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业布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体制论文,产业布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体制的转换将根本改变跨企业在产业布局中的功能，从而深刻地影响到产业布局变动的机制。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两种体制下政府和企业在产业布局方面的作用，探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产业布局的特点、政府作用，以及我国产业布局跨世纪趋势和对策建议。
一、不同经济体制下产业布局影响因素职能的变换
1.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直接控制着产业的布局。政府主要是通过计划部门，以行政命令安排各地区的投资和基本建设，企业只是政府的附属物，缺乏独立的区位选择权。
长期以来，以前苏联经济学家、经济地理专家为代表的计划学派认为，社会主义资源配置规律绝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区域间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区域经济是片面专业化的，它使各区域分离为农业区和工业区，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劳动的巨大损失；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区域间经济发展必须是平衡的，区域生产是综合发展的（华东师大等，1985）。
基于这一指导思想，政府在控制企业布局时，坚持两个布局原则：一是平衡布局原则，另一个是建立相对完整的区域经济体系原则（杨开忠，1989），政府的调控目标是把产业相对均衡地布局于全国各地，并在各个区域中建立相对独立的生产综合体，企业消除各地的经济差别，其中包括沿海和内地的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等，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工农融合”、“经济重心转移”等口号。例如，在50年代，我国政府为改变工业布局集中于东南沿海的状况，有计划把沿海地区的工厂，企业迁往内地和边疆。
政府不仅控制着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的空间布局，而且直接控制着劳动力和人口的空间格局，如我国政府通过户籍制度来限制人口的区域流动。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放权让利、分权协调为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打破了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除中央和省级政府外，县、乡、村政府利用集体积累，兴办了各类乡镇集体企业，并日益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然而，集体企业与国有企业相类似，也为各级政府的附属物，没有选择区域布局的权力，而受制于政府的决策。为便于管理、监督企业，以及促进地方经济的繁荣，解决当地就业压力，各级地方政府投资的集体企业一般都布局于投资主体所在的行政区域之内；另一方面，大、中型城市仍然采取严格控制城市规模的政策，限制着来自农村地区的投资和劳动力。
3.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将不再附属于政府，劳动力和人口也将自由择业和流动，政府对产业布局的作用将根本有别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作用。
（1）企业成为产业布局的主体。市场经济体制下， 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企业法人财产权，依法自主经营，自主选择布局的区位。企业选择布局区位的根本出发点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优先考虑各个地区条件和各种配套条件，包括水、电、交通、通信以及金融、信息、市场、资源、配套企业、相关企业等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条件，竭力使自身处于市场竞争的有利地位，以取得最大经济效益。
（2）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选点和布局。市场经济体制下， 政府主要是通过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地区差别利率、财政补贴以及制订规划，法规政策来间接地影响企业的空间布局。
（3）劳动力、人口在区域间可自由流动、自主择业， 这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和人口的流向、流速主要是由就业机会，生活质量的区域差异来决定的。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产业布局的特点
十八世纪下半叶，随着蒸汽动力的应用，炼铁技术的改进，以及蒸汽机车、汽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发明，煤、铁资源丰富，且在地域上紧密结合的英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工商业在煤、铁产地相交通方便的沿海港口集中布局。例如，炼铁工业集中分布在煤、铁组合资源区或优质煤炭产区，形成了以伯明翰为中心的中英格兰煤铁工业基地；纺织工业集中布局在以曼彻斯特港口为中心的兰开厦地区；银行和贸易则在伦敦集中（当时，英国对外贸易货运量的3/4左右集中在伦敦）。 伴随着工商业的集中布局，英国人口也迅速向这些地区迁移。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了世界范围的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炼钢技术得到改进，化学广泛应用到工业的各个部门，特别是发明和应用了内燃机及电力，从而形成和发展起来一系列新的重工业部门，如电力、化工、石油、汽车和飞机制造等，重化工业开始在世界工业中占主导地位。继英国之后，美、法、德等国先后实现了工业化，成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国。重化工业主要布局在水运方便、开采条件较好的焦煤或铁矿石储藏地区，如美国的匹兹堡和五大湖地区、德国的鲁尔区、英国中部和日本的八幡等；商业、金融、贸易等第三产业仍继续在沿海或大江大河下游地区集中布局（北京师大等，1980）。
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运输工具、国际分工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下的产业布局呈现以下特点：
1.需耗用大量能源、原材料的重化工业逐渐摆脱资源产地的束缚，而在异地布局。超级油轮和大型散货、件杂货船舶的出现，大大降低了远洋运输的费用，为“异地资源加工型”工业布局创造了前提条件。例如，自美国的诺福克港，优质炼焦煤用大型船舶运抵日本的沿海厂区，比从该港运至美国本土的匹兹堡还便宜（赫一生，1986）。因此，战后一些依靠海外原料的大型炼油厂、钢铁厂、电厂及有色金属冶炼厂等重化工业企业主要建设在非资源产业的沿海港口，或可以通行大型船舶的大江大河下游地区。
2.国际分工在深度和广度上的迅速发展，促使市场经济国家在沿海或大江大河下游地区集中布局生产力。十九世纪所形成的产业部门之间分工形式虽依然存在，但其主导地位已逐渐为各个产业部门内部的国际分工形式所取代（相重光，1987），出现了由多国生产零部件一国组装，甚至一个零部件由若干国家完成若干道加工工序地专业化分工形式。由于海运是目前国际贸易的主要运输方式，这种国际分工形式必然要求各加工企业布局在海运方便的沿海港口城市，以便降低运输成本。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出口加工区就是这种需求的直接反映。
3.产业的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愈来愈显著，促使产业投资集中在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电子计算机、控制和自动化技术广泛应用，各个产业部门的规模效益非常明显。例如，一座年处理600万吨的炼油厂与两座年处理300万吨炼油厂比较，前者的投资只相当于后者的69%，基建钢材消耗相当于53 %， 占地面积相当于54%，雇佣工人相当于60%（周起业，1987）。因此，尽管各国政府对中小企业采取扶持政策，但大型钢铁厂、石油化工、汽车工业企业和大银行，超级市场等在国民生产总值和销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却日益上升（章嘉琳，1987），并支撑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现代产业在一定地域上集中布局产生愈来愈大的聚集效应。这主要是因为：（1）可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兴建一流水平的对外联系通道，包括机场、港口、高速公路、通信设施等，大大提高了市场竞争能力。反过来，也只有聚集了一定规模的产业和人口时，才能提高这些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和经济效益；（2）现代工业大多属于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他们的发展与资本、技术、信息的关系愈来愈密切，在空间布局上，如果与金融部门、信息部门及科研单位聚集一处，则可以得到较快的发展。反之，也只有与工业企业集中布局，金融、信息、科研等单位才能不断提高资本、信息和研究成果的利用率，不断提高经济效益；（3）基础原材料工业和后续加工工业紧密地布局，可以大大降低运输、信息传递费用，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据日本运输省《货物地域流动调查》统计，由于在日本太平洋沿海的京滨、中京、孤神三大经济区后，各后续加工企业以基础原材料企业为中心呈扇形辐射状布局，三大经济区内的货流运输量要占到全国的85%左右，是三大经济区区间货流量的56倍，从而大大减少了货物周转量（赫一生，1986）；（4）工业行业各个部门内部的专业分工、除了在国际范围进行外，在国内也大量存在，这些专业化分工企业主要布局在终极产品（组装企业）的临近地区，以便降低运输费用和互通信息。例如，美国许多专门生产汽车零件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以底特律为中心的周围地区。
在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的双重作用下，大城市内企业迅速扩大，大量新建企业也相继集中布局在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致使大城市不断在沿海岸或沿江向两侧迅猛扩展，或者向四周扩大，从而形成了世界著名的产业密集带或产业密集区。例如，美国大西洋沿岸从波士顿经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几个大城市， 连同它们的卫星城镇连绵120余公里，土地面积仅占全国的1%，加工工业却占到全国30%， 被称作美国“经济地理的枢轴”；日本的太平洋产业密集带，长达1000余公里，是日本工业、金融、商业、文教最集中的地区；另外，还有美国和加拿大的五大湖产业密集带、莱茵河下游产业密集带、美国墨西哥湾沿岸产业带，韩国东海沿海重化工业产业带、法国的大巴黎产业密集区等等。这些产业密集带（区）都是各国经济的重心，并左右着世界经济的进程（北京师大等，1980）。
4.人口城市化加速发展，大城市、特大城市优先增长。伴随着产业的集聚， 越来越多的人口告别乡村社会进入现代城市就业和生活， 从1950到1990年，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从28.4%上升到50%左右，其中，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到75%左右（高佩义，1991）。七十年代，在发达国家出现“逆城市化”，使不少人误认为城市人口的集聚规模有一条制约的极限（Wheaton and shisido,1981）。然而，8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再现城市化浪潮（Chanpion,1992），促使城市学家坚信城市化是历史的大趋势，逆城市化只不过是其中短期的波动而已，是人口流动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短暂现象（Cochraneand Vining,1988）。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 到2000年，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将达到60%左右，发达国家达到85%左右，发展中国家要达到55%左右。
在世界城市化趋势过程中，大城市、特大城市呈现优先增长特点。从1900—1980年，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总人口由5200万增加到 77330万，增加了13.9万倍；50—100 万人口的城市总人口由 2500 万增加到17400万人，增加了5.96倍；100万—250万人口的城市总人口由1200 万增加到2400万增加了19倍；250—500万人口的城市总人口由800 万增加到13400万，增加了15.8倍；500—1000万人口的城市总人口由700 万增加到14900万，增加了20.3倍（帕尔·帕洛克，1982）。 另据有关专家预测，1950—2000年，各类规模城市人口在城市总人口中的比重， 100万以上规模的城市人口将由18.8%上升到42.5%；500 万以上规模的城市人口将由4.2%上升到20.5%（联合国，1976）。由此可见， 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增长幅度就越大。
产业和人口的同向集中，一方面提高了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缩小了地区间人均收入的差别。例如，韩国农民家庭的月平均收入与城市家庭相比，在70年代达80%以上，而60年代时只有50%左右（徐相穆， 1987）。
5.在中观布局方面，大城市中的第三产业不断在市中心地区集中，而第二产业和居民区逐渐向城郊地区转移。由于金融，商业、管理、信息等第三产业在市中心至城郊不同地域经营的利润差比工业企业经营的利润差要大的多，并且，工业企业的占地面积和污染比较大，经济效益也低于第三产业，不但新建的工业企业倾向于布局城郊，而且市中心原有的工业企业也存在着外迁的趋势。城市中心地价的提高，也不再适用于“非生产性的”居住用途，随着个人收入的提高、高速交通的兴起和私人小汽车的发展，住宅区也逐渐迁至土地面积宽敞、环境优美的城郊区，甚至迁至城市人口统计区的范围之外。因此，市场经济国家的大城市地区由于土地价值的空间差异，城市中心的工业用地和居民区不断让位于第三产业。例如，据七十年代美国28个大型中心城市的调查，制造业减少的就业人数占到就业人数减少的2/3， 而服务业就业人数却大幅度增加（章嘉琳，1987）。这种现象常被各国学者误解为“产业扩散”或“逆城市化”，其实，在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区的第三产业仍继续在城市地区集中，分布在卫星城镇和城郊的制造业与母城保持着紧密的关联，包括使用母城的基础设施和各种服务设施，产业人口仍居住在大城市及其卫星城市的可能通勤圈内，产业的集中布局趋势仍占据着主导地位。
6.临空（机场）布局初显端倪。七十年代中期，兴起了电子工业、电子装备工业等新兴工业，其产品具有附加价值高、质量轻、小型等特点，利用空运比海运更具优势，且对环境质量要求比较高，因此，这些工业主要布局在距机场10—20公里的区域内。例如，日本在九州的大分县和北海道的千岁、山形、岩手县的尖端工业团地及美国的西雅图郊外的工业团地都是临空布局的（饭岛贞一，1987）。
总之，市场经济国家产业的宏观布局除了第三产业继续向沿海或大江大河下游地区的大城市中心集聚外，工业也日益摆脱资源产地的束缚而趋向沿海或大江大河下游地区集中，从而出现了支撑世界经济发展的产业密集带（区）；在大城市地区中观布局上，工业企业和居民区逐步被第三产业挤占；随着尖端技术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临空型布局。
三、市场经济体制下产业布局过程中的政府作用
二次世界大战前，市场经济国家的政策对于产业布局的干预比较鲜见，企业在宏观和微观上的选址布点主要由企业主自行决定。二次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基于国防上的考虑，直接干预过军工企业的选点布局。战后，不少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都对产业布局采取了直接或间接地干预措施，力图改变加强产业布局的趋势。根据政府作用的目的和产业集中布局趋势的关系，可分为正向作用和逆向作用。
1.正向作用。指政府作用的目的是为了集中布局产业，这在日本六十年代实行的产业布局政策中表现的非常充分，196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旨在以重、化工业的发展带动国民经济全面起飞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了建设太平洋工业地带的设想，并在1982年制定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中明确提出：“面对工业分散的局面必须从长远的观点观察国民经济的整体，必须考虑开发效果的最优化……，由于有限的资本投入，工业的正确配置必须逐步向投资效果高的地区集中”。为了吸引重、化工企业在太平洋沿海工业地带内投资设厂，采取了对这些地区公共设施优先投资的政策，政府出资填海造地，开发港口、建设公路、铁路、水、电，为企业提供宽敞、廉价的厂域，并采取一系列减免税政策。从1960年到1969年的十年间， 日本政府用于生产性公共投资约18 兆4676亿日元，其中约60%集中投资在京滨、阪神、中京三大沿海经济区（赫一生，1986）。
政府的鼓励政策和太平洋沿海地区产业布局的有利性，日本的重、化工业及其相关联产业的企业蜂拥至太平洋沿海地区投资设厂，在原有的工业地带，工业地带之间的临海区域及工业地带的延伸地区掀起了大规模投资设厂浪潮，日本战后至1978年新建的18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和15个大型石化工业联合企业，全部集中布局在太平洋沿岸地区，再加上新建的大型火电站、机械制造和纺织工业，将原有的工业区连接起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太平洋带状产业密集带，这一地带的土地面积只占到全国总面积的23%，但工业产值要占到全国75%，重、化工业产值占全国的80%，零售商店占52.5%，大学占61.7%，医院占57%（金明善和刘敬文著，1988）。日本太平洋沿海产业密集带不仅左右着日本经济的起飞，而且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集中型产业布局，使日本的财力和物力有限的条件下，能够充分利用原有临海经济较好的经济基础、优秀的技术力量和较先进的海运条件，大大提高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效益，促进了经济的起飞。
产业的高度集中，还促进了区域的共同富裕。由于集中布局时，企业的经济效益大大提高，产业滚动效应明显，企业可不断增加设备投资，扩大再生产，劳动力需求也随之上升，低收入地区的劳动力和人口将可以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例如， 太平洋带状地区容纳了全国总人口的60%，而日本全国1051个“过疏”市、镇、 村的土地面积占到全国总面积的45.8%，人口却只占到7%（尹豪，1986）。 人口区域间的流动和重新布局减少了各地区人均收入的差距，大量人口流向发达地区阻止了这些地区工资的过快增长，大量人口流出低收入地区，使这些地区人均资源量大大增加，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在山区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旅游事业的发展。70年代中期，日本太平洋沿海工业地带人均收入为160万日元，只是全国平均的1.5倍，冲绳县的2倍， 大大低于我国人均收入的地区差别。
2.逆向作用。是指政府作用的目的与产业集中布局的趋势相反，这是战后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干预产业布局的主要形式。为了改变产业和人口不断集聚的趋势，缩小地区间产业发展和人口规模的差别，不少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都对产业布局采取了干预措施，这些干预措施又可分为直接措施和间接措施。
直接措施包括立法和政府直接投资等，如英国政府在大城市周围建立绿带以直接控制大城市的发展，韩在七十年代制订了“工业发展法”，主张将汉城的工业扩散到遍及全国的指定地区（朴杉沃，1988），美国联邦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直接投资到太平洋沿岸和墨西哥沿岸地区，建立了大量的军事基地、军事工业和为军事工业配套的其它工业（章嘉琳，1987）。
间接措施包括建设基础设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税收地域差别等方面。例如，美国联邦政府一直通过对州和地方政府的拨款等其它渠道，从经济较发达的东北部和中北部征收大量税收，并投向西部和南部地区，仅1975年一年，通过联邦政府财政支出的各条渠道，有308.49亿美元从东北部、中北部流向南部和西部（章嘉琳，1987）；英国政府拨出巨款在伦敦和省会城市30—40公里以外的地区新建了32个新城，并拨款修建和改造了这些新城和大城市之间联系的交通干线，为产业和人口的扩散创造条件。此外，英国还实行了鼓励私人小汽车的发展和在郊区购买私人住宅等一系列优惠政策（B·罗柏森，1987）。 法国（A·弗雷蒙，1983）、原西德（华缇健，1984）、中欧的奥地利、 瑞士等国（W·H·贝伦森，1987）也都采取了诸如改善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鼓励企业迁出大城市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战后，除了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外，在不少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也或多或少地对产业和人口布局采取了逆向干预措施。通过国家投资建设增长中心、次中心城市和小城镇，力图阻止产业和人口向“首位城市”集聚，防止出现发达国家大城市中出现的高失业率、犯罪率上升、住房拥挤、贫民窟等现象，并且使产业和人口相对均衡地布局于各区域（Evans，1989）。
采取逆向措施，阻止产业和人口的集中，尚没有成功的先例。美国政府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虽然初步地改变了产业和人口偏集东北部的状况，但产业和人口重新在西部和南部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地区集中，广大中部地区仍地广人稀、经济落后，并且联邦财政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和国债，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另外，美国东北部的大城市大多出现衰退现象，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失业率和犯罪率上升，迫使美国政府于七十年代末期重新制订城市政策，总的目标是阻止东北部老城市的衰退（罗宁等，1986）。英国在政府的强烈干预下，产业不再向城市集中，而且向外迁出，大城市人口普遍衰减，如伦敦在1954—1965年间，百人以上的大工厂减少了28%，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整个大伦敦减少了50万就业人口。产业和就业人口的迁出，引起了大城市的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环境质量和生活条件恶化等问题，新城虽容纳了大城市迁出的产业和人口，并堵截和吸引了一批迁向大城市的产业和人口，但人口规模很少达成预定目标，许多新城的基础设施难以配套和充分发挥作用，投资效益差。因此，在七十年代末期，英国政府通过了“内城法”，核心是复兴大城市经济，从热衷于建新城转向老城区的改造，通过在大城市设立“企业特区”给予新建企业以各种优惠政策，来发展大城市，重振英国经济（张秉枕，1986）。
除美、英两国外，其它国家政府的逆向作用效果不明显。例如，法国虽然有一部分工厂从巴黎、里昂、马赛等大城市区迁出，但一般只迁到靠近大城市的铁路干线附近，在巴黎200公里范围内和里昂， 马赛的郊区，又重新集聚起大量的产业和人口，其中，有不少是从边远的山区和农村迁入的；从宏观上来看，法国的产业和人口布局更加集中了（刘再兴，1981）。原西德经过二十多年的区域规划整治，并没有明显缩小集聚区与落后地区，边缘地区的经济差别，也未能改变远离大城市农业区的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迁移的趋势（华缇健，1984）。韩国的产业和人口持续不断地向汉城和釜山两地集中（Lee chan atal，1988）。
另外，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逆向干预产业布局的政策也是失败的，不但产业与人口加快向大城市地区集聚（Vining ，1986），而且干预政策都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Ricbardson，1987）。
综上所述，二资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不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都对产业及相应的人口布局，进行了干预，但干预的效果都大相径庭；如果顺应了产业和人口集聚发展的趋势，则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减少区域间生活水平的差异；反之，则将延缓经济的发展，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或者干预的效果不明显，抑或兼而有之。
四、我国产业布局跨世纪展望与政策选择
本世纪末，我国将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二十一世纪初不断加以完善。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产业布局将呈现下列两大趋势。
1.产业和人口向沿海地区集聚，区域经济差异进一步扩大。根据前面对市场经济国家产业布局的分析，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我国的工业、商业、金融、科技等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倾向于在沿海地区或大江大河的下游地区集中投资和扩大再生产，从内地流向沿海的投资将大大高于由沿海向内地的流动，表现在经济发展上就是沿海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随着市场经济比重的不断增加，沿海省区和内地省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反差将会继续扩大。产业在沿海地区的集聚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和人口由内地向沿海地区流动，“孔雀东南飞”的规模将越来越大。我国的内地与美国的东部、南部不同，没有临海的地理位置，无法通过中央政府的投资和财政补贴来达到区域经济相对均衡地发展。
2.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大城市、特大城市率先增长。199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市区人口与总人口之比）只有36%左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在我国城市人口中，200 万以上城市人口只占10 %， 100万以上城市人口只占到22.09%，而占城市人口62.05%的为50 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从经济效益来看，市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为16.9%，比全国平均10.3%高出6.6个百分点，其中，200万人口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的资金利税率达36.7%，为200 万人口以下城市的2—3倍。城市（指市区）以全国土地面积的15.07%，容纳了36.22%全国人口和39.05%的劳动者。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大城市或有潜力成为特大城市、大城市的中小城市，将以高产出吸引来自国内外的投资和产业，以及劳动力和人口，这些特大城市、大城市将在某些地域进一步扩展联结成带或聚集在一起，形成左右我国经济发展的产业密集带或产业密集区，首先形成产业密集带的将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
此外，在中观布局上，大城市、特大城市的第二产业和居民区将不断让位于管理、金融、商业等第三产业。
针对上述产业和人口布局的大趋势，结合其它市场国家政府作用的经验教训，我国政府拟采用适当的政策来促进产业和人口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布局。
1.变产业布局的直接调控为间接调控。政府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顺应产业布局的趋势，不断改善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重点放在特大城市、大城市或有潜力的中小城市，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来间接地调控产业的空间布局。
2.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力、人口在区域间可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条件之一。要结合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逐步放松对人口、劳动力在区域间流动的直接控制，使人口、劳动力与投资、产业能同向流动，从根本上逐渐减少区域间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
3.调整城市化方向。把特大城市、大城市作为城市化的主导方向，重点支持有潜力成为特大城市的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逐步取消产业、人口进入大中城市的限制，适当控制浪费土地资源和投资效益低下镇的数量。
4.拓宽扶贫的思路。对于广大的山区和僻远地区来说，单纯地“输血”、“造血”，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和小康生活水平，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把劳动力、人口的输出作为扶贫的主要途径，不但迁出的人口因环境改善而从根本上摆脱了贫困，而留下的人口也因人均资源量的增加将会逐步改善生活条件，从而达到区域间的共同富裕。
5.改变衡量产业合理布局的准则。产业的区域布局、直接关系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快慢，在人口区域间流动停滞的情况下，又直接影响到区域间人均收入的差异，进而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人口、劳动力可自由流动，政府不应再把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或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作为调控宏观产业布局的目标模式，而要把经济效益作为衡量产业布局合理与否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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