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部与财务部之间的又一次对抗--宏观调控走向何方?_宏观调控论文

财务部与财务部之间的又一次对抗--宏观调控走向何方?_宏观调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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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时代商报》报道,在今年北京科博会上,央行某领导与财政部某领导有过一次“正面交锋”。财政部领导的大意是今年的财政任务已基本完成,当前的地方投资过热挤占了财政投资,希望央行继续紧缩货币政策,好让财政的钱有地方花。而央行的领导在演讲中说,财政部发行的长期低息国债不利于商业银行在经济波动时控制风险。在宏观调控初见效果之时,两大部门的高官观点“对撞”,表明了未来两部门的政策趋势。

在地根、银根乃至行政手段共同作用下,原本试图与政策博弈的民营企业、地方政府纷纷伏贴。宏观调控逐渐见效之后,有些问题已经转移到相关部门之间,尤其是财政政策的制订者——财政部与货币政策制定者——央行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经济调控的两大法宝。由于两者的运用互为条件和相互补充,目标上具有一致性、手段上具有交叉性,作用机制又都是通过调节社会资金而影响国民经济运行。因而两者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整个经济结构中起到“双柱擎天”的作用,甚至经济的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两者配合得如何。以美国为例,凯恩斯理论在实践中遭遇尴尬之后,80年代的美国政府采取了紧货币、松财政的政策,有效解决了通胀问题。90年代克林顿政府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并配合偏松的货币政策,化解了历史累积的高负债。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扩张的货币政策的组合,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经济的复苏。与之相对应,欧盟属于松散型组织,虽然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统一,但各国财政政策不可能统一,造成两者配合成本高、难度大。缺乏类似美国灵活配合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欧洲经济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而日本之所以长期陷入经济低迷,更与没有打好财政货币的“组合拳”直接相关。

自从1979年央行与财政分离之后,我国的两大部门之间职责有别却又无法摆脱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治,导致撞车事件频频发生。近年来,两大部门之间更相继引发了多次纠葛。如去年10月央行财政部围绕1500亿借款争论不休,最终闹到提交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裁决的地步。今年2月,央行欲设立单独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遭财政部反对而搁浅等等。除了部门利益冲突外,财政与金融因边界不清、职能模糊、体制摩擦等问题更是给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带来了系统性风险。表现在此次宏观调控中,央行为抑制过热而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而财政在客观上促进了过热之后,在治理过热的过程中政策过软,甚至在某些方面对冲货币政策。两者的错位导致经济形势扑朔迷离,令人看不懂。这种“强金融、弱财政”的现象并非金融业本身真正发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而是财政收入下滑和国企资金紧张的反衬。“有钱”的央行承揽了许多本不属于自己的职责范围的事情,使得货币政策执行起来大打折扣,甚至扭曲变形。“缺钱”的财政以赤字为代价过度投资,偏离了财政在宏观调控中的职能。

如今宏观调控中“强金融、弱财政”现象延续的前提已经不存在。从主要矛盾分析,金融部门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刹车降温转移到维护金融本身稳定。防范金融风险历来是央行的主要任务,过去金融风险主要来源于由银行不良资产比重过高带来的金融系统流动性困境,央行为消化不良贷款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如今,旧风险尚未彻底解决,新形势又在酝酿新风险:一直被认为是优质资产的长期债券已经成为重要的风险源。目前商业银行共持有大约2.7万亿债券,其中大部分为长期低息债券。此类债券发行于低通胀时期,期限长达数十年,利息仅为3%左右,当通胀率逼近这个数值的时候,银行也就逼近了盈亏平衡点,利率风险逐步显现。而且由于资金运用渠道拓展缓慢,过多的资金追逐数量有限的债券,加剧了债券的利率风险。在令人关注的提息问题上,央行面临两难局面:一方面,不提息打压通胀则无以化解银行债券风险;另一方面,如果提息则可能引发捉前挤兑,金融风险提前爆发。因此,主要问题不在于提息与否,而在于推出更多的对冲工具,使银行在债券市场有更多避险渠道。

而财政部门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拉动内需转移到弥补改革欠账。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出已经讨论多年,此次上海全球扶贫大会上财政部领导首次提出“中性财政政策”一词后,积极的财政政策似乎走到了尽头。但实际上,财政的退出不可能大起大落,与其说是退出不如说是转型。我国的渐进式改革在避免了社会波动的同时,也给社会留下了沉重的历史欠账,尤其是社保制度改革本应先行,但由于种种原因反被拖延。近年来虽已做了大量工作,但社保仍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如今这笔隐性欠账正在日益显性化,并且对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造成很大威胁。作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财政将是这些欠账的主要清偿者。在未来一定时期内,财政任重而道远,并非“淡出”两字即可涵盖。

因此,未来两大部门的宏观调控的政策趋势是:金融政策趋向“积极的不作为”,弱化、隐化其在宏调中的权重。当前宏观调控效果初现,为避免硬着陆,央行需要等待前期政策的滞后效应,因而继续出台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可能性很小。央行下一步的主要任务是消化金融风险,防范由金融风险可能引起的经济波动将是央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财政政策趋向“积极的作为”,但方向调整到国债管理。社保亏空等改革欠账。社保机制本身就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社保机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可以在经济低迷时期拉动内需,在经济高涨时期抑制过热,从而缩小经济波动的波幅和波长。以社保为主体的弥补改革欠账工作将是财政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另外,从长期看,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还很大,经济稳定过分依赖政策直接调控的局面终将改观。

当前某些媒体、学者依旧紧盯央行动向,围绕加息与否争论不休,实际已经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实际上即使央行加息,也会沿袭周小川“预调和微调”的一贯风格,其影响有限。而有些部门依旧期望此次调控过后,地方财政能“重操旧业”,从民企手中夺回投资权,更是错判形势。错判形势的后果则可能成为下一轮“修理”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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