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之争论文,当代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4)05-0087-05
20世纪后半期似乎是当代美国文学的一个变数：少数族裔作家声誉鹊起，后现AI写作作 一度繁荣和文学理论众说纷纭；但最令人莫衷一是的要数文学经典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各 种冲突和相互渗透。一方面，耶鲁大学英语系教授H.布鲁姆忧虑地指出：“现在所谓的 ‘英语系’行将更名为‘文化研究系’，……如今进入耶鲁大学的学生中，怀有真正阅 读热情的屈指可数。”(注：Harold Bloom,The Western Canon(New York:Riverhead
Books,1994),pp.484-488.)另一方面，威斯康星大学英语系教授G.杰伊却把这种冲突称 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文学与文化的战争”，他主张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美国文学 ，“对美国文学的定义和教学不必众口一词”。(注：Gregory F.Jay,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War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4.)上述 观点所代表的这场冲突表面上看似乎是人文科学中常见的“学科之争”，但其涉及的当 代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向等问题却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因为当代信息社会和多元文 化主义已对所有的传统观念包括文学观念进行了质疑和挑战。本文从“文学的再定义” 、“当代学科的‘跨界’”和“反叛传统与文化妥协”等3个方面分析论述当代美国文 学与文化研究之争，认为这场冲突反映了当代西方知识分子自我反思和社会批判的人文 传统，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一种文化自我调节过程，其结果将会促进真正的文学创作和 文学研究的发展。
一、文学的再定义
在西方文学的传统上，史诗和悲剧(诗体剧)曾尽享桂冠之荣，长篇小说只是到了18世 纪末才开始风行于世，并被黑格尔称之为“十九世纪的史诗”。事实上，小说的繁荣并 位居文学(或“诗”)的殿堂也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例如19世纪初华盛顿·欧文 和库柏的小说创作对奠定美国的本土文化传统就功不可没。但是，“诗”曾长期居于文 学正统地位，而“诗学”这个称谓也曾一直取代了“文学理论和批评”达千年以上(如 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和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等)，诗即文学， 诗学即文学之学，这些说法迄今仍有借用者，如“新历史主义”以“文化诗学”来论文 学。但今日文学的体裁门类之多，仅以“诗学”包容一切，其定义岂不明显含混?何况 今日人们已不再以诗为尊，叙事文学占据了文学的中心，而诗歌、散文、戏剧、小说、 文学理论以及通俗文学等门类在文学研究中各居一隅。但是，文学的定义在内涵和外延 上本身就有一定的含混性，如在戏剧等兼有文本和表演特征的体裁上就有一个基本的定 义域问题：如果说只有书写的“文学文本”是“文学”，那么戏剧等具有表演特性的艺 术是否要与“文学”分门别类，比如莎剧的文本和莎剧文本的演出是否要分开来在文学 系和戏剧系里进行讲授?从历史上看，戏剧的舞台实践对戏剧文学的发展和传承至关重 要，因为正是戏剧文本的可重复表现性使经典戏剧获得了跨时代的甚至是跨民族的生命 力，也使我们对戏剧文本的当代诠释有了必不可少的参照，所以戏剧文学史上历来都会 提及戏剧的演出情形及变化。F.杰姆逊曾指出：在后现代社会，“从传统文学世界中继 承下来的所有经典剧本都有了新的富于创意的演出”，如新的莎士比亚舞台剧等等，这 些对文学经典的新诠释正好体现了当代的美国文化转向。(注：F.杰姆逊：《文化转向 》，胡亚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73页。)
但是，更为复杂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在文学研究中包容了戏剧经典而排除具有相似 表演特性的影视经典，那么“戏剧”本身就等于有了一个分裂的身份，即戏剧文本是文 学的，而该文本的表演是艺术的。然而，排除后者的戏剧文本研究常常是单薄的和令人 困惑的。例如由于当代表演艺术的大众化倾向，人们很容易在文学的经典性和文化的大 众性之间产生困惑：当代莎剧的新型舞台演出是文学还是文化艺术?E.赛义德在谈到莎 剧的持久魅力时指出，文学文本与读者的学识及演出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其获得了某种 历史特性，所以每个时代都会对莎剧重新阐释。(注：见罗钢等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 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6页。)这个看法与美国当代的多元文化主义(理 论)流行是相一致的。事实上，正如费斯克指出的，在北美许多大学的英文系及比较文 学系里，人们在重视经典文学研究的同时，也将电影、电视和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文本 引进了课堂，并在文学和文化的结合上开辟了不少新的课程。(注：见陆道夫《约翰· 菲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研究述评》，载《学术研究》2003年第1期。)这也许就是布鲁姆所 谓的“文学研究的分崩离析”。(注：Harold Bloom,The Western Canon,p.488.)
从学科分类意义上来说，上述的各种跨学科研究已超出了传统的“文学”的范畴，而 打上了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传播学等等学科的深刻印记；但是，当代文学研究在 摆脱了“新批评”的影响后，又在多大程度上能不受当代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影响呢?女 性主义的关注社会妇女运动、新历史主义的注重历史档案文本、解构主义对文本和社会 现存秩序的挑战、后现代主义对资本的批判、后殖民主义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揭露以 及生态批评对自然环境的关注等等，所有这一切活跃于当代美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理论和 方法难道不都是或多或少地跨过了传统的“文学”审美的边界吗?而另一方面，当代文 学创作，尤其是美国的后现代小说创作，在实践上也大量地借用了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 和内容，如在K.冯尼古特的小说《冠军的早餐》(1973)中，文学叙述和速写式插图交错 呈现，形象地表达了“自我是如何在文化之中并通过文化进行建构的”。(注：Paula
Geyh,et al.,Postmodern American Fiction(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8),p.xviii.)唯其有了异质的介入，当代美国文学的更新才有了新的活力。可以说，文学 的身份，或对它的内涵和外延的定义，是可以变的，它是历史建构的，而不是永久的和 一成不变的。
R.洛克夫在《语言的战争》一书中指出：“语言学家研究语言；文学批评家研究文本( 包括叙事方式)。……但是，这许许多多的界定更多的是人为的藩篱，它只会阻挠人们 全面地理解事物。”(注：R.洛克夫：《语言的战争》，刘丰海译(新华出版社，2001) ，第181页。)在当代学术日益交叉借重的趋势下，文学的再定义及文学研究疆界的扩大 似乎也成了一种趋势，于是就有了当代的“跨界研究”(Boarder-crossing studies)。 这种再定义也就意味着对文学的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再认识，并对由此而来的文学与 文化疆界的交错互动进行相应的，也许是痛苦的调节。从文学的自身发展规律来看，文 学疆界变动的成因有多种，一是文学艺术的体裁更迭，二是文学批评的方法变换，再是 文学传播方式的更新，最后是文学媒介使用的不同。但是，只要文学的基本性质如创造 性、形象性和审美性等不变，精英或大众文化的介入最终会起到促进文学发展的作用， 因为文学与生活的必然联系决定了文学与文化之间无法切断的互动关系。同时，对文学 的再定义也意味着文学研究有了新坐标、新对象和新方法，这应该大大促进而不是否定 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
二、当代学科的“跨界”
由于文学疆界的时代变动性，尤其是文学与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性，更由于当代文学 对社会的关注，当代美国文学研究的跨学科特征已是不容否认的一个事实，当然这不应 排斥“审美研究”的固有地位。但是，信息社会的文化转向对文学和文化的互动提出了 重新勘定文学本体身份的要求。亨特将这种冲突视为“正统派”和“进步派”两极之间 的矛盾，他认为这是“当代文化战争的核心”。(注：J.D.亨特：《文化战争》，安狄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45页。)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冲突是不可 调和的矛盾还是利益重叠的互动，是建构新质的过程还是追逐异端的表现。不可否认， 传统文学经典正在通过大众媒介更多地进入当代大众之中，如对麦尔维尔的《白鲸》(1 998)和霍桑的《红字》(1996)的影视再现，这确实使人们无法把所有的大众文化产品一 概斥为“低级庸俗”。但是，大众文化中严肃与庸俗的良莠混杂又令批评家们对大众趣 味倍加小心，所以D.斯屈那迪提出了“大众缺少欣赏品位”的问题。(注：Dominic
Strinati,Popular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8),p.8.)费斯克指出，美国文化中 存在“有教养的”和“新兴的”两大种文化，这两部分的冲突是“当代文化战争”的主 要表现。(注：John Fiske,“Popular Culture,”in Frank Lentricha,et al.ed.,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2nd edition(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5),p.323.)这一看法与R.威廉斯的关于文化3种形态的观点有些差异，但却反 映了文化艺术(包括文学)的一个普遍特征，即严肃的和庸俗的作品几乎总是相伴相生。 不过，当代美国文学和文化中的庸俗作品虽然也是俯拾即是，但是大众文化中一些严肃 的电影作品并不在审美的和认识的价值上逊于经典文学文本，例如美国文学经典《红字 》和《白鲸》的当代银幕再现就加深了人们对文学经典的认识。可以说，文化的通俗性 不等于否定其严肃性，更不能完全等同于庸俗性，而文学的经典性也不等于永久性，关 键在于我们如何从文学和文化的互动中找到当代社会和人文需求的契合点，进而使文学 和文化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利维斯曾认定，文学研究是以“经典”和“通俗”之间的对立而存在的，文学经典是 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而A.依斯霍普近来则指出，经典与通俗是相对的，以往的通俗可 以变成今日的经典，学科跨界和雅俗共赏也是正常的现象。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的莎 剧就是当时的“通俗文化”，其作者当时的社会地位与受桂冠享年俸的宫廷诗人是大相 径庭的，但今日研究文学者谁也不能否认莎剧的文学正统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 “经典”与“通俗”或“文学”与“文化”之间的界限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历史 “建构的”而不是自古“天成的”，那么，我们对今日的所谓“文化战争”之说也不必 过于烦恼，因为这也许不过是文随时变的一种正常表现。从文学研究上来说，A.依斯霍 普关于“综合性研究”的建议不无道理：“新的综合性研究应该以新的历史观为开端， 这个历史观要求把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置于一个平等的地位上。”(注：Anthony
Easthope,Literary into 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tledge,1994),p.107.)
但是，由于文学经典也许对读者的要求有别，如H.布鲁姆所宣称的：“最有魅力的诗( 如《失乐园》)其理解和想象的难度非同一般，任何阶级、性别、种族和族群中只有极 少数人可以深入地读下去。”(注：Harold Bloom,The Western Canon,p.485.)在这种 情况下，“跨界研究”能否有效地进行确实对当代文化介入文学研究是一个考验。J.米 勒也曾对文化研究大潮“吞没”文学研究表示了忧虑，他看到了当代社会的大众文化如 影视、流行音乐和互联网等对年轻一代学人的深刻影响，并使他们对传统文学的兴趣大 大降低。(注：希利斯·米勒：《永远的修辞性阅读》，见王逢振编《2001年度新译西 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2)，第372页。)布鲁姆和米勒的担忧实际上表现了当代个 人审美诉求和大众文化欣赏的矛盾，或者说是个人的文学品位和文化趣味之间的矛盾， 这实质上正是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一个基本矛盾。不过，从文化的角度研究 文学决不意味着“文化至上”，也不是排除个人趣味，这种“跨界”只是扩展了文学研 究的领域而不是取消了文学。更重要的是，这种“跨界”只会丰富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内 容，而摒弃那种漫天空谈却不知所终的肤浅学风。
如果说，历史上常见到异质文化会给正统文化带来生命力的话，那么，当代文化与文 学的“混同性”或“综合性”应该有利于当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更新换代。当代美 国大学英语系“莎士比亚与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和“‘垮掉的一代’和反叛文化”等课 程就是把文学和文化结合起来学习的例子。而罗兰·巴特对“时装”的文化阐释和杰姆 逊对当代建筑风格的分析也都是当代文学批评中常举的例子。巴特以自己的解读方法在 文学文本和大众文化(文本)之间找到了一个契合点，即寻找相似“代码”如文化代码和 象征代码的活动，于是“正统”和“异端”的疆界不再是不可逾越。实际上，文学与文 化的“跨界”并非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美国M.阿布拉姆斯的《镜与灯》(1953)对文学 “作品”与“宇宙”关系的重视和再早的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当代批评的功能 》(1865)等文学理论经典著作都对这一“跨界”研究有了实际的表述。
当代文学研究的“女性主义研究”、“少数族裔研究”、“同性/多性恋研究”以及“ 生态文化研究”等实际上已经跨界越出了传统的、重视文学内在规律和美学价值研究的 模式，而对社会与文化问题投入了极大的关注。这种外在的研究曾被“新批评”派所指 责，但现在似乎是风水轮转，社会与人生的问题成了当代美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杰伊认为，美国文学中的少数族裔文学带有强烈的“他者”文化的印记，如华裔文学 和加勒比西班牙裔文学等，使“美国文学”的大民族疆域也面临着重新勘界的需要。( 注：Gregory F.Jay,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War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p.174-175.)这方面的一个具体例子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 士钟玲所写的专著《美国诗和中国梦：美国现代诗里的中国文化模式》(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3)，作者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切入美国文学研究，带有跨文化的较大视野。 当然，文学经典在美国也并没有真正受到批评的冷落，例如对莎翁剧中族裔问题的探讨 (夏洛克的犹太人身份和奥塞罗的非裔血统)，及对V.伍尔夫小说中的女性问题及美学特 征研究等等。由于文学与社会人生的联系是无法割断的，所以即使再深奥的文本也无法 脱离特定时期社会文化潮流的影响，如《失乐园》中力士参孙等艺术形象的塑造与当时 对神权的批判意识不无关联。这也是阿诺德所坚持的，“一位诗人应理解人生和世界， 然后在诗中处理它们。”(注：M.阿诺德：《当代批评的功能》，见伍蠡甫主编《西方 文论史》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78页。)
三、反叛传统与文化妥协
马尔库塞在20世纪60年代曾对文学艺术中的“审美”功能提出批评，认为那只是对现 存秩序的美化而已；他号召年轻人反叛资产阶级的文化并预言了后来美国文化思潮的转 向，当然也包括更新文学的创造意识。F.杰姆逊则指出，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 文化的反叛性和颠覆性改变了人们对文化正统或文学经典的看法，“文化已经完全大众 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艺术作品正在成 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注：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7)，第162页。)这番议论也许有些偏激，因为毕竟当代许多美国作家如索 尔·贝娄和托尼·莫里森等人的小说与通俗文学的距离还是相当大的，更不要说与“
pulp fiction”之间的不可同日而语了。然而，杰姆逊也再次提示我们，在经历了黑人 民权运动、学生反战运动及新左派的崛起后，人们对传统的文学观念和经典作品也产生 了质疑和反叛性思维。经典文学所表达的人道主义理想和自由人性的追求在后现代社会 里遇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挑战，所以W.格尔林等人指出：学术界的“文化战争”表现在传 统捍卫者和文化研究者之间，双方论争的焦点在于坚守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化传统还是 质疑这个传统在当代社会文化实践中的真实性的问题上。(注：Wilfred L.Guerin,et
al.,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4th edi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43;255.)在解构思潮的影响下，对传统秩序的挑 战和要求重新阐释文学经典的倾向迄今仍未结束。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学者开始正视当代美国“文学”的疆界与大众文化日益互相渗 透这个事实，如杰姆逊和费斯克等人所观察到的。不过从文化现象上看，我们也许会审 慎乐观地看待二者的自由竞争和互动。当代大量的通俗小说(其中当然不乏庸俗小说)和 影视改编剧的繁荣不仅担当了沟通“大众”和“文学”的渠道，而且还为经典文学名作 的深入大众作出了贡献，例如许多当代出版的美国和西方文学名作的简写本或改编本就 是专为儿童和中等文化水平读者所作的。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当代美国电影对普及文学 经典作出的贡献。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把A.沃克的小说《紫 色》搬上了银幕，在艺术界和批评界都引起了极大的重视；1998年，好莱坞的大片《莎 翁情史》获得巨大成功，它以轻喜剧的叙事风格让当代大众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作家 和作品有了“戏说”式的了解。可以说，当代美国文学与文化的“战争”反映的是传统 观念和当代需求之间的冲突，但这种冲突究竟是截然敌对的还是互动互补的却非一言可 以定夺。除了经典之外，根据当代文学名作改编的电影如《法国中尉的女人》、《查特 莱夫人的情人》和《洛丽塔》等等，由于有了明星演员的加入而扩大了作家和文学作品 的影响，也引起更多的人去读这些文学文本。可以说，大众文化也对当代文学名作的普 及起了鸣锣开道的作用，至少对一些严肃文化作品而言是这样的。当然，文化艺术产品 总是鱼龙混杂，而文化研究中不时也会见到一些肤浅的文化“杂凑”(Smorgasbord)。 尽管如此，当代文学与文化之争是可以寻找到共存之道的，也应该是一个互相建构的过 程，其结果可能会是重新调节各自疆界和地位的“文化妥协”，而不是文学与文化的持 续混战。
当代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之争也是文化/文学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孰重孰轻之争， 因为探讨文学的审美价值是传统文学研究的一个中心。然而问题在于，美国社会的实用 主义传统决定了当代社会的人文选择是倾向于现代需求而不是坚守传统，这不仅在文化 领域里而且在大学文科教育和学术领域里都是如此。当代美国的“文化战争”就涉及到 “如何学习、学习什么”的问题，文化多元主义也因此在大学校园里引起了一系列的变 革。前述布鲁姆和米勒等人的忧虑正好证实了这样的当代变革，而杰伊则把这种转变看 作一种模式对另一种模式的替代过程。如今美国许多著名大学的文学课程改革也可看作 美国社会实用主义传统的一种当代表现，因为教育市场和职业市场对学生的要求使他们 无法完全“超脱”于世而专注文学殿堂的经典阅读。亨特指出，美国文化的实用主义和 世俗主义是当代文化战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文化保守主义的不容异端也违背了美国 社会所公认的学术民主和思想自由的准则。所以，在学术民主和文化多元主义的观念影 响下，文化研究的介入文学研究，不是对文学合法性的否定；而文学研究对文化研究的 接受，也不是对文化庸俗主义的投降。我们勿宁说，这是当代社会发展和文化需求的表 现，是文学自身适应社会竞争的需要。正是有了这种竞争，文学的经典才不断地“吐故 纳新”，而文化的普及也才能够“去粗取精”。可以说，这场冲突反映了当代西方知识 分子自我反思和社会批判的人文传统，其原由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知识分子的 反叛思潮，而其结果将会促进真正的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发展，从而达到又一次吐故 纳新式的学科及理论的建构。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当代美国文学与文化之争还受一个更为广阔的“全球化”趋势的 影响，因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趋势使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互动日益频繁。堪萨斯 大学美国文学教授J.哈瑞顿就把“全球化”与当代文学批评及对当代社会经济意识的影 响联系起来进行了深入研究。事实上，当代美国大学英文系的“全球化文学想象”和“ 全球视野中的英语女性文学”等新课程的开设就表明了当代美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疆界 正在越出传统的民族/国家的疆界。实际上，当代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之争不仅涉及到 美国这一个民族/国家，因为全球化趋势会把更多的民族/国家卷入进来，这就要求我们 必须重视和研究当代的文化冲突与文化互动，以便及时把握当代世界文学和文化交流的 发展趋向。这就是我们研究当代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之争的更深一层的意义。
注释：
①J.D.亨特：《文化战争》，第53页。
②Gregory F.Jay,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Wars.
③J.D.亨特：《文化战争》，第128页。
④Joseph Harrington,“News from Nowhere?:Academic Writing and
Globalizations,”American Studies,Summer/Fall,2000,vol.41,p.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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