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农村社区发展对大陆农村社会工作的启示_社区营造论文

台湾农村社区发展对大陆农村社会工作的启示_社区营造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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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6)04-0076-06

       在“重新认识农业价值、重拾农民尊严”理念指导下台湾农村社区发生的巨大变化,农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公民社会的强大、爱岗敬业精神、传统文化的保存、生活创意想象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台湾农村处处都体现着对传统、自然和人的尊重与热爱。台湾与大陆地区同文同种,社区发展的脉络也惊人的相似,研究台湾农村社区的发展对于大陆农村社区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台湾农村社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努力,①社会组织在台湾农村社区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大陆目前社会组织并不发达,在农村开展服务的社会组织较少,但仍有一些专业的社工机构在农村社区尝试开展农村社会工作,以此推动大陆农村社区的发展。笔者于2014年秋季访问台湾,参访了台湾12个农村社区,在此基础上,总结反思了台湾农村社区发展的经验,挖掘台湾社区发展的视角、理念,吸取其中先进的经验、可借鉴的模式,同时探讨大陆农村社会工作的方向。

       一、台湾农村社区发展回顾

       台湾地区的社区发展经历了从1965年台湾行政管理部门“内政部”主导社区发展政策到1994“文化建设委员会”②(以下简称“文建会”)推动“社区总体营造政策”的发展历程,其中社区总体营造政策成为最近几十年来影响台湾社会最重要的政策,[1]社区营造的经验也成为台湾地区这些年来最值得讨论的空间与社会、专业与政治的课题。[2]台湾学者将1994年以前的台湾地区社区发展称为传统社区发展时期,1994年以后的称为多元社区发展时期。[3]而多元社区发展时期学者习惯将其称之为社区营造时期。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将台湾的农村社区发展划分为两个时期。

       (一)传统社区发展阶段

       学者一般将台湾传统的社区发展阶段分为两个部分。一是1965-1987年,由台湾行政管理部门发起推动的“社区发展”阶段,开展社区基础、生产福利、精神伦理等建设。1965年台湾当局将社区发展列为“民生主义现阶段社会政策”的七大项目之一。当时的社区发展由台湾“内政部”主导,“行政院”负责颁布实施相关政策。二是1987-1993年,台湾的社会组织成为社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1987年台湾“解严”,社会管制进一步放开,各类社会组织纷纷成立,成为社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进入1990年代以后,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李登辉号召建立台湾“生命共同体”,社区成为推行这一理念的重要载体,整个社会由此进入“社区热潮”。[4]“在台湾社区运动、民众草根民主、地方文化复兴的要求下,台湾在地的社会运动团体说要深入社区、地方文史工作者声称要再社区挖掘培植本土文化,都市改革者宣言要改造城市的社区品质,大众媒体也就社区议题大幅报道……这一时期催生和激发了民众的自主意识,产生了许多自发性的社区运动,主要以社区环境危机或是社区共同问题为主。”[5]如笔者参访的湾宝社区就曾在这一时期为争取土地征用修建水库而建立湾宝社区发展协会,开始他们自主、自发的维权运动。

       (二)社区营造时期

       1994年至今,是“社区总体营造”阶段。这一理念大大超出原有的社区营造服务中文化活动及基础福利服务,总体营造的对象包罗万象,关系到居住环境、都市景观、乡村地方风貌、环境保护、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地方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社区总体营造有学者分为社区公共生活问题的解决,社区文化与联谊活动,社区教育学习活动,社区环境景观的改善,地方古迹、建筑、聚落与生活空间的保存,地方特色产业的开发与地方特有文化的保护发展,地方文史、人物、传说与典故之整理与呈现,民俗庙会祭典与地方生活文化的展现,社区或地方的福利关怀活动等。‘9·21’大地震后灾后重建工作中社区总体营造有了突出表现”[6]。例如笔者在美浓地区参访的客家文化博物馆就是在社区总体营造理念下对当地客家族的文史追溯体现。这一阶段值得一提的是社区总体营造中的一个重要理念“社区的永续发展”,类似于内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回顾台湾农村社区发展历程,1994年可作为分水岭。从“传统的社区发展”到“社区营造”,政府不再大包大揽,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社会组织高度发展使村民主体地位凸显,社区朝健康、永续方向发展,积累了具有特色的台湾农村社区发展经验。这对探索大陆农村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发展具有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二、台湾农村社区发展的特点

       此次参访,笔者跟随参访团共走访天母农学园、苗栗湾宝社区、苗栗狮潭社区、台中东势客家美食生产合作社、大安溪部落、菩提长青村、桃米生态园区、美浓农村田野学会、旗美社区大学、慈济大爱村、永林农场、小林二村共12个参访点。台湾农村给笔者的印象是美丽、和谐与纯朴的,似乎没有受到过工业化和市场逻辑的侵蚀,总结反思其农村社区发展呈现六个特点。

       (一)非政府组织发达、社区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及自组织能力

       台湾农村社区发展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非政府组织发达,社会存在广泛的自治空间。因此有别于大陆社区发展以政府行政体系推动为主导的特色,各社区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及自组织能力。无论是苗栗自然生态协会这种专业性的组织,还是新故乡文教基金会、海棠基金会、中华至善社会服务协会等社会服务性的组织,都在农村社区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农会、社区理事会以及类似美浓田野学会一类的组织遍布各社区,直接作为农村社区发展的组织依托和平台,组织、动员、整合资源。与此同时,无论是平时还是在“9·21”灾后重建阶段,因应多种社区需求组建出相应的各种在地社区组织与社团,以带动村民的自助互助与参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得以高度自治,社区的自组织能力亦得以良好地培育和发展。贴近社区需求,依循社区需要,根据社区的能力和状况规划发展进程,具有内在动力及持续性的发展才得以生成。

       (二)社区与村民的主体性、在地组织建构及能力建设

       谁是农村发展的主体?这是一个需要深切觉悟并在发展进程中不断反思的问题。人们不能被发展,除非他们发展自己。台湾社区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即通过社区中在地组织建构及村民能力建设所凸显出的社区民众的主体性,使其主动地自助参与及合作。

       大安溪部落工作站将培养当地人才成立在地组织作为重要工作目标,成立“原住民深耕德玛汶协会”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部落组织,同时注重培养任用当地人成为工作者,力图使部落真正长出自身的力量,将小区自主及在地承担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

       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培力桃米生态村的过程,也是一个注重在地陪伴,通过培力辅导,不断增强社区组织能力、运用及整合资源的能力、实现小区自主持续发展的典范。它采用长期陪伴的渐进培力策略,注重小区培训的工作,转化及提升小区村民自我意识,拓展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通过其自主、自发的参与模式,决定自己的重建之路,逐步积累起小区自主承载的能力。

       长青村虽然只是一个社区照顾的样板,但其强调“老有所用”的理念,及实践中践行的老人们自我参与自我照顾的模式也同样反映了其强烈的主体性及主体意识的培育。老人不是作为照顾的对象,而是以小区老人为能动的主体,在多种服务项目中,通过老人自身的投入参与自助互助,发展其活动能力及小区自身的照顾能力。

       湾宝社区村民抗争县政府欲强硬推行的生物科技工厂区计划,凸显出其强烈的公民意识及主体意识,作为村庄的主人,他们担负起了维护自身权益及发展道路选择的使命。旗美社区大学对于个人学习与成长的关注,源于其清楚地了悟村民们是村庄发展的主体和目标,他们的意识提升及能力养成才是农村发展长久的动力与活力。

       (三)经济/生计发展为基础的整合及平衡的发展

       社区经济发展关系社区成员的生计民生,是社区综合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参访中可以发现生计发展作为社区可持续发展之本受到的重视、累积的经验及几个社区在生计及产业发展中共同的特色,即充分开发利用社区固有的资源,发展以地方文化和传统为基础的、以地方特点为优势的特色产业。如狮潭乡两个重要产业有机芽菜和仙草产业的开发,仙山仙草成就了社区经济的来源与特色。湾宝社区将传统作物西瓜、香瓜、芋头、红薯等以有机栽培的方式种植,希望将社区打造为一个有机生态艺术村。东势客家美食合作社,在社区妈妈的共同努力下,发展出很多古法制作的客家美食产业。大安溪部落以社区传统文化及资源为基础,整合出部落共同农场产业、共同厨房的照顾产业、深度旅游的观光产业等。桃米社区通过对内在资源的挖掘以生态观光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小区灾后的整体重建。

       社区产业发展作为社区发展的基础是与社区整体综合性的发展相协调的,力求经济与社区其它层面发展的整合与平衡。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1.生计与生态及环境保护的平衡

       各社区对环保、生态保育及有机农业的重视,似已成为深入人心的观念。桃米小区的重建特别是经济与生计发展是以“生态、生产、生活”为一体整合推进的。藉由专家学者的介入,进行生态资源调查,从溪流保育、爱乡护溪等具体行动入手,同时将生态能源、有机农业作为重要的社区营造议题。另有推广有机堆肥、有机种植,在社区植入新的有机农业概念。美浓农村田野学会在产业扶植的同时坚持对农业生产生活环境的守护,以及湾宝社区对有机生态艺术村的期许。苗栗自然生态协会通过社区营造致力于推动其自然生态保育的理念,有机芽菜及仙草产业的发展与生态保护交互推动。狮潭乡绿树萦绕、景色宜人,仙山、仙草、仙境……事实上,生存、洁净水、安全食品、新鲜空气,环境发展与人类需要紧密相关。

       任何社区发展策略都应辅之以对生态及环境问题的考虑,这是提高社区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环境发展的活动包括自然保护、绿树种植、土壤保持、地方工业的污染控制等,人们往往倾向于将这些问题留给专家去做,然而,它们作为社会经济问题的后果,就不单纯是技术问题,因此最有效的解决途径是以社区为基础而不是以科技要求为基础。

       2.生计与传统文化、地方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平衡

       当今世界,文化全球化已秉承了经济全球化的模式,大众传媒也已将地方社区连接到外界更广阔的舞台。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很难保持自身独特的地方文化传统。然而这正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方面,因为地方文化传统是社区意识和社区认同感的重要部分,是文化给了人们认同与归属的重要感觉。因此,社区发展要经常试图去认定地方文化中的重要因素并将其保存下来,如地方历史与遗产、地方工艺、地方食品或其它产品,甚至地方的语言。台湾社区发展中对于乡村文化特别是少数族群部落及原住民文化传统的尊重推崇及保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大安溪部落的共同农场及共同厨房的发展融合了泰雅部落农作换工、共同照顾、共食共作的文化传统。其观光产业也是以尊重发扬各部落独特的文化传统与特色为出发点,力图将大安溪沿线部落串联为一结盟的文化、产业生活圈。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抵御原住民部落各种传统文化的流失及部落人际关系网络的弱化。包括在灾后救援以及推进各种服务时,无不以避免庞大的外部资源对整个部落生态结构和原住民文化体系的直接冲击为考量。客家美食合作社在产业发展的同时很好地发展了客家族的美食文化,作为一个开庄200年的客家聚落,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非但没有把自身的文化特色丢失,反而将之发扬光大。更为重要的是,在此一过程中,客家美食凝聚了社区意识与认同,成为族群文化传承与社区团结的象征。

       (四)社区赋权与倡议

       几个带有社区权利倡议色彩的参访单位中,湾宝社区是最具典型意义的。它运用社会行动手法,凭借在地农民的参与与政府抗争,争取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践行了社区自决的价值理念,彰显了公民参与的意义与价值,湾宝社区成立的湾宝社区发展协会是完全由在地农民组成的社区组织,公民意识浓厚的社区为保护在地西瓜产业及生态环境以“小虾米对抗大政府之姿”与苗栗县政府强硬要推动的生物科技工业区的计划,长期抗争两年之久,通过11次上访,并通过网络公民力量,最终取得胜利,该计划搁置,这是没有任何政治力量介入,完全由在地农民参与而达到了成功,成为维护农民权益的典范。尽管大陆与台湾体制不同,但这一案例所蕴含的社区赋权或权利倡议的核心价值却是引人关注发人深省的。

       (五)社区教育

       在社区的实践中都可见社区教育贯穿始终,在地组织的构建村民能力的建设,无一不是通过各种训练课程、有目标的培训及参与实践达成的。但最能反映台湾农村社区教育风貌的当属旗美社区大学的参观,旗美社区大学面向农村农民,服务农村,因此不需要入学资格,没有任何门槛限制,没有考试,只需要报名选课,就可以成为其中一员。社区大学从建立开始就是一个交流的平台、服务的平台,通过多年办学的经验更是验证出农村就是一所学校,在这里重视课程的多元设计,尤其重视个人的学习和成长,强调个别差异、个别兴趣,社区大学由于没有修业年限,所以可以活到老、学到老。社区大学最重要的启示即它面向农村生产生活实际、多元化、完全从农民需求出发设计的课程。社区大学是一个交流凝聚服务的平台,是一个彰显农村价值、发展农民潜能的场所。它对于农村长久发展动力的培育及以人为目标的发展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六)社区领袖或社区精英的作用

       在参访中接触的关键人物,从各种组织的负责人到社区导览都是社区一线的活跃分子。印象更深的是几位草根领袖,其各自经历及成就不同,但共同点都是具有草根性基础的社区领袖,堪称社区精英,在社区发展中起了关键性核心性的领导作用。除了各自的性格特色和魅力,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目标感和使命感,有理想有抱负。应该说这样个体性的经验是不易复制的,但这种草根性的社区领袖发挥的巨大作用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对大陆农村社会工作的启示

       拥有共同文化传统的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在社区发展结构与发展脉络上具有惊人相似的结构。从1987年开始,社会组织在推动台湾社区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大陆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作为社会组织的一部分,在农村社区开展农村社会工作,推动农村社区发展,台湾的经验值得借鉴。但台湾的农村社区发展经过多年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是建立在对台湾农村社区所进行深入评估后而发展起来的。台湾的农村社区发展的模式对于大陆农村社会工作来说只可借鉴,不可照搬。因为大陆农村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应借鉴台湾农村社区发展模式,探索大陆本土化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

       (一)注重培育发展多样化的社区社会组织

       根据社区需求和实际情况,培育和孵化社会组织,通过社工专业手法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增强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扩大社会组织在社区的影响力。通过社会组织的互动来促进各社区之间的联动。大陆与台湾处于两种不同的体制背景下,真正意义上以民主参与自治为核心,以社区为主导的社区发展依然有赖于公民社会的进一步成长与发育。但大陆有自身的发展特色,行政动员亦有自身的优势,在既有的框架体系下,如何更好地发展底层的力量,发展农村民间组织,以配合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将是相当长时期内现实的发展取向与选择。在这一过程中,目前各种从事农村发展的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将是一种重要的自下而上的推动力量。农村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虽然多有限制,但像山西永济农民协会的成立及对村务治理的参与为农村社区组织的发育提供了可见的曙光。

       (二)注重培养当地居民主人翁意识

       台湾社区总体营造的运行模式是民间自发形成、政府参与指导的运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与社区居民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社区居民成为这种模式的发起者与执行者,而政府只能是参与者与观察者。[6]居民成为发起者和执行者,就是让居民成为社区的主人,居民参与是社区营造的关键所在。因此,现代的社区治理和营造模式,应该是以社区为核心,以提高居民参与率为抓手,整合政府、社会组织、义工资源,发动居民共同推动社区营造。只有这样,才能联结起人与人、人与土地的归属感,让社区居民邻里相互守望,和睦共处。目前大陆依然存在很多发展滞后的农村社区,包括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习惯于依赖政府的行政运作体系,缺少主体意识,在资源、权利、教育等多方面均处于弱势地位,表现为多元的能力缺失。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发展社区及村民的主体性、有效地将其组织起来并在参与中成长,以村庄内在持续的发展动力为目标,实现以社区及村民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内源发展,将是社区发展面临的长久课题。

       (三)注重多元化社区发展

       台湾社区营造运动勾勒出一幅以地方特色为出发点,建立地方认同和地方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发展路径的蓝图。正是基于对社区特色的挖掘,台湾社区走出了一条永续发展的道路。[7]大陆有广大落后的农村社区,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发展的任务异常艰巨。在农村社区发展中,经济与生计的发展首当其冲。如何植根于当地的自然资源,开发出有社区特色的优势产业,带动社区就业,解决村民持续的生计发展问题,是社区发展的首要任务。同时,迫切需要将生态及环境保护的理念贯穿于社区综合性的发展之中。南方很多地区因为乡村工业的发展引发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西部大开发亦伴随着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对生态问题的严重冲击。因此,生态环境保护与社区经济同步协调平衡的发展势在必行。此外,地方传统文化在社区发展中的保护维持亦不容忽视。大陆农村地区地域广阔,各地都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伴随社区对外开放、经济发展及旅游开发,很多民族文化的传统正在消逝。如不刻意地加以必要的保护与传承,很多民族文化传统的精髓将难存遗迹。社区是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它应该发展成人们自在如意生活的地方,有着共同的生存印记、共同的发展理想的地方,一个可以被称之为家园的地方。台湾经验值得借鉴。

       (四)注重社区赋权与倡议

       近年来大陆农村地区群体性事件呈逐年增多的趋势,集体上访、越级上访屡见不鲜,集体冲击乡镇政府暴力攻击乡镇干部的现象亦时有发生。农村群体性事件本身已说明农民群体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的提升,他们急需制度化的空间及组织平台以实现与政府良好的沟通、磋商乃至讨价还价。由于具有自治组织之名的村委会并非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性,农村民众也缺乏应有的自组织机制与能力,在未来的发展中,寄希望于更多从事农村社区发展的NGO组织发展起来,在推展服务及发展工作的同时担负起农民权利倡议的角色和使命。一方面,将化解农村社会利益冲突的问题作为重要的发展议题,担当政府与农民间的桥梁,以温和变通的方式调解双方的矛盾冲突,为农民维权请命,推动各种合理诉求的解决。同时,以底层的渐进发展,为大陆公民社会的成长开辟出一个空间。

       (五)注重开展社区教育

       社区教育从其本质上说是一种教育与社区生活相结合的教育形态。人类社会最早(原始)的教育模式与教育形态实质上是一种社区教育。[8]通过社区教育,实现社区全体成员整体素质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可以为社区的建设与发展打下必不可少的人文基础。大陆农村社区教育已经起步,一些地区社区学院、社区大学已良好运作并具有自身的经验。但发展较好的基本是城市郊区及沿海地带,区域发展很不平衡。此外,资金、课程设计、村民参与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台湾的经验有必要认真总结梳理借鉴。

       (六)注重挖掘培养乡村精英

       乡村精英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影响因素,也是推动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乡村精英主要是农村社区中最有能力人群的代表,他们能够承担整合社区农民的历史使命,并且能够引导农民顺利化解市场经济的冲击,保证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9]农村里不乏类似的能人带动型的社区发展,如一人致富带动全村产业和生计的启动。除了这种自发的社区领袖之外,有意识地进行社区领袖的挖掘和培训异常重要。特别是在一些基础较差村民参与意识不强的社区,通过领袖训练逐渐培育社区的潜在力量,带动一个产业、一个村庄,带动整个社区的发展。在大陆农村地区,村民组织建构存在制度性的约束,草根性领袖作为社区的中坚力量在社区发展中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引文格式:来帅.中国台湾农村社区发展对中国大陆农村社会工作的启示[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6,16(4):76-81.

       收稿日期:2015-11-17

       注释:

       ①笔者在台湾参访的12个农村社区中,均有社会组织参与当地的社区发展。如新故乡文教基金会、海棠基金会、中华至善社会服务协会等社会服务性的组织,都在农村社区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②2012年5月20日,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正式更名为“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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