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红军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政策论文,红军论文,时期论文,情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进行了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期间红军先后经过了苗、瑶、壮、侗、水、布依、仫佬、土家、白、纳西、彝、藏、羌、回、裕固等10多个少数民族聚（杂）居地区。其中三大主力红军在云南、四川、西康、青海和甘肃藏区停留时间最长，先后长达一年以上；驻扎地域最广，方圆约20万平方公里；活动内容最多，几次重要会议都是在这个区域内召开的。在往返藏区期间，红军更加注重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和执行，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打消了藏族各阶层人民的误解和疑虑，加强了民族间的团结，推动了藏区革命运动的发生、发展。今天我们回顾这段难忘的历史，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主张实行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发表的宣言中首先指出：“只有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以后，才能实现平等和自决。”[①]“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②]。1928年7月在莫斯科近郊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③]的民族纲领，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较为详细地阐明了党和苏维埃关于民族问题的主张。这些主张对于唤醒各受压迫的少数民族，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长征之前，由于党和红军的活动范围的限制，还没能真正地把这些理论贯彻到少数民族中间。只是到了长征时期，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开始途经少数民族聚居区，广泛地接触了少数民族群众。然而，在长征之初，由于战事极为频繁，红军的要务在于迅速摆脱围追堵截的敌人，使得西南部分民族地区红军匆匆而过，因而党的民族政策在这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实践得很有限，迨至渡过金沙江进入藏区后，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事有所减少，才获得了实践党的民族政策的较多机会。
然而藏区的地理、经济、民情对长征的红军来讲很不利。在这样的区域内行军，将会遇到比前更大更多的困难。为了克服困难、减少损失，顺利实现北上的目的，红军首先必须处理好与居住在这里的广大藏族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取得他们的帮助和支持。然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要立即取得藏族群众的支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是由于以往历代反动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政策，使藏汉民族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相互怀疑和戒备心理。二是在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反动派在藏族群众中进行了大量的欺骗宣传，利用和收买当地反动头人，胁迫藏族群众放弃生产、运走粮食、赶走牛羊，躲进深山，以致红军很难与群众接触。三是为了红军的生存，尚需在这些物资匮乏的区域内筹粮，而当时的个别部队在筹粮过程中又有违纪现象，这就增大了同藏族群众间的磨擦。在这种情况下，为消除藏族群众的怀疑，红军必须花费更多的气力和时间来宣传、实践党的民族政策。同时，藏族地区跟当时我们党打算将要建立的川陕甘苏区相连，中央曾认为这个地区群众的革命觉悟程度及革命发展的形势将会对将来的川陕甘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因而，中央更加强调部队在当时的地方工作的中心应是实践党的民族政策、全力争取藏族及各族群众，以此来唤醒他们，提高他们的革命热情，取得他们的帮助和支持。另外，由于藏区地形险恶，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也想利用这天然的屏障来歼灭红军。而摆脱这种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要迅速地撤离险区。但要撤离这些险区谈何容易，除了红军将士的英勇奋战之外，还必须得到广大藏族群众的帮助和支持，这就要大力地宣传、实践党的民族政策，用红军的实际行动揭穿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消除藏族群众对红军的疑虑和戒备心理，以共同粉碎敌人的阴谋。
二
中国工农红军不仅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者，而且也是积极的实践者。红军每到一地，便不顾长途行军的劳累，首先通过张贴标语、印发传单布告等形式展开宣传，向广大藏族群众宣讲党的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使得广大藏族群众时时处处都可以听到和看到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实行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宣传与行动，如“红军是藏民的好朋友”、“回藏汉穷人是一家”、“彝番藏人一律平等”、“共产党是为回番民族解除痛苦的党”、“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绝对保护回番夷藏人的利益”等，这样的标语，在三军经过的藏区留有很多。1935年6月红军第一方面军经过四川马尔康县卓克基村时，专门留驻一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在进驻黑水、芦花等地时，毛泽东及中央其它领导同志深入到群众之中做宣传工作。1936年5月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发布通告：“我军以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之目的，将取道稻城、理化、进入川康，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希望沿途番民群众，以及喇嘛、僧侣，其安居乐道，勿得惊惶逃散，尤望各尽其力为本军代买粮草，本军当一律以现金按价照付，决不强制”。并亲自到当地中甸寺院会见上层喇嘛，宣讲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且赠送了题有“兴盛番族”的锦旗，使受尽民族歧视和压迫的藏族同胞深为感动。红军第四方面军也曾在康北藏区宣布：“藏汉回各族一律平等，任何人不准称藏族同胞为‘蛮子’”。并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打倒帝国主义。此外，在《战士读本》中也规定：“要努力争取番民群众，巩固番民和红军的亲密关系，不要伤害番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感情，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轻视番民。”[④]从这些主张中藏族群众认识到红军的确与旧军队不一样。
在党的民族政策已深入人心，藏族人民的觉悟程度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为了真正实现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工农红军根据中共中央在《告康藏西番民众——进行西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草案）中关于康藏民众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而“这种政权以广大的劳动群众为基础，但是不拒绝一切真正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分子参加”[⑤]的指示精神，帮助藏族人民创建自己的革命政权，管理自己内部的事务。1935年夏，红军一方面军在阿坝地区瓦布梁子“召开各部藏民大会，成立人民政府。计前后组织了六个乡人民政府。用民主方式，推举了代表及主席”[⑥]。并在此基础上“召集六个人民政府的代表会，成立瓦布梁子区藏民革命政府，并还准备建立自己的武装。于是瓦布梁子另变了一个模样，到处飘扬着自由解放的鲜红旗帜”[⑦]。第四方面军进驻懋功时，帮助当地藏族建立了懋功苏维埃政府，宣布取消一切屯垦制度和土司制度，实行土地改革。与此同时，第四方面军还分别在卓斯甲、党坝、梭磨、卓克基、甘堡、八十老、四南达、阿坝等地和甘孜地区的泸定、丹巴等地召开藏民大会，成立了各级藏民苏维埃政权。1936年5月又在四川甘孜创建了当时最大的藏族苏维埃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发表了《波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言》。上述这些革命政权的组成人员均以藏族劳动人民为主体，并经民主协商选举产生，吸收了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代表参加，具体地体现了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和民族统战政策，使藏族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权组织，实现了当家做主的权利。
其次，充分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由于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在藏族地区对确定为“神山”、“神水”、“神林”的区域有俗人不能随意出入的习俗，家门上贴“神符”，寺旁、村边、山上及家门边插有经幡……对于藏民族的这些习俗，各方面军依照总政治部发布的“要求每一个部队绝对遵从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的通知要求，给予充分尊重和严格保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藏族宗教上层人士诺那呼图克图在甘孜病逝后，红军按照他本人的遗言和藏族的习俗以及格鲁教派的规矩，进行停尸、念经、火化等活动，妥善地办理了后事，活生生的这些事实深刻地教育了藏族人民群众。
藏民族主要信仰藏传佛教，可以讲佛教已渗透到藏族群众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基于此，红军进驻藏族地区后便郑重宣告：“回、番民族宗教信仰自由”、“念经敬佛、当喇嘛听其自愿”、“准许人民信菩萨”，等等。1936年4月贺龙在给中甸一所喇嘛寺的信中这样写到：“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⑧]。军委在《关于组织别动队筹粮办法》中还指出：“尤严禁烧房屋与捣毁喇嘛寺，撕毁藏经和污辱其信仰，如有犯者亦应严罚示众”[⑨]。红四方面军也曾发出布告保护甘孜附近的白利寺：“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扰，违者严办”。四川道孚博巴政府还曾颁发布告，保护尼甲活佛住地：“来往部队同志们：这个房子是活佛喇嘛的，要求凡来往部队不要随便侵入此房，任意乱翻和毁坏及收拾经堂用具。凡家内之一切东西，需要应用必须经过本人同意才能取去，绝不要强借。特此要求为荷”[⑩]。广大红军指战员自觉地遵守纪律，严格约束自己，不侵扰寺院，不进“神山”、“神林”、“神水”区域，并且帮助喇嘛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博得了广大僧侣的好评。即使在宠大的队伍经过时，除个别佛寺被敌人利用作为偷袭红军的据点而被损坏外，绝大多数寺院和民间的宗教设施都完好无损，活佛喇嘛得到了应有的保护，团结和争取了宗教上层人士，并在政治上给予了相当的地位。譬如白利寺年仅33岁的格达活佛在藏族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且给红军以很大帮助，故在1936年5月成立甘孜苏维埃博巴政府时，被当选为政府主席。
尽人皆知，藏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据此，1935年5日红四方面军在其发布的《少数民族工作须知》中指出：“要帮助少数民族的文化工作，建立本民族的学校，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授课”。[①①]1935年12月12日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也指出：“凡在内蒙古区域的汉、回、藏、满等民族，应根据民族平等的原则……有应用自己的言语文字及信仰与居住等自由”。另外，红军在藏区还留下了很多有关尊重藏语藏文的标语，如“遵从回番民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信仰自由！”“成立番人学校！”等等，并提倡广大汉族指战员，尤其从事少数民族工作的干部认真“学番民语言”，优待翻译人员。
再次，当红军各方面军指战员进入藏区各村镇时，一律按照上级的指示露营户外，绝不打扰当地藏民，不居住民房，不闯入寺院。即就是在粮食短缺极为严重的时刻，也不侵犯藏族群众的利益，尽可能通过其它途径（如：到田野里采野菜，吃些未硝过的牛皮和死马肉，或者打些野猪等）来解决。只有到了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到田里去割取麦子。而在割取麦子时，各部队又严格地遵照《关于收割番民麦子问题的通令》中的规定：“（1）各部队只有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2）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等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3）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麦子的原因等，用笔墨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4）只收割已成熟的麦子及粮食，严格禁止去收割未熟的麦子及洋芋……。”[①②]。红军将士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时时关心群众疾苦的模范行为有力地戳穿了国民党反动派、地方军阀势力的政治阴谋和对红军的造谣诬蔑，打消了藏族群众的误解和疑虑，使藏族群众由惧怕红军转变为信任和爱戴红军，进而把红军当做自己的亲人。
三
由于上述广大藏族群众对红军态度的转变，便积极热情地从物力、人力各方面给红军以很大帮助，并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下妥善安置了红军伤病员。特别是1936年，甘孜附近的白利寺僧侣及其附近群众在半年内缴纳“拥护红军粮”青稞134石、碗豆22石，支援军马15匹、牦牛19头。党坝地区的藏胞为了多拿一点粮食支援红军，情愿上山挖野菜充饥，有位叫格达一克的老人为了支援红军，就用家中仅有的一捆麻打了15双军鞋，送给红军。此外，我们还从大量的有关红军长征的回忆录和资料中看到，红军每到一地都有筹粮的记载，他们为了生存，割去了田里的麦子，挖出了埋藏在地下的粮食。但当藏族群众返家后，方从红军留在家中的条子中得知了取粮的原因，他们不仅没有任何抱怨，反而从内心里祈祷这支“菩萨兵”一路顺风。
藏族同胞对红军从人力上的支援表现在涌跃参加红军、充当向导以及组织采购组、运粮队等。如茂汶县甘堡地区一次参军的藏族青年就有200多人，党坝地区参军的少年即有72人，丹巴县巴底乡参加的有278人。这些新入伍的藏族战士对革命无限忠诚，不怕艰辛，不怕牺牲、始终冲锋在前。尤其在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人后来都成了党和军队的重要干部。另外，还有许多藏族群众自愿为红军当通司，藏族青年拉巴，认真地把党的民族政策传达给藏族人民，又忠实地把藏族同胞的各种意见汇报给红军首长。瓦布梁子地区一名藏族青年在红军召开的各村藏民大会上准确无误地把会议的内容和红军的主张翻译给藏族群众，使红军在这里顺利完成了筹粮任务。还有一位年迈六旬的藏族老人在红军过草地时自愿为红军作向导，为红军通过草地，完成北上任务做出自己应有贡献。藏族群众十分尊敬的白利寺格达活佛，不畏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率领僧俗群众积极地给红军作通司、当向导。1936年5月云南省中甸地区的藏民夏那古瓦等组织了采购组，帮助红军筹粮。对此，贺龙以湘鄂川黔滇分会主席给夏那古瓦一张委任令，要求全体红色军人对夏那古瓦加以保护和帮助，类似这样的委任状在云南中甸藏区就发了22张。在瓦布梁子地区，为了解决红军运粮困难的问题，该区藏民自动地组织了运粮队。把万余斤粮食按规定的时间运到了芦花。参加运粮队的藏民“均表现积极热心，不辞劳苦，不要报酬，自带‘糌粑’路上打尖，甚至有全家都来为红军运粮者。”[①③]这样的事例在藏区还有很多，恕不详列。
注释：
①②③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5、11、86页。
④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品。
⑤①①《红军长征时期的民族政策》四川民族出版社。
⑥⑦①③《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341、342页。
⑧⑨①②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491、294、282页。
⑩《红军长征过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