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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国际外汇市场呈现出较为剧烈的调整与波动，焦点不仅在于主导货币——美元、欧元与日元的价格震荡，以及美元贬值加重趋势，而且我国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与预期也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热门话题。
一、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国内外背景思考
近期，国际上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舆论压力渐起。国内关于人民币汇率稳定问题的抉择与看法一致，普遍认为我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付出巨大代价的，这一点不仅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与赞扬，国际信誉和地位获得极大提升，而且使我国在国际合作与协调中处于主动有利的局面。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不同的人民币升值舆论，表面看都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良好和金融开放有序的一种“嫉妒”，是他们各自经济复苏急切追求利益的需要，但是仔细分析，他们之间也各自有主张与侧重，需求目标不尽不同。
1、投资信心的变化。
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公开表示，中国政府应逐步迈向从市场为主导的弹性汇率制度，希望中国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同时商务部长与美联储主席也发出有关人民币升值的言论。来自布什政府高层官员们明确的表态，表明美国已加入国际上呼吁中国对人民币进行重新评估的风潮。人民币升值舆论扩大对美国而言，直接在于投资趋势与信心的需求。而美国提出的背景环境，起因就在于投资信心打击所致。经合组织6月最新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在2002年成为吸引国际投资最多的国家，超过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1997年以来，中国稳定的汇率政策抉择，使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性突出，尤其是在美欧日经济不景气、环境波动性扩大中，中国每年吸引大约400亿美元的外国私有企业投资。而过去是跨境投资首选地的美国，却出现了投资暴跌：1999年吸引外资2895亿美元，2000年为3077亿美元，2001年为1308亿美元，2002年仅为381亿美元。国际投资趋势的变化表明，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面临经济复苏的困难时期，投资方向、货币汇率与利率效应的不稳定性十分突出，进而直接导致投资信心下降，对于各自经济复苏需求形成不利局面。也正是此时，美国方面也参与了人民币升值的话题，其中美国经济利益需求的迫切，以及维持投资信心的紧迫，是其促使人民币升值舆论上升的根本利益所在。从当前美国经济形势看，其主要目的依然是刺激经济复苏，尤其是与我国贸易份额的数量表现，其要缩减贸易逆差和保持出口竞争力，在美元贬值灵活策略之下，需要相关国别的调整配合，有利于自身经济调整与增长。中美之间企业连带密切，从产业、技术以及配置上美国占有绝对优势，而在资源、生产以及劳动力上我国占据有利。因此，我国相应的人民币稳定政策，对产生贬值效应的美元资产或产品竞争力形成“障碍”，直接打击美国投资信心，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处于下行状态。国际投资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美国经济复苏进程，因而美国采取“以攻防守”策略，刺激人民币升值升温、转移国际经济视线、刺激自身经济复苏以及保障其大选政治需求，是美国扩大人民币升值问题的本意。
2、货币信誉竞争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话题最早由日本政府提出，而随着美元兑欧元和其他货币的汇率呈现持续下跌的态势，人民币汇率稳定愈加瞩目，从而使人民币汇率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开始呼吁中国政府对人民币重新估值，而其中喊得最强烈的是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他强调中国通过人为地将人民币维持在弱势水平上来增强其出口竞争力，使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日益加大，并引起世界其他国家出现通缩，日本首当其冲。尤其是在八国首脑会议前夕，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提出议案，提请七国集团通过“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将全球压制人民币升值的声浪推至顶峰，目的在于打压人民币，维持与稳固日元的货币地位，特别是在亚洲的影响。从日本角度看，其推出人民币升值论点，与美国相比并非经济利益，而是出于货币竞争的强烈挑战压力，或国际竞争全盘的考虑，更多的在于与我国政治、金融的竞争与较量，国际竞争的特点十分突出。
3、经济金融秩序不平等的体现
金融全球化的重要体现在于国际货币市场的联动与调整，资金的规模与效益已经是金融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其中汇率的直接作用与意义更为突出。美国强势货币政策指导下的美元贬值，不仅加大世界经济的不稳定，而且也使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加剧，使各国汇率驾驭更为艰难、困惑。发达国家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应负责以全球利益为主，协调经济金融合作，但他们却出于各自经济利益的需求，转移了各自金融层面的问题，进而提出人民币升值的舆论，其主要环境因素在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利好发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复苏艰难的对比所致。当前美元贬值不确定性依然突出，其汇率波动性不仅超出预期，而且对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国际上关于美元相对稳定的评论言论甚少，且没有具体措施。甚至在西方八国首脑会议时，美元急剧动荡期间，主要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自身也无动于衷。而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处于改革开放阶段，金融层面的完善与健全在发展状态，尤其是人民币尚没有实现自由兑换，资本市场没有开放，但我们入世后的金融开放承诺在有序进行，金融稳定性比较突出。面对这样明显反差的国内外状况，一些发达国家不顾弱势经济体货币汇率的自身状况与需求，强加于货币升值导向，使人民币升值问题成为焦点，体现了国际经济金融格局的不平等和不合理性。
冷静思考与分析国际上关于人民币汇率机制和升值问题的起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形势和外资流入的良好局面，另一方面是国际经济形势的不景气和不确定，特别是此次全球经济不景气和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凸显，以发达国家为主，且具有普遍性。面对经济复苏的压力，美日等国出于同我国贸易连带紧密的需求，以及受投资因素影响，或者其他原因，致使国际上关于人民币升值舆论渐起。而我国一直采取相对稳定的汇率机制与货币政策，不仅对世界经济具有贡献，而且也十分有利于自身的稳定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艰难时期，我国的正确抉择已经使我国经济、政治进一步得到巩固，国际地位明显增强。而目前面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动荡，我们更应以稳定、观察为主，何况面对入世的改革承诺，谨慎抉择与积极改革的有效结合更为重要，既不可盲目急速地开放、改革，也不可不动、不改。借鉴新兴市场国家改革开放的教训，外围环境的动荡性对自身改革的冲击不可忽视。国际经济利益的需求，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一些国家的抨击或建议，我们应冷静思考，谨慎应对，西方主要国家自身经济利益的需求驱动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相对不合理、不平等或不均衡、不可对比等因素，值得思考与研究。
二、汇率制度对汇率波动的影响分析
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由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发展而来的。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已于1973年彻底瓦解，但是，目前所实行的浮动汇率货币制度依然保留了其痕迹，即美元仍然是国际货币中的主导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许多中小国家的货币都追随美元，实行与之相联系的相对固定汇率制或联系汇率制。虽然这种货币制度并不完美、存在着不少缺陷，但是从其发展的近30年历程来看，它对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保障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基本上算是成功的，并且在短时期不可能消亡。因此，维护该制度的现状，以保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但是外汇市场发展速度与规模的扩大，较严重地扰乱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打乱了现行国际货币之间的汇率关系，导致全球外汇市场并牵连证券市场出现大幅动荡，从而使各国政府为遏制危机而极力超出现实改革和调整货币政策，进而有所影响甚至阻碍世界经济的正常发展。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到亚洲金融危机，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均是采取高利率的货币政策，以吸纳国内资金，但效果却适得其反。由于内部资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资流入，使资金流向出现偏差而形成资金结构上的矛盾，埋下了货币危机的隐患；同时又产生了外资流入推高了本币汇率的矛盾，触发了经济结构问题的暴露，或出现泡沫经济或出现经济滑坡，从而被迫实行本币贬值政策，直接导致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交易风险，并最终引发金融危机。而近期，面对美元贬值，美国经济波动不确定，亚洲与美元相挂钩的货币升值也不断扩大，不仅直接加大其投资成本和风险，而且也引起一些国家中央银行的关注与警觉。泰国和韩国更是突出加大干预与跟踪，进而表明，无论货币升值与贬值，都需与各自国情相适应，各自宏观经济环境是自主抉择货币价值与走向的根本，别国不可强求干预。
汇率机制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和杠杆，体现着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和一国的经济实力，它直接影响着一国对外贸易、资本流动和国际收支的平衡。汇率机制同经济发展模式一样，各国不可能都用相同的汇率机制，而应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制定有效合理的汇率机制。从短期看，一种汇率机制的行之有效，不仅要适应本国贸易和金融市场的需要，而且还要注重保护本币少受冲击，适时调整和不断完善；从长期看，一种汇率机制的切实可行，要随国际经济的变化和金融条件的转变而调整，一成不变的机制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可能的；汇率机制要视情况而变，视情况而动。在付诸实施汇率机制的过程中，汇率的变动也是在所难免的，汇率的升降应通盘衡量其利弊，以使汇率机制始终处于顺畅运行中，而不受汇率波动的影响或将影响降至最低限度，形成较稳定的汇率机制，以促进自身经济全面发展状况的需要。因此，汇率的变动受制于经济发展的状况，汇率的稳定可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反之则制约或干扰经济。尤其是对外开放程度较高、本国经济发展对外部条件依赖较强、进出口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较大、外资投入过快过多的国家和地区，汇率的变动对其经济的影响程度更大。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都证明，对外资依赖过多，且短期资金比例过大，导致汇率大幅下降，市场信心不足，进而直接冲击经济的发展。因此，各国政府要制定合理的汇率机制，充分运用汇率的经济杠杆作用为本国经济的发展服务。
三、我国人民币汇率取向的对策与建议
自1994年我国实现“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一直保持相当稳定的状态，尤其是伴随近年国际上较大的动荡与调整，我国始终以人民币稳定、维持国际信誉和地位为主旨，国际影响逐渐扩大。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长期保持不变的自发性评论与争论时有出现，其中人民币升值与贬值的呼声接连起伏，近期国际上再度掀起人民币升值的舆论热点，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依然应是我们国家今后长时期需要继续坚持的大政方针，是应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最佳抉择。
（一）我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的必要性
1、汇率稳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保证国民经济短时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90年代后期以来，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国内企业不甚景气的影响，我们国家继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的两次高通货膨胀之后，骤然转向通货紧缩迹象明显阶段；同时，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经过国家一系列调整措施的实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通货紧缩的阴影逐步消失，但我们所面临的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环境并不乐观，国内面对非典之后的经济调整与变化，也具有潜在的不确定性，加之WTO改革开放承诺与挑战，金融改革面临关键时期。此时，国外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或不景气，经济、政治矛盾扩大并有所激化，对我国都具有一定影响。在此宏观背景下，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保证国民经济继续走强的重要保障之一，理由在于：从国内环境看，如果此时人民币出现大的波动，势必有可能引发经济问题连锁效应，加大困难局面，潜在的风险压力不可低估，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隐患甚至危机；而从国际环境看，美国经济政策取向和经济走势具有不确定的因素依然较多，从而对美元未来的趋势尚难以断定，在此时我们不宜主动采取汇率调整措施。
2、汇率稳定是保持投资者信心的需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不仅是货币汇率以及制度本身的问题，更是保证我们国家经济长期发展以及吸引外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保障因素。一个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与否，不仅是其货币币值的客观反映，更是这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只有货币汇率保持稳定，才能给外国投资者以投资信心，进而才能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使之为本国的经济建设服务。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有多少国际投资者愿意到一个本币汇率波动不定的国家去进行投资呢？以我们国家目前的经济基础而言，资金实力显然不足，资金短缺将是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国家在进行经济建设中需要加以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因此，吸引外资将成为我们国家未来需要长期坚持的方针。而为确保这一方针的顺利实施，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将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们不仅应该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而且还应当更多地从政治和历史的高度来思考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国家利益。当然，我们并不是认为人民币汇率应当长期保持不变，因为“稳定”并不等于“僵化”，可以根据未来的经济发展速度、国际收支状况、利率水平、通货膨胀状况等宏观、微观环境的变化，适时适当地加以调整，但是保持人民币汇率长期稳定的指导方针不能变。
3、汇率稳定是维护香港地区稳定的需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不仅是内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还是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稳定的需要。众所周知，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由于我们国家坚持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政治方针，因此使香港与内地在金融体制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别。其突出的区别表现为内地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而香港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内地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措施，而香港实行的是宽松的资本管制措施；内地的外汇市场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市场，而香港的外汇市场则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市场。因此，内地与香港所面对的金融风险不同，较内地而言，香港特区所面临的金融风险更大。这个观点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已经得到充分的验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内地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国际投机者无法冲击内地的金融市场，于是就选择了开放程度很高的香港作为它们攻击的目标。可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与否，在客观上关系到港币汇率的稳定，这也是国家利益的一种体现。
（二）我国继续坚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的若干对策
1、短期应对策略：应强化国际协调与国内调整。面对主要货币贬值可能加重的趋势，我国应努力规避可能出现的局面，以国际环境为依托，呼吁主要货币当局以全球和区域利益为重，谨慎驾驭货币政策，制止货币恶性贬值的发展。
2、中期应对规划：应规范贸易产品质量与贸易国际化水准。面对入世的竞争与挑战，我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将是全新的与国际融合的趋势，而贸易结构与水准的要求与突破将更为突出。因此，我们必须改变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状态，应面对国际市场的需求与规则采取较大力度和较快速度的改革与调整。在贸易结构与产品质量上思考应对国际贸易竞争，应重视贸易产品附加值的含量与比率，即努力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从而促进贸易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产生质的跃进。同时，面对国际货币格局的变化，我国应及时调整储备结构，以利于规避风险，并形成对贸易实力的支持。
3、长期应对方向：应调整贸易发展方向与贸易结构取向。面对经济全球化和贸易、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我国应从长远利益考虑全面改革体制和机制上与国际化不规范和不和谐的方面，在投资、贸易发展方向上应多元化和全方位，在贸易结构上应突出高新技术型产品，增加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与品牌，并改变国内企业自相竞争的矛盾与状况，形成高品质、高质量、高效益的贸易格局。我国长期战略的准备与应对应成为经济金融战略的主方向，经济金融全盘规划中既要有短期策略，更要有长期战略意识的设想，从眼前预期考虑未来，将使经济金融更有基础与长远利益。
我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金融自成体系的状况和改革开放的实际效果，使国际经济悲观氛围的影响减小，经济发展趋势与前景利好突出。但是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看，外围经济环境和投资趋势的不确定性，使得我国经济政策的驾驭更应以稳健和谨慎为首选，尤其是面对入世后加快与加大金融改革与开放，金融安全与风险规避愈加重要。特别是借鉴国际经验与教训，美国经济相对成功中观念更新与战略超前、金融政策与规模效益均形成对经济的巨大支持，以及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四度陷入衰退的政策效益弱化以及战略抉择不宜的冲击影响，值得我们思考与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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