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社会学研究专题：胶东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启示(学术主持人：景天魁)·
主持人语： 支撑和促进一个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因素，可以区分为基础性因素和非基础性因素。后者是指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才存在并起作用的因素，例如，农民工流动就业，必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地区差别的缩小而走进历史；廉价劳动力即使近乎无限供给也难免逐渐减少乃至消失；只在一定时期发挥作用的特殊政策也会在改变了的时空条件下失去作用。也就是说，在以往40年支持中国创造经济奇迹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许多非基础性因素，在未来实现到2035年和2050年的长远目标时可能消失或者失去作用，而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的非基础性因素我们又难以预料，因此，我们必须探寻那些在过去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将来也将继续存在的基础性因素，发现它们，并自觉地维护好、巩固好、发扬好，这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目标，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怎样探寻这样的基础性因素呢？区域研究是一个可以具体实施的路径。胶东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长期保持了健康而可持续的发展。与全国的其他一些区域相比，胶东享受的特殊政策不算多，外来务工人员的规模也不算大，外资与内资的比例不算悬殊，而经济却长期平稳较快增长，社会比较安定，一二三产业、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生产与消费、经济与生态等基本关系相对较为均衡。这表明胶东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内生性因素，其背后有一些长期起作用的基础性因素在发挥作用。
为了探寻这些基础性因素，我们课题组在问卷调查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从各种关系角度提出了若干基本假设。在本专题的三篇论文中，林聚任等从人与政治的关系角度阐释了“公共性假设”，认为良好的公共性与社会治理密切相关，可有助于区域的发展。该文从公共精神、公共参与、公共服务、公共交往或社会资本等几个维度，系统分析了当前社会发展中公共性建设问题，总结提出未来公共性重建的思路和建议。崔凤、赵缇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阐释了“诚信性假设”，调查发现，胶东人对于诚信的理解比较准确，对诚信品质也十分珍视。胶东区域社会的整体诚信水平基本处于良好状态，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密、信任程度高。该文认为胶东社会是一个“诚信至上”的社会。陈为雷、王文静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阐释了“合作性假设”，认为合作是人类的天性和本能，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保证，合作也是社会发展的条件和动力。该文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胶东地区人们的合作意愿较高，居民积极参与公共建设，社会较为和谐稳定。同时，当代合作性也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该文提出了进一步增强合作性的建议。
支撑和促进一个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当然不止以上几个，而且在胶东地区可以得到证实的假设，不一定适合其他地区的情况。但是，基础性因素具有较大的普遍性，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政治的关系具有相对稳定性，如能对一个区域做长时程的纵向比较或不同区域做横向比较研究，相信这些“假设”的启发意义应该是可期的。
当今共享发展背景下社会公共性建设研究
——以胶东地区为例
林聚任 张欣欣 赵海红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摘要] 随着社会发展与分化以及个体化社会趋势的加剧，公共性已成为新的时代主题，特别是随着共享经济和共享社会的到来，公共性建设问题日益彰显。本文基于对胶东地区的实证研究得出：公共精神较为发达，人们对公共性事务高度关注；公共参与度较高，居民政治意识比较强；公共服务参与度一般，公共组织数量不足；公共交往比较密切，有良好的社会资本积累。针对当前社会发展中公共性建设遇到的突出问题，提出应注重现代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培育，营造新的社会共同体，加强公共组织建设，重视公共治理创新。
[关键词] 共享发展；公共性建设；胶东地区
近年来，公共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公共性也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状况的重要标志。从诸多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经验看，良好的公共性与社会治理密切相关，可有助于区域的良性发展。其中，公共精神、公共参与、公共服务、公共交往或社会资本等都是公共性状况的重要体现，这些方面都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特别是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我国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提出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十九大报告又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新要求，这为新时期我国的公共性建设确立了明确目标和方向。因此，本文从公共性问题入手，以胶东地区发展为例分析当前居民的公共精神、公共参与、公共服务和公共交往(社会资本)四个方面的状况，研究公共性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公共性的建设提供对策。
一、公共性问题的时代意义
但我们认为，关于公共性的界定，应从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加以综合考察，关注公共性的基本社会性意涵。正如郭湛所言：“就社会整体而言，众多个人的主体间性及其公共环境、公共需要、公共活动、公共规则、公共精神等汇成一种公共性，弥漫于社会生活之中，对于人来说如水之于鱼不可或缺。这种公共性是社会最重要的属性，是通常所说的社会性的基本含义。”(16) 郭湛主编:《社会公共性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4页。 因此，我们这里把公共性看作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与人们的公共生活和公共需要密切相关的一种共同活动和精神特质；它发生在一定的公共领域之中，可为共同体成员提供公共物品，满足成员的共同需要，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共同目标。
事实上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西方学者就对公共性问题持续开展了深入讨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他们对公共性的研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汉娜·阿伦特基于公私领域之分对公共性做了系统阐述。她将人类活动场域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提出出现在公共领域内的事物可以被众人看到、听到，因而它们具有公开性、公共性。阿伦特所说的公共性主要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意味着任何在公共场合出现的东西能被所有人看到和听到，有最大程度的公开性”(2)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页。 ，二是“‘公共’一词表示世界本身，就世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共同的，并且有别于我们在它里面拥有的一个私人处所而言”(3)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她也注意到了现代社会中的公共领域的失落或公共性危机，因此，阿伦特呼吁人们应采取行动，提出人们要从生产、消费以及共识的精神中脱离出来，认为这是“核心的政治活动”。阿伦特的观点关注自觉的公共领域和公众行动，但同时也将公共领域过度政治化，使得公共领域与社会领域形成了对立。
哈贝马斯则通过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专门研究阐述了公共性问题。他指出，公共性概念首先是建立在公与私之分的基础上，而且与国家机关之公也不同。“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4)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哈贝马斯通过对西方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比较，解释了现代意义的公共领域的出现及其政治功能的变化，说明了不同时期“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关系及结构转变，特别是结合公共舆论说明了“公共性原则”的功能变化。“公共性原则的功能转变立足于公共领域作为一个特殊领域的功能转变。这种转变可以从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报刊——的转型文献中看得清清楚楚。”(5)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因为当个体在公共领域内对公共权力和公共事务进行批判并形成公众舆论时，便呈现出了“公共性”。“只有当这些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众舆论时，公共性才能实现。”(6)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公共性所体现出的是共同愿望和公共利益。哈贝马斯于是从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方面阐述了公共性的本质意义，说明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辩证法。
不同2型糖尿病的病程、大血管以及小血管病变、并发症发生情况存在较大等差异，部分患者病程短、病情较轻，生理状态接近健康人，部分患者甚至临近尿毒症时期，水肿比较严重，即使择期手术、有充分的术前管理，手术风险仍然较高。在具体护理过程中，需要充分的了解手术的风险，加强人力资源管理，高风险对象安排经验更丰富、抗压能力较强的护士负责护理。
但新中国成立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逐步消除了私有制，强调国家和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突出集体主义和公有性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特征，而私利性和个人主义取向被降低到了极低程度。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社会主义的公共性特征具有突出的政治色彩，生产和生活各领域具有高度的集体性和统一性。国家和政府作为政治主体，是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也是公共性的保障者。但在极左的共产主义之风影响下，高度的单位集体化和“一大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几乎完全忽视个人利益和需要的这种高度“公共性”一度走向了极端，且由于民间组织缺失，因而带来了一些不尊重或损害个人利益以及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集体主义色彩减弱，我国社会出现了明显的个体化、“原子化”和逐利化倾向。对此发展趋势，阎云翔从全球视野做了分析，他指出：“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胜利的推动下，中国和西欧都被卷进了当前的这轮个体化进程。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欧，国家都不得不减少国家资助的公共机构对个人的支持，于是，不论主动与否，个体都得努力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8)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版,第373页。 事实上，中国所出现的个体化趋势，既受到世界范围内现代化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具有中国社会自身变迁因素的影响，因而具有某些特殊性。这一发展趋势虽然有积极的意义，但也产生了一些副功能。其中一个方面，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个体化趋势，带来了更为显著的“去公共性”结果，使公益性和公共性事业发展受到极大冲击。特别是在农村，人民公社解体之后，普遍实施了家庭联承包责任制，集体化生产与活动削弱，相伴而生的问题是公共物品短缺，社会公共性发展遇到了很大困境。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放弃人民公社制度不仅仅是放弃了集体经济和农村合作化，而且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后事实上的‘有分无统’及其农村社会原子化后果，传统农村村社共同体也随之走向衰落和瓦解。”(9) 黄平、王晓毅主编：《公共性的重建：社区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55页。
果树的肥水管理自始至终都很重要，肥水管理要是跟不上或管理不当，很容易造成果树减产甚至无收。据土壤普查分析，怀宁县山地土壤含养分特点是有机质含量低，缺磷、少钾、氮不匀。因此，栽培果树要适度加大磷、钾肥的施用量。多施有机质含量高的土杂肥，改善土壤结构和成分，以利于果树的生长，从而提高产量。
对此，国内学者近年来对农村的公共性发展问题做了探讨，对公共性的困境及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并探索了公共性建设的实现路径。如吴理财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出现了两波明显的个体化趋势，而要治疗这种个体化的病变，公共性建设就是不可或缺的良药(10) 吴理财：《论个体化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建设》，《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期。 。张良进一步指出，乡村社会关系的个体化一方面给农民带来了私人领域的自由、权利，激发了个体的积极性、独立性、能动性；另一方面，个体化也带来了社会风险的独自承受、权利与义务失衡、共同体归属感的逐渐丧失、村庄公共规范的日趋解体、互惠合作的日渐减少等等。认为这种个体化趋势会带来一系列消极结果。因此，他提出需加强公共性建设(11) 张良：《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与公共性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
(2)居民公共建设参与意愿普遍较高，不同类型居民间无显著差异。公共建设参与度是衡量公共精神高低的重要方面。在调查中，我们将公共建设的内涵界定为修路、美化环境、建设公共文化场所等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事项。通过询问被访者对本村/居所开展的公共建设的态度可了解胶东居民对公共建设事务的态度(见表3)。结果显示，胶东居民在公共建设方面的参与度较高，被访者中回答“积极参与”的占57.1%，回答“很少参与”的占比31.7%，而回答“从不参与”的被访者仅有11.2%。由此可知，从公共建设参与意愿这一层面上看，胶东居民的公共精神较为发达。
本文着眼于当前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公共性问题，将公共性建设问题与区域发展相结合，以胶东地区为例，研究当前社会发展中公共性的现状及面临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探讨提升公共性水平、实现公共性重建的路径。
二、社会公共性衡量指标和问卷调查
(一)社会公共性的测量
目前，学界关于公共性的界定存在着不同观点和理解，不同学科的分析重点也有所不同。事实上，公共性具有比较丰富的内涵，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观念等多个方面。比如，从公共性的表现形式来看，公共品是公共性的体现，但这主要是一种经济学角度的界定。公共品因其非排他性和可共享性，与公共性的部分内涵相吻合。这种观点将公共性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忽略了社会公共性的主体。从公共性存在的外部特征看，公共性与公共需要密切相关，即公共性是由公共需要所决定的，这是一种公共管理的视角。当一些事务、问题的利害关系社会大部分成员，而个人和社会又不能解决时，政府必须承担责任并解决这些问题、满足其社会需要，由此政府的职能便具有了公共性。
马克思主义形成于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基础上的欧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而近代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作为“舶来品”的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开始被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和信仰，并成为中国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为什么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呢？首先，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先后开展，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其次，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其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但是，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具有的优越性，正是由于这个深刻的内因才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广泛传播、蓬勃发展。
公共性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一直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存在。但是，公共性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由于社会的急剧变革，社会分化及个体化社会趋势的加剧，公共性成为当前人们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在一个日益多元化和分化的现代社会中，个体选择权与公共利益矛盾突出，公共性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共性危机日益凸显，因此，人们呼吁亟需公共性或共同体的重建。“在这个迅速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都是相互依赖的，因而没有人能够独自掌握自己的命运。存在着每个个体都要面对但又不能独自对付与解决的任务。无论把我们分裂开来并促使我们相互疏远的是什么东西，划定界线并设置障碍，使得对这些任务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起来。我们都需要获得对这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我们与生活的挑战进行斗争——的控制权，但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控制权只能以集体的方式才能获得。”(1) [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186页。
为了对公共性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我们这里从操作性的方面把公共性主要界定为公共精神、公共参与、公共服务和公共交往或社会资本这四个维度。“公共精神”注重考察在无短期利益的情况下个体自愿参与公共活动或事务的利他意识，集中体现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对公共建设的态度及对维权事件的态度；“公共参与”注重考察公共性在民主政治层面的体现，集中表现为参加基层干部选举等政治活动；“公共服务”主要表现为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等公益性的服务；“公共交往”侧重分析个体超越个体和家庭的社会层面的社会交往，由此体现的交往关系是社会资本状况，对共同体维系和福祉意义极大。因为良好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克服个体主义的弊端，有助于解决“囚徒困境”“搭便车”问题或“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17) “公地悲剧”概念最早由英国学者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于1968年提出，是指公共资源或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或界定不清的情况，会导致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被侵占的结果。或者说，对公共资源的任意自由使用，会导致所有人一无所有。比如，若公共物品的产权属于“人人所有，又人人没有”的情况，就容易出现“人人负责，又都不负责”的境况。 ，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指出的，社会资本可体现“公共精神”，有益于个人和共同体的利益。“社会资本能够让公民更加轻松地解决集体问题”(18) [美]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刘波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4页。 。由此，我们关于公共性作用的基本观点是：一个地区的公共性状况越好、公共精神越好，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度越高，社会资本状况越好，公共品供给越丰富，越有益于区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二)调查样本概况
为研究胶东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持续良好发展的社会根源，本课题组于2017年9—10月份在青岛、烟台、威海三个城市做了问卷调查。抽样方式是以社区为基本单位，并按照城市社区、城乡结合部(城郊)社区和农村社区三个层级分别进行抽样，其配额比例为4∶3∶3。在最终样本选择上采用了非随机的配额抽样法，其中城市样本中，党政干部和普通居民的比例接近1∶1。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96份，其中青岛399份，烟台300份，威海297份。被调查者的居住地类型分为农村、郊区、城中村和城区。有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居住在城区，超过四分之一的调查对象居住在农村，郊区和城中村所占比例较小，分别为12.4%和6.3%。
被调查者中，男性501人，占50.5%；女性492人，占49.5%。其平均年龄46岁，80%以上已婚。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大学本科及以上的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27.5%，其次是初中文化水平，占总人数的26.0%。在政治面貌方面，群众超过总人数的一半，党员约为总数的三分之一。在户口方面，非农业户口类型要略高于农业户口类型，且他们一直在本地居住的人占比较高，超过总数的40%。被调查者从事的工作(职业)中以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干部或专业技术人员居多，大约占总样本的30%，这与抽样方案中在城市社区中选择的党政干部多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有关；其次是务工、务农以及个体经营，这三类人员从业人数相差不大。从其收入状况来看，被访者个人上一年的年总收入(包括工资、补贴、奖金、养老金、务农所得等)平均约为47984.1元人民币，中值为30000元。因此，整体而言，被调查对象对本地社会发展情况较为了解。但因研究需要，采用非随机抽样的配额抽样方案，故城市社区中选择的样本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在受教育程度上高学历人数较多，政治面貌中党员的比例较高，所从事的职业中以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干部或专业技术人员为多。
三、当前社会公共性状况与问题
历史实践证明，在影响社会持续发展的诸因素中，社会公共性是一个重要方面。胶东地区发展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共性传统，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众多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为行动准则，在推动社会进步和公共事业发展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特别是在国家与民族危亡的特殊时期，胶东人民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曾做出过巨大牺牲，体现出高度的公共性精神。以解放战争时期“支前运动”为例来看，胶东人民积极响应地方党委政府提出的“一切为了战争，一切服从前线，全面组织人力，争取支前主动，保证前线需要”要求，以“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钱有钱”为口号，积极组织参军支前、民工随军支前和生产支前。这是一项典型的全民性社会运动，从社会动员程度和参与规模、效果等方面都体现出了高度的公共性。
总的来说，在政治参与方面，胶东居民的参与度较高，整体超过了50%的水平。其中，农业户口的居民比非农户口的居民、年长的居民比年轻居民、本地居民比外来流动居民、乡村居民比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民主选举参与度。良好的公共参与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胶东地区当前较高的公共性。
居民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是公民公共服务参与的主要形式，是居民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途径。对胶东居民参加本村/居志愿服务活动情况的调查如表8所示。37.1%的被访者回答参加过本村/居的志愿服务活动，有52.7%的被访者回答没参加，有10.2%的被访者回答不了解。可见被访者对于志愿服务的参与程度较低。
(一)胶东社会公共性现状分析
下面我们结合调查资料分析当前胶东地区公共性建设的一些基本状况和问题。
主要包括马铃薯机械化生产的农艺要求、机械深松深耕技术、耙耱整地技术、深施化肥技术、播种技术、中耕培土技术、防治病虫害技术、收获技术等。
1.公共精神较为发达，人们对公共性事务高度关注
最优方法是指被普遍认可的、能获得最佳结果的方法或技术，采用最优方法获得的成果优于其他任何方法。由于最优方法采用标准方式开展工作，因而优于其他任何替代方案。最优方法通常作为强制性立法标准的替代方案使用，用于保证质量。
“公共精神”可反映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是现代社会公民基本素养的体现。一个区域的公共精神越发达，整体的社会人文环境就越好，社会成员所能享有的社会资源就越多。我们本次调查主要从人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对公共建设的态度和对维权的态度三个维度来考察公共精神状况。
(1)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较高，特别是普通居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最高。表1为胶东居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数据显示，有64.6%的被访者回答“关心”，回答“说不上关心不关心”的被访者占比27.1%，仅有8.4%的被访者回答“不关心”。可见，胶东居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是比较高的。
蚕豆喜肥，是一种需肥较多的作物，需要吸收较多的氮、磷、钾、钙等营养元素，来满足其生长发育的需要。不同生长期所需肥料也各有不同，一般每生产100kg籽粒，大约需要吸收氮6.4kg，五氧化二磷2.0kg，氧化钾5.0kg。适时适量的施肥追肥，是保证蚕豆产量和质量的关键措施之一。蚕豆根瘤具有较好的固氮性，
表 1胶东居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 N= 979)
不同类别的居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会存在一定差异。例如，从居民的居住身份来看，本地居民比外来流动居民更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回答关心社会公共事务的本地居民占比65.4%，比外来流动居民高21.8个百分点(详见表2)。这表明由于传统共同体的影响，本地居民对当地及其相关事务有更高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且与其自身的利益相关性更大，因而表现出更大的关心度。
表 2本地居民和外来流动居民对社会公共事务关心程度(单位：%)
目前，我国不但亟需加强农村的公共性建设，整个社会的公共性建设也有待于提高。特别是在新确立的共享性新发展理念下，公共性建设的时代意义更为凸显。如田毅鹏从中日发展比较的角度，强调了“新公共性”的构建对培育、催生新型公共性的公共领域，进一步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12) 田毅鹏：《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及其限制——以中日两国为中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6期。 。他认为“新公共性构建”，已成为东亚社会建设和社会创新的核心问题(13) 田毅鹏：《东亚“新发展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0页。 。郑杭生等人则从和谐社会建设与公共性的关系做了论述，提出新型公共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佳选择的基础保证，新型公共性为新型行政管理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中出现的新型社会治理主体，增加了社会主体行动结构的相关度和和谐性等(14) 郑杭生、何珊君：《和谐社会与公共性——一种社会学视野》，《甘肃理论学刊》2005年第1期。 。而李友梅等人指出，“公共性”既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又是其支撑性条件之一。“公共性同社会建设之间，是相互促进而非简单的因果关系，前者既是后者的本质内涵又是其根本动力。但在今天，公共性发育不足即公共精神之缺损，恰恰构成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掣肘之一。”(15) 李友梅、肖瑛、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因此，他们提出，“公共性”虽然遭遇到制度、文化、心理等多重困境，但应通过注重公共组织建设，提升不同利益群体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增进公共权力部门与民众之间的相互信任等途径，提升社会的公共性。总体来说，公共性建设既是一个社会发展问题，更是一个公共治理的问题。中国的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不但要重视国家治理，还要重视发展社会组织，提高人们的公共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
表 3胶东居民公共建设参与意愿( N= 978)
(3)人们维权参与度很高，不同类型的居民间参与度的差异不大。维权是公民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或公共利益进行诉讼的行为。居民对维权活动的参与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居民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关注，体现着公共精神的强弱。在问卷调查中，我们将维权参与界定为为维护群体的合法权益而进行的诉讼行为。如表4所示，胶东居民在维权方面的参与意愿比较高，回答“积极参加”者达41%，而回答“从没参加”的人占16.2%。可见，在维护公共利益或自身权益方面，胶东居民有很高的参与意愿，公共精神强。
表 4胶东居民维权参与意愿( N= 963)
在维权方面，胶东居民的参与意愿很高，该方面的公共精神存量较好。参与意愿在不同类型居民之间的分布差异不明显。其中，本地的、年轻、乡村居民在维权方面的参与度要略高些。总体来看，胶东地区居民公共精神较为发达，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强，对公共生活表现出了很高的关注。
绩效评价包括基本支出绩效评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以项目支出为重点，重点评价一定金额以上的涉及民生项目、政府重点投资项目、或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和经济影响的项目。根据财政支出实际情况和管理工作的需要，可对财政支出采取绩效自评、重点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方式。各部门和单位可建立自己的绩效评价模板，明确评价对象、评价范围、评价方法等，提升绩效评价工作的规范性，提高其工作效率。制定评价方案时要充分考虑单位的实际情况，可由各部门编制绩效自评报告后由预算归口部门汇总并审核，得到绩效评价报告（具体流程如图6）。
2.公共参与度较高，居民政治意识比较强
公共参与度是衡量一个地区公共性高低的重要指标，公共参与度越高，其公共性也就越高。调查中我们主要用居民参加基层干部选举等政治活动来衡量其公共参与情况。基层干部选举是扩大公民有序民主选举参与的重要途径，是居民表达自身利益和政治诉求的重要方式。我们通过“您近五年来参加过本村/居的基层干部选举等政治活动吗？”这一问题来了解胶东居民的民主选举参与状况。
表 5胶东居民民主选举参与度( N= 971)
胶东居民参与基层干部选举的情况如表5所示，其参与积极性较高，近五年参与过基层干部选举的被调查者占比58.4%，“从没参加”的占34.2%。可见，随着基层民主的不断发展，胶东居民的法律自主意识和民主参与意识是在不断提高的，他们的公共参与度也与日俱增。为进一步分析影响胶东居民公共参与的因素，下面按不同户口、不同年龄、不同居住地类型和不同居民身份说明其公共参与情况。
首先从户口类型看，农业户口的居民参与基层干部选举的比例相对更高。数据显示，不同户口的被访者在基层干部选举的参与度上差别很大(详见表6)。“农业户口”的被访者中有70.8%的人参加过基层干部选举，而“非农户口”和“其他户口”的被访者中仅有46.3%和50%的人参加过基层选举。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规定，每个成年农村村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行使选举权是他们的权力同样是其义务，因而“农业户口”的居民参与基层干部选举的比例较高。但在城市社区中，居民对基层干部选举的参与不高，因而“非农户口”的被访者参与基层干部选举的比例较低。
表 6不同户口居民参与基层干部选举的比例(单位：%)
其次，如表7所示，在外来流动居民中，回答“参加过”基层干部选举的所占比例为17.9%，回答“不清楚”的所占比例为12.8%；在本地居民中，回答“参加过”基层干部选举的所占比例为60.1%，回答“不清楚”的所占比例为7.2%。可见，本地居民在参与基层干部选举的热情上远高于外来流动居民，且对基层干部选举的了解度也要高于外来流动居民。这是因为相较于外地居民，本地居民对自己所在地方有着更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于本地事务的关注度也要更高些。
表 7本地居民和外来流动居民的参与基层干部选举比例(单位：%)
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受社会转型的影响以及个人主义等思潮的兴起，社会公共性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与困境。在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下集体生产经营模式，胶东的社会发展在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同时，公共性建设也出现了新的发展性矛盾。这些状况都值得我们做深入分析。
3.公共服务参与度一般，公共组织数量不足
公共服务状况是公共性的重要体现。近年来，随着政府服务意识和体制的改进，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得到提升，居民对公共服务的参与度也有所提高。有效吸纳居民参与公共服务，有利于改善公共服务质量。公共服务的内容广泛、提供主体多样，我们在调查中主要从胶东居民志愿服务参与状况考察胶东居民的公共服务参与状况。
式中：MCC(fck)表示第k个约束条件影响因素fck独立影响下的影响制造能力值；为生产过程中影响制造能力的标准值。同样，与潜在制造能力影响强度值一样，影响强度越大，该影响因素对约束制造能力值的影响越大。
赵楷是宋徽宗的儿子，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群书，多才多艺。本可大树底下好乘凉，但他不愿窝在父亲的羽翼下生活，想凭自己的真才实学去闯天下，就偷偷地化名参加了重和元年的科举考试。由于他确实技高一筹，文采非凡，竟一路过关斩将，进入了殿试。在殿试中发挥更是出色，夺得了头名状元。这时候，赵楷才将实情告诉了徽宗。徽宗高兴之余，怕天下士子说闲话，就硬把当年的第二名王昂提为状元。赵楷靠本事吃饭，没有沾老爸一点光，好不容易挣来个状元，却硬生生被拿掉，你说他冤不冤？
表 8胶东居民参与志愿服务比例( N= 976)
进一步研究发现，当被问及“所在村/居有无志愿服务组织”时，有45.6%的被访者回答所在村/居有志愿服务组织，还有22.9%的被访者回答“不了解”(见表9)。也就是说，被访者中仅有45.6%的人所在村/居设有志愿服务组织且他们知道或参加过该志愿服务组织。可见，居民所在村/居是否具有志愿服务组织及相应的宣传力度等是影响居民志愿服务参与的重要因素。
表 9参加志愿服务组织意愿( N= 977)
总的来说，在公共服务参与方面胶东居民的参与度并不高，其中非农户口的居民比农业户口的居民。因此，从公共服务参与层面看，胶东地区的志愿活动和公共组织的公共性发展不足，有待加强。
4.公共交往比较密切，有良好的社会资本积累
公共性产生于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且当这种共同需要能够通过社会共同体实现的时候，公共性才得以真正建立。或者说，良好的公共性依赖于良好的社会资本状况。公共交往侧重分析个体超越个体与家庭的社会层面的社会交往，这一过程形成的社会关系可体现其社会资本状况，对公共利益和共同体福祉意义极大：互动频繁的社会交往有助于解决集体问题；增进个体间的信任与合作，有利于社区的自治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助于有用信息的获得和目标的实现。因此，社会成员之间如何交往、信任、合作既是社会关系的范畴，是衡量社会资本状况的重要因素，又是公共性的体现。
STP协议通过应用SPA算法，在存在环路的二层网络创建一个逻辑无环树，从而确保去往任意目标地址只存在一条活动路径.一方面它通过阻塞环路设备上某个特定端口，在逻辑上切断二层桥接环路，防止广播风暴的产生；另一方面承担数据转发的这条链路如果发生故障，STP会再次进行计算，在逻辑上被切断的链路也会重新建立连通性，从而保证数据的正常转发.需要清楚认识到的一点是：二层环路中的各设备应用STP协议后，虽然逻辑上的环路不存在了，但是物理上的环路依然存在.
社会关系紧密，社会资本状况好。在调查中，我们通过“目前的人际关系状况”来衡量当前胶东地区居民的社会关系情况。结果如表10所示，16.2%的被访者认为“非常亲密”，43.4%的被访者认为“比较亲密”，二者累积占比59.6%；仅有1.4%的被访者认为目前的人际关系“非常疏远”。可见，胶东地区居民的社会关系比较亲密。
表 10胶东居民社会关系亲密状况( N= 981)
综上所述，胶东地区在历史发展中有良好的公共性传统。当前，胶东地区公共性发展状况整体态势良好：公共精神较为发达，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较高；公共参与度较高，居民政治参与意识较强；公共交往密切，有良好的社会资本积累。这些都体现了当前胶东地区具有较高水平的公共性。
(二)社会公共性建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以上分析得出，当前胶东地区的社会公共性状况较好，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当前胶东的公共性发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集中表现在如下方面。
后来，西方其他学者也讨论到了公共性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但总体而言，按照公共性作用的特征，西方社会的公共性问题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危机而呈现出复杂的样态，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博弈此消彼长。而在中国，公与私的区分跟西方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传统上社会公共性相对不足。尽管自古以来，就有人倡导“大同”思想或“天下为公”，但传统意义的公与私不但界限模糊，而且是相互联系融通的。如有学者指出：“中国从共同性角度把握公时，其共同性是作为私的相互联系形成的，并且‘私’作为构成共同性所不可或缺的成分使共同性得以形成，同时又只有通过共同性才能发挥作用。”(7) [日]佐佐木毅、[韩]金泰昌:《公与私的思想史》,刘文柱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共同体的基本特征之一。
（7）出台配套财税扶持政策。出台分布式能源配套财税扶持政策。建议国家对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示范工程给予投资补贴，建议国家能源主管部门和财政主管部门在审核天然气冷热电供能项目节能减排的基础上，对项目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物排放给予奖励。将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省内留存部分按综合能源利用效率分档奖励企业。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结合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特点和融资需求，提供优惠贷款。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可享受重大技术装备进口关税优惠政策。
1.公与私界限比较模糊，居民的公共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公共性的增长有赖于公共精神的发育，有赖于公民在社会生活的制度、文化、心理层面形成“公”与“私”之间关系的清晰认知和划分。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无论是科层制的管理体制还是讲求公正、平等、开放的现代市场精神，都对传统的熟人社会形成了一定冲击，但其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变成为某种“利益团体”的形式存在。结果公民的公共性诉求转变成了一定范围内的集体利益诉求，人们尊崇集体性利己主义原则。如基层民主选举原本属于公共利益的公共行为，但有个别人通过贿赂行为，如此为公众谋福祉的公共事务就变成了私人或利益集团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或者说在某些社会领域，受“差序格局”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常主动或被动地陷入“关系圈”，导致公共利益和公共精神受损，公共性匮乏。
2.公共性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有待提高。居民参与度较高的公共事务多是与他们的现实利益诉求关系密切。如在维权方面参与度普遍较高且在不同群体之间并无显著差异，而在基层民主选举方面，虽然其参与度同样很高，但却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别。当然这并不能说明农村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更高，而是跟当前的基层政治选举制度和方式有关。
基层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的重点是做好对动物卫生的防疫，因此，为使基层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顺利开展，必须完善动物防疫机制。完善的动物防疫机制包括以下几个部分：防疫责任下放，落实到人，增强防疫工作的针对性；以农户为单位，做好防疫对象的建档工作，记录动物的品种、数量、健康状况，尤其是病史等详细信息，增强防疫工作的科学性；做好对基层防疫人员的培训，定期邀请防疫专家，举办动物防疫技能大赛等，增强人员的参与性和热情。
3.社会组织职能发挥不够，公共服务参与度低。调查发现，目前胶东各层级的公共组织发育和作用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在提供公共服务和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中，一方面原因是社会或民间组织发育不够，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人们对社会组织的重视程度不够。社会成员对公共活动的参与更多地依靠于政府或部门组织，自发性的民间组织活动少。因此，在志愿服务等具有明显利他性、公益性的公共活动上，人们的参与度相对较低。
4.公共性建设的主体责任不够清晰，公共治理成效不高。在我国，国家和政府一直是公共性建设的主体，是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和维护者，也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主要承担者。但是，公共性的建设并非完全是政府或某一方的责任。当前形势下，国家、市场和社会作为公共性重构和发展的三大主体，必须充分发挥各方的作用，共同致力于公共性建设之中。特别是社会性组织具有多样化、独立自主等优势，作为新型的公共性主体，其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四、结语：社会公共性重建
我国政府近年来在一些重要文件和政策中多次强调，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打造现代社会治理，实现共享发展的新格局。社会治理的民主化、现代化是当前社会发展的新形式、新要求，而公共性建设是其重要内容。为此，我们应从如下方面加强社会公共性建设。
第一，大力倡导现代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现代公民意识和素质的提高是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在向共享性社会的迈进过程中，公共精神成为越来越突出的要素。高度的公共精神有助于人们更积极地关注公共事业，参与到公共生活和公共建设之中。这要求一方面应该积极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加强基本民生建设，奠定居民积极参与公共活动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应强化公民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和奉献意识，使社会成员具备现代公民应有的素质，切实提升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
第二，积极营造新的社会共同体，形成良好的公共性建设氛围。社会共同体的营造是公共性重建的重要方面。公共领域虽是公共的、共有的，但它同样是个体发展自身公共人格、享有公共权利的平台，在公共领域中个体可以实现由个体到公民的转变。社会共同体应以社会或共同利益为本位，由制度和公共权力建构的公共空间是社会共同体存在的基础条件，而成员之间良好的沟通、合作共赢的氛围是协调共同体生活的关键。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和个体主义盛行的背景下，社会共同体的重构和完善意义重大，这不仅能够充分激发社会群体的活力，也能提高人们对社会公共性的关注和参与。
第三，着力加强公共组织建设，重视公共性建设的主体责任。以公共性为核心的公平、公正、民主、法治等价值体系，既是现阶段完善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又是提升社会公共性水平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树立“共建、共治、共享”的价值导向，同时也要着力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创新，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为居民更好地进行政治参与、公共参与和组织参与创造良好的条件。而社会组织既可为人们提供多样化、专业性的服务，又可以帮政府分担部分公共性建设的职能。
总之，社会公共性建设是一个时代性的主题，更是共享性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国家、政府及社会组织应顺应时代发展的新需要，承担起其应负的公共责任，为社会提供更完善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而社会成员和每一位公民，也要养成良好的公共精神，承担应有的公共责任，更好地发挥自主性和参与性，以提升整个社会的公共福祉和公共性水平。
收稿日期： 2019-04-05
作者简介：
林聚任(1961—)，男，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社会学、农村社会学。
张欣欣(1995—)，女，山东大学辅导员。
2012年，“荥窑砂器艺术馆”入驻荥经，“荥窑”的概念首次提出。“荥窑”经营者叶骁有数十年的工艺美术经验，不管是在设计理念还是烧制技艺上都极大地提升了荥经砂器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正是从叶骁开始，传统的荥经砂器概念才被彻底颠覆。叶骁及其“荥窑”砂器，从此开始走上了国际舞台。同时，政府和叶骁共同推进“荥窑砂器国际陶艺村”的建设，邀请世界各地陶艺家前来交流创作，一边传承，一边分享，一边创新，一边推广。自此，荥经砂器开始以黑砂艺术品的形象不断进入国内国际的高端市场。
赵海红(1970—)，女，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副教授(通迅作者)。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时空社会学：拓展与创新”(项目批准号：16KSH021)、2018年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19]08-0056-09
(责任编辑：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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