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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意在前瞻。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与现实一直是在与资本主义的复杂关系中进行的。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尤其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党的事业、中国社会的顺利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方面，我们党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总结、借鉴这些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当前和未来更好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吸收和利用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有益于社会主义的文明成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研究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无疑能给今人提供有价值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一、毛泽东认识资本主义的视角分析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存在下列几个视角：从伦理道德出发；在政治上从资本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出发；在经济上从发展社会生产力出发等。就毛泽东而言，统领这一切的是他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的政治观。
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先是推崇，“主张以英、日为楷模进行立宪变法”[1]，继而是否定并进行伦理批判和政治批判的过程。
“五四运动”前，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文化批判为主，指斥西方的“物质文明之弊”。“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俗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2]。在1917～1918年阅读《伦理学原理》所写的批注中，他认为“泡尔生固注重内界修养者，所以挽物质文明之弊”[2]。他还认为：“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2] 尽管这种看法带有很大的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但毛泽东在这里把资本家与君主并列，表明了他既反对封建专制，又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问题，尤其在中国问题上的丑恶表演，使先进的中国人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毛泽东对帝国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政治批判。1919年7月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毛泽东写的宣言、短评、启示达26篇之多，其中10余篇评论是直刺帝国主义，尤其是协约国的，对他们在战后的表演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在这些文章中，他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认为资本主义这种制度不仅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深受其害，就是在其本国，实业专制也会使“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越发达，要哭的人越多”。只有推倒了资本主义制度，“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2]。在随后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更是认为资本主义是邪恶的化身，哪里有资本主义，哪里就有压迫和苦难，“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2]。因此，他号召民众必须联合起来以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3]。
此时，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这些认识主要侧重于政治伦理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及其严重的社会不平，使他和他同时代的先进青年产生了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这应该是他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目的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的远大目标也是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因此，可以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对私有制一直是敌视的，是要坚决消灭的。作为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的思想也是如此。虽然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但这样的认识在当年却是他们的共识。
在政治上从资本主义与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出发，确立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是毛泽东认识资本主义的主要方法。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指出，新民主主义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那么在经济上相应的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反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上，就是反帝反封建，而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革命成功后还需要一个经历资本主义发展以积累社会主义因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了社会主义并不等于建成了社会主义，还存在着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但是，由于从整体上看，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基本上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固守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抽象原则，把资本主义主要看作是与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政治制度，相应地在经济上对资本主义产生越来越严重的排斥。这与毛泽东过于强调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政治、国家政权、政治革命和经济建设有很大关系。社会主义的纯洁、公平和公正，是毛泽东一生的政治追求。当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的纯洁、公平和公正发生矛盾时，毛泽东最终倾向和选择了后者。
在经济上从发展社会生产力出发，是毛泽东认识资本主义的又一视角。中国经济的落后和生产力的不发达这一基本国情，是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强调发展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他提出生产力标准，即“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4]。无论是在制定党的基本政策还是具体政策，都要依据这一标准。按照生产力的标准，在新民主主义的条件下，就存在着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尽管他在探索中认识到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性，但却没有能从根本上找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途径和方法。正如邓小平曾经深刻指出的：“他(毛泽东)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是不对头的。”[5]
二、毛泽东对资本主义正确认识的思想价值分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党内对资本主义认识的最高成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党的许多领导人，如刘少奇、陈云、张闻天等都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展开过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吸收和发展了革命导师的理论成果，更为深入系统，成就也是最大的。它包含了毛泽东个人的智慧和贡献外，还包括了党的领导核心的集体智慧，党的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和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我们不应该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否定他在革命和建设的许多发展阶段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之一。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辩证法大师，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从社会制度变迁的角度，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上，说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以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埋葬资本主义。但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里，首先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并且比较充分地肯定和评价了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列宁也明确指出，同社会主义相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是和封建主义相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立足中国国情，在如何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观点。
首先，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则更为明确地提出“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6]；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条件之一。由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对资本主义作出如此充分和客观的评价，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恐怕是前无古人的。
其次，创造性地提出了“不要把反对党内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的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4] 的思想。抗日战争时期，他指出，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做斗争。但是，必须分清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与共产党员不要沾染上资本主义思想的界限。不沾染上资本主义思想才能保持革命者的本色，发展资本主义也是为了革命，是革命的政策。也就是说，提倡共产主义思想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不应该是矛盾的，不能用前者来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发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革命胜利后的建设时期，都是有长远指导意义的。
再次，用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努力探索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毛泽东在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两重作用的基础上，制定了对民族工商业实行赎买的政策，即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也就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逐步把它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在实践上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经提出而没有实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和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理论。这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贡献。
最后，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7]。这是毛泽东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的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经济起了开创先河的作用。“又搞资本主义”是指已经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条件下的“又搞”。这个“又搞”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原本意义和原本条件下的资本主义，而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适应生产发展和人民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私营工厂、私营商店、私人投资。当时提出这个思路，是很有开创性的思路，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七大”关于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8]。
三、毛泽东对中国资本主义认识的重要特征分析：战略和策略的双重交错
毛泽东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认识主要是从战略高度上进行的。随着民主革命的深入，他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重大改变，应该说是一种大的战略调整。策略因素是毛泽东认识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那种认为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仅仅或者主要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也是不科学的。
战略是指国家、政党等作出的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全局性的谋划；策略就是计策谋略，是指为实现战略任务而采取的手段。战略和策略的关系反映全局和局部、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两者既有区别，又是一致的。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它服从于战略，并为达到战略目标而服务。而战略任务则必须通过策略手段来完成。战略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稳定性，在达到这一历史时期所规定的重要目标以前基本上是不变的，而策略则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在战略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它随着革命形势、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而相应地变化。按各种不同大小的范围来说，战略和策略的区分又是相对的。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是策略任务，反之亦然。但在同一范围内，战略和策略之间的区别又是确定的。战略总是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时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战略可以进行一定的调整，甚至是重大的调整。
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化、实践化，强调在实践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党和毛泽东在处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问题上的一个根本观点。毛泽东认识资本主义，首先是把它放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这一大的有利于革命的战略框架下进行的。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我们的大目标，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我们只能先进行新民主革命，新民主革命要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上去，两个革命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从经济上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要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现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它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另一方面又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它将促使资本主义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又会促使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所以他强调说，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他还从保护个性自由的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提出要“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4]。
毛泽东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必要的物质条件和中国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这一客观实际出发，从战略高度上希望通过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最终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共产主义。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也就是说，根据生产力标准，根据中国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在新民主主义的条件下中国应当广大发展资本主义。
毛泽东还从与民粹主义划清界限的战略高度，来看待我们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纲领。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批评了在土地改革中破坏工商业和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落后的、倒退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同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批评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他说：“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9] 在此前的1944年8月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中已经讲到新民主主义需要机器，马克思主义是区别于民粹主义的等。这说明他反对民粹主义，主张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是一贯的，不是偶发之想。对此，胡绳认为：“回顾党的历史，在理论上，提出严格区别于民粹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和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在中国命运的，毛主席是第一人。”[10]
从整体上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也具有策略性，“其依据是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后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11]。七大期间，策略上的考虑是毛泽东十分强调“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也不能因此而否认他这一思想的战略性。强调无产阶级领导，寻求非资本主义前途为目标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但是国共力量对比的悬殊，使毛泽东在制定革命策略时相当谨慎。在1942～1943年敌后根据地陷入严重困难时，毛泽东甚至要国民党代表转话请蒋介石放心：共产党主张“现应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主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至于社会主义，中国“绝不会在英德日之前，而会在他们之后”，因为“现在无条件”[12]。同时，从抗战开始，美国在中国事务中的特殊作用，成为中共政策制定时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成为抗日的中流砥柱，特别是当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日本的新攻势面前一败涂地的时候，美国官方通过派遣观察组等形式表示了对共产党力量的重视，这自然激发了毛泽东决心打破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强烈愿望。在1944年8月，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向来访的美国记者说：“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在我们的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1945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与美国外交官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共产党人没有马上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奢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他不现实”。“不管是农民还是全体中国人民，都没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作好准备。在未来的很长的时间内，他们不会准备好的。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13]。早在中共七大上，中共就做好了加入联合政府的准备，提出：“要钻进去给蒋洗脸，而不要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成熟，使人民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14]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加入联合政府是有诚意的。1946年2月1日(旧政协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党内指示，指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15]。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期间大谈资本主义广大发展问题，也不仅仅是出于策略因素，也包含了中共准备进入联合政府，走合法议会斗争的这一战略调整。
从毛泽东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历史作用来看，毛泽东提出保护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策略上是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以在政治上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使他们拥护和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支持推翻国民党独裁政府，而且还可以通过执行这一政策，争取和团结与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各种联系的知识分子、爱国华侨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这样就可以极大地巩固和扩大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蒋介石集团，加快夺取全国胜利的步伐。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持越来越否定的态度，并最终走入了对资本主义认识的误区。向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的提出，“应该承认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变，毛主席改变了他先前赞成的少奇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若干重大构想。之所以如此，毛主席自然有他的考虑，这是针对当时的国内国际的新情况而作出的一种抉择”。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当然是解决困难、继续发展的一种战略选择”[16]。毛泽东这种新的战略是指要早点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工业化，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既然选择了新的发展战略，也就意味着要在新的战略框架下重新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
总的来看，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是崭新的、无比优越的社会制度，而资本主义正如列宁所断言的，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快进博物馆了。鉴于这样的认识，社会主义就根本不需要利用资本主义，而是要防止资本主义了。这样，加之国际因素的影响，防止修正主义就成了他的一个战略思想。因为修正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修正主义分子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1964年毛泽东在同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时，说得很明白：“什么是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17]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完全否定毛泽东提出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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