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语用学：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的新进展
黄 乔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摘 要： 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为确定说话人意义提供了一个细致的分析框架，但这个框架无法解释嵌入结构产生的语用效应。然而，局部语用学的出现挑战了这一传统看法。局部语用学与传统格赖斯模型的推理过程相同，两者的区别在于推理的起点与结论不一样。因此，局部语用学拓宽了格赖斯模型的应用范围，推动了其向前发展，代表了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的前沿动态。
关键词： 局部语用学；会话含义；嵌入语用效应；语义学与语用学分界
一、引言
基于嵌入结构（embedded structure）的研究（Simons 2007，2010，2011，2014），Simons 于 2017年在Inquiry 期刊发表了《格赖斯框架下的局部语用学》（“Local pragmatics in a Gricean framework”）一文，正式提出了局部语用学理论（local pragmatics）① 期刊同期还组织了一个专题（Symposium On Mandy Simons’ ‘Local Pragmatics In A Gricean Framework’）讨论 Simons 的文章，评论者包括Recanati、Carston 和Borg，其观点论战笔者将另文展开。 。局部语用学挑战了长久以来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下称“格赖斯模型”）无法解释嵌入结构所产生语用效应的传统看法，拓宽了格赖斯模型的解释力，代表了格赖斯模型的新进展；为语用学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为语义学/语用学之争提供了全新的理解视角。鉴于国内学界对此问题鲜有讨论② 现有文献只有黄衍（2017）在新格赖斯语用学视阈下论述侵入结构（intrusive construction）时提及了Simons（2017a）的主要观点，但并没有展开；徐永智、刘龙根（2018）从真值条件语用学视角阐释了内嵌含义（embedded implicature）的特征与属性，但未讨论局部语用学。 ，本文旨在引起学者对局部语用学的关注，并开展相关后续研究。
二、理论概述
（一）问题由来
格赖斯在《逻辑与会话》（Logic and Conversation ）中提出的会话含义理论解释了说话人何以表达超出句子组合性意义之外的意义。这要求听话人首先把握字面意义，然后基于语境、意图等语用因素推断说话人意义。
（1）The old king has died of heart attack and a republic has been declared.
例（1）会很自然地被理解为：老国王首先死于心脏病，因此共和国才宣告成立。许多论证已经说明这个凭直觉增加的时间顺序含义并不由and 的词汇意义决定，而由方式准则推断而来③ 更为详细的阐释过程参见Levinson（2000：107-108）。 。但这种解释模型在解释嵌入结构时遇到了困难。
（2）If the old king has died of heart attack and a republic has been declared，then Tom will be quite content.
当这个句子出现在嵌入结构中，其在非嵌入句中生成的含义仍然存在。因此，例（2）和“如果首先宣告共和国成立，老国王因此死于心脏病，那么汤姆根本不满意”的真值兼容，例（1）中的时间顺序含义是例（2）条件句前件内容的一部分（Cohen 1971：58）。
然而，按照格赖斯模型的严格解读，听话人推理的起点只能是完整句子，而不是句子的嵌入成分。因此，例（2）条件句前件的时间顺序含义对格赖斯模型构成了麻烦。此外，格赖斯模型也无法解释其他涉及嵌入结构的例子，例如析取句、比较结构、命题态度动词补足句等（Sperber ＆ Wilson 1986；Levinson 2000；Carston 2002；Recanati 2003）。
（二）Simons 局部语用学理论要点
Simons（2017a）将条件句前件中语用推理增加的内容称为“嵌入/局部语用效应”：处于语言算子范围内的命题内容在解释的某个阶段包含语用推理输出内容④ Simons（2017a）交替使用“嵌入语用效应”和“局部语用效应”，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它们是可互换的。Simons（2014：22）曾将语用增加内容称为内嵌含义，但遭到了审稿人的强烈质疑，因此Simons（2017a，b）使用的术语是嵌入/局部语用效应（embedded/local pragmatic effects）；Carston（2017：518）认为 Simons 采纳术语之转变反映出其对格赖斯框架的坚持。此外，黄衍（2017：657）将语用增加内容称为“新格赖斯的、前语义的会话含义”，并列出了五条理由，限于篇幅，这点将另文讨论。 。她提倡格赖斯模型的一般解释：局部语用效应是整体言语层面语用要求的结果，是“局部行动”为解决潜在的整体语用违反所采取的措施。整体层面对合作性的违反引发听话人推理嵌入从句所要传达的内容，这需要假设听话人能够识别和推理句子的嵌入部分内容。只要这个假设得到保障，那么修正的、具有更大解释力的格赖斯模型就能应运而生（Simons 2017a：466）。
本研究发现，多数学生对艾滋病不可治愈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未能意识到学生艾滋病疫情形势严峻性，对艾滋病主要的传播途径认识不足，超过一半的学生不知道性传播尤其是男男同性性传播是青年学生最主要的传播方式。约1/3的学生不知道使用新型毒品会增加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因此，学校应加强艾滋病基本知识、流行新形势、传播途径及新型毒品危害等方面的宣传教育。
Simons 提出的解释框架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基于独立句的语用推理来刻画嵌入从句的推理过程，第二部分聚焦于嵌入语用效应的不同解释进路。
1.从独立句到嵌入从句
Simons 首先提出了一个产生关联性含义的框架⑤ 这个框架基于Grice（1989：29-31）。在格赖斯模型下，推理者试图识别说话人的假设，后者被要求使得说话人的贡献是合作的。Simons 的框架相比而言更为具体，解释关联性产生的含义是合适的。 ：如果说话人说出p 并且仅仅意谓p，那么说话人在当前会话是不合作的，因为他违反了关联性要求；然而，没有理由认为说话人是不合作的，那么说话人说p 的同时有“言外之意”q，即说话人意谓q（而不是p），意谓q 而不是p 使得会话贡献在当下相关。例如：
所有试验均重复3次，并参照张雷等人的方法计算种子发芽率、发芽势、发芽指数和简化活力指数[8]。其中，计算发芽率以第14天统计的数据为准；发芽势从实验的第2天开始计数，以第7天统计的数据为准；连续3天种子的发芽量无变化，就视为发芽结束。
（3）A：What will you do for your mother’s birthday?
B：I’ll buy flowers.
但是这样说，只是道出了一个方面的道理，并不一定是要人人都走这样的极端。因为从另一方面看，一些激烈参与社会生活、推动社会波澜的人，也有高屋建瓴的气魄，有力挽狂澜的力量。像雨果，常在国会演讲，参与党派斗争，被流放等等，结果也是一个精神和文学的巨人。
例（3）中，如果B 的回答仅仅意谓字面意义，那么B 就违反了关联性要求，因此B 就是不合作的。但没有理由相信B 不合作，因此B 想要传达某个能从说出句子中推断出的内容，这个内容使得当前会话具有关联性，即B 的回答是A 所提问题的答案；结合语境，B 实际上想让A 推论其话语的意义是买花并送给妈妈。
这句话很轻，但仍然在人群里起了作用。大家都不说话了，似乎都在为驮子感到可怜。这时，大家又听见常爱兰一边笑着，一边大声地说，有空你们到我们江西来玩噢，有空一定要来噢。
Simons 指出例（3）的推理过程也可用于解释嵌入从句中的语用效应，后者由言语作为整体得到理解的需要所驱动，以满足合作性要求（Simons 2017a：472-473）。例如：
河流水质表达的本质是关于“污染物量”与“水量”的二元函数，河流天然“水量”的年际变化影响，远远大于人类的排放活动对河流水质的影响，需要约束的是“污染物量”的排放。
（4）A：What will you do for your mother’s birthday?
B：Either I’ll buy flowers or I’ll cook a nice dinner.
综上所述，本研究设计的组合可调式Halo -骨盆固定支具可满足重度僵硬型脊柱畸形患者术前脊柱固定和牵引的治疗需求，通过术前缓慢牵引畸形可逐步矫正，是一种简便、安全、有效的辅助治疗手段。
笔者认为局部性概念的背后关涉字面意义理解先在性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字面意义为交流所做的贡献。我们知道，人类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追求经济性原则，因此常常将不影响信息成功交流的语词略去，汉语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例如，“去食堂吃饭”可用“去食堂”“吃食堂”等表达式来替换。
需要指出，析取句的推理过程与独立句的推理过程相同，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推理被用来决定析取句真正表达的内容，其结果就是嵌入语用效应。析取句嵌入从句的推理由以下事实触发：作为整体的析取句不满足关联性要求，即未能关联于所提问题（Simons 2017a：474-476）。这一推理机制还适用于条件句和命题态度动词补足句，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2.局部解释与整体解释
通过格赖斯推理的理性重建，解释者基于言语的组合性意义获得了直觉正确的解读，这其实涉及了嵌入从句内容的语用充实。但如果将其视为所言，所言就含有语用成分，那么所言概念将会是庞杂的、充满矛盾的，同时这也给格赖斯框架造成了麻烦：第一，格赖斯认为所言很大程度上牵涉句子的规约意义与说话人意图，这就允许听话人在识别所言时可能出错；第二，如果将语用充实内容视为所言的一部分，就等于承认听话人将其看作说话人所说内容之一部分，但这并不是格赖斯的原意，因为他坚持所言不是听话人以为说话人表达的命题；第三，基于对条件句中and 的研究，语用充实内容就不得不对句子的真值条件有所贡献（Saul 2002）⑥ Saul（2002）聚焦于所言概念及其心理现实性，力图说明关联理论对格赖斯框架的批评是典型的误解。格赖斯框架并不提供对言语实际解读过程的准确描述，所言的心理现实性不是其需要考虑的问题。 。简言之，局部解释进路下的所言面临种种责难。因此，Simons 提到了解读例（4）的另一种方式——整体解释。
老杆冷漠地朝着镜子中的自己吐了一口口水。学生没有课本，政治的宣传文件却堆得如山高。老杆教学时先在黑板上写课文让同学们抄在小本上，然后划分段落、主题大意的一通念。这样的教学方式连学生都会。最听话的好学生——班长，能一字不差地重复老师说过的话，并引以为傲。这不能不说是伟大的深刻。
要避免对所言作出真值条件贡献的嵌入语用效应解读，A 可将直觉正确的解读理解为整体言语行为通过整体语用推理产生的结果，即B 说他要买花或做饭，并且隐含B 买花并送给妈妈或做饭给妈妈吃。
在冠词选择参数的基础上，Ionin 等提出波动假说，认为普遍语法在二语习得中具有完全可及性，如果母语中缺少冠词系统，二语学习者在开始习得冠词时会在两种参数值之间波动，直到足够的二语输入使其可以设定正确的参数值，从而完全习得冠词［9］16 。
例（11）中B 的回答会被理解为B 要么带酒而不带其他东西，要么带曲奇而不带其他东西。修正的准则允许对事实的如下解读：通过说带酒，B 描述了一个事件。如果需要更多相关信息来描述这一事件，B 应该说出来。反过来看，正是因为B 没有给出更多信息，A 只能推断B 给出的信息就是其所能给出的全部。
根据整体解释，所含就蕴含了所言——“买花并送给妈妈”蕴含“买花”。如果将说话人意义视为所言与所含的合取，那么说话人意义实际上等同于所含，这展示了整体解释例（4）时所含与说话人意义之间没有差别的直觉⑦ 原文的表述是“there is no distinction here between what is said and what is implicated”。然而，笔者认为 Simons 在此表达有误。第一，这里要说明的是所含蕴含所言，那么两者合取的结果（说话人意义）就是所含，所言当然是说话人意义的一部分；第二，下文讨论的是“所言不是说话人意义的一部分”，与之相对，这里讨论的理应是“所言是说话人意义的一部分”。因此，笔者在此修改为“所含与说话人意义之间没有差别”。 。然而，存在一些例子，其组合性意义不能被视为说话人意义的一部分：
（5）If there’s a nest up there，we’re going to have a heck of a mess to clean up.
Simons 指出这只是对数量准则用于嵌入内容的初步描写，下一步需要研究这种扩展是否可取，以及扩展的结果是否与观察到的语言事实相一致。根据修正的格赖斯模型，质量准则、关系准则、方式准则都需要作出适当调整，这有待后续研究。此外，鉴于质量准则只能用于断言行为，真诚性概念或许应该引入到修正模型中，以解释非断言行为，如问题、请求、建议等（Simons 2017a：488-489）。
（三）局部语用学理论预设
虽然嵌入从句语用充实内容可由局部进路和整体进路加以解释，但Simons 认为没有证据在两种解释中作出选择。选择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不是经验观察的问题。她指出，不管采用哪种解释进路，关键在于解释推理本身。因此，解释者到底需要什么理论资源来理性重建局部充实案例？以命题态度动词补足句为例来看：
伏羲山山顶有伏羲祠（庙），或为伏羲大帝祭天祀地之法坛。伏羲祠（庙）见方九尺，为子午正向、庙中只塑伏羲氏坐像，头戴五叶帽，身披叶衣，腰围兽皮裙，睿目四顾，观天察地，右手握技为笔，以龟背形图象而研画八卦。
（6）Where did Jane go last week?
（7）a.Henry believes she spent the week with Frances.
b.Henry thinks that she spent the week with Frances.
c.Henry said she spent the week with Frances.
d.Henry hinted that she spent the week with Frances.
（8）But she can’t have，I had lunch with Frances on Wednesday.
从纸面参数来看，D500的光学取景器拥有更大的放大倍率。但我们发现X-H1的取景器看起来更“宽广”，这让我们意识到光学取景器和电子取景器在对比放大倍率时会有一定的偏差，更多要从实际观感出发而不是单看数据。在光学取景器和电子取景器孰优孰劣的问题上，我们继续保持“见仁见智”的态度，鉴于使用场景和习惯的不同，有些用户喜欢不耗电且与目视效果更为接近的光学取景器，而另一部分用户追求丰富显示参数，拥有“所见即所得”性质的电子取景器。
（9）Why should she want to spend the week with Frances?
只要能识别析取句之组成部分在整体言语行为中做出什么贡献，能区分条件句的前件和后件，解释者就能将格赖斯模型运用于嵌入语用效应的解释。进一步而言，假设关于次句子组成部分的所有信息可用，那么，为什么没有把这些内容作为格赖斯运算输入的例子？换言之，为什么运用于产生完整会话贡献的一般原则不能运用于次句子组成部分内容的含义生成？
Simons 采用的是语篇表征理论（Kamp 1981；Kamp ＆ Reyle 1993）。其中，语义组合系统的输出是分层表征或曰语篇表征结构，它本身由理论模型解读。嵌入从句各自生成次结构，这体现在例（10）的语篇表征结构（见图1）中：
（10）Either frank will rent a car，or he’ll go by train.
图1 语篇表征结构图
具体地，析取句的两个部分都在表征中生成次结构，这样就能清楚地观察到对于解释者来说，由于语用推理而去修正嵌入从句的内容意谓着什么。如果解释者将析取句第一部分视为析取句整体的语用不合适之处，他就会考虑修正析取句第一部分的内容以满足合适性要求。这些修正能够直接进入到表征之中，进一步为解释者所利用（Simons 2017a：482-484）⑧ 一个语篇表征结构能够包含一系列修正，以使得言语字面意义能够被提取。关于进入语篇表征结构不同类型内容之间的区分，参见 Geurts ＆ Maier（2013）。 。
（四）对格赖斯模型的修正
Simons（2007，2010，2011）论证了例（7）中的从句能作为例（6）语用推理的对象，且这些从句构成了言语内容的主要部分。因此，例（8）或（9）可以是例（7）任一句子的自然反应，这要求从句内容作为问题的可能答案而被听话人所意识到。这说明说话人能够独立于句子的整体内容而赞同或质疑嵌入从句内容。要生成这样的语篇对话，语义系统的输出就需要为次句子内容（subsentential constituents）提供入口。
B：要么买花，要么做饭。
（11）A：What will you bring to the party?
B：I’ll bring beer or I’ll bring cookies.
考虑例（4）的整体语用推理的推理过程，A 判定B 所说不是他的真正意谓，因为仅仅买花或做饭不是庆祝生日的方式，所以析取句作为整体未能回答问题。因此，要知道B 意谓什么，A 或许假定B 使用析取句想要表达一个析取命题，或许假定析取句任一部分都可作为问题的答案。需指出的是，整体解释进路的推理过程和局部解释进路的推理过程相同，两者都遵从Simons 构建的产生关联性含义的框架（见本节开头），即说话人说一件事而隐含另一件事（Simons 2017a：479-480）。而两者的不同在于对“直觉正确解读”（“买花”的直觉正确解读是“买花并送给妈妈”）的理论分析：在局部解释中，直觉正确解读就是所言；在整体解释中，直觉正确解读独立于所言。
例（5）中，听话人推知引发语用充实的理由是句子组合性意义，不可能是说话人意谓的命题：一个老旧的、废弃的巢穴不会造成麻烦，说话人并不认同条件句的无限制解读。然而，整体解释进路仍然可行，因为可以利用格赖斯的“假装说了”（making as if to say）概念。当意识到组合性意义不是说话人的意谓内容，即使说话人假装这样说，听话人也能用同样的推理机制来推断说话人会话隐含什么，并且句子表层形式能够为含义识别提供重要指引。此时，所含能够穷尽说话人意义。整体解释主义者会接受这条分析进路，因为其说明了格赖斯理性重建能够生成恰当的解读（Simons 2017a：480-481）。
三、对局部语用学的反思
从嵌入结构入手，Simons（2017a）运用格赖斯模型成功解决了嵌入语用效应造成的麻烦，正是整体层面对合作性的违反引发了解释者推理特定嵌入从句真正传达的内容。虽然这和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的起点和结论不一样，但两者的推理过程相同。从这个角度看，局部语用学是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的新发展，拓宽了后者的解释范围，增强了其理论阐释力。当然，Simons 的框架值得进一步思考：Simons 提出的局部性与现有宏观语用概念有何联系？局部性的背后牵涉的是什么问题？局部语用学理论对国内语用学研究有何借鉴意义？局部语用学的未来研究有何展望？
当只有高精度浅部地层剖面一种资料时，对地震剖面上的浅水流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定性预测浅水流砂体存在的大致深度与范围。南海北部浅水流砂体具有明显的属性特征，在地球物理属性上可以较好地识别。浅水流砂体在高精度地震剖面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强反射和杂乱反射现象，这种明显强反射现象同样可能出现在上下封闭层。
（一）局部性概念探微
Simons（2017a）聚焦于局部语用效应而未定义局部性（locality）。在回应评论时，Simons（2017b：558）提出了局部性的两种定义方式：第一，局部性有别于语用充实，局部语用效应并不能取代言语规约内容；第二，局部性是编码内容与语用派生内容之间的关系，局部语用效应是与编码内容语义互动的结果。
就第一点而言，局部性不同于Recanati（2004）提出的自由充实。后者认为通过调试言语规约内容而推理出的语用充实内容才是说话人真正表达的内容，因而构成了言语的直觉真值条件内容。Simons对此强烈反对：首先，提出局部语用效应之整体解释进路的动机就在于避免对言语规约内容作出真值条件贡献解读（Simons 2017a：479）；其次，基于阁楼噪音例子⑨ 参见 Carston（2017：534-535）和 Simons（2017b：557-558）对“nest in the attic”的相关讨论，分歧在于（局部的）语用充实内容的地位。 ，规约编码内容能够被说话人收回的事实恰恰表明其有别于语用充实内容，因此具有独立的认知地位且不能被前者替代（Simons 2017b：556-558）。
就第二点而言，局部性似乎与Wilson ＆ Carston（2007）的词汇语用学解释机制有相似之处，后者通常涉及临时概念或情景具体意义的构建。因此，Carston（2017）将“nest”临时构建为“occupied nest”，并把后者视为言语字面意义的一部分。尽管Simons 利用语篇表征理论也发现了编码内容与语用推断内容之间的密切关系，但她并不认为两者在字面意义层面地位相同，编码内容才是基本意义层面（Simons 2017b：552）。
例（4）中，A 判定析取句整体内容是组合的；A 意识到析取句第一部分不是问题的答案，因为仅仅买花不是庆祝生日的方式，析取句第二部分也不是问题的答案，因为仅仅做饭不是庆祝生日的方式。那么，析取句作为整体也没有给出问题的答案，但是A 没有理由认为B 说出析取句是不合作的，因此A 推理析取句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不是B 意谓的内容。结合语境，A 推断出析取句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到底意谓什么。
如果我们将例（4）译成中文，解释者很可能会将B 的回答直接理解为买花并送给妈妈或者做饭给妈妈吃。
（12）A：你妈妈过生日，你准备做什么？
“亲爱的威尔，”年轻的女子用纸条回答说：“见到你的字条真高兴。我记得昨天我说的是‘不行’，但是我实在想不起是对谁说的了。”
因此，有必要对当今语用理论中含义的生成过程作出修正。推理始于听话人的如下观察，即说话人表达命题p 并将其作为复杂言语行为S 的一部分。听话人可以提问：关于S 之一部分的内容，说话人的意图是什么？当且仅当听话人意识到说话人通过表达p 而实际上传达q，或者通过表达p 而实际上传达p 和q，说话人表达命题p——作为S 的一部分——是合作的（Simons 2017a：487-488）。要使修正模型有解释力，格赖斯合作原则之下的准则也须作出相应修正。以数量准则为例：在描述事件时，提供当前会话目的所要求的、关于事件足够多的信息。
在汉语语境下，诸如例（12）中A 和B 之间的对话形式十分常见，因此解释者在看到这个对话时并不需要对B 的回答进行有意识的、费力的加工，即不需要首先理解“买花”的意义，然后意识到这并不是问题的答案，转而诉诸关联性准则推断“买花”的确切意义⑩ 笔者将例（12）分别呈现给10 位母语是汉语的外国语言文学博士研究生，他们都将B 的回答直接理解为买花并送给妈妈或者做饭给妈妈吃。问及“是否存在二次加工过程？”，他们的回答基本是“难道汉语不就是这么说的吗？”“我直接就能够理解”“汉语的习惯就是这样”等。尽管这一小测验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测验过程也不太严谨，但他们几乎统一的答案值得将来以实验来检验。 。“买花”意谓着“买花送人”，这已经构成了特定言语社区（如汉语）的“语用规约”（张绍杰2017），这是交际双方的共享知识。语法编码内容与语用规约之间很可能存在鸿沟，但在语言的具体使用中，语用规约必须首先得到满足，否则交流就是不成功的，这使得语法编码内容能够不囿于自身而直接通达语用意义成为可能。
当然，这并不与字面意义理解先在性冲突。字面意义理解先在性是有道理的：当遇到从未见过的一个句子时，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按照词汇和句法对其进行字面解读。借用Lycan（2008：1）的一个例子：“希特勒于1931年秘密访问了美国，并与时任副总统举行了会谈。”恐怕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原因不在于这段历史刚刚由某个博物馆所揭秘，而是因为这个句子是Lycan 胡乱编造的，事实上希特勒1931年根本没有去过美国。Lycan 想要说明，不管是否接受这个句子呈现的“事实”，不管这个句子背后有什么隐情，读者都能理解这个句子。这表明字面意义确实具有理解上的先在性。
然而，语用规约也是站得住脚的。当一个句子经过人们的大量、重复使用，它就能沉淀为一种言语交际规范，为交际双方所把握。句子的使用离不开特定语境，因此语境因素不可避免地附着在重复出现的句子上，这在提高听话人对话语的理解效率的同时，又进一步固化了句子的语用意义。
总而言之，局部性概念不同于Recanati（2004）的自由充实，也不同于Wilson ＆ Carston（2007）的词汇语用学解释机制；同时，局部性概念反映了字面意义理解先在性在话语理解中的地位，笔者认为其主要适用于初次使用、不常用的以及部分非字面意义表达的句子，而日常语言中的大多数句子在语用规约的统摄下大都能够被直接理解。两者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处于语法-语用的连续统上，体现语法规约的字面意义理解逐渐向语用规约靠拢。
（二）局部语用学的借鉴意义
在廓清几种语义学/语用学分界方案基础上，陈新仁（2015：844）提出了一种新的分界方案：维持意义两层次说，并将语用充实内容视为所言的一部分而非所含或独立的意义层次。这无疑拓宽了语义学的研究边界，也为庞杂的语用学减轻了负担。然而，陈新仁的方案没有讨论一个重要问题，即语用充实内容是否构成句子的真值条件内容。
（13）I haven’t washed my face yet（this morning）.
陈新仁（2015）将例（13）中的括号内容（this morning）视为认知框架空位，同时将语义学区分为解码语义学和推理语义学，而语用充实内容（this morning）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规约性和默认性，因此其是否构成真值条件内容仍未可知。
Simons（2017b）与Carston（2017）在这个问题上激烈交锋，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参见上一节）。到目前为止，几位学者还未达成一致意见，争论仍将继续下去。笔者认为Simons 的观点至少面临着如下挑战：语用充实内容不被视为真值条件内容的前提便是建基于完整命题之上，而“学界目前缺少判断命题完整与否的明确标准”（何鸣、张绍杰2018：127-128）。因此，不管对于“语用充实内容是否构成真值条件内容”作出何种回答，我们都无法忽视对命题完整与否之标准的探讨。
所谓聚类, 就是参照预先给定的标准, 对研究对象作类型判别与划分。本研究提到的同异反聚类：是指根据集对分析原理，把中国男篮与世界水准看作要研究的一个集合对子，称中国男篮在某些指标上达到世界水准为“同”；与世界水准有“较小差距”、“一定差距”、“较大差距”为“异”；与世界水准有“相当差距”为“反”[2]。以此为据，对18个统计指标进行“同异反”判别聚类。
此外，正如冯志伟（2007）所说，每产生新的科学概念，就要创造新术语来表达它。科学史上新概念的产生和旧概念的消亡均通过术语实现。尽管Simons（2017a，b）提出的所表达（what is expressed）概念还有待研究论证，但她在所言/所含之分潮流下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这本身难能可贵。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学术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借鉴。当今国际语用学界少见中国学者的独特理论，要做出实质性贡献，中国学者就需要基于本土语料深挖语用实践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提炼蕴含中国文化价值观的语用术语并进一步升华为理论（陈新仁2018），修正、增补乃至替代西方学界业已提出的理论，进而为语言学的发展贡献出中国学者的思想智慧（黄乔2018）。可喜的是，国内学人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耕耘。冉永平和赵林森（2018）结合中国本土的人情、面子和情面等主位概念，提出了基于人情原则的人际关系新模式，补充并修正了主导人际关系语用能力阐释的西方理论模式，推进了人际语用能力的本土化研究。
（三）未来研究的展望
Simons（2017a）论证了格赖斯框架解释嵌入语用效应的可行性。“整体思考，局部行动”准确指明了其解释框架的核心。至于局部语用学能否取得广泛认同还有待检验，本文在此提出几点思考，并非要挑战其论点，而是为了完善其理论架构：
第一，当今语义学/语用学之争实际上是“意义研究的进路之争”（曹笃鑫、向明友2017：82-83）。伍思静、张荆欣（2018）将争论划为三大路径和六大流派，分歧在于对语义内容是否可构成真值评价命题、语境对句子意义的作用、说话人意图是否属于语境等问题的不同回答。一方面，要说明所表达概念不是术语上的创新，Simons 需要回应上述问题；另一方面，Simons（2017b：541）承认自己在所言/字面意义问题上立场不清晰，因此进一步澄清所言与所表达之间的关系十分必要。
第二，Simons（2017a：485）指出嵌入从句的规约内容指引，而不是完全决定说话人想要传达的内容。那么，语言意义（言语规约意义）与说话人意义之间的关系到底是Carston（2002，2013）声称的语词/句子意义不充分确定性，抑或Belleri（2014）主张的概念约束普遍性？如果语词的意义是概念，那么语词表征的概念具有何种属性？如果语词/句子意义不充分确定性的确存在，人际间的语言交流就无法达到信息的保真传递，而成功交流却又是实实在在的，考虑到概念属性的复杂性，那么语词/句子至少应该具有何种概念属性？
第三，Simons（2017a）的论据都是基于关联性的例子，而忽略了对嵌入级差含义例子的考量。尽管Simons（2017a：488）提出了修正的数量准则，但她回避了嵌入级差含义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some在嵌入结构中触发的是some and possibly all 意义还是some but not all 意义？哪一个是some 的默认意义？Recanati（2017）指出级差含义与断言内容紧密相关，这不同于Simons（2017b）的立场，后者坚持含义推导始于所表达（无论是否断言）。那么他们的分歧实质是什么？同时，修正的数量准则能否得到跨语言事实支持？譬如，汉语级差词项“一些”是否与some 的默认意义一致？如果不一致，问题出在数量准则还是语言的个性？这需要在未来研究中得到解决。
四、结语
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为确定说话人意义提供了一个细致的分析框架，但这个框架无法解释嵌入结构所产生的语用效应。Simons（2017a）提出局部语用学理论来应对这个难题。局部语用效应是整体言语层面语用要求的结果，它是局部行动为解决言语作为整体违反合作原则假设的结果。
局部语用学的提出代表了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的新进展，增强了会话含义理论的解释力。在此基础上，本文剖析了局部性概念与现有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澄清了局部性概念的实质，论述了局部语用学的借鉴意义，并为其未来研究作了展望。我们认为，尽管局部语用学理论框架仍须进一步完善，但其无疑为语用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也为语义/语用之争提供了全新的理解视角，这一理论进展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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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Pragmatics: A New Trend in Grice’s Theory of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HUANG Qiao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5，China）
Abstract： Grice’s Theory of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has provided a delicate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speaker meaning，while it cannot account for pragmatic effects generated by embedded structure.However，this long-standing view is challenged by local pragmatics advocated by Mandy Simons.The reasoning procedure is identical in Grice’s theory and local pragmatics，while the difference lies in the starting point and conclusion of the reasoning.Therefore，Grice’s theory can be revised and further developed，and local pragmatics exerts influence on and indicates a newresearch trend in Grice’s Theory of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Key words： local pragmatics；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embedded pragmatic effects；semanticspragmatics boundary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074（2019）03-0039-09
收稿日期： 2019-03-18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生物语言学视阈下的语言‘唯递归假设’研究”（18ZDB034）
作者简介： 黄乔，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用学、语言哲学、理论语言学。邮箱：qiao.research@outlook.com。
标签：局部语用学论文; 会话含义论文; 嵌入语用效应论文; 语义学与语用学分界论文;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