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与莫言生态伦理思想内涵研究*①
李常磊
(济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250022)
摘要： 福克纳与莫言通过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描述和关注，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展现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等伦理思想内涵，并借助万物有灵、敬畏自然、万物平等形式，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具体要求和伦理准则，集中体现了对人性的思考。两位作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既是人类的生存准则，确立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与要求；同时又作为人类的道德准则，要求人类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确保自然权利，最终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 福克纳；莫言；生态伦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
生态伦理的本质在于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醒人类尊重自然万物的权利，给自然界应有的道德关怀，以保障其生存与发展。生态文学融汇了作家本人的生态情感和生态理念，以生态系统作为创作和描述的对象，通过反映、考察和表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唤起人们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意识，激励人们寻求一种高尚壮美的精神境界，同时敦促人们采取一种既有利于身心健康又造福于‘后’人的新型生活方式”(1) 程虹：《寻归荒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23页。 。美国南方著名作家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福克纳扎根于丰富的乡土文化之中，以自己家乡拉法耶特县的新奥克斯福德镇为原型虚构了“约克纳帕塔法王国”，谱写了一曲生与死、穷与富、狂欢与悲伤的生态交响曲，为读者描绘了一个靓丽的生态伦理共同体。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莫言也像福克纳一样，创建了自己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突出反映了齐鲁生态文化的精髓，描绘了一个虚幻与现实、想象与真实、诡异与艺术加工的文学世界，呈现出了一个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乐园。贯穿两位作家文学创作和作品的核心是其生态伦理思想，其中对人性的定位与展现尤为重要。
所以，办公室工作需要建立一些规范制度来规避不恰当使用同理心导致的对制度和道德的侵蚀。首先是办公室各项业务工作都要有依据、有制度、有规定，这是使用同理心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条件，在制度规定范围内使用同理心做好各项工作是受鼓励的，但是决不允许出于同理心，为了帮助某个人而置制度于不顾。其次是加强制度学习、同理心把关。每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首先应该学习岗位工作制度，学懂弄通后才能开始开展这方面的工作，鼓励工作人员为做好工作在制度范围内使用同理心。如稍有不慎，同理心泛滥、凌驾于制度之上的时候就要给予提醒，确保办公室工作人员合理使用同理心。
连续时间Guichardet-Fock空间中修正随机梯度算子的性质 周玉兰,李转,李晓慧(12-62)
国内外学者对福克纳与莫言生态伦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研究偏重于揭示生态危机，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提醒人们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随着生态理论的普及和发展，人们开始从生态伦理立场对两位作家作品中的生态现象给予不同层面的阐释和揭示，期望通过生态批评的方式建立一种文学道德标准，并从伦理道德价值方面凸显两位作家的艺术风格。两位作家具有强烈的人类生存意识，“知道了我该做什么却保持沉默，那我的心将会永无安宁。从最深远的意义上说，对千千万万人讲出如此生死攸关的重大事情，既是我的权利也是我的义务”(2) Linda Lear and Rachel Carson, Hitness for Nature ,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7, p. 328.。他们的生态伦理思想既有有关自然的理论基础，又有在自然界生活实践的支撑，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等层面展现了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人性伦理。其中，自然生态伦理集中体现了现代人与物质追求的关系，特别是人对自然的掠夺与摧残；社会生态伦理体现人与他人的关系，渴望构建人与人平等生存的社会环境；而精神生态伦理则体现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反映了对人类异化的困惑与担忧。两位作家对生态系统的体验、思考和反思，是一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经验的形象概括，也是对社会问题和自我问题的深入思考，体现了现代生态文明中的人性之思。他们所倡导的人与自然万物亲和一体、平等相处的生态伦理思想为当代生态文明建构提供了一种新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
一、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伦理思想内涵
自然生态维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生态种群的和谐发展，这个系统中每一个个体都遵循着平等、尊重、竞争和共在的原则，由此确保了地球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和有序发展。当人类陶醉于对自然一次次掠夺而获得征服自然的喜悦或享受征服自然的成果时，自然界以特有形式，如环境污染、全球变暖、资源稀缺、水系生态失衡等自然现象，给人类施以无情的惩罚和报复。人类不断思考与自然的关系，在不断的反思与觉醒中形成不同时期的生态伦理观和价值观。福克纳与莫言对自然生态的看法或观点构成了其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
莫言的作品也是如此。他在关注、批判和反思社会的同时，遵循自然法则，将生态书写延伸到现实社会之中。“高密东北乡”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缩影，其发展变化反映了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那漫山遍野的红高粱承载了无数生命的轮回，也成了莫言生命的原点和大多数作品的源泉。他从劳苦大众的生活中汲取了精神力量，从中华民族不屈的斗争中获得了灵魂信仰，并把自己定位成一名普通老百姓，站在民众立场关注社会底层的弱小群体。为此，他惯常将弱小的群体置身于历史交替之处，如饥寒交迫、战争风暴、政治漩涡等，通过挖掘这个群体成员非同常人的力量或精神，唤起全体民众的觉醒和奋起。《生死疲劳》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讲述了一个冤魂在大地上游荡的故事。主人公西门闹经历了从生到死、再从死到生、生生死死的轮回历程，最后曾经执着、善良而又勤劳的西门闹在半个世纪轮回中逐渐变成麻木与驯服的顺民。莫言认为，“只有认识到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16) 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莫言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感受到了中国农民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遭受到的各种磨难与痛苦，他对中国农民旺盛的生命力和对生活充满的饱满热情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与讴歌，也揭露与讽刺了不公平的社会生态伦理。
莫言的自然生态伦理思想基于人与自然共荣、共存的生态伦理理念，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生命的敬畏与生存权利的尊重，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境界。对他来说，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所表现的是人类必须改变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人与自然平等、互助和共同生存的生态伦理关系。产生这种生态伦理的基础在于莫言童年时期与自然界的亲密接触与深刻领悟。那时候，他几乎整日待在旷野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我的家乡高密东北乡是三个县交界的地区，交通闭塞，地广人稀。村子外边是一望无际的洼地，野草繁茂，野花很多，我每天都要到洼地去放牛，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已经辍学，所以当别人家的孩子在学校里读书时，我就在田野里与牛为伴。我对牛的了解甚至胜过我对人的了解。我知道牛的喜怒哀乐，懂得牛的表情，知道它们心里想的是什么。”(6) 莫言等：《大声的自由》，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75页。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莫言属于为数不多的几位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作家之一，他所看到的高密那种神秘的、富有灵性的自然界恰好反映了中国农民对和谐社会的期盼：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任何生命都是神圣的，人类必须尊重自然万物的生命权利和发展权利，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共同体，才能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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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文学关注情节和人物性格的不同，中国文学历来重视对意境的渲染和营造。莫言的创作以农村社会为中心，表达出关爱社会生态的感情与创作立场。他把农村和农民生活作为创作主题，展现出的社会生态既有现代文明的优势与弊端，又有传统乡村生活的淳朴与不幸。生活在“高密东北乡”的人们多是处于中国巨大变革时期农村那些最基层、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属于典型代表的一类群体。人性的善与恶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展现，他们所组成的社会关系复杂，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不同的变数，使人难以理解和把握。莫言在其作品中塑造出来的农民具有中国社会底层劳动者勤劳、淳朴和善良的优秀品德，也代表了中国农民的普遍性格特征。他在谈到《丰乳肥臀》创作的时候说：“一个作家，如果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政治的和经济的历史上，那势必会使自己的小说误入歧途，作家应该关注的，始终都是人的命运和遭际，以及在动荡的社会中人类感情的变异和人类理性的迷失。小说家并不负责再现历史也不可能再现历史，所谓的历史事件只不过是小说家把历史寓言化和预言化的材料。”(14) 莫言：《小说的气味》，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65页。 显然，莫言作品中的社会生态比读者心目中的乡村世界更抽象、更宽泛，体现出的社会生态伦理更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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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生态伦理主要对针对行为者本人起到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对他人带来有利或有害的影响；二是个体道德或不道德行为由于他人或社会模仿、学习和批判的对象所带来的正负方面的影响。个体生命有时十分渺小，短暂的生命又可能充满生存的艰辛与苦痛，但有时所爆发的能量或精神却令人们大为震惊。由于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生存压力，福克纳与莫言对自然、他人、社会、生存和死亡的感知尤为敏锐，对社会理解的程度比其他作家更深刻，所经受的气质感悟与生命洗礼更强烈，因此，他们挖掘生命内在激情、张扬生命强力、探寻理想生命形式等力度更加强悍，社会生态伦理意识表现得更具有人性化和系统化。两位作家把人与自然的融合视为一种崇高的境界，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掘人的理性和情感，形成了对人性的独特思考与深切感悟。
二、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伦理思想内涵
传统意义上的“生态”往往与自然界联系在一起，人类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组成的生态系统或生态关系，通常表现为自然生态；而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其中包含了真正发生或已经发生了的活动，这也是一种生态环境，被称为社会生态。社会生态主要研究对象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包含了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人的社会行为与环境等方面。“几乎所有当代生态问题，都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根源。如果不彻底解决社会问题，生态问题就不可能被正确认识，更不可能解决。”(9) 余谋昌：《生态哲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7页。 重视和保护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生态和人与他人的社会生态是解决人类生存危机的重要途径。两位作家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入手，揭示了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本质统一，亦即自然、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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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伦理是人与自然之间客观存在的道德准则，自然生态伦理是把人类伦理关系扩大到自然生态之中，赋予自然万物与人类一样的权利与道德，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平等权和生存权，也构成了福克纳与莫言自然生态伦理的基本内涵。自然界中的物种层次、生态系统层次和生物圈层次等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都拥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和生存权利；人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不能单纯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应将人的生存与自然生态系统联系在一起，共同发展与完善。福克纳的自然生态伦理思想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平等，如他多次强调人类一旦破坏了生态平衡将必然遭受到自然的惩罚，甚至无法生存。在《熊》中，战后南方人疯狂地采伐森林，最终导致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改变了南方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此，艾克痛心疾首，然而却又无能为力，“接着他走进了大森林，这儿不只有他一个人，但他是孤独的；孤独紧紧地包围住他，现在是夏季，这孤独是绿色的”(7) [美]威廉·福克纳：《去吧，摩西》，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04页。 。艾克的这种由于自然环境改变而产生的孤独感属于其个人，也属于全人类。如果人类不能以平等的眼光看待自然万物，不能以慈悲心怀善待生命或尊重自然万物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那就无法长久生存和发展下去。
社会生态问题本身就是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制的问题。社会生态伦理作为一种特定的生态伦理环境，通常分为个体生态伦理和国家生态伦理两个部分。前者是指个体在日常生活、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表现出的道德观和行为准则；后者是指国家或政府通过法律、政策和法规等手段倡导或制订的道德原则、规范和观念等。国家生态伦理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挥其作用，在社会伦理环境中具有价值导向作用。福克纳与莫言通过现代社会出现的生态伦理危机，最终思索的还是人性的问题。这是文学家对人的一种本体性存在的一种关注，也是两位作家对当今社会所进行的伦理思考。
生态危机的出现促使福克纳将生态问题与南方种族、性别等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种族问题是美国南方无法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影响到南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等方面。对种族主义的谴责与批判是福克纳社会生态伦理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在他的作品中，男性黑人主要从事为白人耕种、喂养马匹、烧锅炉、搬运木料等重体力工作，如《去吧，摩西》中的黑人路喀斯·布钱普为庄园主爱德蒙兹耕种土地，黑人丹为爱德蒙兹家喂养骡子，艾斯和奈德在锯木场从事搬运和锯木工作，《喧哗与骚动》中迪尔西的丈夫罗斯科斯·吉普森为康普生家赶马车，《小镇》中的汤姆·伯德和托米斯·特尔在杰弗生镇上的电厂里当司炉工等；黑人妇女主要在白人家中做仆人，如《喧哗与骚动》的迪尔西、《夕阳》中的南茜、《八月之光》中的克莱蒂、《沙多里斯》中的贝尔·米切尔和《盗马》中的凯莉和戴尔芬等。福克纳作品基于种族主义对黑人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从历史的角度引发了人们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特别关注。中国虽然没有像美国南方那样的种族问题，但中华民族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土地建立了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如同人类源于自然，并与自然密切联系在一起共生共荣一样，农业在中国始终占据着最基础最重要的位置。几千年的农耕经济强化了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感，也促成了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和土地生态文化。莫言把创作情感投入到土地之上，关注土地生态问题。如《生死疲劳》借助于对人与土地的关系反映了现代社会的生态环境。这部作品以农村土地改革为起点，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反映出几千年中国农村文明被破坏殆尽，几近凋零，取而代之的是遍及现代社会的不和谐、不平等、不公平现象，如地区差异、城乡差异、阶层差异等问题，成为制约和限制人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最主要因素。莫言这样创作的目的是通过想象历史的方法真实还原出那段被隐藏的历史。
回归自然作为现代人的理想和追求，也是福克纳与莫言生态伦理思想的精神皈依，体现了两位作家对人性的深入思考。自然生态危机并非一场自然灾害，而是由于人类的错误行为，特别是在错误的价值观指导下过度开发或利用自然资源所引发的生态问题。自然生态危机的出现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人类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肆无忌惮地向自然索取，取而代之的是向自然的回归，寻求通达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发展的救赎之路，指引人们走出自然生态危机和人类生存危机的困境。两位作家倡导回归自然，渴望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寄寓了人类重建自然生态家园的美好理想。
在很多人看来，福克纳作品中很少有人在面对南方社会生态伦理时主动进行积极的改变或适应。正因为这种特征才使福克纳戴上了20世纪30年代“左派”的帽子，引起了人们的误解。事实上，在他看来，社会冲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是不言而喻的，这也符合社会生态伦理的要求。与自然生态伦理强调征服自然的传统观念相比，社会生态伦理的职能是对人类社会的行为和观念加以限制，或者说控制在某一历史条件下社会生态环境所容许的限度内。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突破原有的社会生态伦理适用范围，建立新的社会生态伦理。社会生态伦理的发展需要一些热衷于自然、他人和社会的参与者。如《我弥留之际》中的伯顿家庭成员除达尔·伯顿之外都是这种典型的代表。达尔无疑是这部作品中最富有同情心的人物，但他不适合南方社会生态伦理，总是局限在自身的“环境”中，因而时刻受到来自社会生态伦理的侵扰。福克纳认为，南方社会生态伦理是“持续的，由社会、生活价值观以及共同的道德准则所认可的”(15) Michael Wainwright, Faulkner and the Ecology of the South , Joseph R. Urgo and Ann J. Abadie, eds, Jackson: U P of Mississippi, 2005, p. 13.。美国南方导致冲突的土壤在于南方人的社会生态伦理意志远远比美国其他区域人的意识要强大得多，因为南方人长期以来已形成了抗争美国社会生态伦理的意愿和准则。这是由南方特殊的历史和自然生态环境决定的。如《去吧，摩西》中的艾克·麦卡斯林不是与其堂兄弟卡斯埃德蒙兹发生了对抗，而是与南方社会生态伦理，特别是与美国社会生态伦理进行了多种不平等的抗争。又如，《圣殿》中坦博尔·德雷克坚持认为，凸眼不应该为老法国人湾的罪恶而受到责备，更应该被视为南方男人一个代表。人类要避免生态灾难，除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修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外，还必须改革和完善社会体制及社会制度，消除人与人之间违反社会生态的不利因素，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均衡现象等。
对自然权利的敬畏和尊重也是莫言自然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对自然的情怀寓于自然生命之中，向读者展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人类不能以主宰者的心态对待自然，而是应该把自然作为其自身赖以生存的环境。自然不是人们用以改造并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的对象，而是人们伦理关怀的对象。谈起自己的创作，莫言曾说：“我觉得小说作给人看，而只要传达了真情实感的就具有相当充分的美的因素。”(8) 莫言：《我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北京：华文出版社，2016年，第3页。 他对自然的挚爱使他更容易敬畏自然生命和尊重自然权利，并常常将视野投向自己熟知而又魂牵梦绕、留下深刻记忆的自然个体，诸如土地、河流、湖泊、红高粱、月亮等。其笔下的自然之物也被赋予了感性色彩，拥有了超越自然本身局限性的深远意蕴，成为与人类一样具有思维、评判和惩戒的能力，并常常对人类进行道德评述。正是与自然的亲密接触而建立起来的丰厚情感，莫言才能融入自然，触摸自然，静静地感受自然的神奇瑰丽和变化无穷的魅力，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自然生态伦理思想。
“环境”这个术语对于福克纳来说具有十分厚重的意义，也是他在公共场合中惯常使用的一个词。如1950年他在弗吉尼亚大学做驻校作家时，其最突出的感受便是“对与他自己、与他周围的人、与他所处的时代和地方、与他的环境处在矛盾冲突之中的人感兴趣”(10) William Faulkner, Faulkner in the University ：Class Conferen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 1957-1958, Frederick L. Gwynn and Joseph L. Blotner, eds, Charlottesville：U of Virginia P, 1959, p. 19.。类似的话语在很多场合中他都明确表达过，如他说过，当作家想到故事时，头脑中就充满了一种理想而完美的叙述，“不完全是描写环境，他只是从环境的角度简单的讲述人”(11) Michael Wainwright, Faulkner and the Ecology of the South , Joseph R. Urgo and Ann J. Abadie, eds, Jackson: U P of Mississippi, 2005, p. xi.。这里他所使用的环境，实际上是社会生态系统。当有人问起他的创作是否是基于或者源于对社会的不满时，他这样回答：“是的，因为环境状况。”当问到他创作中对社会的批评时，他解释说：“作家利用其环境——我们都知道。”(12) Michael Wainwright, Faulkner and the Ecology of the South , Joseph R. Urgo and Ann J. Abadie, eds, Jackson: U P of Mississippi, 2005, p. xi.在解释《修女安魂曲》南希·曼尼格所引发的激进的侵害性行为时，他认为“她是被其环境所驱使，杀死了坦普尔的孩子”(13) Michael Wainwright, Faulkner and the Ecology of the South , Joseph R. Urgo and Ann J. Abadie, eds, Jackson: U P of Mississippi, 2005, p. xi.。吸引福克纳创作注意力的不是杀人行为的后果，而是人们对社会的不满或叛逆，即南方社会生态伦理的不公平或偏见。他对自然环境变迁的书写透露出了明确的自然生态伦理思想，表达了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和回归自然的希冀与期盼；他对社会生态的描写体现了对南方社会的关注，反映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或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担忧。
“文学是人学，同时也应当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学，是人类的生态学。”(3)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第323页。 福克纳所处的时代恰好是南方生态系统面临最严峻处境的关键时期，自然生态问题不仅影响着南方现实问题的解决，而且还关系到南方人未来的生存。福克纳的自然生态伦理思想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基础，强调的是对自然的尊重。他热爱自然，喜欢到自然中去并接受自然的馈赠。“这片土地，这个南方，得天独厚，它有森林向人们提供猎物，有河流提供鱼群，有深厚肥沃的土地让人们播种，有滋润的春天使庄稼得以发芽，有漫长的夏季让庄稼成熟，有宁静的秋天可以收割，有短暂温和的冬天让人畜休憩。”(4) 李文俊：《福克纳评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年, 第43页。 他通过对自然环境的描写，特别是南方人内战前后对自然的态度，反映了南方社会现状和南方人的精神现状。如通过战后大片森林的消失，表现了他对内战前南方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眷恋；通过对林中狩猎生活的描写，表现了战后南方人在现代工商业文明的侵袭下精神颓废和信仰丧失的痛苦。他的作品不断启迪和唤醒民众对自然生态的重视与保护，因为在他看来，“人类环境是唯一变化的事物。他必须随势而变。他会处理得当。如今他面对的问题与他从泥潭中挣脱出来首先两腿站起来所面对的问题如出一辙”(5) Michael Wainwright, Faulkner and the Ecology of the South , Joseph R. Urgo and Ann J. Abadie, eds, Jackson: U P of Mississippi, 2005, p. 62.。人类不可能超越自然而独立存在，只有在对生命普遍尊重的基础上接受每一个生命和每一种生活方式，赋予每一种生命以情感和尊严，形成普遍的生态伦理共识，并对人们的行为和道德素养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才能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作家心目中的生态环境是对现实社会生态环境的文学重构，反映了作家的人性之思。作为作家的外在生存场所，社会环境将为作家提供具体时间或空间中对自然的体验和感受，形成具有影响力和控制力的生态伦理思想，并通过文学作品真实反映出来。“在生态学理论构成中，其‘生’就是生气、生机、生命、生殖的意思，它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使生物及其群落乃至整个系统如何能有正常兴旺的生机，使生命能健康地生存并显示出生机勃勃的状态。”(17) 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14-115页。 福克纳与莫言的社会生态伦理价值在于有效应对社会生态危机，把社会问题与生态问题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挖掘导致社会生态危机的思想和社会根源，深入批判违反生态规律的思想和生存方式，积极消除社会生态危机，构建社会生态发展的途径，唤起民众社会生态意识，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生态文明的建设。
三、精神生态系统中的伦理思想内涵
福克纳与莫言的生态伦理思想不仅包含了以自然生态系统为对象的自然生态伦理，同时还包括了以政治、经济生活等为主要对象的社会生态伦理，以及以人的情感生活和精神生活为主要对象的精神生态伦理。自然生态伦理和社会生态伦理属于“外部自然”，是显性的；而精神生态伦理则属于“内部自然”，是隐性的。“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18)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年，第9页。 对自然生态伦理的推崇和对社会生态伦理的担忧促使两位作家进一步探求精神生态伦理，寻求人性之美。这是生态伦理的终极境界，也是两位作家所追求的生态伦理的精神所在。
“精神生态伦理”是生态系统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生态伦理与社会生态伦理的异化直接导致精神生态伦理的异化。在西方哲学中，“精神”更倾向于被认为是“观念”或“理念”，也可以是一种规划世界万物的形式。“精神生态”，顾名思义是指精神生命的存在与演化状态，通常包括人性、道德、良知、思维、习惯等形而上意识要素在内的精神状态或精神系统，以完整、自足、不受干预的方式独立运行，始终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对生态系统产生着巨大的能动作用。生态伦理从最初倡导保护动物与热爱自然的范围，逐步扩展到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层面，这种转向既是对生态系统的新的认识，也是对精神生态伦理重要性的肯定。福克纳和莫言具有的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探索与追求，即人类不仅要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且也要通过人的精神活动，如政治、文化、艺术、教育等形式，摆脱单纯的物质利益追求和单纯的生理欲求驱动，推动人性向更高层次发展。
精神生态系统与所处的环境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精神生态的和谐发展需要自我与环境的对话融合，需要环境和自我的因素和谐发展。“人的科学技术水准也越来越高，人的欲望也越来越强大，人对其外部世界的改造也越来越普遍、深刻。于是，渐渐地造成了这样的局面：社会越进步，距离自然就越远；人改造自然的水平越高，社会发达的程度就越高，人类历史的进程似乎就是在这样一条直线上不停地向前迈进的。”(19)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年，第105页。 这似乎是福克纳与莫言永远无法摆脱的心灵之痛，因为固守纯朴而简陋的生活既不现实，追求现代消费生活似乎又难以避免精神生态的空虚和伦理的缺失。当今社会面临的精神困境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物质生活的不断增长，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的盛行，导致现代人精神世界的紊乱；另一方面是由于现代人的自主意识的不断增强的同时，人的观念和品质不断经济化与价值化，导致了人们对物的依赖和人的贬值等异化现象，出现了人类精神生态问题。在西方社会中，上帝或宗教担负着平衡人的内心世界的重要功能，但自从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之后，人类的内心困境、内心危机都是因为人类内心缺少一个可以平衡的机制而导致的过度膨胀。这个平衡机制消失了。精神生态危机的频繁爆发把人们的眼光重新引向了自然，使人开始重新寻找自然、回归自然，在自然的山水中、在故土的一草一木中寻求精神的慰藉。这种精神上对自然的回归归根结蒂还是人类精神的自我救赎，是从自然生态中寻求生命的寄托和心灵的慰藉。福克纳和莫言描绘了自然中朴素美好的人性，显露了精神生态伦理意义和价值。他们的作品所具有的自然之风和精神之魂，着力刻画和展示了精神生态伦理中的人性以及人和自然怡然相处的和谐图景。
[30]Mary Patricia Callahan,Making Enemies: War and State Building in Burma, Singapore: NUS Press, 2004, p.120, 166-168.
生态危机属于自然生态危机，同时也是人性危机、社会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社会生态的失衡往往会引发人类精神层面的异化，当人们的欲求无法得到满足或获得承认时，通常会通过极端的方式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生态问题，如种族歧视、性别偏见等。对精神生态伦理的背离主要在于因人自身异化、自然本性丧失所带来的危机。现代社会的高效率和快节奏生产和生活方式使人变成社会大机器中的一个组成部件，造成现代人身心的焦虑和精神生态的严重失衡。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成为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和处事原则，造成了社会对人的发展的扭曲，出现了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问题。美国南方工业化过程并没有给南方人带来财富，而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了包含工业化发展以来所形成的精神生态伦理的全面毁灭。汽车是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标志，对豪华轿车的追逐也成了美国南方文化中身份的象征，福克纳的斯诺普斯三部曲中的很多消费行为都以购买昂贵豪华的私家车作为摆阔式、炫耀式消费的标志，成为该家族精神颓废的主要动因。福克纳带着忧患的眼光，批判性地书写着这种种现象，让人们对工业化文明进行反思。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对乡村自然环境的破坏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精神生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与物的异化，结果是人成了物的奴隶。在莫言的作品中，对精神生态的追求表现为自然生态与都市社会生态的对立，融入自然以逃离都市的喧嚣与骚动，回归自然以获得心灵慰藉等，使原始的自然之美和现代精神生态之美融合在一起，集中体现了现代人的精神追求。在精神生态塑造的过程中，莫言作品中的很多人物属于精神上的英雄或完人，保留了人性中最高尚、最美好的品德，如热爱生机勃勃的大自然，不甘在物质世界中沉沦，追求精神上的超越，体现人性的理想之美。这种对精神生态的追求也构成了莫言精神生态伦理的重要方面。
精神生态如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也是独立运作，并按一定规律不停运动、转化和发展。自然生态问题引发人类精神生态问题，同样，精神生态问题也会引发自然生态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自然生态危机，必须面对和解决人类精神生态危机。精神生态问题通常集中在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城市异化、性别和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这也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典型社会问题。福克纳精神生态的内涵实质上反映了人的内心世界是否获得充分的展现，他倡导人们回归自然，提升精神生态品味，因为只有回归自然，才能重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科技的和谐关系。莫言通过自然生态环境，加大了对社会问题的拷问，探讨了现代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生态问题，将目光聚焦于如何改变或完善社会生态，重塑精神生态伦理。栖居于和谐宁静的田园之中是莫言的理想追求，也是其作品中精神生态的至高境界。两位作家对自然的情感作为一种精神依赖，成为他们创作的动力与源泉，而精神生态伦理的构建成为其作品的表现主题。
综上所述，福克纳与莫言通过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描述和关注，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内在规律，展现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等伦理关系，并借助万物有灵、敬畏自然、万物平等等形式，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具体要求和伦理准则，集中体现了对人性的思考。两位作家的生态伦理思想作为一套人类生存伦理准则，要求人类必须采取积极与合理的有效措施，减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确保人类现在及未来的发展与生存；同时，这种生态伦理思想又是一种规范人类行为，指导人们如何与自然相处的道德体系。因此，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确保自然权利等已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紧迫任务。
A Study of the Connotation of Faulkner and Mo Yan ’s Ecological Ethics
Li Changl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Shandong, 250022 )
Abstract : William Faulkner and Mo Yan, through the descriptions of and concerns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sues, not only reveal the internal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man and society, and man and oneself and its law of development, but also show the connotation of ecological ethics of natural ecology, social ecology and spiritual ecology.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nimism, reverence for nature, and equality of everything, they both represent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and codes of ethics of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 and nature and concentratingly reflect their contemplation of human nature. The ecological ethics of the two writers are the criteria of human existence, setting up the precondition and requirement of human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y, as the moral code of human beings, require the people to revere nature, respect life and ensure natural rights so as to finally realiz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Faulkner; Mo Yan; ecological ethics; natural ecology; social ecology; spiritual ecology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19)05-0058-09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DOI) ： 10.16456/j.cnki.1001-5973.2019.05.006
* 收稿日期： 2019-07-21
作者简介： 李常磊(1965— )，男，山东济宁人，济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
① 基金项目： 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威廉·福克纳创伤记忆与南方历史书写”(15YJA752005)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威廉·福克纳与莫言生态伦理思想研究”(18FWW01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李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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