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苏俄对在华合作者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俄论文,合作者论文,在华论文,国家利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本世纪20年代，苏俄及共产国际在中国寻求合作者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先是倾向与吴佩孚合作，继而转向孙中山并最终选择了他和国民党。为什么如此？多年来史学家常常偏重于从苏俄援助中国革命的角度观察问题；对于苏俄外交策略及其在华利益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虽有所涉及，但尚未深入研究。
当时的苏俄对华政策有两方面。一方面，苏俄希望推进中国国民革命，进而推动东方革命，以便沉重打击帝国主义的后方，摧毁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从而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为此，苏俄需要在中国寻找盟友，组织能够在俄国共产党人支持下进行反帝斗争的力量。另一方面，苏俄仍然要同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北京政府，甚至地方军阀保持外交和经济关系，从而保留沙俄在中国遗留的部分特权，维护苏俄国家利益。苏俄的这双重目的就构成了其对华政策的双重性。人们可以看到，苏俄在与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发生关系时，始终围绕上述双重目的旋转。在许多时候，其国家利益被放到了第一位（注：关于苏俄第一方面的政策对选择的影响，可参见以下著作：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黄修荣：《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求实出版社1983年版；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朱铃、张先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略》，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孙武霞：《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陈再凡：《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等等。）。
一、苏俄外交策略及其在华利益
十月革命后，苏俄为了打破美、英、法、意、日等协约国的封锁，巩固新生政权，并确保其远东边界的安全，力图协调与改善同邻国的关系，争取他们的外交承认。自然，中国，这个最大的邻国成为苏俄外交的重点。
当时，中国北京政府由皖系军阀段祺瑞掌握，追随协约国，不承认苏俄政府，允许老沙俄外交人员继续在中国行使权利，仍然将庚子赔款交给沙俄使馆。同时，在日本诱逼下，北京政府于1918年5 月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共同反对苏俄。随后，大批日军开入中国东北，成为苏俄在远东的极大隐患。苏俄政权不希望中国继续同沙俄保持旧的外交关系，成为旧俄残余势力的据点；也不希望北京政府长期亲日拒俄，出现中日联合对付俄国的局面。因此，苏俄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又接连派出使团与中国交涉，力求改变北京政府的对俄态度，希望它驱逐旧俄代表，与自己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苏俄急于和北京政府谈判，不仅是想得到外交承认，以保证其远东边界的安全，而且还想获取一些重大利益，具体说来，主要是外蒙古问题、中东铁路问题等。苏俄政府在对华宣言中宣称要放弃沙俄侵华权益，与中国签订新的平等的条约，但是，一涉及具体问题，就违背宣言的原则，在外交谈判中采取强硬政策，力图继承沙俄一部分在华特权。这些问题，涉及中国领土主权，损害中国的利益，因此，中俄谈判长时间不能达成协议。
外蒙问题是苏中交涉中最大的障碍。为了消灭流窜到中国外蒙古地区的沙俄白匪军，苏俄红军和远东共和国军队在未经中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下，于1921年5月进入外蒙古地区。6月15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致电中华民国外交部，声称此乃“俄共和国为协助中国起见，去除匪徒”之举，“一俟大功告成，俄军即退出蒙境”（注：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6页。）。但实际上，在苏俄的扶助下， 蒙古正式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并声明不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11月5日， 俄蒙又签订条约，承认外蒙独立，而且，根据协定，红军在蒙古的逗留时间无限期延长。
中国民众对苏俄政府的做法表示强烈的不满，纷纷要求俄军从蒙古撤出，北京政府也在中俄谈判中多次进行交涉。然而，苏俄一方面表示承认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声称对蒙古绝无侵占之意，另一方面，却找出种种借口，拒不撤兵。
中东铁路问题是双方着重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中东铁路是沙俄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东北境内修筑的铁路线。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曾宣布愿将该路无条件归还中国，但第二次对华宣言即有所退步，宣称要“为苏俄需要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专门条约”（注：《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87页。）。中俄双方就中东铁路的路权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北京政府提出可以现金或债务将其收回，并商议运输章程，给俄国以优惠待遇，遭到俄方拒绝。
苏俄出于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外交策略，和北京政府进行谈判，并急于签订新的条约；但是，苏俄还坚持继承沙俄侵华的部分特权，又使谈判无法顺利进行，阻碍中苏达成协议。这二者相互冲突，苏俄却力图鱼和熊掌兼得。
二、重吴而轻孙
为了实现上述对华外交的重要目标，保证自己的国家利益，苏俄在与北京政府交涉时，非常看重中国的实力派，谁有实权，能对北京政府施加影响，能促使俄中谈判朝对苏俄有利的方向进行，并有实力、有可能与苏俄联合反日，就希望与谁合作。苏俄最初重点联络吴佩孚而忽视孙中山，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因素。
1920年7月以前，皖系当权，对苏俄持敌视态度， 苏俄的种种外交努力均遭拒绝。1920年8月，直系吴佩孚联合奉系张作霖打败皖系， 共同控制北京政府。吴为了尽可能从各国获取援助，壮大自己的力量，不仅同英美等国密切合作，而且也想同苏俄联系。在他的影响下，新的北京政府相继采取一系列同苏俄政府改善关系的措施。如立即接纳曾被北京政府拒绝入境的苏俄远东共和国优林代表团，撤销沙俄驻北京领事馆，通知沙俄使臣结束外交使命，撤销同日本签订的反对苏俄的联合军事协定，等等（注：参见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73页。）。
亲日派下台，苏俄自然高兴。吴佩孚又做出种种友好举动，苏俄当然更加欢迎。在这种情况下，苏俄外交部、远东共和国、共产国际都对吴佩孚政权抱有希望，试图与之联盟。
8月26日，优林使团到北京后，积极接近吴佩孚。10月9日，苏俄、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使者维经斯基到洛阳访问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同他讨论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并介绍了苏俄的情况（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译《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66页。）。 维经斯基主张联合吴佩孚以发动民主运动（注：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回忆说，当时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局全都是俄国人，它与在北京的非正式的俄国使团有联系。中国承认赤塔远东共和国政府的谈判正在进行。赤塔的俄国人坚信，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伊尔库茨克局只与赤塔政府合作，它的活动仅仅受俄国在华北的利益所支配”（注：王淇等选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吴佩孚受到青睐，还在于苏俄看中了他的实力和地位。苏俄在分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的现实力量后，认为吴佩孚最有前途掌握中国军政大权、控制中国局势，因而是最好的合作对象。这可以说是苏俄选择他的第二个原因。
1920年，当苏俄向中国伸出外交触角之时，正是吴佩孚刚打败皖系、控制北京政府之后。显而易见，吴佩孚一派是其时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如与之合作，对苏俄对付日本、展开与北京政府的外交极为有利，因此苏俄将目光集中于他。1922年，吴佩孚的势力不断增长，更成为苏俄注意的焦点。3月15日，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 苏俄驻北京外交使团顾问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从北京给列宁寄去了报告中国形势的密信。维连斯基分析了中国现有的执政党派以及它们各自占有的地区，提供了每一派现有武装力量及其所统治的地区人口数据，最后得出结论：“只要浏览一下附上的中国示意图，就可以发现，直隶派占有最有利的战略地位，它几乎统治了人口稠密、具有巨大经济意义的整个华中和长江流域。与各竞争派别相比较而言，直隶派是最强大的，而且吴佩孚元帅作为军事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为他进一步扩大影响和加强实力，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版，第73—74页。以下凡出自该书引文只在正文中标注页码。）7 月3日，维连斯基给契切林和托洛茨基发去密电， 再次指出：“中国政治中的主要人物是吴佩孚将军，他掌握着军队、财政、交通以及内政部，南方多数省份现在投靠了吴佩孚”。（第97页）
苏俄除了认为吴佩孚有实力控制北京政府以外，还认为吴有可能与自己联合反日，这是苏俄注重联合吴佩孚的第三个原因。
1920年8月，吴佩孚打败亲日派皖系，受到苏俄欢迎。1922年4月底，吴又发起对亲日派张作霖的战争，再次与苏俄反日的利益取得一致，更为苏俄所看重。6月，直奉战争结束，张作霖败退关外， 盘踞东北。张作霖与日本勾结，在东北给苏俄造成很大威胁，沙俄白卫军又在东北北部流窜，因此苏俄反对张作霖；而吴佩孚由于未能彻底摧毁张作霖的力量，也继续反张。这一共同的斗争目标成为二者相互接近的原因之一。6月27日，维连斯基受吴佩孚的邀请访问吴的大本营， 会谈后吴佩孚委托他转交给俄国武装力量领导人托洛茨基一封信，信中谈到俄中在远东任务的一致性问题，即是指的这点。维连斯基认为“这是中国和苏俄之间签订军事政治协议的出发点”。（第97页）这表明，苏俄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付日本，以消除日本在远东对苏俄的威胁。
由于以上原因，苏俄、共产国际把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吴佩孚当成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认为他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领袖”（注：参见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第74、76页。），积极地谋求与之合作；而与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孙中山虽早有接触，这时却不愿公开联络，惟恐影响与北京政府的谈判。
还在1918年，孙中山致电苏俄政府，祝贺苏维埃国家的成立。列宁委托契切林于同年8月1日复函孙中山表示感谢，但是孙中山没有收到此信。其后，苏俄、共产国际陆续派人与孙中山接触。1920年秋，维经斯基和孙中山在上海会谈，孙表示希望能将“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注：维经斯基：《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第204页。）。
原俄国将军波达波夫在上海也同孙中山进行过多次谈话。他在1920年12月12日给契切林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孙的情况。报告说：“在中国各地他都有追随者，在革命人士中他有一些忠实的朋友”，还说：“他本人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很高声望，在报刊上常常被称为国民党领袖”。（第47—48页）1921年4月21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也作了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提到广州政府试图同苏俄签订协议、建立关系，但是“他们广州人不知道为什么优林至今蔑视广州”。报告最后的结论是：“广州政府可能被我们用作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工具”，因此应该“同广州政府尽快建立联系”，目的是“在广州政府中物色一些能够在中国发动全民起义来反对日美资本对整个远东的奴役的人物。”（第58—64页）
但是，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收到这些报告后，并没有立即采纳报告人的建议，因为此时苏俄正致力于同北京政府谈判，对与广州政府联系有很大顾虑。1921年10月31日，契切林致电在赤塔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成员、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扬松，咨询能否向广州派遣代表团，“广州政府单独同许多政府有交往，我们可否同它来往，这不会造成无法同北京建立联系？北京是民族统一的象征，首先我们应该同北京来往。如果我们打算同时与广州来往，同北京的联系会不会中断？”（第65页）
同年11月6 日， 契切林给列宁去信， 并附有孙中山的信（注：指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给契切林的复函。在信中，孙中山问候列宁， 并表示愿与苏俄领导人进行私人接触，学习苏俄的经验。）。契切林表示：从扬松的回电中可以看出，“我们在北京设立代表机构后就可以同广州政府进行往来。在此之前，我们认为不便给孙逸仙写信。去年我们给他写信时（注：指1920年10月31日契切林给孙中山的信。在信中，契切林向孙中山致意。半年之后，1921年6月14日， 孙中山才收到契切林的信。8月28日，孙中山复函契切林。）情况不同， 因为当时同北京的谈判尚未开始。”第二天，列宁回了一张便条，说明自己不认识孙中山，互相之间也从未通过信，指示要对孙中山尽量热情些，要常写信，并要派人去广州，但要尽量秘密进行。（第66、67页）
12月7日，契切林遵照列宁指示的原则， 电令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使团团长派克斯：“同广州政府的接触，应基于对中国民主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要谨慎从事，以不致影响我们对北京的政策”。他还希望派克斯尽量不让北京知道自己给孙中山的信，并说“同他秘密进行书信往来会是很有好处的，但一旦为人所知，我担心会不会妨碍我们在北京的工作”。（第69页）
可见，苏俄基于第一方面的政策，即要推动中国民主民族革命运动，知道应与孙中山接触，共产国际一些人也主张与之合作。然而，由于与北京政府的谈判更关系到苏俄的利益，苏俄担心同广州政府的往来会影响与北京政府的谈判，只好把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放在第二位，首先与北京方面来往，与孙中山只进行谨慎和秘密的接触，与他合作是谈不上的。
三、同时联络吴、孙，争取二者合作
苏俄为了迅速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积极接近掌握实权的人物，对用处不大甚至会妨碍谈判的人则敬而远之。但是，仅依靠吴佩孚一派的力量，并未产生多大效果。由于外蒙和中东铁路等症结，优林和派克斯使团与北京政府的谈判都未取得进展。为了打开俄中谈判的僵局，1922年7月，苏俄任命更得力的人物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 组成新的外交使团。并且，苏俄的策略有所变化，不再死盯着北京政府一方或某一个政治派别，而是尽可能地与各方力量联系，以求得他们在外蒙和中东铁路问题上对苏俄观点的认可或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越飞虽继续以吴佩孚为主要联络对象，同时也加强了与孙中山的联系。
8月19日，越飞致函吴佩孚， 提出了一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问题，首先就是“建立我们两国之间本来就应有的友好关系”。越飞摆出一系列理由，力图说明俄中恢复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对中国是多么的有益。他说：“第一，中俄之间有着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恰恰对于中国比对于俄罗斯联邦更为有利。第二，现在正是时机，错过这个时机，中国就有可能处于不利的地位”。（第100页）
越飞所指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主要是外蒙和中东铁路等，他知道中国很重视这些问题，便以此来说服中国人主动谈判。越飞所指的时机，是最好先同中国谈判，再同日本谈判。当时，越飞还肩负着与日本谈判以使日本从俄国撤军的使命。他知道中国人担心俄日谈判对中国不利，就拿它来压迫中国，声称如果俄国先同日本谈判，他很可能会因为不了解中国的需要和利益，而做出有损于中国的错事，以此来催促中国尽快与俄国谈判。
在这封信里，越飞还极力为俄国向蒙古派驻军队并一直驻扎在那里辩解，说是因为俄国军队从蒙古一撤出，白卫匪帮就会很容易进驻那里，向远东共和国后方发动新的攻势；还说如果俄国军队撤出，就意味着张作霖立即去占领蒙古，这既不符合俄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当时，吴佩孚想调用自己的军队进入蒙古。越飞称，这是不恰当的，他强调，蒙古问题只能通过签订条约的途径来解决。他劝吴佩孚“最好是一方面向中国公众说明对我们进行攻击是错误的和不公正的，另一方面还是尽快同俄罗斯联邦签订条约”。（第101—102页）
总之，整封信都是在向吴佩孚说明，尽快签订中俄条约是很重要的。为了更好地讨论这些问题，越飞还派自己的军事顾问、俄国总参谋部学院院长格克尔拜访吴佩孚。此后，越飞又多次派格克尔见吴，还派使团的海军武官贝利、汉语专家伊万诺夫教授以及苏俄驻北京通讯社负责人霍多罗夫拜见吴佩孚，显示出对与吴交往的重视。
一个月后，越飞再次致函吴佩孚，重申在蒙古问题上的立场，坚持说，立即从蒙古撤走俄国军队只对张作霖和帝国主义有利，而立即停止抗议运动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第133页）11月18日， 越飞又给吴佩孚去信，再次提到：“谈判中的最严肃问题仍然是蒙古问题”，“如果中国代表想在会谈中彻底解决中蒙问题，那么没有外蒙代表的参加，我们是决不能同意的。”关于中东铁路问题，他表示：“我们完全放弃沙皇政府的那种罪恶的掠夺性政策，然而，我们却不能放弃我们在这条铁路上的利益。具体地说，就是我们要求掌握铁路的理事会。”越飞请求吴佩孚“在谈判期间要给予我强有力的支持”。（第157页）
当时，中国外交部长顾维钧坚持要俄军立即撤出蒙古，因此，越飞向吴佩孚抱怨说：“同顾先生我们是无论如何也谈不来的”，暗示吴撤换顾维钧。越飞说，“您曾经向我指出，如果不能说服顾维钧，那就要起用另一个更适合的部长去代替他。我很清楚，说服他不仅已经不可能， 而且恰恰是在这一时刻他更加积极地实行敌视我们的政策”。 （第156—157页）
在继续极力争取吴佩孚的同时，越飞也多次秘密与孙中山通信，并派格克尔同孙见面，力图说服孙进行积极的政治活动，干预北京事务。在第一次致函吴佩孚三天之后，越飞致函孙中山，以相似的语言和理由谈了俄中谈判问题以及蒙古问题。他表白说：“我们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不打算向蒙古渗透”，但是又坚持“我们若在目前的混乱时刻撤出军队，日本帝国主义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我们现在离开蒙古对中国不利。”他还说：“所有问题都是紧密联系彼此交织着的，不能提出其中一个来单独讨论。”他向孙提出：“如果您同意我的看法，或许您可在尽快开始俄中谈判方面行使自己的影响。”（第106页）9月15日，他在信中很策略地对孙中山谈到中东铁路问题：“鉴于某些条件，俄国在中东铁路及其所谓的隔离地带拥有特殊的利益，我不怀疑，在即将举行的俄中谈判过程中，这些利益将会得到中国的理解并给以满足。”（第127—128页）
从这些信件可以看出，越飞求助于吴佩孚和孙中山，是希望说服这两位有影响力的人物赞成苏俄的意见，通过他们消除中国社会的反俄舆论，并对北京政府与苏俄的谈判施加影响。
对于越飞提出的蒙古问题，吴佩孚的答复是，同意该问题应在同俄国的谈判中加以解决，此外，他准备组建一个精锐师，指望在1923年春能占领蒙古。（第107 页）他还让格克尔参观了正为此目的做准备的一个久经沙场的师团，其意思是“一旦中国能够接收蒙古，俄国军队就立即撤走”。（第159 页）孙中山的答复是：“我完全相信贵国政府的诚意。我接受莫斯科无意使这一地区脱离中华民国政治制度的保证。我同意，在北京出现改组后的能同贵国政府进行谈判的政府之前，苏联军队应留在那里。贵国军队立即撤走，只会迎合某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第110页）
对于中东铁路问题，孙中山在给越飞的回信中没有明确作答，吴佩孚则认为越飞的意见与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吴佩孚提出，当中国有能力接收中东铁路的时候，俄国应将它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而中国方面也应该保障俄国的有关利益，以表达对俄国的友谊。对于苏方提出的两个具体问题，即更换中东铁路理事会、由苏俄政府派员取代旧俄人员以及派护路警察和护路队，吴佩孚认为是临时性措施，并不违背基本原则，建议越飞向外交部长顾维钧提出并一起讨论。（第160页）
看起来，越飞对吴佩孚和孙中山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二人在中东铁路问题上没有什么异议，都同意谈判解决蒙古问题，苏俄可以暂不撤军。另外，越飞希望吴佩孚能对北京政府施加影响的目的也部分达到了，顾维钧作出了先开始谈判而后再讨论撤军的让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越飞：“如中俄会议能速开，即俟会议时再行确定撤退办法，则本国政府亦可姑不坚持异议。”（注：《外交部致苏俄代表越飞节略》，1922年11月6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456页。）为此，越飞对吴佩孚说：“借此机会感谢您在顾维钧要求把我们的军队撤离蒙古时给予我的帮助，大概是在您的影响下，顾维钧在其照会中收回了这一要求。”（第157页）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此时越飞既同吴佩孚正面接触，又向孙中山暗送秋波，但因为谈判的对手是北京政府，而吴掌握着北京政府大权，因此越飞工作的重点仍是吴佩孚，他认为目前还不能与孙中山合作。 在11月7日和8日给契切林的电报中，越飞称：“从政治角度来看， 目前孙逸仙与中国官方立场相距如此遥远”，“在官方场合他只是一个个人，我们与他公开签订协议还为时尚早”，那样，“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宣布与我们断绝外交关系”，“我就什么也做不成”，而“当孙逸仙在中国政府中占据适当位置时，那就另当别论了”。（第149 页）关于这一点，越飞对孙中山的助手张继也作了解释：“我们一直很清楚，只有孙逸仙是我们在中国的唯一朋友”，“但是作为官方人士，我必须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为了对它施加影响，我必须利用那些出于某种缘故对我们友好的力量。至今孙逸仙仍然实行抵制政策，不干预中国政府的事务，也不对它施加影响，那我就不得不诉诸于吴佩孚。因此我才接触吴佩孚。”（第153—154页）
苏俄同时联络吴佩孚和孙中山的另一个目的是，利用前者的军事力量和后者的政治威望，在北京另外建立一个亲苏的民族主义政府，以取代现政府。苏俄认为这样既可以促进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又可使俄中谈判顺利进行。
越飞来华前后，中国国内各方力量促成孙、吴和解的工作已开始进行，苏俄代表派克斯也曾试图说服吴佩孚转向国民党，同孙中山和解。（第98页）越飞到任后，即分别做吴、孙的工作。而当他发现，尽管吴佩孚和孙中山在某些问题上帮助了他，俄中谈判仍然十分艰难，特别是苏俄利用吴佩孚干预中国政局的企图没有完全实现后，更加极力促成吴、孙合作。
苏俄曾经试图让吴佩孚运用手中的权力更换政府某些成员甚至整个内阁，这种努力初时取得一些成效，后来失败了。1922年8月4日，派克斯在给加拉罕的电报中说，“吴佩孚履行了排除颜惠庆的许诺。后者已不担任任何职务。”（第98页）颜自1922年6月至8月担任北京政府首脑，主持中俄谈判，苏俄对他不满意，因而通过吴佩孚逼他下台。此后，吴佩孚对越飞声明，苏俄“不值得与现时的中国政府打交道，它不中用，将在7至10天内被他们驱散”。（第107页）然而，事情没有吴佩孚想像的那样简单，吴没能按向越飞作出的保证更换整个内阁，只是在干预总理人选。（第121页）结果是， 吴佩孚通电请王宠惠组阁（注：《国内专电》，《申报》1922年8月22日。）。
越飞认为吴佩孚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他还不能组建自己的政府，因而宁愿支持软弱的现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越飞不再希望“中国现政府在受外国人左右的情况下能够将同俄国的谈判进行到底并取得理想的结果”。（第132—133页）越飞对那种只变动内阁某些人员的做法不满，还是想成立新政府。随着中国各派军事政治集团实力的变化，以及对他们之间相互争斗情况的进一步了解，越飞认为吴、孙合作是最理想的。
此时，中国最有势力和最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分别是：吴佩孚，控制着华中地区；张作霖，控制着以东北为基地的北方地区；孙中山，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革命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是各种政治力量瞩目和争取的对象。在这三人中间，吴佩孚和孙中山都对苏俄表示友好，孙中山是中国的思想领袖，吴佩孚是军事领袖，苏俄当然希望他们能联合一致与苏俄结成巩固的同盟，再通过孙与张作霖的关系，取得张作霖对这个联合政府的承认和支持。这样中国就能够统一在一个对苏俄有利的政府之下，苏俄的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为此，越飞写信并派格克尔去见吴佩孚，向吴提出建议：“我个人觉得，只有您与孙逸仙先生一起建立的政府，才是唯一能够使中国摆脱严峻局面和建立统一而独立的中国的政府”，他还保证：“这个政府完全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全面支持”。（第132页）
越飞也给孙中山去信，信中说：“根据我对中国形势所作的分析，我还觉得，您同吴佩孚联合并一起建立中国中央政府，对中国来说，这是最好的联合。”他建议：“为了确保张作霖承认和支持这个政府，应该恢复他的一切称号、官职和官衔”。他认为，“张作霖会同意这样的条件，这样一来，这个政府实际上就统一了全中国”。他还声明：“俄国愿意全力促进中国的民族统一和摆脱世界帝国主义的羁绊，它一定会给予这样的中国政府以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第127页）9月18日，越飞写信给一直在做联合孙中山工作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告诉他说：“从我给孙的第二封信中您会看到，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孙和吴一起组建政府并与张作霖和解，至少要让张作霖承认和支持孙逸仙—吴佩孚政府。请您支持我的这一政策并向孙作出解释：这样的政府不仅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指望得到整个共产国际的支持。我认为，成立这样的政府是当今中国政治的最重要方面。 ”（第130页）
9月26日，格克尔与孙中山在上海孙的寓所进行会谈， 格克尔表示：“俄国原则上准备帮助中国的统一事业，毫无疑问，俄国认为孙逸仙是能够实现这种统一的人。”但是，“正如越飞同志已经指出的，最好与吴佩孚联合并尽一切可能防止爆发新的内战，因为内战会导致外国列强的进一步干涉，也可能导致对北京的占领。”（第135页）
由于中国国内许多方面和苏俄都极力向吴佩孚和孙中山推荐对方，二者进行了接触，试图弄清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吴佩孚的朋友、内务总长孙丹林曾准备去上海跟孙中山会谈；孙中山也曾授权马林和北京政府总理王宠惠代表他同吴佩孚进行谈判，还派出徐谦、张继到洛阳向吴佩孚“陈说意见”（注：参见邱捷《越飞与所谓“孙吴合作”》，《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252—253页。）（第147、151页）。 但是，由于双方的根本利益不同，吴、孙都发现与对方合作是困难的。孙中山在1922年11月2日给越飞的信中指出， 吴佩孚对自己的态度实际上很强硬，与他打交道确实很困难。孙中山表示很想与吴合作，但是，“吴佩孚想让我抛弃张作霖作为对与他合作的一种酬谢。这样的行动方针我是不能接受的，更何况张作霖准备同意进行有所有领导人参加的全国性协调活动。”（第144、146页）同时，孙中山还怀疑吴佩孚和陈炯明有联系，因而不信任吴佩孚。
孙中山怀疑吴佩孚没有合作的诚意，反之，吴佩孚鉴于孙中山和张作霖过分亲近，并与安福系分子有来往，对孙也持同样的怀疑态度，因而拒绝委派孙丹林去会谈。为此，越飞在11月18日又给吴佩孚去信，极力想打消吴的疑虑，力劝吴与孙中山联合。他谈到目前北京的局势，指出“中国的中央政府有点儿想摆脱您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处境更加严峻地表明您有必要与孙逸仙联合。”越飞坦言，“由于我还是相信，不论同现政府，还是同任何一个更反动的政府，我们都决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而一旦关系破裂，局面将会急剧恶化，所以我仍然认为，您与孙逸仙和解并建立你们的联合政府是最重要的。”越飞申明，“我再重复一遍，我准备竭尽全力促成此事。您非常明白，我们将会给予您巨大的帮助并对中国正在发展的事件施加重大影响。我请您注意这样一点，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我是决不拒绝给予这种帮助的，但同时我也期待着您的协助。”（第155—158页）
然而，越飞的努力未获成功，吴佩孚与孙中山的关系无法协调，使吴孙成立联合政府不可能实现。苏俄只得放弃这一计划，另谋他途。
四、弃吴而取孙
与苏俄的愿望相反，联合吴佩孚这个实力派人物，利用他对中俄谈判施加影响，推翻现政府，与孙中山合作建立一个亲俄的新政府，这一切都未能成功。加之在蒙古问题上，吴佩孚对苏俄越来越表示不满，双方之间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吴佩孚的利用价值越来越小，苏俄遂决定弃吴不用。相反，从1922年底起，一直愿与苏俄建立联系的孙中山开始受到重视，苏俄代表越来越倾向于孙中山。
作出这一决定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其中包括外交谈判对手的转变，中国政局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实力集团的变更。
1922年12月，由于中俄在外蒙和中东铁路问题上立场截然相反，越飞与中国外交部的谈判陷于停顿，苏俄在北京政府身上付出了长达两年时间的努力而未能达到目的。这使越飞继续留在北京徒劳无益，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南方。一方面是为了另辟蹊径，谋求与南方的广州政府建立关系，争取得到从北京政府那里未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使北京政府因害怕苏俄与广州政府签约而主动要求重开谈判，并对苏俄作出重大让步。与北京政府的谈判中断了，吴佩孚自然用不上了；而要与广州政府达成协议，则必然要与孙中山联系。
恰在这时，北京政权发生变动，直系保定派（曹锟）与洛阳派（吴佩孚）争斗，吴佩孚支持的王宠惠内阁倒台，代之以曹锟做后台的张绍曾内阁。吴佩孚的势力受到削弱，反之，孙中山的政治影响却在扩大。9月，孙中山接受马林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建议， 开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10月，孙中山命人在福建组织讨贼军，准备讨伐陈炯明，重建广州革命基地。中国政治形势的这些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实力集团的变更，也促成了苏俄合作对象的转变。
12月12日，越飞向莫斯科报告，国民党是中国无比重要的力量，可藉以推动民族民主革命。在北京的一切谈判均欠妥当，同吴佩孚、张作霖的私人联系也都不是最要紧的事情（注：艾伦·惠廷：《苏俄对华政策，1917—1924》，1968年英文版，第201—202页，转引自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第84页。）。如果吴、孙能谅解当然更好，否则，在任何情形之下，苏俄必须对中国革命力量加以支持。
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重要决议，赞同越飞的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第187页）
1923年1月13日和26日，越飞给俄共（布）、 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发去了两封至关重要的信。在这两封密信里，越飞分析了中国总的政治形势，并对比了吴佩孚与孙中山，最后得出了应倾向于与孙中山合作的重要结论。
首先，越飞分析了1922年底曹锟争当中华民国总统以后的局势，指出：“目前吴佩孚处于孤立状态。他在中国中心省的地位已被曹锟及其同伙取代。同时，吴佩孚先前的政府已不再存在。”（第193 页）但是，新上来的曹锟并不被越飞所看好，越飞认为“曹锟及其同伙在中国社会上没有扎实的根基，因此总的说来他几乎不能依靠任何人”；曹锟的所谓政府，实际上都是一些平庸之辈，“整个内阁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有名无实的议会内阁”。越飞还认为，曹锟与张作霖的谈判，“无论如何不会给曹锟带来任何荣誉， 也不会使他取得巨大的成功”。 （第193—194页）
接着，越飞专门分析了吴佩孚的情况，在前一封信中他指出：“吴佩孚目前实际上只有一个河南省，如果他不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就没有任何前途。”虽然“吴佩孚过去或许也没有大块地盘，但他能利用自己对中央政府的影响，实际上从铁路上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几乎全部收入。”而现在，政府不掌握在他手里，这些收入就落空了，这也是促使吴佩孚要去夺取更多地盘的一个原因。越飞进而分析说，吴佩孚要夺取地盘，但是他不可能向北方进军，因为他不可能同曹锟彻底决裂，对曹锟发起公开的军事进攻；这样一来，他除了向南方挺进以外别无出路，这就必然会同孙中山发生冲突。（第194—195页）在后一封信中，越飞提到吴佩孚也改变了对俄国的方针。1923年1月1日，曹锟、王怀庆发表通电，谴责苏俄的蒙古政府，号召“合内外上下一致力争，务期早定蒙疆，固我藩篱”（注：《公电》，《申报》1923年1月4日。）。1 月4日， 吴佩孚发表通电响应，表示赞同曹、王的主张（注：《公电》，《申报》1923年1月6日。）。因此越飞说：“在蒙古问题的整个喧闹中，最重要的是，吴佩孚也在俄国所有敌人的大合唱中提高了自己的嗓门，并发出一份令人极难理解的通电，其内在涵义只能解释为，吴佩孚试图证明，他在蒙古问题上决不讨好俄国”。总之，越飞认为，“吴佩孚的客观状况迫使他不仅反对孙，而且也反对我们。”（第209、211页）
然后，越飞又分析了孙中山：“与上述事变发生的同时，孙逸仙的声望大大提高了”。他不仅在福建省站住了脚，而且不久前已向广州进军。“这样看来，孙逸仙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迟早会恢复在南方的全部影响。”越飞还考虑到目前张作霖正与孙中山联手，因此认为，孙很可能在近期内实际上成为除吴佩孚控制的一小块区域之外的中国的统治者。（第196—197页）
通过对比，结论是不难得出的。在前一封信中越飞写道：“不管怎样，业已改变的局势和吴佩孚的实际状况使他对俄国的态度有所恶化。我本人将利用自己的一切影响，使吴佩孚和我们的关系不致破裂，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得不在吴佩孚与孙中山之间作出抉择的话，那么无疑我们要选择后者。”（第196 页）在后一封信中越飞重申：“孙逸仙在整个南方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关系的尖锐化立即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我早已提出的问题：一旦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发生公开冲突，我们应该选择谁。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我对这个问题早就坚定不移地回答：如果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的话，我们决不能支持吴佩孚去反对孙逸仙。”（第210页）
除此以外，越飞还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是中国真正的政府，我们应该跟谁打交道？”越飞说，当时所谓的华南政府在思想上更接近我们，但是在那个时期，我们没有可能同南方政府，即同孙逸仙进行直接的接触。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越飞问：“我们是否应该仍像过去那样客气地对待毫无用处的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中国中央政府”，还是“转而采取真正革命的政策，承认孙逸仙的革命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只同它打交道”。（第197 页）越飞的话等于承认了苏俄在合作对象问题上的政策主要不是出于革命的考虑，虽然明知孙中山与自己的思想更为接近，最初苏俄却没有直接接触，怕影响与北京政府的谈判；如今北京政府没有用了，而按照越飞对中国事态发展方向的预见，孙中山的政府有取得成功的希望，这时才考虑与孙打交道。
当然，越飞也注意到，“国民党以及孙逸仙本人，在我们的思想影响下，近几个月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本质；国民党确实正在成为中国群众性的政党”。他还说，孙中山经他多次劝说明白了，光靠军事手段不可能实现中国的变革，必须采取更积极的政策。“至少，目前孙逸仙甚至向中国现政府派来了自己的代表，并从昨天起在这里开始谈判，由此证明，他希望通过政治的、外交的途径影响中国的政策，而不是单纯地使用军事手段。”（第197—198页）
总之，莫斯科终于认识到，同吴佩孚合作是无益的，而孙中山在解决苏俄对华关系两方面问题的过程中将起到重要作用，他才是俄罗斯联邦惟一的盟友。从这时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决定积极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
1923年1月16日，陈炯明被打败，广州克复，孙中山准备回粤。 同一天，越飞一行五人去上海，与南方革命力量接洽。1月18日、 19日、22日，越飞与孙中山进行了几次会谈。1月26日，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表明苏联与孙中山建立了公开的联盟。看起来，苏联人终于找到了合适的盟友。在孙中山这里，苏俄对华政策的两个方面不再互相矛盾，而是有机地融为一体了。苏俄找到了革命伙伴，也在自己最关心的利害问题上找到了突破口。苏联的代表想尽各种办法，在两年中未能从北京政府和吴佩孚那里争取到的东西，最终还是在孙中山这里获得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表示苏俄要与孙中山建立关系，也宣布孙中山在外蒙和中东铁路问题上同意苏俄的意见。
莫斯科仔细研究了越飞提出的积极支持孙中山的请求。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和总司令加米涅夫都亲自过问这一问题。1923年1 月20日，托洛茨基写信给越飞说：“政治局同意您的总的提纲。政治局特别强调，不管中国出现任何政府组合都必须继续在支持孙逸仙的民主组织和配合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方面进行系统的工作，并决定征询您的意见，为加强内部的系统的宣传工作可能需要多少款子。”（第200 页）2月6日，托洛茨基给加米涅夫寄去越飞的信，让加米涅夫“最好在地图上标出正在争斗的中国将军们的位置和实力，并考虑一下我们能向孙逸仙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要求他提出初步意见。（第222—223页）
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越飞的建议，认为最好在中国西部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础，可以给孙中山约200 万墨西哥元的资助，并经孙同意后向他派去政治和军事顾问小组。（第225 —226页）
此后，苏俄与孙中山的合作全面展开。
综上所述，苏俄在中国选择合作者时，相当多地考虑了本国的利益，并为此实行了重视和联合中国实力派的政策。关于这一点，俄共（布）有些人当年就看得很清楚，并提出了批评。1923年8月25日， 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部长的斯列帕克写信给维经斯基说：“大家都被套在孙逸仙的马车上，对其他的一切都不屑一顾。”他认为“应当彻底消除党是为外交人民委员部服务的观点。当霍多罗夫或者马林认为吴佩孚是个非常好的人，俄罗斯应当面向他等等时，他们就把党拉向这方面，并竭尽一切努力使党纳入这一轨道，大家也都作了努力。后来，当实际生活抛弃了对吴佩孚的这些幻想时，党又采取了另一条路线。人们开始把党拴在孙逸仙的马车上，要把孙从他‘可爱的’拥护者所设置的冒险泥潭中拖出来。”他指出，“明天如果有人喜欢张作霖，并认为必须面向他，那么又是：伙计们，到那里去吧！”他大声疾呼：“必须结束这种状况。让党还是一个党，全面开展自己的工作吧，但愿任何贯彻越飞的观点或外交人民委员部其他代表的观点的马林们，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外交人民委员部需要这样，但不要把党牵连到这种事情里去”。“应该结束这种僵局，不要做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尾巴。”（第267─268页）
遗憾的是，俄共（布）中央并没有接受这样的意见，仍然继续贯彻重视实力派的政策，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谁最具实力，就想与谁合作。按照以前的论点，在1923年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其军阀本质和反对革命的本性暴露之后，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的政策就破产了（注：参见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第85─86页。）。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1925年，吴佩孚的势力上升，俄共（布）又提出了联吴的主张。10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伏龙芝报告，“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要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像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人民军以及冯玉祥的作用和意义在渐渐消失。人民军、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等有必要同吴佩孚建立固定的关系，这是整个形势决定的。”由于张作霖继续采取亲日政策，其势力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不断巩固，在中国东北给苏俄造成很大威胁，加之张一直玩弄手腕，加剧日本与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苏俄的方针是打击张作霖，为此需要联合吴佩孚。伏龙芝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主要敌人依然是张作霖。现阶段国内战争的任务，应该是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彻底打垮张作霖。吴佩孚的行动能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须加以利用。”“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在新政府的人员构成上，要有直隶人，北方国民党人（冯玉祥）和华南（广州政府）的代表”。10月2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中国问题报告，决定基本上采纳伏龙芝的建议，并作为政治指示下达给加拉罕，建议后者尽快去北京。（第730─731、729页）
由此可见，苏俄在援助和推动中国国民革命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是同时照顾到苏俄国家利益的。在选择合作者问题上，苏俄时刻根据中国军政力量结构的变化，确定能保证实现苏俄对华政策双重目标特别是苏俄利益的人物，以此为合作对象，从吴佩孚到孙中山和国民党，再到冯玉祥和国民军，以及后来到汪精卫、到蒋介石，重视实力派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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