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实践及宏观启示——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的成功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论文,浙江论文,中国论文,启示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加速农村工业化，并使之向整个工业化进程相融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初衷和起点，也是度量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主要标志之一。浙江是全国的一个省区，探索十五年来浙江农村工业化实践、成长和发展道路，不仅对浙江自身，而且对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推进不无启示意义。
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崛起和演变
改革开放15年来，浙江农村工业化成绩斐然，1993年与1978年相比，农村工业总产值由21.2亿元上升至1998.1亿元（当年价格，下同），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6.02%上升为50.30%；同期农村非农劳动力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比重由8.72%提高到19.89%，1993年比全国高11.66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65元增加到1746元，仅次于上海、北京，居全国第3位，1993年比全国平均水平高824元。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评定，这些统计数字的背后还昭示了农村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深刻变化：(1)传统的以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生产方式正在打破，农民开始以市场为媒体来调整自己的生产活动，农村商品率大大提高；(2)农村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技术、资金等正在发生集聚、分化和组合，一部分地区的土地已趋规模经营，有100多万的农民在省外从事劳务活动，同时又有不少外省的农民进入浙江农村从事农业或非农业生产活动；(3)农村非农产业全部由市场调节，专业市场已遍布全省农村各地，要素市场在一些农村发达地区也开始起步，市场已成为连接浙江农村与农村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浙江农村与全国各地之间的重要纽带。
归结到一点，随着大量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浙江二元经济结构正在加速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
浙江农村工业化所显示的这些结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15年中它已经历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
1.1978-1983年：由联产承包促发农村工业化的启动
与全国一样，1978年前，浙江实行的也是人民公社制，农村除少量的农机修理、饲料和食品加工等为主的社队企业外，绝大部分农民主要从事农田生产劳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展开，农民长期被旧体制压抑的潜能得以释放，劳动积极性大为提高，农民把从事农业生产后的余力转向了非农产业，浙江农村工业开始起动，1983年，农村工业总产值达到76.85亿元，比1978年增加2.63倍，年均增长29.41%。
这一阶段显示的结果是：浙江农村工业化由于起步早，已具有先发性优势。
2.1984-1988年：由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引起的农村工业化高潮
浙江农村工业化的高潮出现在1984年到1988年期间，其显著的标志是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全部农村劳动力中，非农劳动力所占比重，1984年为28.45%，1988年为36.57%，比全国高15.08个百分点。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大大推动了农村工业化的发展，1984年到1988年五年中，农村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47.18%，全省工业总产值中，农村工业所占份额1983年为26.18%，1988年为46.51%，五年上升了20多个百分点，比全国高20.87个百分点。
这一阶段显示的结果是：浙江农村工业化已成为推动整个工业化的一股重要力量。
3.1989-1991年：由宏观环境变动引发了农村工业化的第一次低落和徘徊
1989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宏观环境变化，最直观的反映是市场疲软，相当一部分产品由原来严重的供不应求变成了供过于求，这对以低度技术加工为主、产品质量和档次均不高的浙江乡镇工业来说，不啻是一场冲击。从1988年到1990年，乡镇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只有12.11%（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约7%），比前五年低得多，比全国平均速度低6.21个百分点。1991年虽然略有回升，但仍没有达到以前的发展势头。
这一阶段显示的结果是：浙江农村工业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后，需要对原有的生产组织方式、产品和技术结构、人员素质等作出大的调整，以适应新的宏观背景变动的需要。
4.1992年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推进促使农村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巡谈话以及之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对已初具规模的浙江农村工业化来说，无疑是一种催化，浙江农村工业经历了短比暂的低落和徘徊后，又一次出现了发展的高潮。1992年，农村工业总产值上年增长了45.61%，1993年又比1992年增长了75.24%（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分别增长约40%和50%以上）。
与以前的农村工业化一样，农业劳动力转移同样是重要的推动因素，1992年和1993年两年，农业劳动力共转移了143.1万人，农村非农就业份额由1991年的34.91%上升到1993年的41.15%。
这一阶段显示的结果是：新一轮农村工业化更加与整个经济的市场化、外向化，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企业机制的转换结合在一起。
总之，15年来，浙江农村工业化已由较小规模发展到较大规模，由局部地区扩展到几乎所有地区，由以数量发展为主转入数量、质量并存，浙江农村工业化已趋成熟之中。
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基本特征
农村工业化作为整个工业化、现代化中的一个必然阶段，浙江所显示的基本方式、规则及表现状态与全国是相吻合的。但是，浙江毕竟是全国的一个省区，它有自己独特的经济结构、地域文化和历史背景，因此，在农村工业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自身的特点。
1.农村工业化与不同地区的区情相结合
在改革开放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全国农村工业发达的地区，无论是南部的广东、福建，还是东部的江苏、山东，乡镇集体工业一直是发展的主要形式。浙江则不同，改革开放初期就形成了两种类型迥异的发展模式：一是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的宁绍模式，包括宁波、绍兴、杭州、嘉兴、湖州、舟山等浙东北地区，地域范围占全省的43.5%；另一是以个体、私营、股份合作制为主的温州模式，包括温州、台州、金华、衢州、丽水等浙西南地区，地域范围占全省的56.5%。
宁绍模式的基本特点，是通过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推进当地的农村工业化。它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一是这些地区公有经济占的比重一直较大；二是这些地区是全省几大支柱产业如纺织、丝绸、机电、化工、食品、建材等的主要集聚地，原有经济基础较好；三是这些地区均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带，紧邻上海、江苏，受大工业辐射影响较大。
温州模式的基本特点是，通过个体、私营和股份合作企业等的发展来推动农村工业化。形成这种模式的主要原因：一是与其他地区比，温州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更突出，因此，温州一带历来就有外出谋生的习惯；二是温州乃至整个浙西南一带都没有城市经济的基础，城市对农村经济的辐射力以及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吸纳力很弱；三是交通不便，运输成本高，使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温州农民缺乏宁绍等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客观基础，而以分散生产和经营为主要特征的个体、私营企业则相应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这两种模式，各有优劣。宁绍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在较大范围内促进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尤其是乡镇工业，并形成一定的经济规模，增加积累，培育一批实力较雄厚、素质较好、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同时，在乡镇企业发达地区，农业比较稳定，小城镇兴旺。缺陷是，由于乡镇企业的产权关系还比较模糊，一部分企业的动力和活力已显不足，这正在影响乡镇企业的整体优势和效应。温州模式的优点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机制灵活，转移面宽，除了第二产业外，第三产业发展也极为迅速，微观动力强，市场发育较快。这种模式的不足之处是，规模经济较弱，经济运行的有序性还不够，比如假冒伪劣产品时有发生。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体制还没理顺、市场规则不健全有关。
2.农村工业化与农村专业市场紧密结合
浙江农村专业市场与农村非农产业几乎是一对孪生子，同时产生并在发展中互相作用和连动。
众所周知，乡镇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制于市场调节，它的生产要素的供给和产品的销售都要通过市场来实现，而不可能得到国家在这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浙江又是一个矿产资源匮乏的省区，大部分非农加工产品的原料来自于省外，而乡镇企业又量大面广，不可能全部靠分散、单独的方式去省外组织资源，这使农村兴办专业市场具有客观的要求，而大量过剩的农业劳动力需要寻找非农就业机会，又为兴办专业市场提供了现实可能，专业市场由此应运而生。早在80年代初，浙江就出现了辐射全国许多地区的温州十大专业市场和义乌小商品市场。80年代中，在绍兴形成了中国最大的轻纺市场。目前，全省专业市场和大型农贸市场有近4000个。
专业市场的产品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乡镇企业，其中有的就属于“前店后厂”式的生产，即一些市场上的经销摊位以自己的家庭企业为依托；还有的则与农村各种类型企业或农业形成了较为密切的业务联系。因此，专业市场愈发展，对农村工业化的连动效应也就愈大；反过来，农村工业化的推进，又进一步扩展和稳固了专业市场。
3.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相结合
浙江农村城镇化既是农村工业化的结果，又对农村工业化起了反推作用。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建国后的最初30年里，浙江城镇化的速度十分缓慢，据杭州大学人口所计算，浙江城镇化水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1980年仅13.49%。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和农村工业化的兴起，农村城镇化进程也迅速加快。到1993年，全省建制镇已达917个，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估计已达到30%左右。
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农村工业化兴起后，从农业上分离出来的农民，在空间上并不都进入城镇，有一部分属于就地从事非农产业。因此，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并不一定同步。浙江总体上也没有达到同步发展的要求，但在局部地区，尤其是近几年来，城镇化有加速发展的趋势。这有以下一些原因：一是浙江农民迁移的比重较高，这主要包括以温州模式为特征的浙西南地区，乡办、镇办企业较密集的地区。二是专业市场发达，使不少转移出来的农民在城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三是浙江农村历史上就形成了一批有一定经济规模的小集镇，随着农村工业化的推进，这些小集镇加速向城镇转化。四是农村工业化为城镇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大大加速了城镇化的进程。最典型的是温州龙港镇，十年前还是几个小渔村，现在已形成了一个十多万人口、各种基础设施比较齐全的小城镇，成为全国闻名的“农民城”。
在另一方面，城镇化对农村工业化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城镇产业的发展、基础设施的改善、文化生活的丰富等，都会吸纳更多的农民进入城镇从业。
4.农村工业化与农业生产方式和土地制度的变革相结合
农村工业化本身是由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引起的，而在农村工业化兴起后，如何协调农村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
毋庸讳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没有完全走出一条有效的路子来，但从浙江一些农村地区的实践来看，已摸索出不少好的做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一是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即从非农产业主要是乡镇工业中提取一部分资金，返回到农业，支持农业生产的发展。二是农工一体化管理，即把农业生产者纳入到乡镇企业来管理，与非农产业劳动者统一分配，以调动从事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三是实行土地规模经营，并建立相应的农业服务体系。四是通过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方式来解决农业和工业化的关系问题，这是近年来新出现的一种做法，有农业产业内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股份合作，也有农工贸之间的股份合作等，这种做法虽然目前数量还不多，但由于产权明晰，风险共担，又具有规模，效果较好。
浙江农村工业化的成长机理
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这一点与其他省区是一致的。需要深究的是，在同样的体制与宏观背景下，为什么浙江的农村工业化属于全国成长得最快的省份之一，显然除了普遍性的促发因素外，还有浙江自身工业化成长的机理，这对全国其他地区农村工业化的实践无疑提供了不少启示。
1.区位条件
区位条件是影响农村工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要转向非农产业，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市场和信息，而这直接与区位条件有关。
从全国来看，浙江的区位条件比较优越，浙江地处我国东南沿海黄金地带的长江三角洲南翼，东临东海，港口和海洋资源十分丰富，南北连接着经济发达的上海、江苏、福建，西部有安徽、江西为腹地。这种整体区位优势，决定了浙江农民在向非农产业转移过程中，有较大的市场选择空间和信息联系通道。
这里说的“市场”和“信息”，都是从生产经营的角度而言的，“市场”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市场分布和市场结构，即市场在哪里以及市场上需要哪些产品；二是市场的竞争，即谁占有了市场，占有了多少。“信息”是指与市场有关的信息，它的来源一般有两个途径：一是直接的信息，这主要通过人员交往、现代通讯手段等获取；二是间接的信息，这主要通过书报杂志、广播电视等获取。浙江农业劳动力转移快的地区，都十分重视利用区位条件，扬长避短，扩大市场交换，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通过信息沟通，与外界形成转换关系。
当然，在不同地区，由于区位条件的差异，“市场”和“信息”的利用方式还不同。宁绍等浙东北地区，在农村工业化开始一段时间里，主要是通过与周边地区尤其是大中城市的联系，拓展市场，获取信息。而温州等浙西南一些地区，由于区位条件尤其是交通条件不如浙东北，因而主要是通过在当地兴办专业市场来解决市场和信息问题。
2.积累和投资能力
农业劳动力要转向非农产业，尤其是农村工业，必须有一定的资金投入。每一名乡镇企业职工就业，80年代初需要投资2000元左右，1993年已达到8500元左右。在有些固定资产有机构成高的企业里，其数额就更大了。增加集体积累，是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个资金来源，这在浙东北一带比较明显。一个企业发展起来后，乡镇政府把企业留利的一部分投入新的企业，当新的企业发展起来后，再用这些企业的利润投入新的企业。当然，严格说来，这样一种做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积累，而是乡镇政府对乡镇企业的一种干预。但是，不管怎么说，它对推动农村工业的发展还是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除了通过自身积累发展乡镇企业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就是来自银行的贷款。它的比例大概要占乡镇企业全部资金来源的50-70%，有的甚至更高。此外，劳动者带资进厂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形式。但是，即使如此，资金仍会受到限制，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资金总量有限，二是随着一部分乡镇企业规模的扩大，资金的需求量也增大。如何摆脱资金的困扰，一些乡镇企业寻找的出路：一是利用外资，二是搞股份合作，三是利用民间资金。
3.资源构成和产业选择
在80年代中前期，浙江农业劳动力主要转向第二产业，之后才有不少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因此，农村工业是这些地区的产业主体。在农村工业产业结构中，又以加工工业为主，具体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产业集中度较高的，绍兴县是最典型的例子，该县工业总产值中约2/3是化纤纺织工业，产业集中度过高，市场风险太大，所以，绍兴县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注意调整产品结构，鼓励发展一村一品，一厂一品，并进行专业化协作生产，这样，尽管大的产业门类相同，但由于品种不同，且适合于市场需求，发展依然很快。另一种是产业结构比较分散的，即一个地区以若干种加工产业为主，浙东北大部分地区是这种产业结构。这种结构的好处是，可以减少市场风险，同时可以为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农民提供更多的产业选择机会。
当然，在浙西南部分地区，农业劳动力在产业上的选择一开始就具有双向性，即在转向工业的同时，也有不少转向第三产业，这方面以温州为代表。温州的专业市场、运输劳务等都与第三产业有关，温州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快，既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结果，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可以说，这是温州农村非农就业份额领先于浙西南其他地区，甚至高于浙东北大部分地区的重要原因。
4.文化素质和市场观念
浙江许多农村发达地区农民有强烈的商品意识和致富欲望，他们利用各种经济关系和市场关系，发展非农产业。对比之下，浙江一些不发达地区如丽水等，农民的市场观念就比较差，有相当一部分人安于现状，思想保守，宁愿守着少量的土地过着低水平的生活，却不愿离开乡土去外地从事非农产业。还有些地方的农民，虽然也有一些致富的欲望，但市场活动能力差，又缺乏足够的自发冲动力，往往消极地等待某种机遇。究其原因，还是狭隘的地域观念阻碍了他们的创新、开拓精神。
在农村非农产业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对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素质差的不仅转移不出去，而且已转移出来的也有退回去的可能。道理很简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推进，国际市场的影响，转移出来的农民面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求转移者有较高的素质，否则就难以参与市场竞争。事实上，近几年一些有远见的农民企业家已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其做法主要有：一是选派人员去大专院校或国外培训、进修；二是聘请科技人员作为企业兼职人员；三是直接招募大学生和科技人员进厂；四是与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和协作 ；五是对新进厂职工要求有更高的文化水平等。
5.政府的功能
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究竟应起哪些作用？多大作用？目前还有颇多争议。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不同政府的管理方式对农村工业化的作用很不一样。从总体上看，浙江各级政府对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是比较重视的，具体表现在：一是更新观念，解放思想；二是积极做好协调和服务工作；三是不少地区政府还制定有关政策，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民进入非农产业领域。
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回顾15年浙江农村工业化过程，总的是符合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转换的一般趋势。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
1.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必须从农村开始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特点不仅是人口多，且以农业人口居多，这也是为什么长期来中国贫穷落后而又难以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这样一个国度里不解决农民和农村问题，工业化、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可以说，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思想之一。邓小平一再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推进农村工业化，因为，如果中国跳出农村工业化的发展阶段，直接通过城市工业化的方式消化大量过剩的农业劳动力，不仅缺乏现实基础和条件，而且可能还会引起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为棘手的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通过农村工业化这一方式，虽然离一般工业化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以致有人把这看成是另一种二元结构，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众多的国家里，却是非常现实而又有效的一条道路，从本质上说，它为缩小城乡差异，实现城乡一体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农村工业发达地区，农民不仅找到了就业出路，增加了收入，而且更重要的是，原来由城乡分离造成的价值观念、文化习俗、文明意识等的差异，正在受到冲击和改变，农民的社会地位也已开始发生变化。
2.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成功之母
中国农村长期落后，除了技术因素外，还与体制有关，以人民公社制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生产组织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村贫富矛盾，但由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以及对农民择业的严格限制，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热情。因此，“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积极性”，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浙江农村工业化成功的最基本因素。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农村工业化发展的条件并不理想，这既有与全国同样的原因，比如，由城乡体制分割造成的城市对农村工业化缺乏足够的拉力：由人口多造成的就业机会不足；由低收入造成的农民投资能力低下等。也有浙江自身的原因，比如，自然资源特别是煤、铁等大宗矿产资源匮乏；相当一部分地区交通十分落后等。但浙江农村工业化并没有由此受到阻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村最微观的要素－－农民的潜能被激发出来了。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批农民转向非农产业，这些转移出来的农民并不一定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他们在创办企业的初期，既缺乏技术、资本，也缺乏人才，他们靠的就是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以及引发出来的强烈的市场意识和致富欲望，进而使企业逐步获得了技术、资本和人才，并得以发展，涌现出了一批技术比较先进、竞争力强、效益好、有一定经营规模的骨干企业及相应的农民企业家。可见，农村工业化最直接的动因来自于农民。
3.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没有特定的框框和模式
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怎么走，无论是经典作家的理论中，还是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史上，都找不到现成的答案，这就需要积极探索和实践。“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象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十多年来，浙江农村工业化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展开的。如前所述，浙江不同的农村地区，由于存在着各种差异，改革开放初期，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一种是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的宁绍模式，一种是以个体、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对前一种类型，虽然一度也有一些争论，但争论的焦点更多的偏重在如何发展，而不是要不要发展。对后一种类型，争论则一直很大，争论的焦点是姓“社”还是姓“资”，浙江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快的那些地方政府，没有在争论中退缩，他们从当地实际出发，按照“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检验标准，既允许和鼓励农民自己的创造和探索，又对其消极的方面加以引导和限制，促使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实践证明，这一路子走对了。比如，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资本积累和发展后，目前将近有70%以上的企业已成为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企业。
结语
诚然，由于中国还处于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双重转换时期，浙江农村工业化也不免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其发展过程也充满着曲折、矛盾和障碍，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并需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以促使农村工业化顺利发展。建议：一是制定农业劳动力转移政策，包括引导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合理产业流向和地域流向等。二是制定农村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政策，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民的择业机会。三是制定城镇（市）发展政策，改革城镇（市）就业体制、户籍管理体制，加快改善城镇（市）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机制，完善城镇（市）基础设施条件，增强城镇（市）对农村工业化的辐射力和吸纳力。四是制定乡镇企业发展政策，提高乡镇企业的产业层次、技术水平、经济规模、产品档次和市场竞争力，从而进一步推动农村工业化发展。五是制定城乡市场发展政策，逐步建立一个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体系，促使城乡要素合理流动。六是制定城乡社会保障政策，解决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农民的后顾之忧，并促使大批兼业农户进一步转向非农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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