和试算比较进行了详细繁杂的分析讨论，而且尽量运用最新数据，使分析的年份大大推进，对考察中国经济运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分析的结论仍是初步的。随着我国统计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关分析必然得以进一步深化。）尽管分析结果是初步的，但从中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表4 中国经济增长因素核算（阶段平均值） 单位：%
时期 GY
GK GL GAEAEK EL
1953-1997 7.7 8.92.9 1.8 23.4
57.8
18.8
1953-1978 6.1 9.02.9 0.15 2.5
73.8
23.7
1979-1997 9.8 8.92.9 3.9 37.8
45.4
14.8
1979-1990 9.0 8.03.3 3.4 37.2
44.4
19.4
1991-199711.2 10.42.3 4.9 43.3
46.4
10.3
1991-199512.0 11.72.9 4.7 39.2
48.8
12.0
1996-1997 9.2 7.20.8 5.2 56.5
39.14.3
注：GY，GK，GL，GA分别为国内生产总值，资本投入量，劳动投入量和综合要素生产率（TEP）的年均增长率。计算方法为水平法， 其中资本产出弹性（α）和劳动产出弹性（β）分别为0.5和0.5。EA，EK，EL分别为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资本投入增长、劳动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表5 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多方案比较）（%）
时期
α=0.4 β=0.6 α=0.4β=0.4
EA EKELEA
EK EL
1953-199730.646.6 22.8 21.2 69.39.5
1953-197813.158.4 28.5 -0.5 88.5
12.0
1979-199745.936.3 17.8 38.0 54.67.4
1979-199042.435.6 22.0 32.0 53.3
14.7
1991-199750.437.3 12.3 36.1 55.78.2
1991-199546.439.1 14.6 31.8 58.59.7
1996-199763.631.5 5.0 49.5 47.03.5
注：EA、EK、EL分别为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资本投入增长、劳动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六、结论
本文的经济计量分析表明，1953－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为7.7%，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为4.45%，劳动投入的贡献为1.45 %，经济增长的76.7%是由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带来的。而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仅为1.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3.4%。而且， 在生产要素投入的贡献份额中，资本投入的贡献占有主导地位，为57.8%。可见，我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的大量投入增加来取得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但是，从分阶段情况来看，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综合要素生产率（TFP ）增长具有明显的差异。改革开放前的1952－1978年，我国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仅为2.5%，而改革开放后的1978 －1997年，这一指标高达37.8%。并且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开放的不断扩大，这一指标呈不断上升趋势。
然而，需要指出，由于中国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不完全的市场与不完全的计划同时对资源配置发生作用，各种摩擦和矛盾也十分突出。从而降低宏观运行的稳定性，进而降低经济运行效率，使中国经济仍然没有彻底摆脱低效运行的状态，体现出粗放型特征。而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再一次告诉我们，高投入、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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