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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80X（2004）05-0083-07
一、温州经济实际是“温州人经济”
“温州人经济”是温州的政、学两界近年提出的一个崭新的概念。它同温州经济是“老百姓经济”这种提法虽有相同之处，但是更明确、准确，更有概括性。它的提出和倡导者们是把它作为新时期温州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种新的思路、战略性举措提出来的。但是，它的作用与影响将不限于促进温州的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将对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和影响。
温州的政、学两界之所以提出并大力宣传“温州人经济”这个新的概念，是因为他们从温州近二十多年经济迅猛发展的奇迹中深刻地认识到：温州经济最重要的资源是“温州人”，最大的财富是“温州人精神”。“温州人”有“东方的犹太人”之称。这是形容温州人像犹太人一样善于经商。中国民间自古就有“越人善贾”之说，却又以温州、宁波人为甚。在西方，“犹太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商店”是广为传播的一句名言。而在中国，也流传着有关温州人善于经商的名言：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有市场。不仅如此，还应当说，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有工厂。今日温州人不仅善于经商，更善于办厂，注意把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温州模式的特点之一就是从办商业开始，很快转入办工业，开拓了一条具有温州特色的商业带动工业之路。这点与苏南模式相反。苏南人是先办工厂，再建市场，走工业带动商业之路。因此，温州一些大工业企业的老板，首先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以商人的头脑办工业，自然是非常重视和熟悉市场行情，精于销售。这是温州工业企业迅猛发展，并且长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温州人具有这种杰出的经商禀赋，精于算计；并且有吃苦耐劳的品性，敢闯敢干的创业精神，从而使他们中的一大批人成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形成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一个商人群体，从而在温州创造了经济迅猛发展的世界性奇迹。温州的政、学两界近年正是据此，或者说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温州人经济”这个崭新的概念。这不仅为进一步发展温州经济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与举措，而且也是对温州过去二十多年经济发展经验的一个总的结论。温州以及整个浙江经济发展的奇迹表明，广大群众具有经济头脑、经商办厂的习性和能力，具有很强的创业精神，这比财力、物力和自然资源对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更为重要。就是说，一个民族，一个地方有了良好的人力资源，就可以创造出经济奇迹。弄清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洞察温州及浙江经济出现的奇迹之谜，也才能正确认识和预测温州经济、温州模式在21世纪发展演变的方向与前途。这是因为，当我们深入认识、透彻了解温州人，也就是温州千千万万的创业者们对于过去二十多年温州经济发展奇迹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就将使我们在温州经济是“老百姓经济”的认识基础之上，进一步认识温州经济实际是“温州人经济”，也就是由一大批具有温州人特有的经济禀赋、能力、习性与精神的企业家、经营者创造出来的经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种以个人的独创力为本源、综合各类资源要素为本质的创业型经济，同那些以各种自然资源为主要因素，并起决定作用的“物力型经济”相比，可称之为“人力型经济”。而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力、财力资本是可以跨越地区乃至国界流动的。这种“人力型经济”的流动性更大。这样一来，只要有必要的条件，“温州人经济”就完全有可能超越温州地区，也就是抱成团、结成伙的温州人将在异乡创建纷繁的新经济“王国”。而这些由温州企业家、经营者在异地所创建的经济，由于仍然浸透或者说体现了温州商人的品性与精神，取决于温州人特有的经商创业的禀赋与能力，因此，可以称之为“温州人经济”。但是，它们却不能称之为温州经济。因为温州经济是一种区域性经济，它以温州市这个行政区域内的经济为限。
二、“温州人经济”超越“温州经济”的原因分析
近些年，温州经济在进一步发展中，面临许多问题，处于众多的矛盾之中。因此，作为“人力型经济”的“温州人经济”很有必要超越温州，走向外面的世界。
“温州人经济”之所以有必要取代温州经济，也就是超越温州，采取“走出去”的战略，开辟新天地以求得持续发展，主要是因为面临发展极限。目前，温州及浙江政、学两界不少有识之士已形成这一共识：温州和整个浙江的经济面临怎样突破增长极限这个紧迫的关键问题。而这个问题的产生，是由浙江作为“经济大省”与“资源小省”这个矛盾，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日益尖锐引起的。近年，熟悉温州与浙江经济现状的人士都深为土地、水、电和人才等主要生产要素全面告急的现状所困顿。
（1）土地资源匮乏。有人根据威廉·配弟的财富生产三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做过一个分析，结论是中国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资本也由于中国人喜欢储蓄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而不缺乏。中国缺的就是土地。总的来说，虽说中国地大，但却人多。再大的数字用13亿人口来除，也就小了。我国经济学界和政府有关部门普遍认为，全国还有20年的高速增长期。如果继续保持现在这种高速增长率，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下去，那么，到2010年，浙江省的总产值将达16500亿元；到2020年再翻一番，将达35000亿元。而浙江有关部门推算，如果按照现在的工业园区1平方公里的土地提供10亿元左右产值计算，届时所需土地根本不够用。一是由于浙江原来几乎没有什么重工业，靠轻工业起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浙江轻纺工业的比重仍然高居60％以上，而轻纺工业所占土地面积又比较大。二是由于温州及整个浙江土地数量的人均数只有全国的1/3。而温州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比浙江其他地区更为突出，加之近二十多年经济增长数量更是巨大，因此，土地匮乏问题愈加严重，成为制约该地区经济增长的“瓶颈”，使其经济发展面临极限。温州土地的增长已无法支撑高速的GDP增长。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数以千计的企业在排队等地。
（2）水资源相对匮乏。浙江虽地处江南，堪称水乡，但近年已出现令人震惊的严重“水荒”。一是“水质性缺水”。由于工业污染及生活污染，致使浙江不少江河湖泊的水质显著变差，已不能饮用。二是“自然性缺水”。这是由于天旱和工业、生活用水急剧增加，致使自然界的水资源已不能满足需要。国家气象中心评选的2003年十大气候事件，浙江的大旱位列其中。这使得浙江正常库容量为300亿立方米，现在却下降到56.75亿立方米。而浙江每年的用水量多达200亿立方米。如果2003年暑期开始至今的旱情还不能解除的话，不用说将来，就是当前供水都很可能会遇到全局性问题。因此，水问题成为浙江“十一五”时期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而温州的“水荒”更加严重，由于大旱以及工业、生活用水急剧增加，加之工业、生活“三废”对当地水源的污染，2003年暑期至今，温州乐清一些地方已靠汽车运输供应居民生活用水。因此，水也已成为温州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
（3）能源匮乏。如，在2004年春节期间，尽管浙江不少城市的政府想方设法，但仍然不能保证节日期间居民的生活用电，不时发生拉闸限电现象。而温州的“能源匮乏”问题更为严重，可以说已出现了“能源危机”。这是由于温州地处华东电网末端，因此，供电更加困难。2003年，温州地区在用电高峰时期缺电100万千瓦，平时缺电也有70万—80万千瓦，接近浙江全省缺电量的1/3。
（4）人力资源匮乏。浙商精神是一种典型的企业家精神。因此，浙江省在管理者、企业家这方面的人力资源不仅比较丰富，而且质量很高。但是，在技术工人及科研技术人员这方面的人力资源，无疑已经出现日益短缺的现象。浙江人才严重短缺的状况，《钱江晚报》（2004年2月15日）做了这样具体详尽的报道：昨天是正月14日，本是外来务工人员来浙寻工的高峰期。但到昨天为止，来自杭州、宁波、温州、绍兴等7个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外来民工就业情况显示，今年来浙江打工的民工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20％。目前，全省各大城市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民工“告急”的现象，这又以温州为最。昨天前往温州就业介绍服务中心的外来民工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0％，而该市场是温州最大的外来人员找工场所。据介绍，到昨天为止，该市场需求岗位，已超过了3万个，但至今登记的外来务工人数只有2.4万人次，其中约有1.2万多人已找到了工作。这样，该市场还有1.8万个岗位缺口。实际上，温州民工“告急”现象早在2003年上半年就已出现了，温州就业介绍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说，从2001年起，到温州打工的外来人员就开始逐年减少。3年来，到温州的民工每年递减10％以上。由于到温州及浙江其他地区的务工人数急剧减少，致使有些工种的人才市场出现缺口，其中有的工种缺口达90％。为此，发生了人才争夺战，有的企业愿以10万元年薪聘一个熟练技工。至于工程技术人才，尤其是高级技术人才，也一般不愿意到位置较为偏僻的温州工作，尤其是不愿意去温州市区外的乡镇企业工作。这主要是科研条件比较差，生活不方便；而且由于教学质量一般不如大城市，担心影响子女学习与升学。
更为严峻的是，温州地区所存在的上述4项生产要素匮乏现象，并非是暂时的。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如果温州及整个浙江的经济继续按照现在的速度增长的话，上述短缺现象是难以消除的。以土地来说，土地是一种非再生资源，用一点少一点。也许有人说，温州可以像绍兴一样在海涂上围垦造地。围海造地虽然可缓解“地荒”的燃眉之急，但并非良策。这是因为，一是数量不能很大，仍然不能满足工商业用地的需要；二是围海造地成本很大，从而使本来已是高价位的地价再度攀高。这样一来，就会由于提高成本而降低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显然，这对企业发展和利润的增加不利。但是，外地的土地价格相对便宜，还有优惠政策，因此，温州的企业思迁就是必然的了。三是如果温州也大量围海造地，就将进一步恶化生态环境。因为围海造地不仅破坏多种鸟类的栖息场所，也使一些经济鱼、虾贝类等生物的生息场所消失；同时，还降低了滩涂湿地调节气候、储蓄水分、抵抗风暴潮、净化地表及保岸护田的能力。近些年，由于围海造地等原因，“长三角”滨海地区湿地这个地球的“肺叶”，目前以每年2万公顷的速度减少，结果潮间带湿地已累计丧失了57％，导致生态系统全面衰退，东海沿岸湿地生态服务功能已下降50％。这样下去，就将严重违背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不仅使该地区工商业有失去生存发展的基础之忧，而且会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最终失去赖以安身立命之所。因此，试图用围海造地来从根本上解决温州工业用地短缺问题，此路不通。但是，农田耕地的主意也不能打。因为温州及整个浙江这些年用于工商业发展和城镇建设的耕地已经很多，如果继续占用耕地，马上就会触及基本农田保护这条“高压线”。而这条“高压线”可以说是温州人，也是中国人的“生命线”。温州及整个浙江的耕地是肥田沃土，高产之区，多占用一亩耕地，就无异于打破了几个人的饭碗。为了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保护温州及整个浙江还有其他省市高产区域的耕地是关键。还有必要指出，温州及整个浙江土地短缺问题还表现在不仅量少，而且质量不断恶化。一是土壤的污染，二是土壤的酸化，三是地面沉降。由于工业及生活污染，沿海平原地表水已经不能饮用，普遍取用地下水。由于地下水的过量开采，导致地面沉降。温州及浙江其他沿海地区，到2002年累计沉降在100毫米以上的面积已超过2500多平方公里。如，继续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再以“水荒”为例，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同样难以消除。水资源在理论上讲可以循环利用，但前提，一是不能发生持续的或严重的旱灾，二是被污染的水资源有自净或人为净化的能力。但是，这两条在温州及整个浙江都难以做到。近几年，温州及整个浙江气候变得日益恶劣，一是少雨少雪，长期存在不同程度的旱情，致使出现“水荒”，甚至可以说是全面性的“水危机”。而温州等地在近些年气候恶化，旱情不断，实际是由于工业增长使气候变暖，以及滩涂等湿地急剧减少而降低对气候的调节功能所致。因此，有关部门预言，干旱灾情在今后还将继续出现；至于对水污染的治理也难收大效。这是由于，浙江人口密度本来很大，如果经济继续增长，外来打工人员随之增多，这就难免造成生活污染，其对水质的危害也不可忽视。更为严重的是，温州及整个浙江多为轻纺、印染和皮革制造企业，“三废”比较严重，而且又是量多面广，分散在农村与乡镇，这种布局就更难治理；同时，乡镇企业治理“三废”的能力、条件和观念都比较差。因此，温州及整个浙江的水质将会日益变差。至于开采地下水，这已达到“极限”。原因是由于二十多年来工业发展及人口增加致使过度取用地下水，已引起沿海平原地区大面积土地不断沉降。这样，地下水的取用就不能不受到限制。所以说，如果温州及整个浙江的经济继续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或迟或早难免发生水利专家所担忧的全面“水荒”。
能源短缺问题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也难以解决好，这主要是由于温州本地及周边地区没有煤、油、气这三种主要能源，从而均需从远处输入。这就提出一个运输条件问题。以现有的经济增长率推算，到2020年时的能源消耗水平，温州及浙江全省燃煤发电厂耗煤总量将达8000余万吨。到那时，煤炭资源如何保证，运力怎么平衡？不难预料，这难以解决。同时，还要考虑环保问题，如果届时大量增加火力发电，二氧化碳排放量势必随之大量增加，那么就将使浙江本已遭受严重破坏的生态更加恶化，建设“绿色温州”、“绿色浙江”，打造“生态市”、“生态省”的目标如何实现？总之，从长远来看，即使能源短缺问题可以解决，但生态环境也承受不起因此而加重的污染。
人力资源短缺现象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甚至日益严重。一方面，由于温州现有的人才队伍开始外流，这是由于大多数外来员工在温州的工龄已有10年以上，成长为熟练的技术工人和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并且已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资金，从而自身具有创业能力与条件。这样，他们中一部分人便返回家乡办厂创业去了；另一方面，目前不再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那种经济发展形势了，浙江其他地区，尤其是全国各地的企业也逐渐增多了，而那些地区的吃住等生活费用一般明显低于温州，因而实际收入高于温州。这样，愿意来温州务工的新人也就不会太多。结果造成上面所说的情形：若干工种的人才供不应求。也许有人说，可以通过提高工资收入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个方法也难奏效，因为如果企业普遍采取高薪方式来吸引人才的话，利润就会随之减少；并且由于成本上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也会由此减弱。有人给浙江企业算了“地账”、“水账”和“能源账”，产品的生产成本已经比较高了，如果工资再上涨，生产成本就更高了，企业难以消化。
由于上述诸种原因，近年，温州企业已出现比较明显的外迁势头。温州有关部门的一份调查材料显示，迄今为止，温州地区已经外迁的企业多达1000余家，其中整体搬迁的有250多家，由此使巨额资金及人才外流。据有关媒体报道，目前，温州在全国各地经营的人数已超过110万人，注册资本超过1000亿元。如2002年，温州资本集体下注四川巴中和自贡两地，35个温州“老板”与四川两个地级市签下了5年的投资计划，总数达15亿元；又如，温州的各种经营者把总数多达280亿元的巨资投放到上海、成都、长沙、武汉、北京等地的房地产市场。按照目前业界普遍认可的说法，温州有10万人在“炒楼”，动用的民间资金高达1000亿元。但是，温州这些年引进外资却很少，总额不到10亿美元，远远少于宁波、嘉兴等地市。一个经济堪称发达的地区，却长期对外资缺乏吸引力，出多进少，这也表明这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已经面临极限。因此，“温州人经济”必定要超越温州经济，在温州境外广阔的天地谋求新的发展空间，以突破现在面临的极限。
三、“温州人模式”超越“温州模式”的理论分析
上述分析表明，温州地区的经济发展要突破面临的极限，必须让“温州人经济”不再局限于温州经济，要超越温州经济。但是，温州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这个根本性变化，将导致它的发展模式随之发生变化：“温州人模式”超越“温州模式”，也就是不再局限于温州模式。
1.路径依赖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领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这一理论范畴，是对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某种鲜明特征和区域代表性及相对稳定性的经济关系和运行机制的理论概括”（陈吉元，夏德芳，1989）。其内容主要包括特定经济区域的所有制结构、分配机制、生产、交换、流通及消费诸环节的结构方式和运行机制诸因素。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制度模式。而从经济制度形成的起源来看，则可分为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规则多数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而发展起来的。并且，多数制度的特有内容都将渐进地循着一条稳定的路径演变。我们称这样一种规则为‘内在制度’（Intemal Institutions）”（柯武刚，史漫飞，2002）。至于外在制度（Extermal Institutions），“它们被清晰地制定在法规和条例之中，并要由一个诸如政府那样的、高踞社会之上的权威机构来正式执行。这样的规则是由一批代理人设计出来并强加给社会的”（柯武刚，史漫飞，2002）。从这两种制度起源来看，由于内在制度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而发展起来的”，因此，较之“外在制度”，它更加稳定。内在制度的稳定性表现为“多数制度的特有内容都将渐进地循着一条稳定的路径演变”，也就是内在制度的演变遵循着路径依赖规律的要求。经济学意义上的路径依赖规律之所以得以形成及其发生作用，是因为一旦进入某种制度模式之后，沿着同一条路径深入下去的可能性会增大。而其原因则是由于这个制度模式提供了相对于其他制度之下更大的收益，呈现“报酬递增”趋势。因此，每当一种稳定的制度模式形成并确定之后，学习效应、协同效应、适应性预期及退出成本的增大，这一切使得制度模式的改变变得越来越难（何俊志，2002）。
从“温州人模式”起源的角度来看，它无疑属于典型的内在制度，或者说“内在模式”。很显然，它不是由“设计而产生的”，不是自上而下地强加和实行的，而是从温州广大的企业家、经营者长期的经济活动和成功经验中演化出来的。为此，它无疑具有比较强的稳定性，路径依赖规律对于它有着强有力的作用和显著的表现。而这又是由于“温州人模式”这种特有的制度模式具有明显的有效性，有着良好的经济效果，经得起市场竞争的严峻考验的缘故。
既然“温州人模式”有着较强的稳定性，显著地表现路径依赖规律的作用和要求，那么，这就意味着，当“温州人经济”超越温州经济时，温州人模式必定随之超越温州模式，通过其他的具体模式顽强地继续保存和表现自己。应当说，这是作为“内在制度”、“内在模式”的“温州人模式”的变迁不难预见的必然结果。
2.“温州人模式”本质是温州人文化价值观念的制度化
人类社会制度演变史上的大量事实表明：文化因素对经济、社会制度生成及其变迁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及其运行方式的形成发展往往可以从他们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念中找到根本性原因。对此，国内外学术界已形成共识，不少学者明确指出，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文化价值观念，决定了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和演进方向。如，韦伯认为，资本主义革命是由资本主义精神造成的（韦伯，1987）。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诺斯也强调：人的偏好的变化（包括价值观的变化）是导致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诺斯，1994）。我国也有学者指出：“把文化理解为特定群体共享的价值观及相应的思想理论”，“这两个文化因素是构成社会制度安排的基本要素”（曹正汉，2002）。
经济社会制度同文化价值观念的这种密切关系，从另一个方面使它们具有稳定性。这是因为，文化价值观念具有相对独立性，比较稳定。一般来说某种文化价值观念一旦形成，并且经过社会实践证明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从而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之后，就难以轻易发生变化，尤其是消亡。文化价值观念的这种稳定性，势必使由它决定和外化的社会制度也同样具有稳定。而这就意味着“温州人模式”这种特定的制度安排，或者说制度模式具有稳定性，由此而具有延续性和扩散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温州人模式”在“温州人经济”超越温州经济的条件下，随之超越温州模式，而不会在这个超越中消亡。因为不难理解，“温州人模式”作为温州人的文化价值观念决定、影响的制度性结果，或者说它外化的形式，必定随同温州人的文化价值观念继续存在下去。所以说，温州人的文化价值观念不仅在温州经济中形成了特定的温州模式，而且还将在由温州人创建的其他地区的经济中形成各种新的经济模式。
钱穆在论述唐代盛衰时曾精辟地指出：“一项制度之创建，必先有创建此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一项制度之推行，也同样需要推行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此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逐渐晦昧懈驰，其制度也即趋于腐化消失”（钱穆，1996）。这是说，文化价值观念不仅决定制度的形成发展，而且决定其衰败消亡。而温州企业家、经营者及其他人群所信奉的文化价值观念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这种具有先进性、合乎社会发展潮流的文化价值观念，无疑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是不会消亡的。因此，“温州人模式”在“温州人经济”超越温州经济后不会衰落消亡，而将会在其他地方的经济舞台上继续顽强地表现出来，形成其他的具体模式，从而超越温州模式。
3.“两个超越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关联
所谓“温州人经济”，特指依靠温州人所具有的经商办厂的禀赋、胆识、能力、价值观和习性等良好素质创造和发展起来的经济。这个概念意在突出温州人的经商创业的素质对于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有市场”这种说法，就是对“温州人经济”的明确诠释。所以说，温州经济实际是“温州人经济”。但是，“温州经济”只是经济素质良好的温州人在温州地区所创造的经济。不言而喻，一旦温州人离开温州地区，到其他地区经商建厂，发展经济，就将形成“非温州经济”。它们超越了温州经济，但仍属于“温州人经济”。这样，就出现了“温州人经济”新的具体存在形式。
而这些“非温州经济”的“温州人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势必形成具有温州人特色的发展模式。这是由于温州企业家虽然在温州境外的其他地区开店办厂，但是，他们所特有的“温州型”的禀赋、习性和创业精神等经济素质依然会在各地经济发展的宗旨、目标、思路及方式方法等方面表现出来，进而在制度安排、管理体制及方式方法上同样会形成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是“温州人模式”的新的具体模式。但是，这些模式不再是“温州人经济”的“温州模式”，而是它的“新疆模式”、“山西模式”；或者“巴黎模式”、“纽约模式”。这样，“温州人模式”就表现为包括原来的温州模式在内的一系列发展模式。这是温州人模式在国内外经济舞台上地位提高、作用增大，并且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的表现。在这里，还有必要强调指出，温州模式实质是“温州人模式”。这是由于当我们认定温州经济实际是“温州人经济”，不难理解，也就意味着温州模式实质上是“温州人模式”。因为当我们确认温州经济是“温州人经济”的一种具体形式，这就隐含着做为温州经济发展模式的温州模式也只是“温州人经济”的一种模式。既然如此，那么，当“温州人经济”超越温州，走出温州地区后，无疑就将会在异地经济生活中出现“温州人模式”的新的具体模式。它们虽然不是温州模式，但它们同前者一样，具有“温州人模式”的基本特征。
揭示和确认温州模式的实质是“温州人模式”，还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预测温州模式的命运。近年，政、学两界都比较关注温州模式的命运，不时论及，但或存或亡，意见不一。我们认为，温州模式作为“温州人模式”的具体形式之一，是不会消亡的。这是由于“温州人模式”不会消亡。主要凭借温州的经营者、企业家所特有的经商办厂的禀赋、习性、价值观念与精神所发展起来的“温州人经济”，必定会长期形成具有温州人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就是说，只要温州商人的有温州人特色的文化价值观念及经济素质不改变和丧失，“温州人经济”就将存在下去，“温州人模式”也就会随之存在下去。而温州模式则是温州人在温州地区所发展起来的“温州人经济”的一种具体模式，是最地道、最正宗的“温州人模式”，所以，它是不会消失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全国各地先后出现的珠江三角洲模式、苏南模式、晋江模式、耿车模式等一系列著名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几经风雨，到今天，已经或先或后退出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舞台，自行消亡，也被世人淡忘了。而温州模式虽然由于时势、条件变化，使得它的“条条框框”也随之不断发生变化，却依然健在，并且继续对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着榜样作用。正因为温州经济是“温州人经济”，是以“温州人精神”为资本、动力发展起来的经济。它把“物力型经济”，或“外力型经济”转变为“人力型经济”、“内力型经济”，让创业精神等素质在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这种产生、发展的基础与机制决定它具有长久且旺盛的生命力。近年，温州的经济发展尽管遇到土地、水、电、人才等资源短缺等不利条件，但发展势头仍然强劲，超过全国的平均速度。
总之，在“温州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因其发展宗旨、目标、思路与方法有着鲜明的特色，它们表现在经济制度、管理理念与方式上，就必然会形成有温州人特色的发展模式：“温州人模式”。而从温州模式到“温州人模式”，这是由从温州经济到“温州人经济”深入认识的逻辑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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