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历史、现状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大学论文,及其他论文,现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之提出
世界历史表明，现代国家的发展，与大学的成长息息相关。大学是其现代化最有效的动力之一。国家之崛起、民族之复兴，从根本上取决于人才。而这，尤其依赖于大学。故其意义无论如何都不容低估。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周年，老牌名校北大建校也已一百一十周年。在这值得纪念的时刻，对我国大学再做一番思考也许不是毫无必要的。
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相形之下，我们不能不看到，我们的文教事业的进展尽管取得了相当进展，但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文教事业的相对滞后，很可能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均衡、和谐发展的重要瓶颈。此点亟待防范。谙熟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不难记得，早在抗战前，在我国实行自主招生的条件下，大陆学子在择校时，几乎都心仪清华、北大，或者退而求其次，选中大、交大、燕京、协和，以及浙大、中山和武大等名校，而极少选择香港的学校。因为在当时，无论是文化训练还是毕业前景，前者都远在后者之上①。然而，几十年后的今日，大陆“孔雀东南飞”蔚然成风，相当一部分拔尖学子都选择香港的大学，而放弃北大和清华等大陆名校。这是值得深思的。应当说，港校的物质条件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但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成绩与困境
近三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尤其突出地体现为基本改变了专科院校一统天下、综合性大学比例过低的局面，这是对原有苏联模式的重要突破；另一方面，在办学规模有了明显增长，高等教育由精英型变成了大众型，高校为更多的人提供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客观上有利于其社会影响力和担当力的提升——早在1923年，“南京的大学生出身地主家庭的约占一半，大官僚、富商子弟占十分之三强，小资产阶级约有百分之十五”②。照此推算，中等以上家庭出身的学生，至少在90％以上。到1930年代，情况依旧。1932年，普通清华学子年开销近250圆③；1936年，竺可桢掌浙大后开始设置占录取总数5％的公费生，每年的补助也恰为250圆④。有报纸称：“近日高等教育，几乎为中产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中人之产，供给子弟毕业高中，已甚艰辛；至于大学学生，每年非三四百圆不可应付。”⑤ 而当时普通人的最低生活水平约为每人每年30圆。易言之，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社会与高等教育基本上是绝缘的。建国以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教育逐步真正走向了大众。这也意味着，对一个世界上拥有最多人口的国家来说，教育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佳渠道，已经对绝大多数家庭赋得了实质性意义。
然而，与此同时，我国高校也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如评价体制、培养模式等等。其中，尤其突出的是高校数量和质量明显失衡。这一点，从纵向的对比不难见出一二。详见表一。
因资料所限，以上统计（主要是关于现今的部分）肯定有一定出入，但此表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今昔之别。这一数据表明：现今中国大学（此处泛指整个高校体系，下同）较之抗战前夕的中国高校来说，在规模上有明显进展；而学术水平则明显回落。1934年，全国高校110所，在校生4万余人；1936年则为108所，在校生41922人，教员7560人⑥；现今高校约2300所，在校生2000余万（美国约1000万）。抗战前有两三所高校都跻身国际100名之内；而今无一入围。北大、清华等校，规模已扩大约20倍，国际排名却大幅回落。
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界定迄今仍有争议也有共识。在量化指标方面，其共识之一，当如杨振宁所说：“如果一所学校能够有5个左右的系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即前20名——引者注），我看就可以被称为世界一流大学。”⑦ 目前，我国只有若干所大学的中国文、史两系可以达到此水平；其他系科还有相当距离。以上是就学科言。就学者言，一所大学至少必须有三五十位教授可以跻身世界一线，方能称其为世界一流。而这两点，都是现今我国大陆所有大学未能企及的。可见，中国大学的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
鉴往知来，对中国大学现状及其趋势的理解，需要有历史的参照。中国大学的改革，自然可以借鉴域外的经验，但最直接而且也最有效的资源，很可能还是民国大学。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提供了反面的教训。
大学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高教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它涉及到基础教育、民政制度、行政管理、国际交流等众多层面。高等教育不仅要解决受教育的问题，而且是解决社会公平的重要渠道。尤其是现今高校为数极众，其牵涉面更是极广，它直接或间接地牵涉到每一个家庭。各界都对此高度关注。这一方面增强了解决问题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压力和敏感性。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历史回眸及其启示
早在1915年，时在美留学的胡适遇到教授的疑问：“中国有大学乎？”胡适“无以对”⑧。1921年，时任北大校长、原教育总长蔡元培在纵论中国大学时说：北洋、山西、东南等3所国立大学“幼稚程度可以想见……力量较大者，唯一北京大学……独立承担全国教育”⑨。可仅仅四五年后，蔡氏却改口称：东南、武昌、清华、广州诸大学，“都有了很好的开端”⑩。至1929年，蔡元培看到中央大学的崛起，乃告诫北大说：“北大不过众多大学中的一校，绝不宜……妄自尊大。”(11) 前此一年，胡适则在中央大学恭维说，“北大久不为北大”，而中大“经费较昔日北大多三倍有余，人才更为济济。我希望中央大学同人，担任北大所负之责，激烈的谋文化革新，为全国文化中心”。这表明，在此短短几年中，中国的大学格局实现了重大突破。在老牌的北大之外，还形成了一系列名校：中大、清华、协和、武大、浙大、中山、交大、唐山交大、燕京、金陵、圣约翰、厦大、南开、北洋、同济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南北统一，各方建设猛进”(12)；政府倾力发展文教，知识界亦得迅速发展，史称“黄金十年”。抗战前夕，中国高校达到巅峰水平，出现若干所国际高水平大学。其中，到1937年为止，北大清华已逼近世界一流水准，两校教员都只有200名左右，但排名均已在世界前100名之内，无疑当在规模最小的世界名校之列。如果说五四时期乃是北大“一枝独秀”的话，那么，直到此时，中国大学才真正实现“百花齐放”。因此，193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相对于五四时期来说，确实取得了很大进步。而在1920年代这短短十年中，一系列名校几乎同时崛起，形成覆盖南北的大学群和知识共同体，这无疑是一个重要进展。直到1950年代，有关方面在筹办南洋大学时还以西南联大为楷模，并以梅贻琦为校长的首选(13)。
但我们对此亦不能一味高估。横向看来，民国大学仍有其局限。1930年代，不仅当局对知识界“教授虽多，真正可称为教授的却不多”之现象颇有微词，知识界对当局和大学也都不无意见（如高度西化、水平有限）。《独立评论》派学人尤其突出。1932年，傅斯年专门针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海归派”热做过一番评论，结果引起诸多争议。“我曾问过胡适之先生：‘何以这些人这样不见得不低能？’他说：‘美国人在这个学校毕业的，回去做个小学教员，顶多做个中学校长，已经稀有了，我们却请他做些大学教授、大学校长，或做教育部长。’”(14) “只是所谓‘留学生’便可为教授，只是不合学生或同事或校长的私意，便可去之，学绩既非所论，大学中焉有力学之风气。”(15) 此前，南方学人则抱怨道：“中国的教员只是把学校所得的知识轮回传递……现在的教育不是轮回教育吗？……我国教授之资格不过如此而已。所以即使天资聪明者，而其程度亦不过等于外国一个助教。”(16) 蒋廷黼称：“中国近五十年来进步之慢与日本近五十年来进步之快，一部分就是由于教育政策的不同。”日本多年来的留学政策旨在培养全面的人才，而中国则“发展实科”，意在学习造船造炮等实用技术。蒋认为：“无论教育政策是怎样的，三五个完备的大学是全国所必须努力建设的。”(17) （值得注意的是，蒋晚年却说：“就经费说，清华的确是中国大学中的天之骄子……在短短的几年时间，清华已发展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学府。”(18)“没有问题的在那六年中，清华有了长足的进步。到了抗战军兴之际，清华大学，在梅校长的领导之下，毫无疑问的，足够大学界的国际水准。”(19)）姚薇元也认为：“我们中国兴办教育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较之日本的教育维新，相距并不很远；但我们试看日本的学术方面在国际上已达到平等的地位，医学农学方面，日本尤其有很大的贡献。而我们的学术界和日本相比便不免相形见绌了，在国际上，更无地位可言。”其关键在于教育政策的不同：“日本的高等教育，起始便谋本国学术独立为目的。”(20) 昭和十年（1935年），东京大学学生“总共八千三百零四名”(21) （哈佛大学在校生也在万名左右）。而在同期，北平高校学生不过五千余名。因此，尽管1930年代中国大学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和邻邦相比，还有相当差距。这当然有其原因：从创办东京大学（1877年）开始，日本认真办大学已近六十年。而中国正式经营大学，当始于南京政府时期；即便勉强上溯，也不会早于蔡元培长北大之始（1917）。
以上历史值得玩味。它表明：
第一，高校的办学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主要取决于“质”而不是“量”，二者之关系需要很好把握。如上所示，直到1934年度，北京大学只有教授56人，清华大学只有教授87人，便是规模最大的中央大学也只有教授197人。而国际驰名的协和医学院则只有十余名教授。相对于哈佛、哥大、牛津、剑桥等来说，这都是典型的“小而精”的名校。1934年度，中国高校共有教员7205人，其中教授2801人，学生41768(22)。其教师数量，相当于现今国内三所一流大学之和；学生数量则略少于现今我国最好的两所大学之和(2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政府迁都之后，清华、北大等校在远离首都、资源相对稀缺的条件下，继续维持了北平文化中心的地位，并建成了世界名校群。这是颇为难得的。
第二，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建成高水平大学不是没有可能(24)。我国人口基数和人才规模，是一个最基本的保障，现有的第一流的本科生源更是其坚实后盾。事实上，加州理工、芝加哥大学等，都是在短期内崛起的。民国名校也大都是在短短五年左右时间内发展起来的；而且照此进度，到抗战前，只要能够再有一两代人的接续努力，是完全有可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然而，需注意的是：
第三，这一发展和突破，是有条件的；民国大学因具备了这些条件而得以迅速发展；但因只有短短十年的余裕，所以发展还很不充分(25)，还未及建立世界一流的学人群、学科群和知识共同体。
那么，所需到底是哪些条件呢？需要我们对民国大学做一管窥。
民国大学及其特色
也许有人要将条件归结为其时环境之优渥。事实上，当时环境并非完全理想。然而，民国大学恰恰在此不甚理想的环境中克服重重困厄，取得如此成就，不是更值得深思么？
于今观之，个中原因确乎不少，比如人才储备、社会结构，比如相对稳定的政局，比如军政界的相对弱势等。然而，内中尤为切要的一点，办学理念和制度设计。其核心的理念，则是“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通才教育、文体并重”。它们相应地表现为一系列优良的制度设计。这制度设计主要有三个层面：大学制度、民政制度和知识共同制度。其中，大学制度尤须重视，内中除众所周知的“三会制度”（评议会、校务会、教授会制度）、学生会制度，其实还另有一些制度，如自主招生制度、“破格制度”、转系转学制度、公费放洋制度、高薪养教制度等。
其时，教育呈多元化，大中学校都无统一教材，高校招生亦非全国统考，而实行完全自主招生。其中，名校大都招收保送生，另外实行统考，在全国设若干考点。一般院校限于声望、财力，只在本地设一考点。因此，考生几乎都酌情报考多个学校，并在短期内先后参加多次“高考”，以便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即便偶一失手，亦有第二次、第三次机会。学子们几乎都心仪北大清华：有志于仕途者多半首选北大，有志于学术文化者尤其是志在放洋者大都首选清华。然而在1930年代，每年报考两校的考生至少有两三千，录取者不足一成，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考生仍需另寻出路。这就在制度上防止了“一考定终身”的现象。
破格乃“特事特办”，意在“突破格套”，故其本身即意味着对“格”的否定，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制度的扬弃，以便为拔尖人才预留宝贵的空间。因此，越是名校，越是敢于破除成见，不拘一格招人才。破格制度涵盖了多个层面，它几乎体现于整个学校运作的各个环节。于学生而言，在招考过程中，对非常优秀的考生，可以破格录取。“五四”之前，胡适即破格录取了数学零分而作文满分的罗家伦。至1929年，罗又录取了同样严重偏科的钱钟书（英文满分、数学15分）。两年后，吴晗（文史、英文满分，数学6分）、钱伟长因偏科（国文、历史均满分，英文0分）而受阻于北大；清华则破格录取之(26)。日后，钱乃成为著名的“三钱”之一。在毕业环节上，清华亦行破格，著名诗人林庚毕业时，因不愿做学术论文，乃提出以文学作品相代。国文系主任朱自清经过考虑，予以同意。
对教师来说，破格制度尤为重要。这在清华、北大体现得尤其明显。蔡元培长北大时就破格录用了梁漱溟等人；1931年胡适长北大文学院后，则继续破格聘请了中学毕业的钱穆。较之同期的北大，清华更为活跃。此校先后破格录用了陈寅恪、华罗庚等后来名家。在晋升环节中，教育主管部门有一系列的规程，如副教授为“外国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得有博士学位，而有相当成绩者”，或“讲师满一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或“于国学上有特殊之贡献”；教授为“副教授完满两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27)。尽管先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各有差异，而且呈逐步收紧之势，但都未将学衔与职称直接挂钩(28)，这就为人才的晋升预留了空间。因此，无数自学成才的名家，同样可以担任教授甚至研究院导师。北大、清华等名校更是预留了自主运作的空间，他校也各酌情拟定。相对来说，各校自定的制度更具弹性和操作性，亦更人本化。正是这样，高校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办学自主权，在最大限度上为人才创造宽松环境，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这种宽松的制度，足以保证多数教师可以在最短时期内跻身教授：一般教师所需不超过10年；留洋归国者，相当一部分则一俟回国即成教授。因此，民国最年轻的教授为22岁（叶公超），而20余岁的教授大有其人，如胡适、朱自清、周培源、钱钟韩、钱钟书、陈省身、华罗庚、黄玉珊、朱偰、柳无忌、李卓敏等。大部分本土出身的学者，在35岁左右成为教授，海归派则是30来岁跻身教授。如此一来，全国就形成了一个30岁左右的少壮派的洋派名教授群。而青年一旦跻身教授，则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心治学、教研，服务社会。这一制度普遍推行，也就意味着，其时绝大部分学者整个学术的黄金时期都可以在教授平台上度过，而不致因职称做无谓的牺牲和消耗。即便其时的资深教授，亦不过五十多岁。事实证明，这种由中年“老教授”和青年少壮派教授组成的学人群，具有极大的活力。这批知识界精英，事实上亦成为国际知识界极具原创性和冲击力的群体之一。
和破格录取一样，转系转学制度亦深具意义。转系制度在清华、联大体现得尤其突出。该制度的受益者为数极众，如李健吾、钱伟长、林庚、吴祖缃、李长之、何兆武等等。更具意义的是转学制度。其时北大、清华、中大等名校均有转学考试。绝大部分的考生，是从津、沪诸地以此途径进入北平名校，其中，具有最洋派的清华（联大）颇具魅力。故此，北大的胡风、李长之，中大的巫宝三，燕京的江泽涵，南开的曹禺、何炳棣、宗璞等均转往此校。上海的于光远、王铁崖等亦然。日后的朱光亚、李政道也是因转学而成为联大学子。作为国际著名的数学系，清华数学系的近半数才俊，都是转系转学而来的，如钟开莱、庄圻泰与田方增均曾转系；施祥林、柯召、许宝騄等则分别来自其他名校。就本质言，转学制度是对升学制度的补救：对不少优秀学子而言，即便高考因故受挫，仍有望通过转学考试进入理想学府，而不至于因环境埋没人才。这在客观上亦促进了资源的良性互动。
其公费放洋制度亦颇为重要。其时，对青年学子来说，公费放洋的主要渠道有三：一是庚款留学，二是中央各部门的选派；三是地方各级（主要是省）的选派。其中，庚款留学最为主流。在相当长时期内，这一留学机遇专属于清华。1925年清华改大学尤其是改属国立后，清华逐步享受了教育部的经费，但其条件之一，则是将庚款留学的机会向全国本科毕业以上者公开。自此，庚款留学，尤其是庚款留英，以一度低于4％的录取率成为全国最难的考试。正是在这堪称惨烈的竞争中，一批全国最优等的才俊先后胜出，得以放洋，如钱钟书、王淦昌、王竹溪、钱学森、钱伟长、卢嘉锡、何炳棣等。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在求学的黄金时期接受国内外顶尖学府最优等的教育，而后有望直逼世界前沿。此类学子一般在22岁左右本科毕业，在国外5年左右可以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大都被破格提升，成为年轻的海归派教授。此类人物在全国约有千人。对于教师来说，也同样常有机会公费出国研修。如清华教师每工作4年即可公费、带薪出国研修，吴宓、朱自清、冯友兰、浦薛凤、浦江清、蒋廷黼等都曾如此。直迄联大时期，学校还先后选派曾昭抡、华罗庚、陈寅恪等出国做研究和交流。这一制度尽管在财力最大的老清华最为典型，但绝不限于此，在其他不少名校亦复如此。北大也规定教授任满七年可以出国进修一年。中大、武大也与此相类。这就使得国内学者可以直接接触国际学术进展，与国际前沿基本保持同步。这一制度之推行。当然与学校的办学方略和眼光之间相关，但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充裕的经费。公费放洋的制度意义殊大：一方面有利于其专业水准的提升；另一方面，亦能强化放洋者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产生感恩之心，促其日后更积极地回报社会、服务于知识界。如徐悲鸿当年以公费赴法留学，受惠极深。此后，徐对此念念不忘，始终以为：“前后用国家五千余金，盖必所以谋报之者也。”(29) 可以说，没有当时大批优等生的出国深造，便几乎不可能有日后成就卓越的“两弹元勋”；共和国的尖端技术的发展，亦不会是此番模样。
此外则是高薪养教、高薪养学的制度。整个1920年代，尤其是在北洋时期，当局长期拖欠教育经费和教师薪金，教员收入普遍低于职员；教授实际收入还不及一般政府科长。这就迫使多数教师四处兼职，且经常参加“索薪”斗争(30)。如温源宁即在五校兼课，兼任三校系主任。如此一来，不仅研究、著述势难兼顾，便是教学质量亦难以保证(31)。尤其是政局变幻，更使北大、清华饱受重创(32)。南方情形则否。因其治下高校甚寡，人才匮缺，故对办学颇为重视。1927年，国立京师大学（原系北大等校）教员待遇为：一级教授300圆、二级教授280圆(33)。1926年，广州军政府即明文规定，一等教授月薪500圆、二级教授450圆（一圆合今人民币50余元）(34)，这明显高于北洋政府治下的各校。广州政权定鼎南京后，全国局面渐变。尤其是东北易帜、军阀混战结束后，军费渐少而教费增加，中国大学渐入黄金时期。1930年代，大学教师的收入继续增长。其中，一级教授月薪可达500圆（与当年广州方面相当）。1924年北京平民五口之家月均用度14圆2角5分；人力车夫养家月费11圆6角2分。相比之下，教授收入之高可以想见。正因教授在经济实力方面如此强势，致其在社会活动中亦颇有能量。战前生活在清华园的王元化即说：“当时的教授看不起一般在国民党当官的。”又据查，1930年代北平学界大佬如胡适等，虽然月薪仅五六百元，但另有大量稿费、演讲费、研究费等，平均月人达1500圆以上。而1932年，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中执委许崇清的账面月薪为1875圆，冠居全国各大学。1934年度各校头面人物的月薪详见表二：
由上可见不少名校校长原都是政界要人，其此时月薪多为六百余圆。据工资的刚性原则（即一般只能增不能减），可以推断：当时一般正部级高官的基本月薪可能不到千圆。大学名教授的收入，与此相去不远。对此，教授深有自知。如胡适的生活就颇为惬意：出门有车，家有佣人，有独家院落，还剩有不少闲钱。这就足为活动经费，广交友朋，资助青年，还可以开办刊物。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其经营人脉，营建权势网络和能量系统。正是这样，胡在抗战前十余年间便先后办有《新青年》、《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等大牌报刊。至于著名的《学衡》，则连续多年主要依赖于吴宓一己的收入。这种民办民营的局面，是有助于确保其言论自由、人格独立的。
显然，上述薪给制度，可以为教师的教育和科研提供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其为文、治学、论政、任事都进退裕如。其研究工作的进展，可以不依赖所谓“科研经费”，而更多地出于个性化的需要。在研究上可以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防止所谓“项目化”的管理，杜绝短期化、功利化等弊端。而且，以薪金取代所谓“科研经费”的策略，大大减少了资金的分配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利用效率，避免了由于人事关系而导致科研经费分配不公等一系列问题。这一切，都有助于保证其研究在最大限度上挣脱外界制约，从而使学术文化在最大限度上“依自不依他”，直臻“自由王国”，真正实现“学术自由”。
这一制度的形成，乃是基于对教育特殊重要性的深刻体认。中大文学院院长郭廷以回忆说：“一九三二年后，教费从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为近二十年来所未有。”(35) 清华大学教授萧公权则说：“清华五年的生活，就生活的便利和环境的安适说，几乎接近理想。”(36) 此乃实情。萧的居处为：大书房一间，会客室一间，餐室一间，卧房三间，浴室一间，储藏室、厨房和厨役卧房各一间。足见老清华以如此小的规模，在短短几年间即成为国际著名学府，确有其坚实的软硬件基础(37)。可以说，正是这样的环境，支撑了民国相对繁荣的文化事业——当然，这一制度之实现，也得益于当时高校数量较少而资源较多。此外，藏书量是文化人经济实力的直接表现之一。其时，不少名教授亦都是有名的藏书家。而要拥有并保管好巨量的图书（包括珍本善本等），没有相当的经济根底是不可能的。由民国学者普遍拥有相当数量的藏书这一细节，则不难想见其经济实力。
正是这极高的收入，使民国知识界极具能量、活力和向心力。抗战前夕，中国主流知识界(38) 的中青年不过寥寥数万，这一数量远远少于军政界、党务界主流人物之总数。而当时中国人口基数超过四亿。能够跻身主流知识界者，无疑须是精英人物，是当之无愧的“一等人才”。而此知识界之能成为“一等人物”云集之地，显然有其经济方面的深刻根源。可见，民国知识界之强势，与其在智力资源和经济地位上的优势大有干系。
大师乃大学之本，名师乃名校之源。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民国大学的崛起，与其师资的流动紧密相关；大批名教授，尤其是曾留洋的少壮派教授的去留，直接影响着大学的沉浮。抗战前中国高校规模非常有限，以1934年度为例，教员7205人（教授2801人），有留学经历者3856人(39)。相对于全国百余所高校，尤其是十余所名校来说，这一数量绝不算多。但为何这么多大学可以先后在短期内崛起呢？其实，这与其师资的流动密切相关。如果说学生的转学制度对大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话，那么，教师流动制度则更与其休戚相关。当然，这一流动，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而且发挥显著效应，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密不可分。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其宽松的民政制度。因无户口制度、单位制度的制约，人才的流动便极为自由，成本亦低。这就使得整个知识界既有相对稳定的师资团队，又有流动的名流群体；既有秩序，又有活力；这也使学人之个体和群体均长期处于最佳状态。因此，于教师而言，一俟环境不佳，即可尽速离开，来到新的较满意的环境中，借此可确保自己长期在较优良的环境中治学、教研（如吴宓、顾颉刚等在20余年间曾先后任教的大学都多达10余所）；于学生而言，各校学子亦可转益多师，得到原属他校的名师的濡染。知识界遂因此永葆活力。这无疑是“三赢”之举。
此外，无论是大学制度，还是教授流动制度，之所以能够出现、存在并运行良好，都与另一制度密切相关——知识共同体制度。如果说前述各制度是有形的话，那么此一制度则属无形。在现代中国，这一知识共同体具有开放、兼容、相对独立和再生的功能，可以凝聚各种资源。这从陈独秀、刘文典、胡适、丁玲等人当时的遭逢中可以窥见一斑。
统上，不难见出，这一系列制度设计对民国大学的重要性非同一般。民国知识界以如此小的规模，而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没有这一系列优良的制度设计亦是不可想像的。民国大学之能克服重重困厄，迅即崛起，亦与这一系列因素分不开。
历史表明：民国大学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在短短一二十年内（1937年止）已发展到一定高度，建成了若干所世界名校；依此进度，如果局势稳定的话，如果大学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的话，那么，我国完全有望经过两三代人的接续努力，在上世纪中叶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群。
现状及其应对
时移势易，我国社会局面发生了重大嬗变，大学的外部环境、内在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诸多变化，尤其是大学和知识界的规模都有了大幅增长。1934年度，我国在校生41768人，教员7205人，每万人口中只有大学生0.8人（2008年，这一数据达到130人左右）(40)。2005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共招生504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1％；全国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300万人（普通高校在校生1660万）(41)，冠居全球；专任教师96.58万人(42)。实际条件的变化，势必造成两个时期大学的差异。
民国办学的特点在于“高投入、高产出”，具体表现为“二低五高”，即“低知识分子率、低大学录取率”和“高名校率、高洋派率、高名教授率、高少壮派教授率、高成才率”等一系列特征(43)。据查，1978—2007年30年间，出国留学达121.17万，回国31.97万，不到三成；而晚清民国大约20万留学生，归国率超过90％(44)，这确保了绝大部分名校的海归派教授比例都超过60％(45)。对我国现今的情况而言，“五高”等一系列特征已很难实现。
根本说来，这是由于教育模式的重大转型造成的。民国时期实行的是精英教育，一方面，受教育者是精英，教育者本身也是精英。于生源而言，每年招生1万人左右，无论是毛入学率还是录取率都极低，如清华、北大、中大、交大、协和等录取率都长期保持在10％左右，甚至更低。对教师来说，半数以上都有留学背景，少数土著学者也是从优等生中选拔出来的；反复筛选，使大学教授的精英率相当可观。生源和师资的条件，都决定了民国大学较高的整体水平。而这一切，在现今大众化教育的条件下，都已难以复现。
历史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和决定着民国的一系列经验不可能完全适用于现今的国情。当时的许多经验，有的已基本无可行性；有的虽有可行性，但一时发展余地不大（比如，尽管我们已开始办学主体多元化，但仍很难办出像燕京、协和、南开、金陵等那样高水平的非公立院校）；另外一些则具有较大的可行性。这需要区分对待，需要我们有选择性地继承。
此外，我们还需要做一系列新的探索、尝试和创新。
但是，特值庆幸的是，我国业已实现了较长时期的安定。这种长达三十年的安定和平的环境，是近代以来不曾有过的。因此，我们一定要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局面，埋头苦干，尽其在我。在这大环境下，我们不妨把大学这一系统工程的推进提上议程，做好一系列配套改革。而民国大学的经验教训，也许能为我们提供某些值得参考的建议。举其要者如下：
（1）从国家政策层面来说，需要进一步完善留学制度，造就大批高质量的留学生，尤其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本科毕业生直接留学(46)。这批二十岁左右的学子，身强体健，没有家庭负累，正值求学的黄金年华，有望追踪世界前沿。近年来，我国已经开始推行大规模的公费留学、出国交流政策，这是富有远见的决策。假以时日，必能见其功效。
晚清新政在文教方面有三大内容：“废科举，设学校，派游学。”除“废科举”得失兼具外，另外两点都成效显著。晚清民国的留日生、赴法勤工俭学和留欧美生等群体，都对国家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前二者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力量，后者则成为学术文教、科技界的中坚。上世纪前半叶，“挟洋自重”一以贯之。这当然有利有弊。但事实上，在政治界、实业界，尤其是知识界，发挥核心作用的，也确实是这批海归派人物。可以预见，未来我国各界的领袖人物，仍将产生于中西合璧、文理交融之中。
但在留学策略的安排上，却值得讲究。于此，晚清民国的前辈们已为我们提供了经验，也提供了教训。教训之一在于目标的一度错位：其一，清末时期我国将派遣留学生的主要注意力和经费放在留日方面，而对西欧（以及美国）国家注意不够。而事实上，无论是学术体制，还是科研水平、原创能力，都很难说日本代表了国际前沿。如前文所说，1927年之后，中国知识界的长足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其时留欧美派学人的大量归国，从而促成了留欧美派明显主流化，而留日派相对边缘化。这一点，对大学“与国际接轨”是有一定助益的。因此，我们的留学重点，应当继续坚持侧重于西欧，尤其是美国。其二，“强调实科”而忽视文科，尤其是忽视基础研究，这有其严重弊端。诚然，实科可以速成，容易立竿见影，易于量化；但如果长期缺乏基础学科的支撑，则会缺乏原创力，势必缺乏长久的后劲。在这一点上，20世纪下半叶日本的教训也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值晚清民国、值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因此极度强调实科，实有其时代的原因。但是，今非昔比，在现今的条件下，我们完全可以考虑矫正这种非常状态，争取达到“文实并重”的正常状态。
（2）就大学本身的实践来说，在发展模式和路径选择上，要敢于探索，善于创新。办学经验具有民族性，也有普世性，应将国际经验与本国国情结合起来。要注重开放办学：向社会开放，向留学生开放，向优秀外籍教师、国际一线学人开放。于此，郭秉文的“四个平衡”（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际与国内的平衡）的思想对我们仍然有现实意义。陈省身有言：老清华数学系能够在国内首屈一指，“原因很多，主要的是与国际学术界保持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学术进步的状态下，不致脱节，所以做工作亦能保持水准”(47)。
发展道路问题，是关乎大学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一百一十年来，我国大学在此探索上已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大致而言，从1898年北大创校开始，国内主要仿行日本模式；在蔡元培时期，则仿效德国模式；1928年蔡元培长全国教育行政之后，则仿效法国模式。但，都不甚成功。几乎与此同时，在1920年代，以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为代表的新派大学，在借鉴美国模式的努力上取得了成功；这一经验在1931年后被广泛吸收，成为全国大学的主流模式，并彰显了巨大威力。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事实上否弃了此前经验，全国通行苏联模式。1978年以来，我国逐步摆脱了苏联模式，并逐步转向对美国模式的再学习，自觉地接续抗战前老大学的传统，同时尝试寻求中国道路。
民国学界盛称的清华之所以显得“新”，重要的一点，是在办学模式上的独创，借鉴了以文理为主的哈佛大学（重在基础学科）、理工科为主的麻省理工（侧重应用学科）；清华将二者熔于一炉，“学、术兼修”，这在当时是异常罕见的。而原北大校长蔡元培借鉴的是洪堡大学模式，在其办学理念中，是主张“学、术分途”的(48)。梅贻琦的成功经验，促成了一大批学校借鉴了这一模式。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代长北大时，又创建了农、工、医三学院。这与当年蔡元培的思路相去甚远，而与清华相当接近。
民国大学的其他一系列探索也卓有成效，如郭秉文贯彻的“寓师范于大学”即颇见成效。蔡元培在此前则以“思想资源、兼容并包”为要，主张大学要“研究高深学术”，这一点渐成同行共识，后来进入教育部的文件，广及全国。至于南开办私立学校、燕京办教会大学、唐文治办无锡国专的经验，都各有独得之处。
当然，1930年代，教育界普遍反思当时的教育体制，都呼吁探索中国道路。于今，“中国的哈佛”“东方的剑桥”等不伦不类的比附也引起学者的反思，此点确乎值得注意。但必须注意到，以现今的实情，要真正建成具“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大学群，仍然任重而道远；而在当前情况下，继续借鉴美国经验，仍不失为尽速提升我国大学水平的有效渠道。
（3）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不同层次的大学，要恰当的定位并制定相匹配的发展战略。学术文化水平的提高，从根本上取决于大学水平的提高，尤其关键地取决于一批高水平大学的建设。而根据我国目前条件（经费有限，尤其是高水平的人才较为稀缺）和各学校自身状况来说，在短期内绝无可能将众多大学同时建成一流大学。因此，必须选择若干所有条件的学校进行重点建设(49)。这“若干所”，如果把握在10所以内或许是比较可行的(50)。这一方面是资源稀缺性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也是试点工作本身的要求。
尽管我国此前近一个世纪的精英教育的高等教育在整体上已经大众化，但国内的若干所一流大学仍有必要坚守其精英教育的定位，继续追求“综合性、研究型、开放性、国际化”，肩负文化创新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使命。这一点，也是民国前辈的夙愿。
高教大众化是客观趋势。这一趋势有其利也有其弊。弊端在于，由于就业压力的增大，很难不导致某种功利化，普遍地使学生难以安心学业，过早地进入职业的准备阶段；资源有限，使得人均资源的拥有量很少。再者，大学录取率的大幅上升，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学生的精英率。在这样的局势下，完全没有可能继续保持20世纪前半叶高校的“五高”特征。但这也事实上扩大了生源，使得更多家境清寒但有才华的学子接受高等教育；也有助于通过教育公平来最大限度上地实现社会公平——但是，这一切都不应成为若干所高校坚持精英教育的理由。对若干所一流大学来说，必须而且事实上也有条件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以争取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恢复老大学的“五高”特征；尤其是争取使内中高水平海归派教师普遍占到半数以上，与国际接轨（自然，各界也就不能以产业化的标准来要求这类大学）。
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强大学群的建设，强化名校之间和名校群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一点，美国的东海岸地区的常春藤名校值得借鉴（事实上，民国时的平津文化圈与前者关系源深）。晚清以来，我国的高教重镇与经济带高度吻合，一是京津唐地区，一是沪宁杭地区。二者事实上凝聚了全国绝大部分一流大学和主要的重点学科、博士点、院士和长江学者等等。这两个文化圈，在这方面显然有更好的根底（当然也应预留可上可下的弹性，并兼顾区域布局的合理性等问题）。
（4）一流大学的关键在于一流的学科群，而这又取决于高水平的学人群。在操作层面，我们需要着眼于培养高水平的学科群和学人群。抗战前夕的清华、北大和抗战时的联大，都是公认的世界高水平大学，拥有若干名世界一流的学者，如清华在中国学方面的陈寅恪、冯友兰、萧公权，数理学科方面的孙光远、陈省身、华罗庚、许宝碌、赵忠尧、吴有训等，都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一线学人。这是其名扬国际的关键所在。但是，对任何大学来说，在学科的布局上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可能面面俱到，而要发展优势学科。即便名校众多的民国时期，能在多数主要学科都达到一线水准的，大概也只有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绝大部分名校只是在若干个优势学科取胜，如北大的文史、燕京的社会学新闻学、交大的工学、东吴的法学、金陵的农学、协和的医学等，都具有国际影响。在这方面南开大学乃是典范。自1928年始，清华“在罗家伦校长的治理下，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南开许多工作多年的关键的教师，包括萧遽、蒋廷黼、萧公权和李继侗一起离开南开去清华了”。校长张伯苓极为心痛，但又坦然承认：私立的南开无论如何竞争不过国立名校清华和北大。然而他又说：“我们有必要去竞争吗？我们难道不应当决定停止竞争，争取互相合作，同心协力取长补短吗？”于是，南开利用该校特殊的条件，重点发展经济学科和工程技术（这正是当时清华、北大的弱项），这样一来，该校在短短几年内一跃而成为国内著名的重镇。
一个可供参考的策略是，在有条件的若干所一流大学可以尝试“学术特区”制度(51)。比如在基础学科方面，可以在数理和文史等基础学科招收本硕博连读的学生，规模以10—20人为宜，学制为8—10年的弹性学制，以求最大限度上贯彻真正的通才教育。在本科四年至少前二年不分专业，实行大文科、大理科的通才教育，分别主修文史哲、数理化；同时要求掌握至少两门外语（这也是老清华的成功经验之一；多种语言的优势，实乃民国学人取得出色成就的重要“硬件”之一）。在管理上，在本科阶段，实行准导师制度，帮助有条件的学子适时地进入科研；在研究生阶段，实行双导师制度：一方面安排国内导师，另一方面在国际一流大学聘寻一流教授为国外导师，实行联合培养，并至少在国外名校进行交流一年以上，以尽可能使国内研究生与国际名校研究生享受同等质量的教育。自然，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在政策上要适当倾斜：其一，在招生上可以实行自主招生和统考招生相结合，采取“掐尖”措施，选拔有潜力的“学材”（傅斯年主史语所时期的“拔尖主义”值得参考）(52)。其二，在学生的生活补助方面，要加大力度。据管见所及，迄今为止，除屈指可数的几所学校的博士生补足可以达到1000元左右外，90％以上的大学的研究生生活补助不足300元人民币。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导致大部分研究生投入相当精力外出兼职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三，在管理方面可以弹性化，对日后学习过程中后劲不足或意愿不足的学子，可以实行淘汰，并吸收其他更优秀的学子（这可借鉴民国的转系甚或转学制度），确保有一批学子能够真正“以学术为志业”，在黄金年华接受最好的训练，以便日后从事最具原创性的工作——目前，类似的“本硕博连读”体制只存在于极个别的著名医科院系。另有一部分学校的“实验班”制度与此相似，但主要只完成到硕士为止；所谓“联合培养”，也主要是局限于极少数名校的博士生——早在民国时期，协和医学院已推行类似制度，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作为国内唯一能够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协和的成材率到达全国最高水平。事实上，在积淀极深的文史哲等老牌的基础学科，学子的成材率相对较晚，这就势必需要相应制度的保护。
面对目前基础学科相当弱势的情况，我们尤其要更加重视基础学科（以及基础教育），这就要求在政策上有所倾斜。原因有三：一是从长远的发展后劲来说，学术文化的原创力取决于基础研究；应用型学科本身所能达到的高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础研究；一个国际的原创能力，从根本上取决于基础学科的水平。“学”为“术”之本，“用”为“体”之果。应用型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基础学科，即便如航天、核工业等尖端领域的进展，也高度依赖于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的进展；而社会科学在其终极意义（牵涉到本体论）上说，也离不开哲学底蕴的依托；其方法论等方面，又与数理学科密不可分。二是从历史经验看，文化领袖和精神巨子主要产生于基础学科（政治领袖则多出自文、法两科），尤其是在重大理论和思想资源等方面，其贡献尤大；而应用型学科主要是实干型人才。一个时代的文化高度，离不开一批精英的努力，而这，与基础学科是分不开的。三是人文学科以其特有的超越性关怀，可以制衡应用型学科的功利化倾向和科学主义趋势，达致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思想与实践之间的动态均衡。当然，基础学科有其优点，也有其弱点。优点在投入少，只需要基本的生活条件、必要的图书资料、不太多的经费和充裕的自由；弱点在于见效慢，周期长，至少在十年以上。这也就意味着，在限任制度下，一般决策者都不可能在自己任内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而这，在过于注重短期考核的、项目化管理的体制下，确实是有其困难的。
目前我们盛行项目化的管理体制。该体制有其出现的原因，但也有其局限。局限在于往往注重短期的、量的考核，而对长期的、质的状况反映得不够，对学科之间的差异也未予充分的考量(53)。事实上，基础学科与应用型学科之间有较大差异，尤其是人文学科更有其特殊性。这种过于量化、短期化标准化的管理方式，容易导致功利化、官场化。这对强调“比慢”“十年磨一剑”的人文学科来说，是极其忌讳的。这催生了大量的低品质的论文，也恶化了学术环境，助长了粗制滥造甚至弄虚作假的现象，造成各种资源的严重浪费。因此，我国大学的发展模式需要继续革新，要由外延拓展转向注重内涵，要培养精品意识、原创意识和国际视野。因之，在考核制度方面，也有待进一步改进。
——这在民国时期已有教训。民国其时不仅社会风气颇为功利，国民政府本身也明确规定“鼓励实科”，主要的决策者（如陈立夫）数十年一贯地推行此政策。北洋时期有一度“各大学里，文科学生往往超过理科学生几倍”(54)；稍后局面则明显逆转，文科尤其被压缩到了可怜的程度。尽管梅贻琦、竺可桢等卓富远见的教育家都倾力推行通才教育，但社会风气却倾向于热衷实用技术的专才；整个社会重理轻文、重技术轻理论；学生中盛行“谋生不谋道”等风气。抗战前夕，陈立夫等在总结十年来的文教发展时，还对此政策颇为自得(55)。然而及至1946年，在中央研究院二届三次评议会上，陈则感叹科学研究面临困境。竺可桢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其“自食其果”，与他“当教育部长时，接力提倡实科”有关(56)。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也同样注意到这一点，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一件事：“这个大学投考经济学的学生多达900多人；那个大学投考经济系一系的学生，超过文理师范三院学生的总和；又一个大学因投考理学院学生太少，需要补招了。”大家“不知纯粹科学是应用科学之基础。注重应用科学而不注重纯粹科学便是饮无源之水。”“国家一方面培养人才而且需要人才，一方面又如此糟蹋人才，真是不经济极了。”(57) 经济系的热门，主要源于职业需要，与经济学研究本身关系不大。因此，有人感叹：“这几年来，文法科在我们中国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上自政府，下至人民，都多少含有藐视文法科的心理。教育部不但将办理不好的文法学院取消，对于办理比较完备的文法学院也极力限制其招生的名额。”(58) 其“人才死亡率”“学术死亡率”奇高，成才率极低，导致严重的人才浪费(59)。
目前我国情况与此相酹。相当一部分学子都云集于应用科学，尤其是经济学。这从社会心理来说似可理解，但就教学科研来说，这已明显供过于求。基础学科侧重于“学”，主“求是”；应用学科偏重于“术”，主“致用”。重“术”而轻“学”无异于舍本逐末。长此以往，其弊甚大，有关部门对此应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在不少发达国家（如美国），相当一部分名校都将“liberal arts”（文理学科，即基础学科）摆在突出地位；其文理学院是大学的重中之重。这也是其大学长期引领世界潮流的要诀之一。这一倾向在不少国家成为普遍风气，便是一般的上层人士，也往往倾向于子女主攻人文和艺术，而不是经济学、管理学等实用学科。其时早在1928年罗家伦接掌清华的就职典礼上，就已明确地说：“我们的发展，应以文理为中心，再把文理的成就，滋长其他的部门。文理两学院，本应当是大学的中心。文哲是人类心灵能发挥得最机动最弥漫的部分。社会科学都受他们的影响。纯粹科学是应用科学的基础，也是源泉。断没有一个大学里，理学院办不好而工学院能单独办得好的道理。”(60)
（5）为政之要，在于得人。办学之要，亦复如此。形势需要我们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人才机制，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培养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这批人才，既包括高水平的学者，也包括拔尖的学子，同样包括资深的教育家。
资深教育家是大学的宝贵财富，也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一所杰出大学的背后，定然有若干位杰出的校长。如民国时的蔡元培、梅贻琦、罗家伦、竺可桢、张伯苓、张寿镛、唐文治等都是难得的人才；无论是其学识、见识、胆识还是眼界、情怀、经验、人脉，都具有高度的专有性，是不可复制的。因此，对资深校长的培养，也应当成为“人才培养”的题中之义。
“大学最要者，即良教师”（张伯苓语）(61)。大学不仅要培养学生，培养校长，也要培养教师。“大学教育除了教育学生之外，还有一个更重大的使命，就是养成大学教授”(62)。而不能完全依赖于外国大学来培养我国的教授。在教师方面，需要进一步重视留学生和外教的聘任。民国大学的经验业已表明，越是洋派学人高的院校，水平就越高，兼容性和竞争力就越强。现在中国大学中的外教，不乏其人，但主要是外语教学，而真正在学术研究方面的高水平外教还很少。今后一二十年，我国将迎来一个人才归国的高峰时期，这对大学的发展可能是一大良机。为了抓住这一机遇，吸引和留住人才，需要进行配套改革，营造更宽松的环境、更人本的制度，尤其在户口制度、人事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要同步跟进。
应注意的是，大学史、包括民国大学的发展表明，教学效果的增进，主要并不取决于授课时间。1929年《大学组织法》出台后，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改善设备，提高待遇，要求教师尽可能专任，限制其在外兼课及各种形式的“下海”等。全国高校自此明显走上正轨，课时过多的现象也大为减少（少数工科院校例外(63)）。如1930年代蒋梦麟主北大时，规定教师每周授课为六小时以上；清华则要求“专任教授，授课钟点，至少须每周八小时，或每学年十六学分；至多每周十二小时，或每学年二十四学分”；研究需要时，还可申请酌情减课(64)。适当控制授课时间，有助于教师修整、“充电”、开展研究；否则长期消耗下去，最终难免沦为只能授课不善研究的低水平的“教书匠”。其实，要求教师注重研究，也是“研究型”大学的题中之义。老清华之能成为“中国大学中的骄子”（蒋廷黼）、成为当年“人们心目中最好的学校”(65)，实与此有关。真正使清华成为国际著名学府的两位校长——罗家伦、梅贻琦都对此高度重视。罗家伦在就职典礼上，便放胆直言：“研究是大学的灵魂。专教书而不研究，那所教的必定毫无进步。”(66)——一般地说，该校除自然环境和住宿条件较好外，物质待遇与其他国立大学相当；但其在当时却能独具魅力，重要者有三：除了教师可以定期休假出国游学和图书设备丰裕之外，就是课时较少。“如果一个人为了拿薪水，就不必到清华来。但是如果为了研究、写作、进修，他就会到清华来。”(67)强调研究，并不意味着忽视教学，而是着重质的提高而非量的堆积。教、研相长，只有高水平的研究，才能确保高质量的教学。老清华数学系之能成为国际著名的系科之一，要诀亦在此。陈省身说：“清华数学系着重研究，开始于民国十七八年左右。当时国内有名的数学系，如北大、南开、东南……多半还只注重教课方面。”故“清华在近二十年中国数学的发展史中，无论就质就量而言，地位首屈一指，不必让人”(68)。
在加强教师团队的建设方面，还需要注重聘任、考核与晋升机制的改革。要高度重视聘任、晋升机制的规范化，既不能毫不考虑资历学历，亦不能拘泥于此，因为资历学历与实力之间并不总是对应的。在注重发挥资深教授的经验和积极性的同时，要尽可能培养一批40岁以下的少壮派教授。尤其是理科教师此时大都已进入黄金时期，跻身一线。人才是宝贵的资源，但对任何学者来说，学术生命都是有限的，黄金年华更是有限。这就需要在晋升机制上更加弹性化、人本化，避免逆向淘汰，避免因为所谓制度而造成无谓的损耗。在办学之中，要真正地实现人尽其才，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让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减低到最低限度，鼓励学者在黄金年华做最具原创力的工作。这便是张伯苓所谓“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这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教授队伍的自由流动，也有助于有实力的大学营造稳定的师资团队。民国时期，只有条件优渥的学校才能长期维持稳定的高水平的教研团队。清华大学在这方面极其突出，其它如梅贻琦、陈达、叶企孙、浦江清、张子高都服务于清华达三十年左右；马约翰等则终身服务于该校，成为体育界内元老。大学活力的保持，与教师的流动分不开；其水准的提升，则与团队的相对稳定分不开。因此，稳定的高水平学人群对一个学校是异常重要的。
当然，以上所有的一切，都有赖于我国稳定局面的继续保持，有赖于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齐心协力，有赖于各项改革的继续推进，有赖于国内国际各种资源的充分利用。可以相信，如果上述条件能够具备，如果我们能够从本国国情出发，并充分借鉴民国大学和国际名校之经验教训的话，我们的大学是有望在今后几十年有显著进步的。
注释：
① 据管见所及，其时具有香港高教背景而在知识界跻身一线者，仅有刘仙洲、郭斌龢与张爱玲等极少数人物。
② 黄伯易：“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③ 其时有清华学生称：“每年的花费，每人在二百五十圆左右，也很够了。”参周葆珍：“由《清华大学考试新题型所引起的我几句话》的几句话”，载《世界日报》1932年8月16日。
④ 1934年，清华开始每年招公费生10名：1936年，清华对清寒学生的补助为240圆。参“国立清华大学招收清寒公费生”，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第19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⑤ “浙江大学设置公费生”，载《申报》1936年5月9日。
⑥ 参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四编）第14页，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⑦ 黄达人、杨振宁：“大学要有深厚基础学科做根基”，载《中山大学校报》2003年9月26日，收入易汉文主编：《金声玉振——名人在中山大学演讲录》，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⑧ 参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第2卷）第6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很有意思的是，1948年12月，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却不无自得地称：“在世界大学的发达史上，刚满五十岁的北京大学真是一个小弟弟……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参其《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载《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集》第1－5页，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其详细背景，可参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⑨ 蔡元培：“在旧金山华侨欢迎会的演说词”，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359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⑩ 蔡元培：“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309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亦参其《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育之进步》一文，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411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1) 蔡元培：“《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序”，见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437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2) 任之恭：“追念梅师”，见黄延复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96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13) 王德威：“历史，记忆与大学之道——四则传薪者的故事”，载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十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14) 孟真：“教育崩溃之原因”，载《独立评论》9号，1932年7月17日。
(15) 孟真：“改革高等教育几个问题”，载《独立评论》14号，1932年8月28日。
(16) 杨开道：“大学学生治学方法”，载《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1卷第8期，1930年2月1日。
(17) 蒋廷黼：“陈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载《独立评论》第4号，1932年6月12日。
(18) 蒋廷黼：《蒋廷黼回忆录》第127页，岳麓书社2003年版。
(19) 蒋廷黼：“追念梅校长”，见黄延复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66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20) 姚薇元：“大学研究院与学术独立”，载《独立评论》136号，1935年1月2日。
(21) 向愚：“东京帝大学生的生活”，载《独立评论》178期，1935年11月24日。
(22) “中国与世界主要各国之高等教育”，见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2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3) 至1948年，高校规模大增，已有高校210所，教员20133人，学生155036人。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一］）第624－62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4) 现今某些在美国名校取得突出成就的一批华裔科学家也提出这类观点。此可注意。有学者认为：“我们认为，从当今的历史条件及我国海外人才的储备情况来看，我国有可能用二十至三十年的时间走完美国高等教育一百年崛起的历程。”见施一公、饶毅：“靠什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载《光明日报》2008年4月2日。
(25) 任之恭在回忆战前几年的清华时，便遗憾道：“东北事变之后（一九三一年）梅先生便调回国任清华校长，这可说是清华的极盛时代……清华……增进飞速……上述升平时代，可惜时间很短。”参任之恭：“追念梅师”，见黄延复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96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其时，整个民国知识界亦近于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几经整顿，增设学术机构、拨发经费补助，高校在1930年前后才走上正规，但日军也日益迫近。因此，所谓“黄金十年”，在知识界不过七年左右而已。
(26) 苗体君：“历史上北大清华的伯乐”，载《中国人才》2001年5期。
(27) “大学教育资格条例”（1927年6月15日），转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168－16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8) 尤其是抗战结束后，在高校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当局亦进一步加强了管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如《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定》（1940年8月）和《大学法》（1948年1月12日）等，分别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第716－71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一］）第47－5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9) 参徐悲鸿：“悲鸿自述”，载《良友画报》1930年第45、46期。同样典型的有任鸿隽。任氏曾得庚款留学，日后对此极其感念，后来掌管中基会之后，“使吾生当承平之世，得尸位一基金会之执行领袖，目击所办之教育文化事业，继长增高，日就发达，亦可自慰于馀年。”任鸿隽：“五十自述”，见张朋园等访问、潘光哲纪录：《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第185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
(30) 鲁迅1920－1926年日记中也多次提到此事，可参。
(31) 据局内人何廉的观察：“在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大学中的经济学教育十分惨淡。实际上总起来讲，所有的社会科学的教学，都是可怜巴巴的。教学方面都有普遍的不正常的情况，主要是由于20年代的政治动乱，中国的大多数大学不能按时如数地给教师们发工资……从一开始，教师们就必须担任过多学时的课程，每周12节课，最多30节课不等……有的还在两个城市的学校中同时兼课……他们年复一年重复的讲义，还是他们从国外听到的以及他们在大学中当学生时从读过的书本上得来的呢。结果，教师在一所大学中任教时间越长，他的教学就越死气沉沉。”见何廉：《何廉回忆录》第51－5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2) 直到后来，蔡元培长大学院，“公立大学从1928年开始接受国库的正常拨款，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情况日趋正规”。见何廉：《何廉回忆录》第4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后来在蒋梦麟任内出台《大学组织法》，才明确规定教师专任制度，并提高待遇；规范教员的晋升机制；一批学校顺势压缩了课时。这一系列举措，极大地改变了此前的困境。
(33) 参“国立京师大学校要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第219－22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34) “国民政府对于大学资格条例之规定”，载《教育杂志》1926年18卷第9号。
(35)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649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6)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第106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
(37) 兼具北大、清华背景的蒋复璁即称：“清华因为经济基础比其他大学好，所以比较安定，容易发展。”蒋复璁：“永生不是死——追念梅月涵先生”，见黄延复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74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38) 此处指受过高等教育或在高校（科研院所）有教研经历、在知识界有一定影响者。其中大部分均属建国后初期所说的“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1956年，主管知识分子工作的周恩来称：“目前全国……高级知识分子根据估计约为十万，其中解放后……约占三分之一左右。”参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文化文选》第8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39) 见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2－23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40) “中国与世界主要各国之高等教育”，见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1－2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41) 陈至立：“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高等教育工作的全局——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十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7年1月11日。另参房剑森：“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内涵的政策选择”，载《教育发展研究》2006年第7期。
(42) 按，2005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273所，比上年增加37所。普通高等学校1792所，比上年增加61所，其中本科院校701所，高职（专科）院校1091所。成人高等学校481所，比上年减少24所。普通高等教育共招生504.46万人，比上年增加57.12万人，增长12.77％；在校生1561.78万人，比上年增加228.28万人，增长17.12％。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174.21万人，比上年增加13.14万人；专任教师96.58万人，比上年增加10.74万人。见教育部：“二○○五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载《中国教育报》2006年7月4日。
(43) 抗战前，教授的海归派总体比例达到85％以上，名教授比例近半数。清华大学理工科副教授以上，海归派比例一度为100％，文科亦达90％以上；协和为100％；其他如北大、中大、燕京、南开等，除了文科方面的海归派比例略低（也都远在半数以上）外，其他学科也都达90％以上。其时名校学生成才率极高。其中，清华的接近半数，而每年招生十人左右的协和则到达半数以上，冠居全国。现今我国最好的大学中最洋派的院系，海归派的比例都不足半数；名教授的比例也不足半数；40岁以下的教授，也不足半数；至于学生成才率，更是明显要低。
(44) 中新社：“中国30年出国留学人员逾121万近32万人回国”，见http://www.liuxue.net/article1/news60942.shtml。
(45) 参项贤明：“大众化过程中大学教学理念的变革”，载《高等教育研究》2004年第1期；郭飞：“高校扩大招生将拉动内需”，载《中国改革报》1999年6月9日。
(46) 尽管胡适早年就写有《非留学篇》，且影响甚大，但直迄抗战前夕，“留学热”仍愈演愈烈。有人说：“在我们不能自信能独立地建设新中国以前，留学制度当然有他存在的必要。”见李宗义：“关于留学的几个问题”，载《独立评论》213号，1936年8月9日。此乃时人共识。
(47) 陈省身：“怀念梅校长”，见黄延复编：《梅贻琦校长纪念集》第7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48) 事实上，学、术并重之举，早在此前郭秉文时期的东南大学已有此尝试，但从制度上使之真正确立并逐步完善的，当始自梅贻琦。
(49) 可注意的是，在教育部多年前公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载《中国青年报》1999年2月25日）中已明确提出要“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另可参“北大、清华……三十四所高校入选‘九八五工程’”，载《人民日报》2003年12月31日；黄志广：“中国九所著名高校办学特色浅析”，载《中国地质教育》2007年第6期。
(50) 按，抗战前胡适就与中基会联手，擘画这一设想，但因战争阻隔；抗战后，正式提出了重点建设若干所大学的计划，第一批5所，第二批5所，惜亦未实现。参胡适：“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载《时论》1947年9月28日。亦参智效民：“胡适：两次当校长”，见智效民：《八位大学校长》，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51) 据管见所及，其实不少人早已有此想法，但很少正式提出来。今清华大学亦有此设想；近期的例子，参“要像发展经济特区一样发展‘学术特区’”，载《新清华》总第1736期，2008年9月26日。
(52) 对相关学科的研究生招生等方面也是如此。目前，只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相当一部分学科的免试推研率可达半数左右，其他学校还有相当差距。这也许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
(53) 陈平原：“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载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十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54) 任鸿隽：“科学教育与抗战建国”，载《教育通讯》第二卷第二十二期，1939年6月3日。
(55) 陈立夫：“序”，见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第1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黄建中：“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见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第503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56) 见竺可桢：《竺可桢全日记》（第2册）第888、97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另参智效民：“竺可桢：管天的人如何管大学”，见智效民：《八位大学校长》第12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年版。
(57) 罗家伦：“一个天文学家的长叹”，见罗家伦：《文化教育与青年》第256－260页，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58) 池世英：“文法科在今日中国的地位”，载《独立评论》152号，1935年5月26日。
(59) 任鸿隽认为，当时中国的“学术死亡率”高达99％以上，乃因许多人在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研究工作。参智效民：“任鸿隽与四川大学”，见智效民：《八位大学校长》第16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胡适也曾说：“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做学问’。”见胡适：《胡适全集》（第3卷）第825－82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他还一向鼓励人们就“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去选择学科。可以说，鼓励学生养成终身研究的习惯，是民国一线教育家的普遍诉求。可惜其时社会风气并不如此。
(60) 详参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收入罗家伦：《文化教育与青年》，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61) 罗家伦也直言：“我认为罗致良好教师，是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参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收入罗家伦：《文化教育与青年》，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值得注意的是，民国绝大部分资深教育家不仅都认识到良教师对大学的决定性意义，而且各自的表述也几乎如出一辙。重视良师、鼓励“研究高深学术”是现代几乎所有中国资深教育的共识。民初当局便命令：“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见“教育部公布大学令”（19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第10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当然，对“高深学术”的理解也是因人而异。
(62) 参杨开道：“大学学生治学方法”，载《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1卷第8期，1930年2月1日。
(63) 这在北洋工学院、交通大学、唐山交大等较为典型。如茅以升说：“我在北洋大学任专任教授时（1927－1930）……每星期授课二十几小时。”参见茅以升：“回忆我在北洋大学”，见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大学》第221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这在工科院校是较普遍的。
(64)“国立清华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1934），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第17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65) 智效民：“梅贻琦怎样做人做事”，见智效民：《八位大学校长》第72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关于北大清华之比较，早在民国时期已有此说。原西南联大教授柳无忌称：“大家公认着，清华能在一九三○与一九四○年代追上北大，同为中国最高学府（联合大学期间，就是在文学院方面，清华也足与北大抗衡，而理工学院更优于其他学校），梅校长是数一数二的功臣。”柳无忌：“梅张两校长印象记”，见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大学》第149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66) 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收入罗家伦：《文化教育与新青年》，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
(67) 蒋廷黼：《蒋廷黼回忆录》第128页，岳麓书社2003年版。不少时人对国际名校的此一做法也极表心仪。有人便称：“在牛津，上课的时间极少，普通一个学生每周上课时间不逾十个钟头，做研究生的更少”。郭子雄：“牛津大学的学生生活”，载《独立评论》183期，1935年12月29日。
(68) 陈省身：“怀念梅校”，见黄延复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77－7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标签：中国大学论文; 清华论文; 大学论文; 大学教育论文; 中国现状论文; 国际教育论文; 民国生活论文; 北大论文; 中国教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