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矛盾与选择_经济增长方式论文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矛盾与选择_经济增长方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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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了10%以上的强劲增长态势,但经济效益低下这一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改变,且高速增长过程中时常伴随着产业结构失衡以及通货膨胀的阴影。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已成为跨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头戏。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的矛盾

经济增长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现象,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核心因子。经济增长方式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随着消费特点的变化和产业发展特点变化,当前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进入转变之中,这种转变的轨迹是:由数量型增长方式向质量型增长方式转变。包括扩大再生产由外延型为主向内涵型为主转变,经营方式由粗放型为主向集约型为主转变。

从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分析,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面临着三个方面的矛盾:

1、生产与消费的矛盾

消费结构及水平的变化是导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直接原因。它首先影响了国内产业的发展。改革以来,我国居民的货币收入持续快速增长,长期被压抑的消费需求以爆发的形式释放出来。消费热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补课性的消费,到家电新几大件打头的超前消费。在此情况下,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表现为消费拉动生产,生产追逐消费的形式。消费对生产的制约被掩盖了,消费对生产的刺激被突出了。进入90年代之后社会消费转入了平稳增长的状态,消费结构转入较为平缓的变化期,消费热点逐步形成和扩大。这样,消费对生产制约的一面就开始凸现出来了。这里生产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调整生产的结构,适应消费变化,并进一步影响和扩大消费。这种结构调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结束原结构状态的进一步发展,二是形成新的生产结构。生产发展内容上的变化,使生产与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之间产生了矛盾。

2、产业发展与经济体制的矛盾

与经济总理扩张期相一致,改革以来的双轨经济体制,主要功能是激发经济的活力,增强经济增长的动力。当总量扩张期结束,转入结构调整升级为主的发展期后,体制上的不适应比较突出。这是因为,结构的调整升级主要不是依靠活力的增长而是通过经济的内在约束的增强,即必须把消费对生产的整体约束,变为对每个生产企业和生产者的直接约束,要使发展生产的问题成为每个企业生存和劳动者保持就业机会的必需。这样才能促使企业以及企业中的每一个职工认真地为企业的生存发展倾尽全力,才能有效地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更新改造。如果只有活力而缺乏上述约束,则生产本身发展上的困难就可能抑制这种活力,或将其逼迫到其它方面表现。产业经济学认为,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产业结构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一般说,产业结构发展的阶段越高,生产的集中和专业化程度就越高,规模经济要求就越高,经济效益的问题就越突出。我国目前处于由原材料工业为中心的工业结构向以高加工度化产业为主的工业结构转变的过程,因此,就要对生产的专业化和集中程度要求提高,对规模经济的要求提高,对经济效益的要求提高。就是说,没有前述几个方面的转变,结构升级无法进行。对经济效益的要求主要通过市场竞争体现,与前面分析一致要求的是经济内在约束的增强。对规模经济和集中生产、专业化生产的要求,则要求经济体制必须具备集中配置资源的功能。我国目前经济体制中,市场的发展程度,特别是要素市场的发展程度还较低,难以承担这样的资源配置任务。即使在其他市场经济的工业化国家,在其工业化的这一阶段上,也不是单纯依靠市场功能去配置资源的。综合以上分析,生产自身发展与经济体制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缺少内在约束和不能有效地集中配置资源等两个方面。

3、国内产业发展与国际产业之间的矛盾

生产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生产结构升级之后,与国际产业越来越处于竞争的状态。而国内市场开放程度越高,国内产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部分越多,则国内产业成长受到的国际产业的竞争压力就越大。在总量扩张时期这种矛盾表现不很明显。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对策

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推出新的举措:

(一)着力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的运作功能

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依赖于经济增长主体——企业的目标和行为的转变。它取决于市场机制的调节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在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宏观经济政策对于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我国由于体制尚不合理,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较低,宏观经济政策在加强市场调节作用,促进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具有更为突出的意义。从现在到本世纪末,宏观经济政策的运作功能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强化:

1、控制经济增长速度

针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常常过快,特别是实际增长速度经常大幅度超计划规定指标的现象,加强对速度的宏观调控是一个高度重视的问题。从现在到本世纪末,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要控制在8~9%以内,年度增长速度一般不能超过10%。这个增长速度在国际上已属于少有的高速增长,但在我国现阶段大体上属于能够实现的适度增长。要实现经济适度增长的目标,必须严格控制地方的数量扩张和攀比速度。一个地区的增长速度过高会把需求过大和通货膨胀的压力转嫁给其他地区,导致地区之间形成竞相扩张和速度攀升的态势。应当明确指出,地方政府的政绩主要不在于地方经济增长的速度有多高,而在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上升。这一点对于沿海发达地区来说更为重要。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通过宏观政策来控制投资、消费和货币投放的速度,使经济增长速度得到有效控制,为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条件。

2、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未来经济体制改革中要明确以下几个方面:(1)管理国有企业仍是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政府负有改造、更新国有企业和发展国有经济的责任;(2)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和运营管理的权限要集中, 主要应由中央政府及其直属机构承担;(3)政府这方面的活动应在市场环境中进行,包括资金的筹措、国有企业的管理都应符合市场的规则。政府在经营国有企业的同时,也就参与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与上述改革相配合,应对所有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在税收、工商、审计、市场进入、行业进入等方面统一加强管理,规范市场经济对企业的约束体系。

3、调整投资重点

即是由重视外延型、数量型经济转向重视内涵型、质量型投资,提高后一方面的投资比重。调整投资重点的目的,是通过提高投入质量来推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这包括提高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质量,并使二者的质量水平协调上升。

提高物质资源质量的投资主要表现为技术更新改造投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投资,其作用是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开发创新能力。近几年,在高速经济增长中,这两部分投资的比重不仅没有上升而且明显下降。如国有经济中技术改造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1992 年下降为27.7%,1993年为28.7%,1994年进一步降低为25%,这3 年的平均比重只有27.1%,与治理整顿3年相比平均降低2.1个百分点,与80年代后期(30%多)相比则大幅度下降。科研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呈逐年下沉趋势,1992年降低为0.7%,1993年降为0.62%,1994 年进一步降低到只有0.5%,这明显低于治理整顿期间,更大幅度低于80 年代后期。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必须尽快改变这种投资格局,大幅度提高技术改造投资和科研开发投资的比重。

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的投资主要表现为教育、培训方面的投资,其作用是提高生产者的文化素质、技术水平、熟练程度,以及管理者的管理能力。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要求由物质资源积累为主转向增加人力资源投资,使人力资源的质量适应物质资源质量上升的需要,并进一步提高物质资源的质量。这一点,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已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根据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我们认为,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我国调整投资重点的主要目标是:技术改造投资比重上升到33~35%,科研经费占GNP的比重应提高到1.5~1.8%,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提高到3.8~4%, 并促使企业迅速扩大技术开发投资,增加职工技术培训和管理人员培训的投资。必须通过有效的政策措施以及相应的法律规定,使这几个方面的扩大投资尽快到位。

(二)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结构升级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为什么总是引起产业结构失衡?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经济高速增长是由具有短期扩张能力的工业尤其是加工工业的过度扩张推动的,短期内不能迅速扩张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难以适应这种需要;二是加工工业的迅速增长没有带来投入产出率的提高,甚至引起产出投入率的上升,因而对基础部门形成了过大的需要压力;三是加工工业的高度扩张没有伴随着增长质量的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对内不能适应市场需求水平和结构的变化,对外难以通过国际市场实现结构调整。这样看来,产业结构失衡既是数量型经济方式的结果,又反过来阻碍了增长方式的转变。

从三次产业结构看,第一产业(农业)的产出比重下降过快已经阻碍了经济协调增长,第二产业(主要是加工工业)的低效率过度扩张带来了需求膨胀的压力,而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总体上仍落后于经济运行过程的需要。优化产业结构,应把协调结构关系和提高结构水平有机结合起来,这包括:(1)提高农业发展能力, 关键是加强农业生产的基础,增加资金投入和科技投入,提高农业部门的科技应用程度、机械化水平以及规模经营水平,加快发展高效优质农业,推动农业产业结构的高度化。(2)遏制加工工业过度扩张与加强能源、电力、 原材料等基础工业,都要与加快工业技术进步结合起来,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新兴工业和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联系起来,通过提高工业生产技术水平,降低能耗和物耗,来减轻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的需求压力。(3)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重点是提高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等部门的发展水平,这些部门的比重上升是第三产业内部结构高度化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基础和协调化的保证。(4)各个产业部门都要通过改进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增加新产品、新品种和新项目,提高产品以及服务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既提高对国内市场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又增强利用国际市场实现结构转换的能力。

在“九五”期间,要利用外资将大规模流入和外汇储备较为充足的条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技术专利的引进和吸收,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要利用BOT方式借助外国资本和外国企业的力量, 以及国内民间资本的力量,增加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特别是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产业结构的协调。合理利用外资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资本短缺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借鉴有益的国际经验,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可以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三)加大微观体制和机制改革的力度,催熟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

1、通过制度变革来提高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层次

非国有企业的迅速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作出了贡献。实证分析表明,非国有企业的增长效率(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贡献率)明显高于国有企业,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非国有企业一般没有国有企业那样沉重的历史包袱,在税收等方面也有不少优惠或有利条件。从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看,大多数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仍低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大量的乡镇企业的生产技术条件仍相当差。随着这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及其比重的上升,企业素质的提高成为关系到国民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规模经济水平的提高需要进行相应的企业制度变革,集体企业尤其乡镇企业也存在着明晰企业产权关系,建立或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这种企业制度变革既依赖于市场机制的调节,也要靠政府政策和法规的引导。只有以适当政策推动非国有企业进行制度变革从而提高发展层次,才能全面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通过产权制度的创新, 尽快扭转国有企业亏损严重和效率低下的局面

作为规模经济、技术装备、管理水平均相对较好且集中了大量科技人才的国有企业,反而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主要因素,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制度变革滞后。虽然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产权制度改革的涉及面广、影响性大,近期可从加快政企分开、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作较大努力,但需要明确的是,这几个方面都实际上与产权问题是相联系的,如果不推进国有产权制度改革去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局面难以真正改观。

3、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 加强市场对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的引导作用

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和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是推动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的最重要的基础。但是近几年由于经济超高速增长和通货膨胀较为严重,市场机制在促进企业提高质量和效益方面难以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市场体系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甚至有扭曲的态势。因此,应当在控制经济适度增长的条件下,加快完善市场的调节作用:(1)要推动市场体系的系统和协调发展。市场体系不完整或某个市场片面发展,会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甚至妨碍市场正常运行。我国目前各要素市场都很不健全,这是发展市场经济时间不长的正常现象,但某些市场的片面发展却是不能忽视的问题。要注意市场体系由低到高的有序发展过程,防止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其弊端却过度发展的情况。(2)要加强市场法规的有效实施。 我国的市场法律和法规目前还很不健全,但主要问题却在于执法效果太差。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执法不严是影响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更重要因素。假冒伪劣、哄抬物价成为普遍现象,使市场环境和竞争机制受到严重破坏。在完善市场法规的过程中,应当更重视其规范化和可操作性,同时加强执法队伍素质,提高市场管理水平。(3)要进一步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影响。地方保护主义对市场秩序和竞争环境的影响十分强烈。因此,在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中,不仅要继续清除地方市场的封闭和割据状态,而且要禁止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不正当竞争的保护以及对市场统一管理和执法过程的不良干扰。

(四)实施对外开放的战略转变,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效益

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已基本完成了数量型扩张阶段而进入战略性转变时期,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应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重点,并进行一系列相应的体制变革和政策转换:

从对外贸易看,要改进外贸经营效率,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主要靠两条:(1)加强进出口商会的作用。 外贸垄断和过度竞争是影响我国外贸效益的一对矛盾、两大弊端,消除弊端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加强和完善进出口商会的作用。当前应加强进出口商会的组织和制度建设,引导大多数企业加入行业商会,加强商会的法律地位和权威性,提高商会的服务效率和协调能力。(2)加快大经贸格局的建设。 目前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大多数规模较小并且形成两张皮的状况,明显影响外贸经营的效益。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建设大经贸格局,即组建贸工(农、商、技)结合的大型企业集团或跨国公司,发展集团化和国际化经营。同时推进外贸体制及相关体制改革,为加快大经贸格局建设和大型外向型企业集团发展创造条件。

从利用外资看,要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效益,关键在于:(1)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和法律环境, 更多地吸收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高技术投资;(2)进一步开放利用外资的领域, 利用外资的范围由肯定法转为否定法,只明确规定外资不能进入的某些领域,其余的全部放开,同时允许外商的高新技术投资以外资控股为条件,更多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合作项目。(3)通过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 引导外资较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和基础产业部门,并对低层次,高污染项目加以必要控制。(4)在完善相关法律和健全执法监督的基础上, 按照国际惯例,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监督和管理,特别是加强对资金到位、利税转移和避税行为的监管。最后,引进利用外资的同时,重点要提高对国内产业的实际保护能力,包括依据产业政策的要求灵活调整产业保护重点和提高保护水平的能力。因此,当前有必要取消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

不容置疑,以居民消费、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等因素构成的中国经济增长内容的变化赋予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冲动,这一转变将受到消费热点扩张、经济体制呆滞以及国际产业竞争加压等多重矛盾的制约。尽管如此,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应作为跨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所应追求的目标;只要我们不遗余力地进行着宏观与微观、对内与对外、政府行为与市场建设的创新和变革,中国经济必将步入崭新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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