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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写作究竟是为了什么？面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困惑。在后现代文化策略中，写作本身已成为目的，历史和生命都被放逐，只剩下话语的游戏。自然，在话语“能指”的无穷无尽的游戏中，灵魂是没有了栖居和归依之所，只能在精神的荒漠上游荡。面对这样一个写作世界，你的阅读为了什么？也许，你根本进入不了话语游戏，也许你懂得了一些游戏法则，但你被话语游戏之后所得到的是满天飞舞的碎片，最终连自己的灵魂也一点点化为这碎片，满天飞舞。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面对着刘心武的文学世界沉思，历史、生命、灵魂、意义……从四面八方袭来冲撞心灵不能拂去。我在《再说刘心武》的文章中曾写下了如下一段话：“在后现代文化狂欢节里，刘心武穿过世纪末的喧哗嘱目于21世纪，那天、地、人共存相谐是亿万年永恒的命题，人类最根本的价值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共存共证的伟岸，刘心武终不后悔，不放弃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刘心武既不构置主体死亡的后现代策略，也不坚持自我中心主义的人道主义，他要在人与自然（包括社会）的新的对话中完成人性的自我塑造，关怀并促进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人性的提升。”①是的，我仍然在寻觅文学家的良知、精神向度和生命的深度；是的，我不想中断过去，而要从历时性的追忆开始，反观现在和未来。
也许阅读刘心武本身的行为就是在阅读自己并发现自己，是一次心灵与心灵的对话。我愿意“将心比心，以自己的心去捉摸作家的心”②，就从这里开始探索刘心武的寻求与超越。
《班主任》——“女娲补天”的再生神话
说来你不相信，但我是这么看的——《班主任》创造了一个“女娲补天”的再生神话。
1978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捧着刚刚接到的《人民文学》77年第11期，如饥似渴地读着刘心武的《班主任》。时间过去了18年，那人生节点上的刹那，无疑是有了永恒的意味，它像浮雕一样镌刻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也抹不去。今天，以一个静观的心态重读这篇在当时造成巨大文化震撼的文本时，我想捕捉动荡于作家心灵的欲念。
这是一个潜意识的“神话情结”，作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却隐藏在本文的结构之中。
《班主任》设置的人物结构模式基本上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张俊石与其拯救对象谢惠敏、宋宝琦处于这种关系中，在这二元对立的关系中，英雄中心结构是作为原型而出现的，这可以从张俊石与谢惠敏、宋宝琦的隐喻关系来看，依我所见，“张”为力的隐喻，“俊石”为炼五色石补天之隐喻，“惠敏”凋谢，“宝琦”断送是对“文革”极左路线造成的文化浩劫的暗示。于是，人物之间的关系自然隐含了“女娲补天”的再生神话。
《女娲补天》在中国神话中不是创世神话，而是重整乾坤的神话。它是在天地开辟之后，是在天地遇到灾难性的大破坏之后进行的。《淮南子·监冥篇》中记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于是女娲炼五色补天”，重整乾坤。如果说延安时期的《兄弟开荒》可以看作是革命时代的创世神话，那么，《班主任》就可看作是重整乾坤的当代神话。“文革”十年，历史倒退，当代社会又重演了一个荒古时代的天崩地裂。刘心武作为时代的早慧之子，亲眼目睹了“宋宝琦们”的野蛮、懵懂、愚顽，更令他惊骇的是在领导未来社会的“谢惠敏式”的人身上继续潜伏着对将来民族生存的颠覆，他的补天思想自然溢于本文。刘心武说，他写《班主任》的冲动不同于以前创作的文学冲动，是“忧国忧民的救国冲动”③。可见，《班主任》的人物关系的神话基础与《女娲补天》的神话有异质同构现象并非是偶然的。它是在时代重大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强烈表征。也正因为《班主任》的“女娲补天情结”，才使得这篇“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同后来的“伤痕文学”有着明显的区别，它的思想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度。
忽然想到，最近出版的刘心武的散文随笔集《人生非梦总难醒》反响颇大，“人生非梦总难醒”，作家自己“反复咀嚼这七个字的味道，心弦颤动不已”④，这七个字可以概括刘心武创作生命的基调。刘心武坚持“写实”，可是又无时无刻不在与梦对话。荣格说：“梦是个人化的神话，神话是非个人化的梦。”⑤可以这样说，刘心武是踏着梦境的希望朝历史和生 命的深度走去。这是民族的集体的梦。
爱的伊甸园
新时期文学开创之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救世意识”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忧患情结”首先在刘心武《班主任》的本文与它的巨大文化反响中得到渲泄，刘心武也因此从社会都相信文学能救亡的神话中首先获得了主体定位。
爱是本真的圆满形式。在新时期文学中，刘心武又最早以爱突破智性的困境，获得主体创意的命题。以爱为圆心，缝合历史的断层、文化的断裂，建立现代文明秩序，从而创造关于人的神话，这是刘心武在新时期憧憬的文学幻想。
1978年发表《爱情的位置》，刘心武第一个发出了对爱情的呼唤声。今天面对这篇难以卒读的小说并不厌烦，我感兴趣的是这篇艺术上粗糙的本文当初何以获得轰动效应？细想之可以发现，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对于读者来说常常是一种“思”与“思”的对话，人们往往并不追究本文艺术精致的程度而直逼“思”的王国，以圆自己的梦境。读者对《爱情的位置》能产生强烈的共鸣本源于此。刘心武以寻找“爱情的位置”作为解构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心）的政治神话的突破口，把被政治之父放逐的人类爱的本原回归于人类的家园，这无疑给“文革”劫难后民族荒漠的心原上浇灌了甘泉，从而在当时成为民族的现代性渴求快捷而鲜明的表征。我读《爱情的位置》还感兴趣于这篇小说留下的空白。本文是以一种虚拟的“教义”形式出现的，其本身所具有的神话性质今天仍然能为读者提供可以以自身话语背景对本文介入的可能性。且看，刘心武是如何确定爱情这一世俗生活内容的重要的人伦关系模式？本文有这样一个情节：老革命干部冯姨在延安时就失去了爱人，但她几十年守着丈夫的照片而没有改嫁，并在日记上给丈夫写信，向他倾述衷肠，并让他与她共享生活的天地。这一具有梦幻性情节隐含着作家本人在爱情道德观念上的理想立场。这里，刘心武把爱情的“位置”幻化为寻求爱情的“仪式”，意味着爱情的稳定、温馨、永恒。这是刘心武潜意识关于爱情的某种秩序、情调、范式的承诺，镌刻着中国文化关于爱情的集体记忆。这在他后来发表的散文随笔中不止一次谈到的爱情婚姻观得到证实。刘心武关于爱情的理想为今天共时性的现代爱情世界提供了一个启示性的镜象，或者留给现代爱情一个永远的乌托邦的希望。
1980年发表的《如意》仍然以爱情为母题。但对刘心武来说，创作作派已发生了大的转向。他不再急迫追求文学的政治功能，而确立了人性、人道主义文化立场和表意策略。过去评价《如意》多从“写实”角度，认为本文通过对石义海和金绮纹两个小人物的悲剧命运描写，呼吁对小人物的人性、人道主义关怀，实际上《如意》的神话性质更能显示本文的人性、人道主义内涵的深度。石义海和金绮纹两个小人物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因着各自政治的缘故而不能缔结婚姻，他们幻想守着属于自己的伊甸园，但最终还是被政治之父驱逐出去。在本文中信物“如意”与男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构成双重语境，一方面“如意”信物隐喻人类对爱情、婚姻纯属私欲之事的向往；另一方面通过本文的叙述，男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也化成了一种历史话语，因着“如意”的缘故而具有了扩大的隐喻含义，即隐含现实羁绊压抑下人的原欲之痛苦，从而把那逝去时代的故事化为了一个阐释不尽的具有深刻文化意蕴的形式。当我们这样来理解本文的话语世界时，不难发现，《如意》超越当时许多以叙述“历史事实”来探讨爱情、婚姻题材中的人性、人道主义作品，不论从回视还是从前瞻的意义上，都为人的现代性追寻提供了经典性镜象。
理解的乌托邦
爱的圆满实现需要理解的弥合，就是对话，沟通。在人性、人道主义理想的旗帜上，刘心武写上“理解”二个大字。细读刘心武不难发现，理解是他的人文主义思想的重要观念，贯穿于他80至90年代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探索中。海德格尔将理解看成人的存在方式本身，因而，理解就不是去把握一个事实，而是去理解一种存在的潜在性和可能性。刘心武的理解观也可作如是观。他魂系梦绕着理解，倾注激情与智慧，用理解来架设通向人的神话的桥梁。
1979年发表的《我爱每一片绿叶》是刘心武定位于人性、人道主义文化立场和表意策略的滥觞之作。这是一篇理想主义宣言。“我爱每一片绿叶”是一个主体性自我理想的命题，是刘心武关于理解的超验世界的人间化象征。刘心武自己说他是一位比较“耽于理性”体验的作家，这一主体精神的独特性造就了他常常能穿透感性事物的表象而直接与超验世界之美相呼应、相契合。刘心武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探索的强烈的主体精神与理想性质与他的创作个性是密切相关的。刘心武的个性命题在本文中又是通过独特的叙事方式唤起了读者的共通感。本文一开始就在“我”的敞开与拥抱所有他者（“每一片绿叶”）的关系中构筑理解的神话世界，然后，通过“我介绍你认识一个人”的叙述，把“我”与他者的关系转化为“我”与“你”的关系，从而在心灵与心灵的平等对话关系中展开叙事。在这一叙事的情境中，刘心武获得了读者对他的话语的倾听、接受或思索。
刘心武敞开“我”之后，面对着人的生存世界，他关注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极左思潮的压制下人性扭曲、人道沦丧、人心冷漠的生存困境，主要致力于在理解与疏离的二元对立中消解疏离，张扬理解，从而能以一驭万。在这一方面，刘心武比较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八十年代的中国作家们处在一个八面来风的改革开放的环境中，他们承接了五四新文化传统，无一不是在全球意识与寻根热潮的激荡中寻求民族和个体自身的现代性。刘心武从西方人文主义精神中汲取营养是显而易见的。他认为，“西方是既尊重个人自由，又很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而中国的孔孟之道忽视个体价值，“把群体观念强调到一个令人厌恶的程度”⑥。刘心武在《我爱每一片绿叶》中提出保护私人性，在新时期文学中最先倡导个体主义的人文精神，很明显是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对中国人生存秩序的总体憧憬，刘心武倾向于中国文化的“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终极境界。人与自然（包括社会）的和谐相处，在彼此相亲相和的体认中领悟无上的存在和永恒的价值，这是刘心武梦寐以求的，刘心武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绿叶居”可看作是这一理想的象征代码。
结合刘心武的小说来看，《我爱每一片绿叶》中魏锦星因为自己的独特个性而遭遇斫伤被抛出集体群落。本文不仅开头以主体在场的身份呼唤理解，结尾处还以“春天”冰挂正在阳光下融化的景象象征一个理解世界的诞生，从而在本文无意识中与中国文化精神冥契。八十年代中期发表的《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是两篇记实小说，记录了一定历史时期的人文风貌。虽说是纪实，但梦的色彩也是很鲜明的。刘心武说：“《5·19长镜头》我吁请‘上面’理解原宥年轻人因青春期苦闷而斜刺里蹿出的躁动，《公共汽车咏叹调》我呼唤‘下面’的各色人等能互悟各自的‘不容易’，从而在和善的目光中消弥火气冲撞”⑦。刘心武自己恰似站立在天地之间的神话人物，用理解来凝聚人心、弥合矛盾，消解疏离。1985年刘心武创作有了一个飞跃，时空观念的引入为民族生存的现代性追寻提供了立体观照的历史与现实的基本情境。《立体交叉桥》敏感于现代都市“生活空间”的挤压而带来的心灵滞而不化，世间生命才情与隐私在拥挤的“生活空间”中尴尬存留，独立个人主体性神话在这样的“生活空间”中消解，于是，刘心武憧憬一个跨越人与人之间隔膜深渊的“立体交叉桥”，让生命驰情无碍，交彻互融。“立体交叉桥”作为理解的隐喻使得本文叙述的现代都市市民的日常生活也化成了历史话语，即“生活空间”中弥散的疏离，是现代都市的象征。在这一双重语境中，凭藉理解的无极境界来玄览物质空间的实体对人生命动力的窒碍，激起人们神往终极目标。把理解的超验世界蕴藉在时间的流程中当推《钟鼓楼》。这是一部表现北京市民生态群落的小说。刘心武有意要把读者的思维空间从一个四合院的“点”上，钟鼓楼前大街“线”上，整个北京整个中国的“面”上，最后拓展到全人类世界的“体”上，并弥散开去，一直到对宇宙的思考，为此小说的时间结构包容性很大也很博奥。本文开头安排的“并非开头”一节（一百多年以前的故事）与结尾的“不是结尾申酉之交”（每个人物都以自己的时间观走向未来）一节，与本文主体部分——四合院九户人家一天的生活连成一起，呈现出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这一时间直线流，其目的在于表现现代与传统的历史连续性，这是现实时间。但是，本文重点表现的是与“生命的存在与超越如何可能”相关的真实时间，力图从人物生命过去、现在、未来之维上表现人的生命的价值，荀磊这样的理想人物身上充分展示了生命内涵所具有的多向意义生成的价值，各色的人物以不同的生命价值观造就自身的命运，归汇起来显示出历史的本身。在这一时间观上，刘心武以善良的心愿赋予笔下市井小人物以一份关怀、宽恕、理解，人物之间也是充满着理解与谅解。本文开头的“喜宴”与结尾的温暖与乐观都是主体的理解情怀的表征。本文又从现实时间、真实时间，最终返回到宇宙时间，刘心武把《钟鼓楼》结构比喻为“桔瓣式”，“即将一只桔子（生活）剥开，解剖为一瓣一瓣的桔肉（个体及个体生活史）貌似各自分离，却又能吻合为一个”⑧。刘心武在“随便说说”中透露了本文的潜话语：历史与命运在时间的流程中，最终复归于“一”。“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悲”，刘心武静观人生的心态和盘托出。本文中的“钟鼓楼”成了笼罩全局的象征，人世的变与不变、意义与虚无、入世与出世尽在其中。刘心武从中国文化终极目标的角度观照理解范畴，获得了思辨的深度，同时获得了主体性的空前胜利，他的理想主义在此达到了极至。
然而，当刘心武踏着梦境的希望向历史的深度、生命的深度走去的时候，主体设计的理解的循环圈终于造成他文学寻求的困境。他说：“文学是一种大悲悯，大悲悯就是大理解，大理解便是大谅解，大谅解便是永远的赦免。”⑨虽然他也说“永远的赦免便需无情地批判，无情地批判需要突破难为情，突破难为情便是文学”⑩，但新时期的刘心武以他善良的心愿，也许还有“中心”情结驱使的缘故，基本上是在理解的循环圈中追求爱与理解的“全盒”，这无疑经不起现实实践、经验世界的撞击，刘心武面临着对理解乌托邦的诘问与超越。
面对此在本身
1985年以后刘心武开始对理解的循环圈产生了质疑，他说：“不能理解也是人道主义”(11)，这句话很简单，但却是一种瓦解。理解与疏离的二元对立遭到作家自己的“反戈一击”。于是理解为一种存在的潜在性和可能性打开了新的话语空间，像刘心武所说的“突破难为情的文学”也才能真正开始。1987年刘心武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说了一件有趣的事：
到了罗马尼亚，在那儿看见一张地图令我大吃一惊。我从小看惯的地图是中国在中央，美国在右方，一切很恰当。而这幅地图则不相同。中国居然在最右边，美国在最左边。这张地图很是强烈地刺激了我。我的惊讶表现出我的思维方式……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古代文明的中心，当代革命的中心。这张地图让我深切地认识到，地球是圆的，处处可能为中心，而那里也不是中心。”(12)
刘心武在这张地图的震撼中消解了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同时因着个体生命的特殊境遇，他不再固守“中心”而向边缘移动。宏观地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现实实践、经验世界犹如一个更大的文本颠覆了知识分子堂皇的话语世界，人的主体性走向黄昏，人与自然（包括社会）的互相作用越来越成为世界的表征。处在以存在为轴心的复杂关系网络中的交叉点上，刘心武一方面保持个体生命一份“古典情怀”；另一方面他无法逃逸时代的风云，无法回避社会群体的裹挟，“后现代”对他的冲击或者说他对“后现代”的亲和也是十分明显的。他说：“我只能这样在自己的时空里怪异的燃烧”(13)
进入九十年代，刘心武小说创作主要有两部长篇《风过耳》与《四牌楼》。“风过耳”喻不重视，潜在地表达了作家定位于边缘写作的心境。虽然“风过耳”的涵义回味起来有点苦涩，但“边缘有光”(14)，道出了刘心武文学之梦依然神圣。一如继往以理解为圭臬，但不再“泛理解”；不放弃对终极价值的追求，但也认可有限生命探索意义的不可终极性，通过冷静的反思，去掉对终极追求的“即食即愈的肤浅而保留那份世纪的忧患与欢愉”(15)，构成了刘心武九十年代人性、人道主义探索的新思路。
《风过耳》重在揭示新儒林的粗鄙化、畸形化。终极价值与意义的象征者方天穹在自我平庸化的“缺席”与“宫自悦们”对他的“神圣”化中变得模棱两可、含混不清、似是而非；作为价值与意义象征的本文《蓝石榴》被玩弄于“宫自悦们”的股掌之间，并通过他们在新闻单位、出版社、学术研讨会等具有权威性意识形态话语中穿梭，而成为某种操纵人命运的“神话”。更具反讽意味的是，《蓝石榴》只不过是意义残缺不全的本文碎片而已。新儒林在自残自虐中失却了往日所有的光彩。而小说中的另一类儒林人士“蒲志虔们”人格的萎缩导致他们只能独踽内心的停泊地，蒲如剑孱弱无力，跨不出“青春的门槛”。简滢虽跨出了青春门槛，但是无父之子（女）而命中注定结不出硕果。另外，像王逸这样的儒林人士沉溺佛学气功逃避商业大潮的冲击，还算能保留一点自己的灵性，但却无力拯救自己的族类。值得深思的是，如果说“蒲志虔们”的人格萎缩与政治意识形态有关，而“宫自悦们”的颓败绝不是政治意识形态造成的。他们在自由宽松的环境里，在权力话语中通行无阻，或者他们自己就掌握了权力话语。他们的人性恶的根源是什么？刘心武直逼那恶的原欲积淀于族类的“集体无意识”。但与此同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离骚情结”，这贯穿于这一族类思想与气质史的“集体无意识”，也是不会消声匿迹的。方天穹作为“意义的缺席”固然显示出知识分子自身解构了对终极意义的追求，但是，本文叙述人所持有的反讽策略正说明知识分子“族魂”并没有泯灭，刘心武已不再把“大谅解”、“大赦免”的情怀投之于这类人身上，他的“残忍”意味着理解的深度。把理解的希望和终极寻求投向了民间，这就是《风过耳》的另一种语境。“民间，在当代是一种创作元素，一种当代知识分子的新的价值定位和价值取向”(16)。刘心武作为终极关怀的作家对民间怀有特殊的兴趣，他笔下的石义海、荀磊、薛师傅、酒泉姑妈、小墩子等形象都是“大地到场”的民间形象，是其感悟到的生存之根。《风过耳》中的仲哥形象是寄托了作家审美理想的民间形象。在本文的话语世界中，这一形象与“宫自悦们”构成的隐喻关系中成了拯救文化、道德沦丧的象征。另一方面，这一人物与叙述者也构成了隐喻关系，表征知识分子在边缘化的过程中与民间、与大地本原的亲和性，将会带来整个族类的新生。
在《四牌楼》中，刘心武沿着对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冷静反思而前行。作为一部家族回忆小说，它没有提供关于民族和历史的“伟大叙事”，但是，个体、群体的命运多指涉着整体意义上的“中国”的能指系统，个体与群体、民族乃至人类命运之间进行了高度的缝合。我在《无尽的追问——读刘心武长篇新作〈四牌楼〉》(17)一文中梳理了小说以知识分子边缘化迹象为载体，对个体生命与整个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的叩问，以及小说对人性善恶及人性的八面分驰的探索，这里不赘述了。
值得注意的是细读本文可以发现，由于小说引进了生命短暂的观念，实际上是在终极追问的背景上引入了深入焦虑的调子，于是，本文在生命的有限与终极的无限“之间”表现个体乃至人类生存困境，必然显示出对终极意义的追求是一种接近的“过程”，一种徘徊于“之间”的状态。“我爷爷”连同他的《人类命运论》毁于一旦，“阿姐”和众多人物的青春衰老的故事与他们在衰老中“返回”（追忆）产生无限希望的青春，构成了这一“过程”的隐喻。与《钟鼓楼》显示“大团圆”与“万物归于一”相比较，它对终极意义的寻求并没有倒退，而是前进了，是以“世纪忧患”的“沉甸甸”除去了昔日“巨大的纵深广阔的历史幻觉”。刘心武借甲戌本《石头记》开篇一首诗里一句：“浮生着甚苦奔忙？”这一终极的叩问坦露自己文学寻求的心情，另一方面他极欲敏悟“什么是死亡？死亡之后又是什么？”，从而认同“死亡”在人类生存背景上的永世警言。他无可奈何地说：“我只能一次次地‘接近谜底’，无法彻底‘解开谜底’”(18)。
然而，人类总是需要用神话和梦境的伊索式的语言来减轻自身的焦虑，揭示和表达我们内心存在的愿望。《四牌楼》最后一方面以不断变化的“四牌楼”象征人类超越的欲望和难以超越的局限；另一方面又以人的心灵感应那寻求超越的梦境，“并经过时间磨石的碾砺，人生风雨的冲刷之后，还能埋藏在灵魂的深处，在那夜深人静时，偶一跃现”显示人生命的自由精神，乃是与天地、宇宙相通相感的一片化机。
刘心武把自己定位于小说家，其实近十年他先后为大陆、港台及域外报纸杂志专栏供稿，约百万字以上的散文随笔也是值得关注的。在小说的领域里，作家提供了一个幻象世界，可供阐释的话语空间越大越好，比如我们能从《风过耳》中看到意义的拆解、空间的瞬间化，在《四牌楼》中解读出时间的破碎化、在新作《很简单但又很难准备的礼物》中能体悟出悲剧的狂欢等“后现代”特征，这么一看，刘心武现象变得陌生起来，委实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散文领域，看到的是活脱脱敞开了本真的刘心武。而对时代转型期的人文环境的震荡，刘心武用心去听、用心去写，把心灵的震动和感受化为“一片绿叶对你说”。他解剖自我，否定盲目与虚妄，关心普通人的生活、尊严和自信。他的散文不依“范文”模式，全然归真返朴。他创造了一种谈心，对话式的叙述语境，所涉猎的政治、经济、社会、伦理、文化、心态方方面面在他真切细腻、温婉的笔端汨汨流淌，沁入你的心田。刘心武自称“俗人”，但又从“常人”（海底格尔语）中抽身出来探索存在之真，通过那点滴凡俗甚至平庸的人生即景，寻求中国人生命的内在超越。他的《献给命运的紫罗兰》、《为你自己高兴》、《有家可归》、《五十自戒》、《人生非梦总难醒》等散文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共鸣，这正说明在社会心态孱弱和空虚中，人们多么渴求寻觅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刘心武也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注释：
①载《粤港企业家报》1994年10月23日。
②引自王蒙为郜元宝《拯救大地》一书作的序，学林出版社，94年版。
③载香港《七十年代》1979年第4期。
④引自刘心武散文集《人生非梦总难醒》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95年版。
⑤引自叶舒宪选编的《神话——原型批评》第29页，陕西师大出版社，87年版。
⑥⑦(11)(12)引自《刘心武文集》第八卷，第240、420、236、263页。华艺出版社，93年版。
⑨⑩引自《刘心武文集》第八卷，第611页。
(13)(14)引自刘心武散文集《人生非梦总难醒》第263页、第266页、第200页。
(15)引自谢冕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作的序，时代文艺出版社，93年版。
(16)引自陈思和的《鸡鸣风雨》第72页，学林出版社，94年版。
(17)载《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18)引自刘心武《我面对的斯芬克思》，《文学报》1994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