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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宏观就业形势
目前，我国宏观就业状况正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一是今后十年我国将出现劳动人口增长的高潮，城乡新增劳动力以每年大约1500万人的高速度递增，而国有、集体和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相对减弱，失业率不断上升；二是农村地区一亿多过剩劳动力亟需寻找更为广阔的就业门路，城镇就业面临“民工潮”强烈冲击；三是作为就业主渠道的国有企业由于多方面原因，普遍出现了经营困难，形成了大量富余职工，对深化改革和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近年来，我国的城镇失业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1992年底为2.4%，93年底为2.6%，1994年底2.8%，1995年达到2.9%， 据劳动部信息中心的统计，1994年我国城镇的公开失业人数为500万人，比1993 年增长11%。值得指出，上述失业数字不包括国有、集体企业中存在的大量隐性失业，因此，远远不能正确反映出当前宏观就业形势的严峻性。我国公有企业的隐性失业状况如何呢？据国家劳动部信息中心的统计测算，至1994年底，全国城镇职工共有1.51亿人，其中国有企业职工1.1亿人，目前由于多种内外部经济原因，国有企业的隐性失业人数大约占职工总数的20-30%。近年来，在宏观调节“双紧”的环境下，国有工业企业普遍资金周转困难，亏损面积不断扩大，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加，企业隐性失业人数也有明显增多，受停产、半停产影响的职工有两千多万人。国有企业的隐性失业情况，从行业分布来看，建筑、电子、机械、冶金等重工业部门，比轻工业行业及第三产业更为严重，因为生产资料部门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值得重视的是，许多国民经济中关键产业的国有企业，特别是老工业基地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冗员达到了相当高的比例。因此，解决国有企业的冗员问题，不仅是关系到企业改革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紧迫问题。
有一种观点将国有企业的冗员问题看成是单纯的经济体制或微观经济问题，这种看法不够全面。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出现宏观周期波动、经济结构失调、季节性供求变化、技术变化以及市场竞争变化等情况下，私有企业不论是由于上述宏观或微观因素变化而面临经营困难时，一般都是采取解雇职工的办法将闲置劳动力推向社会，从而形成公开失业。根据失业的原因，将其分为宏观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技术性失业、季节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等等。我国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时，国有企业无论是由于宏观、中观、微观或体制等多方面原因面临经营困难时，都很难将职工推向社会，从而都会形成隐性失业或冗员负担。我们对隐性失业不能掉以轻心，如果国有企业的经营困难长期持续下去，隐性失业可能会转化为大规模的公开失业，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
我国应特别重视通过宏观就业政策，积极避免和有效解决因宏观经济波动引起的国有企业的冗员问题，原因是宏观性冗员的数量一般都非常大，涉及到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尤其是冶金、机械、电子、化工等生产资料部门，难以通过社会劳动市场、企业破产和兼并等微观经济措施来解决。通过公开失业和社会保障的办法解决企业冗员，也存着许多困难和缺陷。首先，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培养技术人员和工人需要作大量的长期人力投资，当面临宏观经济波动和经营困难时，用解雇的办法消除冗员固然能一时降低成本，但也会失去宝贵的长期人力投资，一旦宏观经济好转时，企业扩展还需要付出更多代价。其次，将大量企业冗员推向社会，会影响社会的稳定，给我国尚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沉重的压力，特别是曾在长期工作中作出贡献的大批中年职工，家庭负担较重，重新转业比较困难，一旦失业后生活很艰难，比一般知青或民工待业，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更大。世界各国的经验也表明，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失业保险基金，对于解决摩擦性、技术性、季节性失业比较有效，但难以应付因宏观经济周期波动或结构失调引起的长期性失业，即使是财力雄厚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往往因此而陷入财政危机；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多而财力薄弱，更是难以实行广泛的失业保障，众多失业者往往陷入贫困之中。
我国的改革实践表明，尽管各地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微观措施，包括完善劳务市场、多渠道分流和破产兼并等等，但是企业富余人员问题却依然十分严重。当宏观经济出现波动时，市场疲软导致企业出现销售不畅，资金普遍周转困难，三角拖欠增加，开工不足，闲置设备和人员大量增加，即使许多优势企业也难免会受到影响，进行收购兼并和多元化投资的能力降低，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难度增大，企业深化改革和进行公司制改造也会受到影响。如果作为社会就业主渠道的国有、集体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明显降低，而每年新增的一千多万劳动力需要就业，失业人口可能迅速增长，整个社会的就业形势必然面临沉重压力。
宏观就业政策的重要性
宏观就业政策的制订和实行，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世界上许多国家曾由于忽视了宏观就业政策，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三十年代以前，西方国家普遍奉行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认为自由市场能够自发解决宏观失业问题。因此，当1929年大萧条带来大规模宏观失业时，德国的魏玛政府和美国的胡佛总统没有采取扩张经济和就业的政策，反而采取了紧缩经济政策，以防止通货膨胀和银行坏债的扩大，结果德国因社会经济的严重动荡，为希特勒上台创造了条件，由此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罗斯福总统执政后，实行“新政”的国家干预政策，积极扩大公共工程，才促进了就业和生产的恢复。八十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货币主义紧缩政策，也带来了经济萧条和大规模失业，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动荡。美国总统布什虽然海湾战争获胜后声望甚高，但却因奉行货币主义的保守政策，忽视了严重的失业问题而被选民赶下了台，克林顿因主张采取促进就业的经济政策，赢得了选举的胜利。
值得指出，八十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反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问题，货币主义理论曾风行一时，货币主义认为自由市场会自发解决经济失衡问题，反对国家进行任何宏观调控，主张政府只需要管紧货币，对生产停滞和失业现象可以视而不见，这样迫使大批企业因经营困难而裁员，形成劳动力过剩和工资下降，从而抑制生产成本和通货膨胀。由于货币主义的推行带来许多恶果，遭到人民的反对，在西方国家已经过时，但是，美国保守政客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仍然通过国际组织竭力向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地区兜售，用贷款、援助附加条件的办法迫使这些国家就范；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因采纳了其片面强调控制货币而忽视就业和生产的政策，遭受了失业加剧和贫困恶化的痛苦；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实行“休克疗法”的各种主张，如“放开物价、管紧货币”，片面强调产权改革和私有化，取消财政补贴并提高税负，一下实行汇率和外资自由化等等，也都是来自货币主义的药箱，为此付出了经济衰退、物价飞涨和失业严重的巨大代价。八十年代货币主义曾一度流行西方，正值我国进行经济改革的重要时期。因此，对我国经济学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其许多教条仍被我国有些人误认为是规范的经济理论，例如主张经济转轨过程中采取“放开物价、管紧货币”的政策，忽视由此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危害性；反对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或认为宏观调控仅仅是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不必考虑对失业和生产的不利影响；主张国内一切应尽快同国际市场接轨，实行贸易开放和自由化，忽视对民族工业和人民就业的冲击，等等。
探索兼治通货膨胀和就业困难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我国正面临着改革以来最严峻的宏观就业形势，其背景是1992-1995年宏观经济的较大波动，出现了“泡沫经济”和通货膨胀，以及随之而来的宏观紧缩环境。当前正值我国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如何进行宏观调控，为企业改革创造宽松的就业环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992年我国各地出现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和炒地皮、炒股票热。全国的房地产公司数量从三千多家猛增到近两万家，大多数的业务只是炒地皮和房产，反复倒手， 层层加价， 造成土地和房产价格的狂涨。1992年股市开放后，股价暴涨，投机旺盛。在“泡沫经济”暴利的驱动下，全国各地大办公司，到处搞社会集资，金融秩序混乱，1992年专业银行净拆出资金增加593亿元，约30%用来炒地皮， 仅南方的海南和北海就流入了150亿元和50亿元搞房地产，后来大部分成了呆帐。 “投机泡沫”占用和浪费了大量社会资金，致使正常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严重的资金周转困难。
我们用宏观经济理论对1992年以来我国的“泡沫经济”和随后的宏观调整过程进行深入的分析。1992年我国房地产、股票市场的活跃起到一定刺激经济的作用，推动总需求的扩张，并通过产业关联推动建筑、建材、机电等行业供给的增加。但是。“泡沫经济”初期的总需求增加是投机旺盛造成的，缺乏真实的经济基础，当其虚假繁荣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破灭，迫使总需求和总供给大幅度下降，而且“投机泡沫”扩张得越大，破灭后造成的经济损失也越大。1993年政府果断采取的整顿金融秩序的措施，及时防止了泡沫的过度膨胀，从而也缩小了泡沫破灭必然带来的经济损失，这是1993年调整的历史功绩。1993年调整的特点是从压缩膨胀的总需求入手，不仅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而且也严格控制银行信贷和拆借，对于迅速抑制泡沫投机起到了良好作用。调整后工业部门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价格水平也受到一定抑制，企业开工率下降，设备和人员的闲置增加。由于工业部门的正常运转也受到很大牵联，紧缩一段时期后银行信贷略有放松。但是，由于1994年推出放开粮价等一系列价格改革，促使肉、副食等价格上涨了一倍，加上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放开的滞后效应，通过对各个行业工资成本和生产成本的影响，造成了全面的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压缩了有效资金供给，使总供给和总需求水平均受到进一步抑制，企业经营和资金周转更加困难，宏观就业困难进一步扩大。1994年我国出现了改革以来最高的物价涨幅，消费物价指数高达24.8，零售物价指数高达20.7%，其中农副产品涨价因素占80%。为了抑制物价上涨，政府通过紧缩的宏观政策进一步压缩总需求，控制固定投资和信贷规模，物价涨幅虽然受到一定抑制，但生产资料部门的结构性需求不足更为严重，并且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影响到其它经济部门，付出了企业冗员和失业状况更为严峻的代价。
我国曾于1985和1988年发生经济过热导致的通货膨胀，其原因是总需求扩展过多，采取宏观紧缩政策压缩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较好。目前，我国面临的是价格改革带来的成本推进型物价上涨与大量企业冗员、失业并存的宏观经济形势，两种困难的产生原因，都是总供给方面先后受一连串的打击，其中包括“泡沫经济”造成的资源消耗和浪费，宏观紧缩带来的市场疲软和资周转金困难，以及价格放开后造成的生产成本上涨过猛，导致有效需求和资金供给下降，这种宏观经济矛盾明显不同于以前的总需求过热，现在通过宏观紧缩政策压缩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不佳，而且付出代价较大，会使原有的企业资金困难和宏观就业矛盾更加严重。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特点，同我国改革初期的经济困难有一定相似之外，当时“洋跃进”的经济过热同“泡沫经济”一样，消耗和浪费了正常部门的大量资源，使正常部门的总供给和总需求都受到沉重打击，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与就业危机，如果为抑制通货膨胀采取过紧的宏观调控政策，会进一步加剧正常部门的困难。由于“洋跃进”的政策失误，以及“文革”遗留的经济问题，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企业吸纳新劳动力的能力明显降低，被迫调整后建筑行业和工业企业都出现了大量冗员，加上“文革”后1700万知识青年全部返城，人口增长失控使待业人数猛增，我国1979年出现了建国以来最高的公开失业率，有数千万人需要安排工作，一种宏观调控办法是像1962年那样采取紧缩的财政、金融的政策压缩总需求，进行集中统一的行政干预，但是，这种作法在新形势下难以实行，原因是历史的积累欠帐太多，单纯压缩总需求不利于改善人民生活、就业困难和社会稳定。由于不能沿用1962年大规模下乡的行政办法安置企业冗员，而且还必须解决大批回城知青的就业问题，因此，必须探索一种既能够通过发展经济解决宏观就业困难，又能够克服通货膨胀和经济结构失调的两全之策。
尽管改革初期我国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宏观就业危机，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指导下，我国创造了通过改革搞活和调整结构来解决就业危机的成功经验。我国这次调整主要从增加总供给入手，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不能增加投入，主要通过“搞活微观”的改革政策，增加企业留利和内部积累，激励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我国改革初期谨慎渐进地推行价格改革，实行搞活经济的金融改革政策，充分发挥银行广泛筹集和灵活运用资金的作用，帮助工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农业、轻工业消费产品生产，促进重工业调整服务方向。1979年-1983年，我国的货币供给和银行贷款增长较快，如银行和信用社的农业贷款增加222亿元，是改革前三十年农业贷款净增加额的142%，对工业也发放了大量中短期设备贷款，支持技术改造和调整产业结构。经过两三年的时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农、轻、重工业协调发展，市场供应充裕，品种丰富，物价稳定，人民生产改善的良好局面。1979年—1984年间，由于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善，我国不仅没有像1962年那样用下乡的办法安置两千万企业冗员，反而新安排了4600万人就业，城镇中的全民与集体所有制单位，都安置了大量新就业人员，其中全民单位占50.38%，集体单位占49.6%。个体劳动者也从1978年的15 万人增加到1984年的339万人。更重要的是，1979-1984的持续地、 大规模地安置就业，不但没有降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而且促进了经济持续增长，劳动生产率逐年提高，职工收入也不断增加，从而实现了国民收入、就业水平和经济效益的同步增长。这样不仅消除了企业的宏观性冗员，而且一举解决了历年积累下来的知青失业问题，使失业率从1979年的5.9%下降到1984年的1.9%。
我国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和宏观调整的巨大成功，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如何治理通货膨胀和大规模失业是世界公认的难题，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也是史无前例的。但我国通过改革和调整，短短几年中就解决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与大规模失业并存的经济困难，消除了长期存在的物资匮乏，出现了物品丰富的买方市场。这个经济成就，无论西方的凯恩斯主义或货币主义都是难以实现的。实践证明，我国八十年代采取通过改革和结构调整增加总供给的办法，是一种优越于压缩总需求的宏观调控政策，其效果是“一箭双雕”，既克服了当时严重的宏观就业困难，又消除了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压力，而且还使人民收入提高和货币供给增加有了充分的物质保证。八十年代，我国由于采取了符合国情的改革和宏观调控政策，是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能够保持低通货膨胀、高经济增长和高就业水平的唯一国家。这一事实说明，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是可以兼得的。只要我们认真总结改革十多年的成功经验，开拓思路，善于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新变化，积极探索有效的治理途径，就一定能够克服当前的通货膨胀与大量企业冗员、失业并存的问题，为企业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推动我国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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