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新20年开元 变革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元论文,之路论文,中国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第一次总体布局
2003年岁末，随着第一批100个总值600余亿元人民币的国家级项目被摆放于中国东北的版图，一个声势浩大的振兴老工业区的计划，被实实在在纳入中国经济总体战略布局中。
自此，从区域上看，中国经济再没有了沉静的角落。
此前一个多月，10月14日，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公众揣度已久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盘托出。这份11700多字的文件在谈到“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时有这样一段文字：中央将“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纵观全局，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带”，作为被鼓励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大城市群落，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梯队；以辽宁、吉林、黑龙江东三省为龙头，作为被重新振兴的中国老工业基地，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梯队：近年来被积极推进的中西部大开发，则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梯队。
中国经济增长三个梯队
不仅是国内经济。伴随着中国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逐渐显形，以及中国能源战略向海外延伸，中国的海内外经济正在融为一个整体，其中每一个点都将成为一张大棋盘上的一颗子粒，而每颗棋子的每一次进退腾挪，都将是整体战局综合权衡的结果，其背后有着远比以往更加深刻的内涵。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第一次，也是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时的重要特征；更是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简称‘五个统筹’）”的具体体现。
2003年，中国经济社会在新的目标、新的任务、新的思路和新的战略布局已经基本明确的前提下，新一轮更为深刻的变革已经拉开了序幕，这一变革的步伐，必将在2004年显露出更加清晰的节奏。
税制改革指向经济结构调整
作为财政改革的另一个方面，中国的财政政策已经开始从总量政策转向结构政策。人们看到，自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后，中央财政每年将数千亿元人民币的国债发行收入直接用于投资，借以拉动疲弱的内需，维系国内生产总值于7％左右的增速前行。
这些财政投资项目的选择性自然很强，比如支持交通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以及退耕还林、西部大开发等，应当说带有明显的优化经济结构的特点。
但是，由于国有经济已经明确“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调整思路，能够允许政府投资的领域势必过于狭窄，使得政府投资对中国急需的产业结构调整几乎无法产生影响。因此，经济学界通常认为，以“国债收入直接投资”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基本还是一个总量政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十分有限。
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按照中央《决定》的要求，财政政策的目标被锁定于“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和调节收入，完善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方式”。
这短短一行字中孕育着一场变革，即“税制改革”。因为只有对不同的行业课以不同的税率，才是优化国家经济结构的最有效的方式。《决定》同时也告诉世人：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制订的前提都是“国家计划明确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总体要求”。
《决定》已经明确提出中国将推进“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步推进税收改革”。2003年12月，《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3、2004》一书正式出版，表明中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已经敲定。
从现实看，农业税改在全国推广实施、出口退税率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企业所得税率调整方案大体成型、增值税转型（从流转税变为消费税）即将在东北试点，等等，就《财经时报》目前掌握的信息，一系列重大的税制改革已经上路，并在2004年必将形成重要突破。
基于新的理念，去年以来经济学界有关“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应淡出”的讨论似乎也逐渐“淡出”了，尤其是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2004年“要继续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之后，积极财政政策开始了它的第6个年头。
积极财政政策虽未“淡出”却已发生了“转型”。据财政部官员解释，所谓“转型”，就是要“适时适度调整和优化政府投资的方向、结构和力度，丰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和手段”。财政政策开始倾向于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来自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税总局的信息表明，伴随着2004年的税制改革，中国将全方位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而国债发行收入必然将辅助这一改革的实现。
财政部与央行联手控盘
面对央行的积极姿态，时至2003年年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终于公开表示：要努力促成实行新的国库现金管理方式。
据《财经时报》了解，现在国库现金一般都以存款的方式交由中央银行代管，不能进行投资。但按楼继伟的说法，财政部正在努力促成的、新的国库现金管理方式，将在账户中保留一个比较小的余额，其他资金则用于购买国债。“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国库资金的收益，又有助于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形成，并提高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不过，楼继伟没有透露国库账户中国债和现金的比例，而这个数字未来可能也是保密的。
楼继伟的上述谈话恰恰体现了财政部与中央银行之间在“双赢”前提下的合作意愿。过去，市场专家之所以认为中国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不够成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银行为主组成的这个市场投资者类型过于单一，投资行为趋同。也就是说，资金紧张大家都需要卖出债券，资金宽裕时大家又都需要购买债券。
为改变这一现实，引入银行以外的投资者势在必行。或许正因如此，2003年年底，一些“准货币市场基金”在中国出现了。但是，货币市场基金现今能提供的资金量与银行相比，实在是沧海一粟，而国库资金假如能够进入，那分量就不一样了。
它至少是目前市场中各大商业银行最具实力的交易对手。
当然，财政部将不会直接介入市场操作，而势必通过与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签订代理合同的办法，由他们代为操作。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楼继伟在力推国库管理新方案的同时还表示，财政部将力促尽快实行国债余额管理。这无疑是在为短期国债的发行创造制度条件。
来自央行的数据表明，从2003年2月10日到12月中旬，央行进行了53次以回笼资金为主要目的的公开市场操作，累计回笼了超过1万亿元资金，累计净回笼资金为3000多亿元。
但是，央行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4月22日起央行采用发行票据的方式收回市场多余的流动性，到12月16日，央行票据的发行总量约为6800亿元，目前的市场余额约4000亿元人民币。必须指出，这6800亿元的央行票据完全是一种调控货币工具，远不及国债发行收入所能发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政府却不得不为之支付与国债同样的成本。
这显然是一笔巨大的资源浪费，如果财政部可以灵活，滚动、不间断地发行短期债券，那么沉淀于市场中短期债券余额，实际上将变成财政手中只需付息而永远不必还本的财富。由此可见，国债余额管理势在必行。
2003年圣诞平安夜降临之前的几个小时，中国债券市场传出消息占用当年额度的100亿元三个月期的一笔国债，即将于银行间债券市场招标发行。此举反映了财政观念的变化已经被付诸行动——为完善货币市场体制、建立更有效的市场基准利率体系、相对低成本地推动利率市场进程而接受一定的代价。
同时，联想到此前央行为控制货币市场利率回到理性水平做出的种种努力，人们有理由认为：2004年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或许会发生一次质的变化。据《财经时报》了解，即便国债管理体制改革（从赤字规模管理改为余额管理）2004年还是不能到位，财政部依然会从当年的额度中划出一定规模，作为滚动发行短期国债的筹码。
货币政策专注经济总量控制
在明确阐述了财政政策目标和今后改革方向的同时，中央的《决定》同样对货币政策的职能做出明确限定，正所谓“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改革的方向则是“健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对比而言，中国政府对货币、财政两大政策目标进行简练清晰、分工明确、单纯规范的表述，在改革开放过去25年的历史上还是首次。
不仅仅是表述的问题，新型中央银行一年来的行为不断向市场传达着它的信息；无论是对货币供应量与贷款增速的认识，还是汇率与利率的走势、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等问题，央行嗅觉敏锐，态度明朗、应对迅速都是过去无法想象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汇率管制暂时无法松动、利率又没有充分市场化的前提下，央行货币政策可以腾挪的空间以及货币工具效率其实十分有限，而效果十分明显。
另外，作为对“健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的回应，中国利率市场的进程明显加快。2003年最后的一个月间，外币存款和人民币大额存款的利率均被彻底放开，利率水平的高低由过去央行规定转为商业银行自行制订；人民币贷款利率的浮动上限提高，使得贷款市场的利率浮动空间从4.78％到9.03％，高达4.25个百分点，涵盖全部贷款的80％。
贷款利率上浮空间加大的同时，银行超额准备金利率从1.89％下调至1.62％。此举当然有缓解中小金融机构头寸吃紧的现实意图，但也有专家试图做出更远一点的判断：降低超额准备金利率，是不是在为人民币小额存款利率加大下浮空间做准备？这个问题或许应当引起市场的关注。毕竟，中国投融资体制的变革尤其是债券市场的发展，需要货币政策的紧密配合。
至于2003年备受世人瞩目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央行政策实际已经发生重大松动。从第三季度开始，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若干次报告已经把过去“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的简单描述，拓展为“在深化金融改革中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这种提法的转变至少预示两层内涵：其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将发生转变；其二，人民币汇率的浮动空间将被逐步放大。而当下的信息表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可能率先发生的变化是：改盯住“单一货币”为“一揽子货币”。
上述改革是否可以全部在2004年完成，目前还无从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有一点似可断定：随着金融改革逐步到位，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必将得以强化，传导途径的通畅也将使金融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大大增加。
“民本位”取代“官本位”
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已经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1978年岁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当这一转变在中国历经了25个春秋、市场化程度已高达80％以上时，政治体制在必须满足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前提下发生转变，已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新一届中央政府即将经过一年的历练，作为贯彻“三个代表”思想的实践，也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在中国得以确立，这同时意味着，政府摆脱“官本位”的改革2004年将有更多的作为。
一直坚持倡导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认为，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可问责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应该是此次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对这一问题，新总理温家宝的看法是：推进政府管理创新，关键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他指出，各级政府要坚决实行政企分开；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更加重视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按照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参与者、行政法专家杜钢建教授的解释，所谓“服务型政府”，本质上是社会本位、民本位的；政府管什么、不管什么，只取决于社会和公民的需要，并以此作为政府职能定位的依据，它与传统的以官本位、权力本位为特征的“管制型政府”，有截然不同的管理理念和方式。
杜钢建元旦前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认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终极目的，就是真正建立起一个回应性、可问责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简单地说，一个好的政府，至少对公民经济、文化，社会保障等迫切要求都能够做出明确回应，同时还有责任感。吴敬琏也坦诚指出，要完成十六大提出的推进政治改革的任务——提升政治文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法治社会，要求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官员必须是可问责的。人民群众对公务人员监督权和罢免权的行使，必须通过法定程序切实得到保证。
预算改革：迫使政府职能转变
这一年，财政部的一些官员经常听到新任财长金人庆的多次告诫财政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政部，不是财政部自己的财政部，所以，要做好财政工作不能就财政论财政。
此言从表面看，与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体系自是并无二致，但细细品味，金人庆言语间更明显地流露出“摒弃部门利益之争，强化公共服务职能”的内涵。财政界人士向记者谈及，他们对此言看得很重——这实际上预示着一次财政理念和行为的重大转变。
困扰中国大半年的SARS疫情，以及仅从新闻媒体报道便可明显感到高于往年的各种自然灾害，“危机救助”曾使2003年中央和很多省市地方财政疲于应对。也正在这样的考验中，中央财政发挥保障和调控功能，相继采用财政投入、税收减免、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调整中央部门预算支出等一系列财政政策组合效果得到实战检验，改革也与之并行。
中国当前的财政改革无外乎两条线——财政支出体制和财政收入体制。其中，财政支出体制改革的核心正是所谓“预算制度”变革，同时附之以“政府采购招标”等方式的转变；而财政收入方面变革，其核心体现为税收制度的改革。
时至2004年年初，部门预算制已在所有中央单位实行。所谓“部门预算”，即中央财政根据中央政府对各职能部门的要求，对他们完成职能给予一种财力确认和支出。因此，部门预算所体现的，正是对各政府部门职能和行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约束，是迫使政府职能转变的物质手段。
“有了预算更要细化预算。”中国社科院一位财政问题专家指出，目前中国的部门预算还没有细化，还不是真正意义的部门预算；也就是说，目前的部门预算改革与国库单一账户改革进展还不协调，“主要原因就是预算没有细化”。国家审计署官员也同时指出，没有细化的部门预算，同样给“审计监督预算”带来困难。
一位财政官员用市民百姓语言对“细化预算”做出解释，就是使用财政资金时，做到“买醋的钱就不能打酱油”，国库可进行实时监控。他透露，细化预算的工作在逐步推进，财政部对预算科目体系进行改革的方案已基本成型，最迟将在2004年6月前完成。按这一计划，新的预算科目体系将被用于2004年下半年着手起草的“2005年部门预算方案”之中。新预算科目体系基本上可以明确反映政府的活动，而目前的科目体系职能还交叉于各个部门、各种经济成分之间，既看不出完整的概念，也梳理不清政府究竟做了哪些事情。
中央银行覆盖金融市场
货币政策不仅是对于商业银行的政策，也是作用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等的政策。或许正是出于这一观念的重大转变，商业银行的监管职能在2003年撤离了中央银行。随之，一个专注于制订与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在中国问世了。
金融管理体制发生上述重大变革8个月后，2003年12月中，一份出自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的报告开始向全社会征求意见。这份关于《修订中国货币供应量统计方案》的报告透出一个重要信息：继2001年6月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被计入货币供应量后，中央银行正在考虑将更加丰富的数据纳入货币供应量的统计范围，包括银行卡项下的存款、商业承兑汇票、保险公司存款、住房公积金存款、投资基金存款、信托存款等。
业内人士对此评论指出，作为制订货币政策的重要参数，货币供应量统计发生如此重大变化，说明中央银行今后制订货币政策将更有效地作用于整个金融市场。
实际上，通过公开发表研究报告，向市场暗示或明示未来将要发生的变化，已经表明央行的决策透明度正在增加。也许不是什么巧合，2003年12月22日举行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四季度例会上，在研究下一步货币政策取向和措施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积极推进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协调发展”的说法。这或许恰恰证实了金融业内人士的上述判断。
国有银行改革倒计时
今天看来，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分离这一金融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实际上为进一步触及中国金融最致命、最敏感区域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进行了重要铺垫。或许正因这样的铺垫，温家宝总理才有了去年12月访问华盛顿时向世界宣布“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目标已经确立，半年内就会开始进行大力度的改革”的底气。
迄今，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全都上报了自己的综合改革方案，而被国务院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领导小组正式纳入重点研究之列的，是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改革。也就是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将从这两家银行开始；而实施步骤和具体启动时间能否在未来几个月明朗，将是2004年上半年最大的新闻悬念。不过有一点似可肯定：预计近期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会对“改革方案”有个明确的说法。随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会按“方案”要求有次序地展开。
除了管理制度保障，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技术铺垫，在2003年已是动作频频。比如，无论民间还是官方、境内还是境外，几乎所有著名的金融研究机构都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尽管目前无法证实这些方案中送达高层的有多少种，每种方案具有哪些特点，高层最终倾向于哪个，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绝不止一种，而且高层也在权衡各方利弊。
同时，无论哪套方案，所要解决的问题都集中于最紧迫的三个方面其一是注入资本金，解决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问题；其二是政企分开，在银行形成符合国际公认规范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其三是强化内部风险管理机制。
从时间进程看，世人最为关心的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问题，恐怕并非近期的看点，而大规模地注入资本金和处置不良资产，则可能是国有商业银行2004年最耀眼的光线。正如2003年10月28日人民银行副行长李若谷在北京的一次国际金融研讨会上表达的官方思路，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将分为三个步骤：第一，解决不良贷款和内部经营机制问题；第二，希望把它们变成股份制公司，按照公司治理的原则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第三，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允许它们上市。
与“解决不良贷款和内部经营机制”的第一步目标相对应，随着中央财政注资、引入民间，包括外国资本、银行利用自身的盈利和发行次级金融债券——甚至可能包括存转债、存转股等更加新颖的筹资方式被施于银行注资方面；打包拍卖、中外金融机构合作处置、资产证券化等诸多方式被施于处置不良资产方面——可以预期，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必将为中国的金融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带来巨大变化。
为实现第一步目标的铺垫，同样可以体现于银监会2003年12月颁布的两项重要政策，即《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关于将次级定期债务计入附属资本的通知》。前一份文件中，将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的上限从15％提高到20％；在后一个通知中，增补了商业银行的资本构成，将符合规定条件的次级定期债务计入银行附属资本。两项政策不仅拓宽了商业银行的资本筹措渠道，也为形成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避免股权过于集中作出了制度准备。
资本市场启动结构变局
关于公司债、金融债为核心债券市场——将中国资本市场的一条“短腿”补全的问题，自从周小川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之职那一天起，至今仍在酝酿之中。但是，受困于中国信用体系建设的严重滞后，债券市场的发展几乎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不过今天看来，使得中国债券市场发展峰回路转的直接动因，则源自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迫切需求。
2003年12月底，随着中国银监会颁布《关于将次级定期债务计入附属资本的通知》，率先闯入改革进程的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通过发债充实银行附属资本金的命题，已经为债券市场的发展打开了更为切实的想象空间。据《财经》杂志“建行、中行上市方案大定”一文分析，两家银行需要通过发行次级金融债券筹集的资本总额，大体应该在1100亿～1400亿元之间，其中建设银行为500亿元上下，中国银行为600亿～900亿元。
其实，即便1400亿元的金融债，其规模对于中国业已逼近11万亿元的储蓄存款而言，也几乎是沧海一粟。加之中国的市民百姓对稳定利息收益的投资偏好，再配以“扩大存款利率下浮空间”的政策和坚实的担保措施，可以说，发行如此规模的金融债券应当不成问题。
但是，问题似乎并没那么简单。从眼下的各种讨论看，银行次级金融债的发行同样遇到了信用的障碍。据了解，目前包括发债主体——国有商业银行及其主管机构在内的有关各方，正在为选择资信评级机构而左右犯难。一方面，如果选择国内的资信评级机构对银行的债券信用进行评估，那么银行可能会获得较高的债信等级，从而可以使发债成本控制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但是，这样做势必使境外投资者感到不满，进而影响未来的股权融资。
为了避免境外投资者可能的反感，发债主体势必需要选择国际著名的评级机构评估为银行发债评级。但是，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发债主体的债信评级结果很可能会落入“垃圾级别”，从而使发债成本数倍上升。
这是一个亟待突破的问题。如何闯过这道关隘？在前不久由中国社科院举办的一次有关债券市场的研讨会上，周小川提出，可以通过发展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债券市场，相对弱化企业债发行对信用等级高度的诉求。也许正是央行行长这一看法，目前市场人士有猜测认为，中国商业银行次级金融债的发行，可能会采用私募方式进行。其实，联系到保险资金和社保基金的投资领域被扩大到一定级别的金融债和公司债，通过私募方式发行金融债，或许不是没有可能。
债券市场将于2004年发生重大转折的另一个佐证，是对《企业债发行管理条例》的修改，目前已经基本告毕，并将与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解决方案一起登台亮相。这是2003年年底伴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透出的又一个重要信息。
据《财经时报》初步获知，《企业债发行管理条例》已经确定了企业债发行从审批制改为核准制，同时为地方政府、重点建设和奥运等所预留的发债空间。由此可见，中国债券市场的蓬勃发展已在情理之中，向上突破的拐点应为期不远了。
中央直属企业189家变100家
资料显示，2003年1～11月，中央企业实现利润2858.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9％；预计全年中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可突破4万亿元，实现利润将突破3000亿元。其中，通过三项制度改革以及有加强管理取得的利润，将占利润总额的40％。
改革的核心是产权制度、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当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在认识上完成了上述三项突破之后，一个代表经营性国有资产出资人的新角色——国资委便成了2003年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大亮点。随即，一系列关乎7.13万亿元国资规范运营的新体制开始上路。
国务院体改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李保民博士这样概括：“过去的一年，人们对国有资产的认识不断加深，改革不是一家一家地搞活国企，而是搞活国有资产，这一点不可忽视。”
他认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至少体现了五个鲜明变化，即不仅在内设机构、运行规则、管理制度和高管人员的选聘等方面进行了探索，而且对地方国资体制的建立，积极给予了指导推动。”
不过，这还仅是些初步的变化。从目前国资委直接监管的189家中央企业，只有9家完成公司制改造的现实情况看，建立国有资产规范运行体制的路其实还很长。按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周放生的说法：“2004年中央企业公司化改制的任务其实非常繁重。如果这项改革不能尽快到位，那么国有资产的经营运作、出资人制度的建立就会出现断裂。”
事出有因，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前不久召开的国资委中央企业工作会议上强调，将在中央企业逐步实行负责人年薪制；初步确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扩大市场招聘中央企业高管范围，同时开展招聘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的试点工作；建立监事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授权制度等作为2004年国资委的工作重点。
如果说对中央企业尽快实施公司化改革是建立有效的国资管理体制的核心，那么，一级法人数量的大幅缩减，将是中央企业公司化进程中的鲜明特征。
“我预计，2004年中央企业数量将会从现在的189家变为100家左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专家白津夫近日接受《财经时报》专访时指出：中央企业改制不仅是按《公司法》的要求建立董事会、聘任总经理，更重要的是通过推进中央企业的重组并购，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通过3至5年的努力，最终使189家中央企业形成30～50家跨国集团。
据了解，现在已有20家左右的中央企业正在进行并购重组。
白津夫指出：“最重要的是建立国资管理的三层架构”，即中央国资委、地方国资委和企业集团。“集团公司是国有资产的运作主体还是控股者，这里的矛盾比较尖锐，也不容回避。我认为，这是2004年国资改革的重中之重。”据了解，目前全国省一级国资委已经有10个，按中央国资委给出的时间表，需要组建的市、区级的国资委将于2004年9月设立完毕。
另据李保民介绍：“国资委目前已经基本确定了天津、上海、深圳等几个大的产权交易机构，今后作为国有资产的进入和退出的通道。最近公布了《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进一步确定了在国有经济进行战略调整过程中产权交易所将扮演的角色。估计这项工作在2004年也会有所突破。”
资料显示，2003年1～11月，中央企业实现利润2858.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9％；预计全年中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可突破4万亿元，实现利润将突破3000亿元。其中，通过三项制度改革以及加强管理取得的利润，将占利润总额的40％。
标签：银行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经济论文; 预算执行论文; 国有商业银行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预算调整论文; 预算控制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中央财政论文; 金融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债券市场论文; 央行论文; 央企论文; 财政学论文; 中国人民银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