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回应——谈谈近代岭南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岭南论文,近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近代类型的中国文化，首先起源于岭南地区。中国近代文化的变迁历程，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通过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的努力，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转型的过程，即从以封建文化为主导的中世纪文化转变为一种进入近代世界文化体系的近代文化。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岭南不仅仅是一个文化起源的个案，而且岭南文化还浓缩了近代中国文化结构与内容变迁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近代岭南文化在近代中国文化系统中，俨然处于一种领先的主导地位。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是在中国回应西方双重挑战的过程中展开的，同样，岭南文化的变迁也体现了这种过程。
岭南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得风气之先”和“开风气之先”的地区，而这种“得风气”与“开风气”又是在一个特别的历史时空中展开的。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其双重性特征日益明显，一方面，它是先进的，代表了人类发展进步的一个阶段性成就，它那先进的科技与文化，对于封建的中世纪文化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占有世界市场为目标，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对世界上其他落后地区和民族进行掠夺，这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又是富有侵略性和血腥性的。在19世纪40年代，以鸦片战争为象征，中国开始了它走向近代，进入近代世界文化体系的艰难步伐，从中国文化的总体结构来看，这场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沉沦的开始，又是新生的开端，由于中国人中有像林则徐、魏源那样的有识之士，因此，在面临既有先进性又具有侵略性的西方双重挑战面前，中国在她的回应方面，找到了一种正确的走向新生的方向。这种正确方向的主要特征是：既坚持抵抗西方侵略、保卫民族独立和尊严，同时又理智地学习西方先进的一面，使中国走向近代走向世界进入近代世界文化体系。这种结果的直接受益，在岭南文化的表现中是很明显的。“从林则徐到孙中山”构成近代中国文化精英的主体，实际上也体现了岭南文化的代表性成就。
纵观一百多年来岭南文化的发展，岭南文化的主体特征是“得风气之先”与“开风气之先”，但是由于前述的特殊历史时空，我们可以发现，这一个地区的文化变迁，实际上是在一个很复杂的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中展开的，而且得风气与开风气之间那种历史的张力，也使岭南近代文化显现出一种特异的色彩。
近代岭南在与西方接触过程中，中西文化的传通，一开始就是在一个不平常的环境下进行的。鸦片战争使中国人看到了西方的侵略性与血腥性。但同时又使中国人觉醒到中国文明的不足。这样，一个象征中国近代史开端的事件就折射了整个近代中国的处境。鸦片战争开始于岭南，使岭南人首先直接面对近代中国文化的变革；岭南士大夫精英阶层，在调整自己的文化方面，面对一个双重性的西方，其回应尽管是多样性的，但从总体而言，最后形成的主导倾向，却充分体现了他们在处理近代中国人情感与理智冲突中，率先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首先，以“得风气之先”之传统，了解西方。作为中国走向近代的第一步，“了解西方”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我们看到鸦片战争开始后，广东坊间即有由士大夫编撰的介绍西方地理及近代文明的书籍，如林则徐主持翻译的《四洲志》，梁廷枬撰写的《海国四说》等。广东地处南疆海岸，古代以来便以“海上丝绸之路”著名，唐宋以降，也一直与伊斯兰教文明、基督教文明有接触，因此，了解西方获取外界知识，在岭南确有地利之便，林则徐、魏源等人，皆非广东人，可是，他们对岭南文化发展的影响，却与他们在广东的经历及从广东得到的西方知识分不开。然而，在这种了解西方，正视另一个系统的文明背后，其情形又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岭南的文化精英，当他们只是将目的停留于了解“夷情”，为了增强国家防卫力量、抵御西方侵略，而去介绍西方文化时，我们只能肯定这种工作有助于中国走向近代的客观性成就。但另一方面，有些人却不能承受在一个文化的转型期，学习异质文化的那种感情挫折，比如梁廷枬，在了解西方方面，他可以说是“得风气之先”的一个重要代表。但是，他拒绝学习他所介绍的那种文明，认识不到中国文化与近代世界的不一致性。因而不能进入到“开风气”的层次。这是“得风气”者中的另一种典型；这类人在历史的情感与理性冲突中，成为茫昧的悲剧表演者。
“得风气之先”与“开风气之先”的正确衔接是岭南文化特征的主流。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感情与来自历史的理性得到了一种良好的把握。
从林则徐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是岭南文化精英中既得风气之先，又开风气之先的人。一方面，他们在一个近代的文化变局中，传续了“得风气”的岭南传统，在了解西方方面，能够主动地以一种文化的责任和民族的责任去尽自己的努力，如林则徐对西方知识的虚心求教，康、梁在初始接触西学时的热情以及孙中山根据西方知识创设其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皆是了解西方的成功范例。在这种过程中，他们经历了民族落后的耻辱感之后，理性地把学习西方做为中国的出路，同时，又注意不陷于保守主义的泥潭中去。因为维护民族感情，往往容易产生对外国的排斥心理，而且在一个民族遭受外来入侵的时候，这种感情是正义的、合理的，关键是怎样将这种感情转化为一种“知耻”的理性。在这一点上，岭南文化是成功的。岭南既是受西方侵略的首当其冲地区，又是学习西方、创造近代新传统的地区。这得益于从林则徐到孙中山等人，以承认落后的心理，虚心学习西方；以最终抵御西方、赶超西方的志向，重塑民族传统。
在岭南，由于一代代文化精英的努力，“开风气”在不断深入，直至现代，这一风气仍在延续。只有通过“开风气”的良性发展，一种近代型的新文化传统价值，才有可能在由“得风气之先”转向“开风气之先”的过程中得到确立。其主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吸取西方长处，又对中国文化进行审慎的取舍，从而做到西方文化的本土化。即以中外的优秀文化为素材来创造中国近代的新文化。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也是一种本土化的西方学说。这些岭南文化精英所开创的是一种近代文化的基本精神，他们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为近代中国人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提供了一种范式，昭示近代的人们尽一切努力，以理性的态度，为自己的民族文化创造一个新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与近代世界的价值相一致的；对于中国而言，则表现为追求独立、富强、民主、文明与统一。
二
由于地域的关系，岭南地区在近代成为中西方文化接触的边缘地区。在上节我们已经提到，岭南文化的发展是在一个迥异于中世纪的时空中开展的，一个世界性的市场体系和文化传通在这里得到了最早的体现，同时西方的侵略也最早从这个地区开始，如何面对这种几千年未有的变局，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本来，岭南在前近代的明清以降，已有“得风气”之传统。在近代以前，岭南文化一直是以中原文化和百越文化的融合为主要特征，在精英文化的层面，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内容仍然是岭南文化的主体。但是由于地处南疆，海上交通发达，对外商贸早有传统，因此，与域外文化接触也甚为频繁。明末传教士来华，首先就以广东为基地。如185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到澳门后，第二年就到广州，后到肇庆，开始在中国传教。1589年利玛窦又到韶州传教。利玛窦的来华，为中西文化交流开创了新局面，他所译的《几何原本》，成为后来岭南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康有为从经学转向实测之学的启蒙教材之一。在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与商贸在广州地区进一步繁荣。康熙平定台湾之后，大开海禁，粤海关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管理机构。由于与西方接触日益频繁，广东各界人士对西方的了解，要比同时期的内地人士多得多。康有为的学生，广东人欧榘甲曾谓“广东通商最早，风气最开，其能通外事而知内情者，所在而有。……”（太平洋客（欧榘甲）《新广东·二论广州有自主之特质》）。如屈大均对当时的西方知识就颇有记述。鸦片战争前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谈海事……远及……外大西洋”（吕调阳《重刻海录序》）。正由于有这样一种知识的基础，才使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等人可以在广东地区编译出近代第一批关于西方知识的著作来。
另一方面，岭南民间向有出洋谋生之习惯，凡东南亚，远至澳大利亚、非洲等地，无不有粤人足迹。因此“广东言西学最早，其民习于西人游，故不恶之，亦不畏人”（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这种通过民间带进异质文化的特殊途径，构成了近代岭南文化结构形成的另一个基础。因此，前近代的岭南，已有“得风气之先”的特殊便利。这种传统，到了近代，当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成为文化精英在回应西方双重挑战时的一种迫切需要后，极大地帮助了近代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这种“得风气”是主动性的自觉行为，它不仅在于精英人物的著述中，同时也见诸于民俗风习。“通商之后，英人到粤者日多。粤人通英语者益众，而英国语遂有流行于市井者矣。称商人曰孖氈，呼挑夫曰苦力，许人第一曰林伯温，自称老耄曰欧路文，此类甚多，皆由英语而变为俗语者”（邬庆时《南村草堂笔记》）。
岭南文化在前述近代时空背景下，具有最早的敏感性。它对西方的回应，与中国文化在近代的命运是直接相关的。近代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近代岭南文化的主要体现者，如林则徐、洪秀全、洪仁玕、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及其思想，不但在精英文化的层面上体现了近代岭南文化在回应西方双重挑战中发展的基本成就，而且他们的思想开创并构成近代社会思潮的主流，充分显示了一种对西方双重挑战的正确回应，对于近代中国文化变革具有巨大意义。
三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位伟大爱国者，他一生中最杰出的成就主要是在粤期间取得的。我们同时也把他视为近代岭南文化开创时期的一位代表人物。他在广东的作为，为岭南文化的发展定下了它最初的格调。他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所编译的《四洲志》、《各国律例》等，是其学习和介绍西方文化的突出成果，也是近代岭南文化的最早成就。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近代中国人回应西方双重挑战诸方案中的最佳选择。近代岭南文化的这种爱国主义特征，逐步成为近代中国文化的主流。这种主流通过洪扬革命、康梁变法以至孙中山创立民国，使岭南文化的地位在近代中国得到了确立。继林则徐开始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先河后，洪秀全利用基督教文化与传统儒学相结合，形成独特的太平天国宗教观；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则更进一步以他在香港时所接触到的近代西方文明为样式，提出了一个中国近代化的方案，这是岭南地区的革命农民代表，在接触西方之后，修正传统的绝对“平均”意识、走向近代的一种表现。中国早期著名的留学生容闳更提出了建立近代化军队、政府、学校及银行制度的构想；三水人胡礼垣与英藉华人何启合著之《新政真诠》，直接提出“新政”建设问题；香山人郑观应亦有明确的“习商战”、“设议院”主张。这些人的思想，开启了下一个时代岭南文化的辉煌期，同时又承启了林则徐、魏源等人学习西方的传统，并将之引入更高一个层次，即从学习西文先进的器物到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的政制。
作为近代新文化的主要开创者和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均是广东人，他们既是中国近代文化的重要启蒙者，同时也是岭南文化杰出成就的体现者。鸦片战争以后，到19世纪90年代前后，经康、梁等人的宣传倡导，第一次得到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发挥；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由此开始。正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广东言西学最早”。康有为在1898年之前的30年，都生活在岭南。他一方面师承传统的经典之学；另一方面又以岭南地处中西交汇之所的便利而得察西学。他的思想体系，基本是以“托洋改制”为特征，如1884年的《实理公法全书》，就根据《几何原本》的“实测之学”来推演“人类公理”；1886年的《内外篇》，则利用传统哲学范畴，采纳西方新理；1891年与1897年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则利用近代西方的进化思想，为“托古改制”作理论的阐发；其《大同书》则是演绎孔子大同思想与西方民约论、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揉合而成。康有为在广州创设的“万木草堂”，为岭南，也为中国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传播“西学”的人才，其中最优秀者为梁启超。梁启超在对西方的了解方面，比他的老师康有为更加深入和广泛，且较多地摆脱了传统学术的束缚。以康梁为代表的岭南文化，体现了觉醒的中国人，在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与世界的格局之后，在回应西方双重挑战方面高扬政制与文化革新的旗帜。即一方面，他们以新的观念启迪人们觉醒，对封建专制制度怀着强烈的批判意识，希望中国通过政治改革，实行君主立宪，以求民族独立和富强；另一方面，在接受西学的同时，他们并不是盲目的全盘接受，而是既吸收西学的长处，又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创造出一种新的近代文化。
继康梁之后，孙中山的出现，是近代岭南文化发展的一个新的重要里程碑。孙中山把对西方双重挑战的回应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首先，在谋求国家独立富强方面，为中国设计了一个共和国的理想方案，并毕生为之奋斗。他的共和国是建立在“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的基础上的。虽然孙中山的思想主要渊源于西方文化，而且他本人理想的共和国是美国、法国模式，但他这一切，是以谋求国家独立、富强、文明、进步为目标的。正如他说“革命的这种风潮，是欧美近来传进中国的。中国人感受这种风潮，都是爱国志士，有悲天悯人的心理，不忍亡国灭种，所以感受欧美的革命思想，要在中国来革命”（《孙中山全集》（十一第268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忍亡国灭种”是孙中山革命的重要动因。然而，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孙中山的共和国理想，已经超越了康梁的改良主义，直接主张推翻中世纪的政治形态，建立适应世界潮流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一种对近代文化价值观的彻底、全面的肯定。他明确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种世界意识，意味着一种开放的自觉参与近代世界发展的要求。孙中山对闭关主义的批判和对开放主义的倡导，不仅是近代岭南文化一步步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构成了这一时期岭南文化的特征。在学习西方方面，孙中山比康梁等人进入到更高的层次。
孙中山不是一个盲目的西化者，而是以符合国情为出发点的。这种对国情的尊重，使他能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清醒的态度，对近代西方文明，坚持“取法乎上”的原则，做到取新弃旧、“取善避恶”、为我所用。
四
近代岭南文化在近代中国文化系统中，之所以能够处于一种领先的主导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发展内容及特征，与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主题相一致；而这个主题的评判标准，就是如何回应西方的双重挑战。我们看到，在一种新的世界时空中展开的岭南文化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是基本同步的。虽然我们上述的基本线索是以精英人物的思想为主流的，但一个时代文化的主导价值通常是由这些人来决定的。所以，我们取其主流来作为研究岭南文化在近代发展的线索。当然，在此过程中，也有支流和逆流，在文化领域里的表现则是顽固守旧的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和媚外惧外的殖民主义文化思想。
考察岭南文化在近代的发展，以下还有几个问题，对我们颇有启示和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一，近代岭南文化与传统儒学的关系。这两种类型的文化在近代的衔接、冲突、交汇与转型，体现了近代岭南文化以至近代中国文化的变革进程。这是我们研究岭南文化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第二，岭南地区可以说是近代类型文化的一个发源地。但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发展的总进程中，岭南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的互动关系究竟如何，也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第三，岭南文化的近代变迁。往往通过海外再影响岭南地区，这个中间环节，也有待学者们在更多领域做更具体的研究。
第四，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力量是俗文化。岭南民众生活对于岭南文化转型的完成是有重大影响的。现在就精英人物进行研究并不全面。对于俗文化的研究，也亟待有更多的学者来注意。
第五，岭南文化在近代经过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后，究竟如何影响内地文化，这一过程及其中机制，也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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