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亲贫增长的测度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经济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1)05-0012-10
增长与减贫一直是国际发展经济学界、国际社会和发展中国家政府所关注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扩大、减贫速度下降，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怎样使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更加公平，使增长的成果能够为民众广泛地分享，特别是使贫困人口切实受益，逐渐成为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与政策分析的焦点。共享式增长、亲贫式增长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的新概念，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新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扶贫成果巨大，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下降到1 479万人，同期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6%[1]。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但近年来减贫速度却变慢了：1978-1990年间农村年均脱贫1 300多万人，1990-2000年间年均脱贫500多万人[2]。单纯的经济高速增长已无法满足中国扶贫工作进一步深入的需要，寻找一种新的理论工具指导中国的扶贫工作已然成了必需。亲贫增长研究的正是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之间的关系。一个合适的亲贫测度指标有助于为中国扶贫工作制定合理的政策目标和提供有效的绩效评价工具，因此研究亲贫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关于亲贫增长的争论源于Chenery和Ahluwalia的有利于穷人的分配问题，他们建立的增长再分配模型成为亲贫增长理论的萌芽。此后，世界发展报告提出了惠及穷人的增长，尽管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提出“亲贫增长”的概念，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发展中被称作亲贫增长[3]。
对于基于收入贫困的亲贫增长的认识主要有3种。第1种是弱亲贫增长概念，Kakwani等[4]将其称为减贫亲贫增长。Ravallion和Kraay等[5-6]都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使贫困下降了，这样的增长就是亲贫的。根据这种亲贫定义，只要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穷人的收入增长率大于零，即使收入分配状况恶化了，这种增长就是亲贫的。第2种是相对亲贫增长概念，因为这种亲贫增长改变了社会收入分配的相对不平等状况[4]。当穷人的收入增长率超过了全社会的平均收入增长率时，这种增长就是亲贫的[3，7-10]。第3种是最严格的亲贫增长概念。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只有穷人获得的绝对利益多于非穷人，那么增长才是亲贫的[11]。在这种情况之下，社会收入分配的绝对不平等状况会得到改善，因此可称作绝对亲贫增长[4]。
亲贫增长的测度方法主要有5种。分别是Mcculloch等[12]提出的偏贫困增长(poverty bias of growth，PBG)，Kakwani等[8]提出的亲贫增长指数(pro-poor growth index，PPGI)，Ravallion等[5]提出的增长发生曲线(growth incidence curve，GIC)，Son[10]提出的贫困增长曲线(poverty growth curve，PGC)，Kakwani等[4，13]提出的贫困等价增长率(poverty equivalent growth rate，PEGR)。
Kakwani等[4，13]按照所定义的亲贫增长概念强弱(即减贫亲贫增长、相对亲贫增长、绝对亲贫增长)、是否采用特定的贫困线和贫困测定方法、是否满足单调性，将这5种亲贫增长的测度方法进行了分类。
国内关于亲贫增长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不多，且集中在实证方面，理论创新较少。
林伯强[14]运用亲贫增长指数的方法，对中国1985年到2001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政策的选择应该使增长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和最大化。卢现祥、张全红等[15-16]都采用了贫困等价增长率的方法对我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分析。
在实证方面有所不同的是阮敬[17]和陈立中[18]。阮敬除了将贫困的变动分解为一般的经济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以外，还分解出了贫困线变动的效应。虽然贫困线变动确实会影响贫困指标，但是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线根据农村居民价格消费指数调整后基本上没有变化，因此这种方法对于研究中国农村贫困变动的意义并不大。陈立中[18]在贫困分解的基础上，运用贫困弹性的动态特征探讨了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的影响。
综上所述，国外关于亲贫增长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运用国外提出的指标进行实证分析。而且在实证分析时，只局限在两种方法中，没有将几种方法在中国的数据上进行比较分析。另外在贫困线的选择方面，一般都选择了中国政府制定的早期的绝对贫困线，这些贫困线被批评制定得过低了。在2008年，中国的贫困线发生了变化，将原低收入线并入到贫困线中，更加接近了国际标准[19-21]。因此，本文将运用其中常见的4种亲贫增长测度方法(增长发生曲线、贫困增长曲线、亲贫增长指数和贫困等价增长率)对中国农村贫困进行实证分析，以比较4种方式在中国的运用结果；同时采用2008年的最新贫困线进行研究。最后会运用贫困增长曲线和贫困等价增长率的方式评价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的近3个阶段取得的成效。
二、亲贫增长测度方式
1.亲贫增长指数
亲贫增长指数是建立在相对亲贫增长概念的基础上的[8]。其核心是将经济增长带来的贫困变化分解为单纯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也就是收入分配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收入增长引起的贫困变化及人均收入增长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分配改变引起的贫困变化。
2.贫困等价增长率
Kakwani和Son等[4，13]提出了考虑实际人均收入增长率的亲贫测度方法——贫困等价增长率。它等于亲贫增长指数乘以实际社会人均收入增长率。贫困等价增长率被定义为这样一种增长率，假设在这种经济增长过程中没有伴随任何的收入分配变化，它导致的贫困减少水平与实际社会人均收入增长率下贫困的减少水平是相等的。
假设r*表示贫困等价增长率，r表示实际社会人均收入增长率，则
当r*＞r＞0时，也就是说φ＞1，收入分配是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是亲贫的；当r＞r*＞0时，经济增长减少贫困，但收入分配加剧了贫困，经济增长是非亲贫的；当r＞0≥r*时，因为收入分配极度恶比，经济增长不仅没有使贫困下降，甚至增加了贫困；当r*=r时，说明收入分配状况没有改变，经济的增长是中性的。
上述分析是建立在相对亲贫增长概念的基础上的，后来Kakwani等[4]又把减贫亲贫增长和绝对亲贫增长的概念也涵盖了进来。
3.增长发生曲线
增长发生曲线是建立在弱亲贫增长的概念上[5]。其考察的核心是每个百分点人口的收入增长情况。
三、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中国的农村贫困线一直低于国际贫困标准。虽然名义贫困线呈上升趋势，但实际贫困线处于1985年水平(206元)一直没有变化。2008年中国制定了新的农村贫困标准，新贫困标准将原低收入人口纳入贫困人口统计，贫困线为1 196元，更加接近国际贫困标准。因此，为了历年的数据的可比性，本文采用的贫困线是2008年的1 196元，并将以前历年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按照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2008年为标准进行了调整。
本文在估计洛伦兹曲线的时候采用的收入分组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农村居民按收入分组的户数占调查户的比重”的数据。根据经验，其中“100元以下”的收入组的中值按该组上限的80%计算，“5 000元以上”收入组的中值按该组下限的130%计算[15]。
2.实证模型
设F(y)表示收入y的累积分布函数，f(y)是收入y的密度函数，z是贫困线，贫困的一般度量方式可表示为：
有了洛伦兹曲线，关于增长发生曲线和贫困增长曲线的估计就比较简单了。增长发生曲线描绘的是人口按收入由低到高排列后，每个百分点的人口的收入增长率。贫困增长曲线描绘的是处于底部p%(p由0变到100)的人口的人均收入的增长率。本文在实际操作中，是每隔5个百分点选取一个数据点。
3.实证结果
(1)贫困变化的总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农村贫困也大大下降。虽然都批评说中国划定的贫困线远低于国际贫困标准，但中国农村贫困水平迅速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
图1是以2008年新的农村贫困线1 196元为参照描绘的中国农村贫困变化趋势。虽然比起旧的贫困线标准，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有所提高，但无论是贫困发生率还是贫困缺口率和贫困强度，它们的趋势都表明中国农村的贫困水平大大下降了，尤其是贫困发生率的变化趋势。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3种贫困衡量指标中，贫困缺口率和贫困强度的变化趋势明显要缓于贫困发生率。上述特点说明了中国农村贫困的迅速下降很大程度只是停留在贫困人口的减少上，减贫的质量和深度还有待提高。
注：H表示贫困发生率，PG表示贫困缺口率，FGT表示贫困强度。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9)。
图1 中国农村贫困变化趋势
(2)亲贫增长指数实证结果如表1所示。表1列出了在3种不同贫困指标测度情况下计算的亲贫增长指数。可以看到总的变化趋势。无论采用了哪种贫困测度指标，1985-2008年间，亲贫增长指数大部分都是小于1的，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在这些年份的增长是非亲贫的。甚至在有些年份亲贫增长指数是负的，表明在这些年份，由于收入分配的恶化，经济增长并未使贫困下降，反而增加了贫困。从表1的不平等效应可以看出，只有个别年份的收入分配弹性是负的，大部分都是正的，说明这段时间里中国农村经济的收入分配都是恶化的，增加了贫困。从亲贫增长指数中，我们可以判断中国每一年的经济增长类型，但是却无法比较哪些年份更加亲贫或者更加不利于穷人。
(3)贫困等价增长率实证结果如图2所示。图2描绘了1985-2008年的中国农村年实际人均收入增长率和3种贫困指标下的贫困等价增长率。3种贫困指标下的贫困等价增长率大部分都小于实际收入增长率，说明在相对亲贫增长的概念下中国农村亲贫增长的年份并不多，而且有几年的贫困等价增长率明显小于0，说明农村收入分配恶化很严重，导致收入正增长而贫困增加。另外，从图中可以看出，各年的贫困等价增长率基本上是贫困发生率下的大于贫困缺口率下的大于贫困强度下的，这表明了经济增长的亲贫程度在3种贫困指标下是依次下降的，也就是说中国农村的贫困改善大多处于数量减少层面，而在深度和质量上还存在问题。相对亲贫增长概念下的贫困等价增长率与亲贫增长指数的结果应该是一致的，这与上述的分析表结果是一样的。但不同的是，贫困等价增长率符合单调性，因此它还能够描述各年经济增长亲贫程度的强弱。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9)。
图2 贫困等价增长率
(4)增长发生曲线实证结果。运用增长发生曲线判断经济增长类型的时候，不需要指定贫困线，也不需要指定贫困测度方式，只需判断是否满足一阶优势即可。如果每组的收入增长率都是大于0的，则表示贫困下降了，根据减贫亲贫增长的概念，这个就是亲贫增长，但如果收入增长率的符号不一致，则无法判断，结果见图3。如1994-1995年、1997-1998年、2000-2002年、2004-2008年都是亲贫增长的，其他年份是无法判断的。增长发生曲线的缺点也很明显，它无法判断所有的经济增长类型，而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果减少或增加所取的数据点，那么结果就有可能发生变化。比如，1998-1999年这个期间，如果采用的不是每隔5个百分点取值，而是隔10个百分点取值，那么就有可能计算的每组增长率都是正的，结果就是亲贫增长，而非无法判断。这就证明了该方法在实证过程中数据的误差性是比较大的。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9年)。
图3 增长发生曲线
(5)贫困增长曲线实证结果。贫困增长曲线的判断方式与增长发生曲线相似，但不同的是贫困增长曲线是建立在相对亲贫增长的概念上的，不仅要求贫困下降，还要求收入分配的改善。例如1985-1990不是所有的人均收入增长率都是正的，因此无法判断贫困是否下降，也就无法判断经济增长是否是亲贫的。1994-1995年，所有组别的人均收入增长率都是正的但小于社会人均收入增长率(即p=100时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说明贫困是下降的，收入分配恶化了，因此不是亲贫增长；1995-1996年，贫困是下降的，收入分配也改善了，因此经济增长是亲贫的。这些趋势在图4的一组图中表现的很清楚。贫困增长曲线的缺点也是不能判断所有的经济类型，但是在数据方面，由于计算的是各组的人均收入，因此误差比增长发生曲线的误差要小。
(6)4种亲贫测度方式实证结果的比较。表2是4种亲贫增长测度方式的实证结果汇总。从表中的结果可以看出，建立在减贫亲贫增长概念上的指标，在结果上显示更容易得到“亲贫增长”，而一旦考虑到收入分配时，其他几个指标就显示了更多的“非亲贫增长”，这说明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确实大大减少了，但是收入分配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甚至恶化了。另外，从表2中可以看出，一般而言，如果经济是相对亲贫增长，则一定是减贫亲贫增长，反之不成立；如果经济增长在减贫亲贫增长概念上是非亲贫的，则相对亲贫增长概念上也一定是非亲贫的，反之不成立。
在4种亲贫增长测度方式中，增长发生曲线和贫困增长曲线属于非完全的亲贫增长测度方式，它们不需要指定贫困线和贫困测度方式，但却无法对所有经济增长都给出判定结果。亲贫增长指数和贫困等价增长率是需要特定的贫困线和贫困测度方式的，但是可以对所有的经济增长类型都给出判定结果。4种亲贫增长测度方式中，只有贫困等价增长率符合单调性。在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率和贫困强度下的亲贫增长指数和贫困等价增长率的判定结果都显示：赋予穷人的权重越大，经济增长要达到亲贫增长的要求也就越严格。
在上述的实证分析中，基本上分析的都是相邻两年的变化情况，贫困等价增长率的优势很明显。但是，从实证模型中可以看出，如果是一个阶段分析，比如1985-1993年，只要1985年和1993年的数据保持不变，中间那些年份即使数据发生了变化，采用贫困等价增长率计算出的两个结果也会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贫困等价增长率只能衡量任意两年的变化情况，无法概括整个阶段的平均状况；而同样建立在相对亲贫增长概念上的贫困增长曲线，由于计算的是不同组别的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是一个平均概念，因此可以概括整个阶段平均变化情况。鉴于此，在下面一部分，因为要分析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的不同阶段的成效，所以会同时使用贫困增长曲线和贫困等价增长率两种方式进行评价。
四、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的绩效评价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扶贫工作大致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第1个阶段为1978-1985年，主要是农村经济改革和小规模的区域扶贫；第2个阶段为1986-1993年，是大规模的有针对性扶贫阶段；第3个阶段为1994-2000年，主要是扶贫政策的体系化；第4个阶段为2001年至今，是参与式扶贫阶段。由于数据范围的限制，下面将主要评价后面3个阶段的扶贫工作绩效。
先采用贫困增长曲线对这3个阶段的整体趋势进行分析，如表3所示。
鉴于分析的需要，本文把第4个阶段划分为了两个时期。从表3可以看出，这几个阶段中，每个百分比人口的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都是正的，说明贫困都下降了。按照新贫困线的标准，大规模有针对性的扶贫阶段的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985年的38.10%下降到1993年的36.20%，仅下降了近2个百分点；扶贫政策体系化阶段的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994年的29.60%下降到2000年的16.30%，下降了13.30个百分点；参与式扶贫阶段的农村贫困发生率由2001年的15.40%下降到2008年的5.10%，下降了10.30个百分点。相比之下，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农村减贫速度尤其缓慢，大规模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的成效似乎并不明显。另外，表3显示，1985-1993年和1994-2000年阶段的各个人口比例的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都低于整个社会的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说明在这两个阶段里农村收入分配状况是恶化的，经济增长属于涓滴增长类型。
从图5可以更容易地观察每个时期的农村收入增长率的变化趋势，主要有3个特点。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9年)。
图5 贫困增长曲线
首先是贫困增长曲线的形状。1985-1993年，贫困增长曲线是凹陷的，说明在这个阶段里，农村人口中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的收入增长率是最快的，而中间大部分人的收入增长率则较低，经济增长呈现一种极化效应。图中另外3条曲线则恰好相反，基本是向上凸的，表现最明显的是2005-2008年这个期间，说明中间这部分人的收入增长率较两端的人快很多，而1994-2000年和2001-2004这两个时期虽然也是凸的，但相对要平坦很多。
其次是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水平的高低。从每个比例人口的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水平来看，最低的是1985-1993年，最高的也不超过2.00%；然后是1994-2000年这个阶段，每个比例人口的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都要高于1985-1993年阶段，平均在5.00%左右；2001-2004年这一时期，平均在6.00%左右，只是在接近100%的人口比例的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略低于1994-2000年这个阶段，其他都略高于1994-2000年；最高的是2005-2008年这个时期，绝大部分都超过了10.00%的增长率，远远高于其他几个时期。从上述比较分析中可知，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最快的就是参与式扶贫阶段，尤其是2005-2008年这个期间，即使是农村中最穷的人，人均收入增长率也是最快的，比其他阶段至少要高2到3个百分点，说明扶贫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
最后是亲贫增长的情况。在之前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得出1985-1993年和1994-2000年这两个阶段都是非亲贫增长的结论。如果严格按照贫困增长曲线的标准来判断，2001-2004年和2005-2008年也不是亲贫增长，但是如果忽略最底部的5%人口的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的话，那么这两个时期的农村经济增长就是亲贫的，因为其余百分比人口的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都高于整个社会的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
表4用贫困等价增长率的方式对这几个阶段的亲贫程度做一个大致的比较。
从表4可以看出，所有农村扶贫阶段都符合减贫亲贫增长的概念，也就是说所有阶段的贫困程度都下降了，无论是贫困发生率还是贫困缺口率和贫困强度。如果是在减贫亲贫增长的概念上，表4显示出，在3种贫困测度方式下，1994-2000年的扶贫政策体系化阶段的亲贫程度是最大的，也就是说该阶段的贫困下降程度是最大的，其次是参与式扶贫阶段。
如果是在相对亲贫增长的概念上，除了2005-2008年在贫困发生率测度下的贫困等价增长率显示其是相对亲贫增长以外，只有2001-2004年这个阶段在3种贫困测度方式下都显示了相对亲贫增长的结果。如果仅观察贫困发生率基础上的贫困等价增长率，可知2005-2008年这个阶段的相对亲贫程度要大于2001-2004年。
这说明了虽然1994-2000年扶贫政策体系化阶段在减贫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2001年以来的参与式扶贫阶段却在收入分配方面更加倾向于穷人了。2005-2008年在贫困发生率情况下比2001-2004年更加亲贫，而在其他两种情况下甚至都不符合相对亲贫增长的概念，说明2005-2008年在贫困人口数量减少方面成效大于2001-2004年，但是在减贫的深度和质量方面都不如2001-2004年。
综上所述，在1986-1993年的大规模有针对性扶贫阶段，1994-2000年的扶贫政策体系化阶段和2001年至今的参与式扶贫阶段中，除了大规模有针对性扶贫阶段的扶贫工作成效并不显著外，另外两个阶段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尤其是参与式扶贫阶段近几年的扶贫工作。
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扶贫政策的演化是分不开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化经济改革的逐渐展开，农村经济改革所产生的经济绩效边际递减，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的增长都明显减慢，农村的收入差距也迅速扩大，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幅度逐步地减缓下来。1994年开始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7年大幅度增加扶贫资金这些举措与这个阶段的扶贫工作开始取得成效是分不开的。进入21世纪，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更加分散，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农村扶贫确立14.8万个重点村，覆盖了76%的贫困人口，扶贫开始实施整村推进，扶贫到户。这是参与式扶贫阶段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在这个阶段，不仅扶贫的瞄准对象发生了变化，扶贫理念也发生了变化，由生产性开发变为人力资本开发。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把提高穷人的科技文化素质纳入扶贫内容；2004年，国家拨款12.5亿元，启动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阳光工程”；2006年10月，实施“雨露计划”，通过职业教育和实用技术培训，开发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的人力资本，促进转移就业和自主创业。正是这些扶贫政策的变化，使得参与式扶贫阶段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扶贫成绩。
五、结语
本文主要介绍并比较了4种亲贫增长测度方式：亲贫增长指数、贫困等价增长率、增长发生曲线、贫困增长曲线。其中，增长发生曲线是建立在最弱的亲贫增长概念——减贫亲贫增长概念上的，其余3个都是建立在相对亲贫增长概念上的，除了强调贫困的减少以外，还强调相对收入分配的改善，因此更符合亲贫增长的涵义。从判定方式上来看，增长发生曲线和贫困增长曲线都属于非完全的亲贫增长测度方式，不需要指定贫困线和贫困测度指标，但是无法判断所有经济增长的类型，应用起来有其局限性；亲贫增长指数和贫困等价增长率属于完全亲贫增长测度方式，需要在给定的贫困线和贫困测度指标的基础上完成，能够判断所有的经济增长类型，但结果因此也会受到贫困线和贫困测度指标的影响。最后从单调性上来讲，只有贫困等价增长率具有这种性质，因此在时间序列分析和跨地区分析中更具有可比性，也为扶贫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政策目标。但是在阶段分析中，同样建立在相对亲贫增长概念上的贫困增长曲线比贫困等价增长率更能概括出整个阶段的平均状况。本文运用贫困增长曲线和贫困等价增长率两种方式对近3个阶段的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绩效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2001年至今的参与式扶贫阶段扶贫成果相对而言是比较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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