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后文化思潮与“东方文化复兴”的历史主题及其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东方文化论文,主题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文明萌孽于近代社会变革，发轫于五四新文化，却是在三、四十年代才成熟、发展起来的。然而近年来，学术研究一直侧重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起点，而对于三、四十年代尤其抗战前后民族精神的发展，文明构型的抉择却一直忽略了。现代文明曾经历过改良、革命与建国几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亦即文化启蒙、文化变革与文化建设三个历史时期。近代的文化启蒙，新文化的思想变革，三、四年代的文化建设，归终促使了现代民族精神的发展，奠定了现代人文基础。对此，我们应有更深入些的研究，以对百载以来的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历程做出应有的历史归结而介入新世纪的文明抉择与发展战略。
一、抗战前后的文化论争与现代三大思潮人文基础的形成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早在20年代，便出现了影响长达10年之久的“东方文化派”，包括甲寅派和学衡派及新儒学派。做为世界范围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影响，它说明战后的东西方世界对物质文明反思和一种普遍的精神渴望的文化需求的产生，同时也从另一侧面告诉我们“现代化”与“世界化”是一个中西交流、融汇的互动结构与整合过程，而不是单一的“西化”，即它是各民族汲取世界文化之后对自身文化传统的重新创造与发展，而不是单一模式的演绎。
东方文化派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梁漱溟先生在《东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的“三路向”文化观，它对中西文化做了较为全面而系统地总结和反思，认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与印度文化分别代表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文类型，西方是向前向物的，应是人类征服环境以满足基本需求的文明产物，东方是向心而持中的，应是人类目前所需的调解人与环境关系的理想的文明形态，印度是返身向后的宗教文明，它是人类在满足前两个阶段需求后所产生的由最高的人生问题（即生与死）构成的文化类型。可以说，梁漱溟对中西文化的总结是不乏深刻惊警之处的。首先，他是从世界范围的人类文化视野来重新看待、评价和掌握中国文化的；其次，他是在肯定西方文明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积极作用来对其进行全面文化反思的；再次，是他完成了东方现代哲学的思想体系，为现代民族精神的发展及东方文化的现代构型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然而梁漱溟的思想也是危险的，这危险主要有如下两点：
1.他对当时及其前后的复古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这对新文化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因为中国20年代反封建反传统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儒教纲常的道德体系仍然是人的解放必须破除的文化障碍。
2.他把文化的向度与向性当做绝对理念来做静止的观察，陷入客观唯心主义的泥沼而难以自拨，是很难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做出清醒而科学的判断的。
30年代胡适、陈序经等又提出了“全盘西化论”，主张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根除惰性”，亦即“只有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文明”才是中国文化的唯一出路。由是产生了对新文化影响深远的“西化的自由派”，以反传统的外向发展为主要的文化取向。应该说，“全盘西化”论对于彻底地反封建、反传统，充分地汲取世界现代文明的养分来巩固、发展新文化，走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无以妥协的发展道路，在文化构筑上是功不可没的。我们不宜将其论点做单一绝对的静止理解，而应放到历史发展中去看。然而我们知道仅以五四新文化运动输入的西方学理及其民主、自由、科学等观念体系是难以构筑现代民族精神的，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对此，共产党人终于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成熟起来，给予了自己的回答。1940年1月， 毛泽东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著文说：“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1 〕同时毛泽东发展了《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著名论断，隐含着对东方文化以民族为本的民族精神与西化自由派科学民主为用的时代精神，也隐含着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体的民本思想和政治倾向，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整合与创造。在这里，首先，毛泽东强调了“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 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2〕。正如郑师渠先生所说：“所谓新文化是‘民族’的，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外文化交流应当是平等互利的……二是强调必须尊重民族文化的‘特性’即民族性，对外来文化要通过民族文化自身的生命机制，吸收其精华，排除其糟粕”〔3〕。其次， 毛泽东又强调“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的”〔4〕。 并把中国革命放到世界革命范围来考察。在这里毛泽东又强调了新文化的时代性和开放性，与西化自由派对现代世界文明成果的汲取及反传统思想有其相通的一面。其三，毛泽东强调了“这种新民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5〕。这是对五四新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与西化自由派世界现代文明起点上的民主思想有互相联系的一面，同时也有东方传统的人本思想。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应该说它对新儒学派与西化自由派的观点尽管均有反驳，然而其体系深处还是有着许多相互联系而共同形成了以新儒学派、西化自由派及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为代表的现代人文基础。共产党人不可能凭空创造现代文明，也不可能脱离近代以来各种现代文化思想奠定的现代人文基础来制定文化纲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是在这样一个历史高度所阐发的具有战略性的理论主张，如果它在理论形态上不是单一的批驳东方文化派及全盘西化派的偏颇思想或对其仅持摒弃的态度，而且对其思想文化成就有所汲取和阐发，那么共产党人为现代文明构筑的民族精神将会具有更持久的战略意义和更雄厚的人文基础，然而历史在三维空间的对峙中毕竟还没有为其提供融而为一的更大舞台与背景，这又不是个人认识问题所及。
值得注意的是，抗战前后的三大思潮及其现代人文倾向在其后的现代文学思潮流派中均有较为明显的表现，如东方文化派之于京派小说的东方矜持与永恒节奏，西化自由派之于“自由人”的文学及“中间派”的民主倾向，如巴金、老舍、曹禺等，以及海派文学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之于左翼作家、救亡文学以至解放区文学的影响。这些影响虽然不是直接的，然而作为学术、文化的思想背景，也产生着这样或那样的间接影响，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
二、民族精神的觉醒与现代文明的抉择
三大思潮的人文基础形成的现代文明构型的互动结构，抗战之后都介入了现代民族精神的构筑。梁漱溟、张东荪、冯友兰等提出“通儒政治”，强调文化对国家、民族发展命运的决定作用，力倡以中国文化重构民族精神。梁漱溟以“三路向”文化观、东方文明早熟的论断将其做为进化、发展的抉择，认为中国文化，尤其儒家文化自身包含着民主、科学精神而可以完成建国方略构筑现代文明的。在这里，我们应该看到，新儒学派是在肯定西方民主政治的前提下以这一世界历史的现代文明起点来梳理文化传统，构筑民族精神的，这一深隐其后的文明抉择与西化自由派也是相通的。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西洋政治进步之理》中，对这一开化西风作了如下归结：“第一，民主期于尊重人权，而肇始于限制王权……第二，政治民主之本义，在于政权公开，凡团体内事，大家商量，共同做之……第三，除前两点，在实现民主上，阶级有其直接作用外，还有其一种间接作用。此即近二百年所有工具发明，文化进步，实大得力于资产阶级统治。”〔6 〕从中不难看出梁的反封建的现代民主立场。
抗战之后，现代人文基础的形成与和平建国的历史需求终于促使了民族精神的觉醒，而民族精神的觉醒又促动各学术、思想流派的活跃与文化思潮的发展。西化派此时以吴世昌为代表，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进行了历史性的反驳，他不仅对东方文化派的梁漱溟等人的新儒学派进行了批驳，而且对国民党政府的“伦理立国”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吴世昌于1948年出版了他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一书，认为抗战胜利应谋求民主建国，继承五四新文化传统以解除思想禁锢，而“正统”和“卫道”只能是背离五四新文化，是一种历史的退步和封建复古。在这里，他对中国“民本”思相与西方“民主”思想的辨识是科学而清醒的，“本”是“本钱”或“资本”，民之对于帝王，如同本钱，资本之对于商人，都只不过是可用的“工具”，而不是“主人”，而西方“民主”的最基本条件，是“保障人权，重视人权”。中国文化恰恰没有“人权”的观念。〔7〕
其实西化的自由派也并非是不要文化传统或就是民族精神的虚无主义。一是他们对东方文化派及“中国本位文化”的反驳，不能不偏激一些；二是胡适所言，文化传统具有天然的历史惯性，亦即“惰性折衷”，主张“全盘”，可能也就实现“半盘”；三是胡适本人在新文化的倡导、发展中，一直坚持东方的文艺复兴观，从“整理国故”的新学理到“文艺复兴”的新文学，无不如此。他说：“在我看来，这个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一环，便是对我国故有文明作有系统的严肃批判和改造”，以“再造文明”，亦即“对我国固有文明的了解和重建”〔8〕。 只不过这一“重建”是通过输入“新学理、新观念、新思想”〔9 〕来完成的。在谈到文艺复兴的”的起源时，他说：“现代中国”这个概念便是反抗中古的宗教，和打倒那支配中国思想历时千年之久的佛教和一切洋教”，“把被颠倒的东西再倒转过来……恢复佛教东传以前的中国文化、思想和制度”〔10〕。据此他甚而推断这一东方的复兴可以从宋代对“中世纪迷信”的反抗的“革新世纪”开始，甚而可以上溯至“产生了一些反传统的诗人”〔11〕的唐代。因而我们可以断定胡适的“再造文明”的新文化一是以中国文化的东方复兴为归宿的；二是要输入西学以完成这一艰巨的文化变革（即在中国文化系统内部是难以完成这一变化，发展的）；三是新文化并非如海外学者林毓生先生所言，是反对一切文化传统的“危机”意识的虚无主义〔12〕，而是主要反对封建迷信以确立科学，反对封建伦理纲常以确立人权与民主，而对从《诗经》到《红楼梦》，从唐宋到明清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文明基因都是继承、改造与发展的。从这一点来说，西化派的发展观念尽管与新儒学及东方文化派观点各异，而其以民族为本、以世界精神为用的发展观念还是有一定相通之处的。
此时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人民本位”的文化论，通过意识形态的抉择介入现代民族精神的构筑。胡绳在《新文化的方向和途径》一文中强调八年抗战已经开辟了新文化的必然归向，那就是“面对实际，走向人民”〔13〕。冯契则直接提出“人民本位”的建国方略。〔14〕它与西化派的“民主”有相通之处，与东方派的“民本”亦有相合之处，是顾及到了构筑新民主主义的人文基础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抗战后以三大思潮为人文基础构筑的民族精神的丰富性与矛盾内涵。这一历史课题的解决不可能在争执双方的对峙中完成。今天，从更大跨度的文化转折和文明构型来看，各方都有它的积极意义，对于现代民族精神的构筑也都有它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百载忧思。从这一角度说，任何发展的观点都应构筑在文化传统及由此形成的民族精神上。因而东方文化派、新儒学派的观点是有其为国立本的合理之处的。然而现代民族精神不是“绝对理念”的宗教精神，而是适应发展需求的历史抉择，从这点来说，西化派的民主、科学在解决发展问题、适应变革需求上又有它的适应性。而任何发展观与民族精神的构筑，都是对民族命运的抉择，都应有一定的进步性和人民性。从这一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民本位”的观点又为民族精神的发展构筑了意识形态上的“体”。因而我们在这里主张“三位一体”的现代民族精神与文明构型，即以民族文化为本，以世界文明为用，以人民性为体的民族精神发展观与文明构型的复合体。
三、意识形态与文化战略：东方文化复兴的历史主题及其发展问题
重构民族精神与决定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文化战略或文明构型问题，一直是东方文化复兴的历史主题，而这一理论问题在两个中国命运决战的抗战前后，是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质的。蒋介石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儒教纲常与文化专制，目的在于南京政府的思想统治，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十教授宣言，亦不过是此观念的附庸。在这一独裁统治的意识形态之内，并没有提出相应深厚的文化、学术观点。故而连东方文化派的梁漱溟也觉其不得要领而反之，说：“那宣言的原文意义不清楚”〔15〕。东方文化复兴的历史起点是世界现代文明，任何背弃五四新文化而试图向回走的路都是走不通的。国民党在这一点上背弃了新文化，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群也抛弃了其党治文化而与民众一道选择了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文化道路，因而在国、共决战之前国民党在软实力建设上已基本失败。对此，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构想，“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即“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以其特有的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来构筑民族精神与现代文明，为时代发展基本上作出了应有的理性归结。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经确立统治地位，是有着很强的排它性的。意识形态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化战略，然而并非唯一的精神统治，否则易使现代文明以至民族精神过于单薄而走向僵化。几十年来左倾干扰下徘徊难进的现代中国历程证实了这一点。只要不是对立性、反动性的文化思潮，应该作为意识形态的补充、丰富和完善注入现代文明与民族精神的构筑。如对东方文化派、全盘西化派的文化观念构筑的现代文明、民族精神，应在其“中间派”的建国之路和意识分歧之外更多地汲取其文明基因与文化、学术成就来补充、完善现代文化与民族精神。如梁漱溟的观点，对于乡土中国步入现代社会，传统文化现代化，现代民族精神发展，现代文明的完善都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以民族文化为本的现代文化观念的构筑及东方文化复兴的文化战略，都是很重要的。然而多年来我们一直都不停地对之批判甚而最后剥夺其发言权，总是以很敏感、脆弱的神经来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至于连马寅初那样很客观的人口论都不能容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襟怀和气魄。对自由的西化派亦如此，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中现代中国的几度彷徨的思想历程亦证实了这一点。目前我们对于现代三大思潮的文明抉择踌躇难抉亦在于此。”通观20世纪思想史，指出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是三大主流思潮的观点，已被海内外学者所普遍接受〔16〕。诚如方克立先生所说，“在今后多元开放的时代，承认三大思潮并存的现实，并且估计到这种并存格局还会延续相当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在坚持自己的理论立场的前提下，加强三大思潮之间的交流对话，促进他们的互动发展，对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都是有利的”〔17〕。然而这一文化学术观点旋即遭到国内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批判，谓之“对现代新儒学的腐蚀性警惕不够”〔18〕。笔者认为这是将意识形态与文明构型、民族精神相混淆的论断。而海外学者关于“马列、西化和传统儒家人文思想三者健康的互动”〔19〕的观点，从构筑现代民族精神的文明构型角度来说是值得重视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统治精神及信仰体系是不能动摇的，然而做为中国现代人文基础的文明构型及民族精神构筑，则需要走出意识形态的范围，补充以东方的人类文明成果以完成世界历史起点的综合文化创造来面对新世纪的抉择。而况“中国”并非大陆一方，而是包括港、澳、台多种政区、多元体制、多维结构、多向发展思路的神州大地，如果我们仅限于意识形态来面对现代文明构型的民族精神发展，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对如上具有国际战略意义的更大范围的华夏之邦的自动放弃，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辩证思想的，也不符合共和国发展的战略思路。而况即使大陆，还是特区、开发区、保税区等东南沿海一线及沿江、沿海、沿边、沿河全方位开放的战略体系，不是单一的意识形态所能包容的，这一时代前沿的开放精神实际上已在文明构型、民族精神的发展上为现代社会、文化注入了新的历史内容。而邓小平“一国两制”的设想也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辩证思维的历史抉择，它是包容了如前所述具有国际战略意义的大中华时代开放精神的文明抉择，也是着眼于东方文化复兴大任而融西化派与新儒学派海内外人文倾向（港澳台主要是这两个文明向度与文化向性的具有国际综合特点的人文基础）于一体重新构筑的发展观念、民族精神及文化战略。实际上邓小平的思路已把现代中国的文化战略与民族精神从单一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将大中华时代之帆推向新世纪的历史航道。
意大利文艺复兴奠定了西方现代人文基础。正因如此，近代以来西方产生了很深的文化优越感。而现代中国的文化复兴，几乎就是对西方学理的输入及对自身文化的反思。胡适的现代中国文化复兴观，其内容就是价值重估、学理输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里它要强调的是走西化之路的文化启蒙，只有“再造文明”涉及构筑东方社会的人文基础问题。近代的改良主义，如梁启超的新国、新民、新小说等“少年中国”的历史呼唤中，也是有着朦胧的现代民族精神的。而从改良、启蒙到革命、建国，自抗战前后的文化思潮始，东方的文艺复兴已确定其构筑现代民族精神的战略主题。这对五四新文化也是一个历史归结和新的发展。诚如美国作家赛珍珠在林语堂的《中国人》序文中所说：“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20〕林语堂则在此书的1939年版序文中说：“自那时起，中华民族的精神经历了一次转变，由绝望变成希望，变为团结，变为国民的自信心。”“那是因为新的民族大精神大放光彩。这种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已经震惊了世界。那些无知的人们仍然把民族精神看作一种由战争带来的人为的产物，认为它缺乏根基，一旦外界的压力被解除，它就会烟消云散得无迹可求。”〔21〕现代人文基础与文明构型的三大思潮互动结构正是这一东方文艺复兴的民族精神发展中形成的。这一东方文艺复兴的历史主题尽管在战前似乎沉寂一时，然而却酝酿着更大的历史突破和战略转机。冯·皮尔森的文化战略学说也正是缘此而出，“文化是调整世界的方式，也可以说是进入世界的方式”〔22〕。“文化必须变得更有动态性，更注重未来取向”〔23〕。“一个新的第三阶段正自己显露出来；由于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更有动态性的时期，因此，那些过去是‘名词’的开放的文化正在变为‘动词’”〔24〕。甚至那些看上去更有思辨性和理论性的系统化的世界观——例如伟大的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所创造的东西——实际上也具有一种充分的实践功能。”〔25〕东方的复兴与发展今天已成为世界人文学科关注的核心问题，汉学主题的国际战略意义正在于其所关涉的人类前途的抉择与命运的归宿。诚如西方人所言：“东方主义（Orientalism ）与其说与东方相关倒不如说与‘我们’这个世界有关。”〔26〕
以东方文化构筑民族精神介入新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亚洲国家与政区的一种普遍共识，东方经过百年变革的“凤凰涅槃”终于走出唯西洋马首是瞻的现代文明幼稚阶段而成熟起来，以自身的文化智慧来掌握国家民族的发展与面对人类的历史命运。日本委尾崎春先生在《日本经济新闻》1994年9月6日曾发表《“亚洲价值”抬头——探索新的国家理念》一文，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文章指出亚洲旨在“克服洋化”的动向日趋强烈，“亚洲价值”已成为国家新理念。新加坡国际问题研究所负责人亦强调：“亚洲已进入重新发现传统价值的‘文艺复兴时期’”〔27〕。马来西亚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所长诺鲁廷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也说：“在亚洲，西方最优越的感觉已经淡薄，开始探索独自的道路。”〔28〕如果说现代文明经历了早期启蒙文化，中期大众文化与晚期皈依文化的话，那么面对新世纪的抉择正是文化皈依的文明抉择，是民族精神介入文化战略而“再造文明”的发展与抉择，东方文化复兴的历史主题正在于此。
注释：
〔1〕〔2〕〔4〕〔5〕《新民主主义论》。
〔3〕郑师渠、史革新：《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反思》，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288页。
〔6〕《梁漱溟全集》第187页、188页。
〔7 〕吴著资料内容转引自《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反思》一书第295页、297页。
〔8〕〔9〕〔10〕〔11〕《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96页、192页。
〔12〕林毓生的观点请见其所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13〕胡文详见《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5卷。
〔14〕冯契：《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汇合》，《中国现代史资料简编》第4集第1册。
〔15〕《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123页。
〔16〕〔17〕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自我回省》，《南开学报》1993年第3期。
〔18〕见《应重视‘互动’背后的挑战——也谈马列主义与现代新儒学的互动关系》，1992年《党校论坛》12期，转引自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自我回省》。
〔19〕这是较早提出三大思潮“互动”说的杜维明、刘述先等海外学者的观点，有关资料转引自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自我回省》一书。
〔20〕林语堂：《中国人》第3页，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21〕兰比尔·沃拉：《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廖化、周裕波、靳海琳译，1989年5月版第232页。
〔22〕〔23〕〔24〕〔25〕C·A ·冯·皮尔森：《文化战略》第184页。
〔26〕赛义德：《东方主义》（Orientalism），纽约， 同时代丛书，1979年版第22页，转引自王宁《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27〕〔28〕如上引文均转自委尾崎春文，见《参考消息》1994年9月9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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