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城市高学历从商青年问题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城市论文,高学历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组成了社会，同时又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一定时期的人口流动，尤其是青年人口的流向，预示着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本世纪20年代初期有革命思想的青年留俄、20年代中期青年投奔国民革命、40年代热血青年汇集延安等，都预示了其后的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
在本世纪之交，我国许多大城市的人口结构中，活跃着一支年纪轻、学历高的青年从商者，我们可以称之为“高学历从商者”，他们是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中高素质劳动力中的一部分。随着国家对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的改革，许多大学生一毕业就开始从事商业活动，分配不好或对所干工作不满意的大学生，也在几年之后辞职进了公司，还有许多中小城市的大学生，带着理想和憧憬，来到大城市，加入了青年打工族的行列，做了“白领打工仔（妹）”。这批人增长速度极快、活动范围很广，直接地影响着各大城市经济运作的效率和水平。为此，本文结合我国大城市经济迅速发展，针对高文化素质青年群体的一些问题作一些探索性的研究，以便为未来的社会青年工作提供一点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一、高学历从商青年的特征
青年人的共同特征是：接受新事物快，敢想敢干，喜欢标新立异。90年代走出校门、走向社会的高校毕业生，他们接受教育的时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从初期到深入的时期，伴随着改革，他们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等学历的教育，他们的思想观念所受的束缚和羁绊较少，在他们受教育的过程中接受了很多新观念、新思想，所以，他们属于中国“准市场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没有受传统计划体制下的那些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工作原则的影响。经商作为现代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活动，在改革之初，除国营单位之外还只是那些不务正业、无业游民才敢涉足的行当，到了这一代青年学生毕业时，已经成为他们择业的首选。
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充满着竞争性、挑战性、无序性、混乱性，商业运行过程中也还保留着许多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甚至还残留着封建性的东西，这些都构成了90年代高学历青年从商活动中特定的背景。这批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生的青年人同“老三届”及他们的长辈相比，显示出明显的特征：受传统观念束缚少、追求新奇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磨擦增多……。因生活经历和环境条件的不同，高学历从商青年各有特点，但与其他青年人相比，大城市的高学历从商青年群体有着明显的不同的特征：
1.进取性：追求个人价值实现，追求工作的挑战性
生活稳定、待遇平均、四平八稳的职业追求被这些高学历青年所打破，他们追求的是个人才能的更大发挥、个人的成就感，而这些是我们现有的国有企、事业单位无法给他们提供的，也是与他们在受教育时期所形成的择业原则格格不入的。据《中国教育报》报道，清华大学96年本科毕业生中无一人到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由于我国的特殊体制，青年人进入国有企事业单位，必然要论资排辈，首先要经历挣最低的工资、干打杂的活儿的熬年头阶段，至少要熬上三、五年。和进公司相比，这种企业显然不利于青年的发展，而青年一经参与商业活动，一入道就开始直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在竞争中，他们的特征更加突出出来，他们更加投入，在经营活动中更具胆量、更富有创造性。
2.文化性：在经营活动中注入精神因素，发扬我国的优秀商业文化传统
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不超过1%， 高素质的劳动力是我国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基础，高学历从商青年是我国经济管理人才中的主力军，是我国劳动力中的宝贵财富。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农为本、商为末，无商不奸，高学历青年加入到从商队伍里来，给历来为人们所鄙视的商业部门增添了文化气息，使商人这种传统上被人们认为是唯利是图代名词的职业群体中，加入了“新鲜血液”，商业活动因高学历青年的加入而增添了人文色彩，商业活动在赚取利润的同时，开始注意了社会效益，一些致力于文化发展的大学毕业生开办文化公司，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就证明了这一点。同时高学历青年的加入使我国优秀的商业文化传统，不再以一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继承下来，而是以现代商业的职业培训的方式被继承并发扬光大。
3.建设性：高智商提高经营效率，道德修养优化市场环境
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缺乏竞争规则，现有的竞争规则又缺乏权威。但是竞争无序的局面不光是竞争规则缺乏的问题，也与市场中各竞争主体的经营者文化素质太低、缺少道德修养有很大关系，拙劣的骗术横行、假冒伪劣遍地。市场环境的优化首先是劳动力素质的优化，高学历青年加入从商者行列，显然有助于市场竞争中的道德成份的增强，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比一般青年对自己的道德约束要强。同时，在思维能力、创造性、技术性方面高学历青年有明显的优势，他们把才华和智慧运用到商业活动中，大大提高了本企业的经营效益，并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激发经济主体的经营活力。
4.民族性：经营活动中的骨干，未来民族经济的栋梁
发展我国的民族经济要有一批有国际眼光、有管理才干的经营人才，高学历从商青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也是经济迅猛发展的原因之一。外企更应体现一种民族的尊严，外企作为高学历青年极为密集的地方，集中地体现着他们的民族性特征和民族使命感，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现着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自尊心。1996年7月， 天津日资光荣软件服务公司接到横滨总公司生产一种叫“提督的决断”的游戏卡，在这种游戏卡中歌颂了战犯山本五十六和日军对东南亚的侵略，这个生产指令立即遭到该公司电脑动画部的中方职员的强烈反对，抗议无效后，四名中方雇员愤然辞职。有人说，不到国外，不知爱国，同样，不面对外族文化、经济、政治的直接冲击和骚扰，就显示不出民族性，在外企的文化青年并未失去民族性，这一点是无疑的。
5.效益性：学历越高，收入越高，高学历正在带来高收入
中国人民大学一项最新调查的详细数据表明，高学历正在带来高收入，知识生财已被实践所证实：在北京外企所雇佣的中国职员；他们的月收入最低为3000元至4000元，中等为7000元至8000元，最高可达1 万元人民币以上，而最低一档工资线上，本科学历占80%以上，第二档上，大本和研究生占70%和28%，大专学生仅有20%；最高档上，大本、研究生各占40%，出国留学回来的占20%；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占80%，收入平均在1500至3000元左右，个体和私营企业中，人均月收入在800元以上者只有19%。〔1〕从以上数字说明，学历越来越被社会所重视，去外企，拿高薪已成为高学历青年的择业标准。
高学历青年进入外企的目的主要在于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和高收入，高学历青年进入外企的主要动机可归纳为是：开拓视野、增长见识、实现自我、获得高薪。这些人显然是未来中国民族经济振兴的一支活跃力量。
二、高学历从商青年的矛盾心理
青年本质也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青年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是一群动态的、充满矛盾的部分，同时又是最具活力、最有希望的群体。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势必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大城市，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们传统观念的变化，社会生活出现了纷繁复杂的多样皇* 局面，这些都是造成青年心理矛盾的原则，此外，具学历青年自身的心理发展和成熟过程中的许多独有的矛盾也在困扰着他们。
1.精神追求与商业追求的矛盾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以安于清贫而自诩，但对于在改革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来讲，明显改变了历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他们主张精神物质两不误，他们在国家机关的冷板凳上坐不住，也不安于清贫的教师工作，对于各种不能带来精神满足感的事业单位工作，他们都不感兴趣；而对竞争激烈、极不稳定的商业活动却情有独钟。虽然他们追求高收入，但他们仍有很强烈的精神追求，商业领域与精神领域是有很大差别的，精神领域讲究道德原则、理性原则，而商业领域不仅讲究道德、理性等原则，而更强调利益、效率为先，精神领域讲奉献、重信仰，商业领域则重实惠、讲赚钱。所以，两者产生矛盾是必然的，经常有些青年人在商海里游了一圈之后又从“商海”中爬上岸来，回到学校学习，或又回安稳的位置上去，这些人的这种举动反映了这种矛盾的心态。“跳槽”现象也反映了这种心理矛盾，“跳槽”的实质是找不到精神追求与商业追求的最佳结合点，只有不断地寻找。而“弃海上岸”的现象说明精神追求强的人下海之后的对“商海”中的精神匮乏的失望情绪。
2.民族自尊感与民族歧视的矛盾
据我们调查，在外企工作的青年人中，几乎没有人在一个公司受雇超过5年的，超过3年的也非常之少。在外企工作的员工中，最大的感觉是受歧视，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进行经济交流时，普遍遇到的是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在欧美人和受他们委托管理外企的新加坡人、香港人心中，对中国雇员普遍地存在轻视心理，这种因富有而产生了优越感极大地伤害了在外企工作的青年人，同样的工作量，中方雇员与新加坡人、香港人的工资差别很大，而且中国雇员升到高薪职位的可能性很小，当上“首席代表”的只是凤毛麟角，大多数只是做些事务性的工作，无法进入管理层，这些都使他们无法忍受，他们想在外企中学点本事的希望落空，他们就不断地更换公司，以寻找机会，因此出现了在外企间跳来跳去的现象。
3.竞争不公与公平竞争的矛盾
在市场竞争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一些违反道德的、甚至是非法的行为可能获得更大收益而不会受到指责和惩罚，一些文化素质不高、但胆子大、手段黑的暴发户正是利用这种办法发了横财。对于高学历青年来说，由于对不公平竞争有更深的认识，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充满着更大的渴望，所以更加不满于这种权力参与经济、家族势力参与经济、诸侯割据市场等不正常现象。这就使他们在经济活动中面临着一种道德选择，是从善如流，还是同流合污？这使他们在商业活动中比无学历、低学历青年心理上多了一些矛盾，实践上多了一些道德负担。
4.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
高学历从商青年在经济收入上明显地比同龄人高，这使他们可以更多地购买西方的高档消费品，他们在社会消费方面起着引导和带动作用。他们的生活环境与工作环境使他们更多地直接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西方文化中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纵欲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更直接地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而他们是传统文化根基不牢的一代，他们在学校受教育的全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批判或否定传统文化、颂扬西方文化的思潮，他们明显地缺乏对西方文化的辨别力，一方面外来文化冲击强烈，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认识太浅，这就是高学历从商青年在文化冲突中所面临的心理矛盾。
5.个人价值实现与社会性限制的矛盾
这个矛盾是所有青年人在步入社会时都会遇到的，但高学历从商青年遇到这一问题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个人价值是通过商业活动实现的，个人价值实现的标准是直接用金钱来衡量的，很直观。而且在商业活动中要实现个人价值，除了要具备一般的社会能力外，还要具备出色的参与商业竞争的能力，市场竞争比其它的社会竞争更残酷、更激烈，这是对从商的高学历青年的严峻考验，市场竞争是一种极为来历的社会性限制，所以高学历从商青年承受着比其他青年更大的心理压力，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劳动。
三、高学历从商青年社会问题的表现
随着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高学历青年从商会更加普遍，随之也会产生一些社会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生活各方面，这些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
1.社会隔膜问题
作为一个先富起来的阶层，高学历的“白领先生”、“白领小姐”们已经在经济收入、生活观念、消费方式等方面明显地与社会其他阶层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使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某种优越感，拉开了与其他青年及其他社会阶层的距离。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严重的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形成了有苦同受、有福同享的社会氛围和生活观念、价值观念，而这些却在这些人身上被打得粉碎，崇尚竞争、个人主义、自我价值实现的信念成了这些青年人心中的主导思想观念。因此，这批青年的社会性观念、组织性观念较为淡漠，喜欢个性化的生活方式，不喜欢也不善于将个人融于社会，甚至极端个人主义膨胀。青年的价值观念水平往往是社会整体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志，知识青年中出现的道德水准下降、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的种种表现，直接影响并加剧着整个社会道德秩序混乱。那种助人为乐、道不拾遗、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在商品观念的冲击下，首先在青年中基本已不复存在，在一些高学历从商青年中，人际关系已被相互竞争、彼此提防、互相转轨的关系所代替。这种社会隔膜问题现在虽然还不十分突出，但随着中国工业化社会的形成，必定会产生代沟加剧、青年犯罪率上升、青年心理苦闷、自杀和心理疾病现象明显增多等一系列问题。
2.智力犯罪问题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过程中，一定程度的市场秩序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前的许多市场秩序混乱，除了一部分是原有体制后遗症和宏观政策失误的原因外，也有相当部分是市场上不守规则的经济主体胡作非为、故意捣乱所致。在这些捣乱分子中，高学历的经营者往往是扰乱市场秩序的核心力量，比如在期货市场违规操作中、在几起重大走私案中、在盗版印制光盘唱盘中、尤其是出版界的不法书商中，青年商人凭借他们的知识和胆量，大钻国家法规不健全、管理跟不上的空子，大搞投机、大发横财。而且有的青年商人已完全不做合法生意，而专心从事不法经营，甚至与黑社会组织、犯罪集团有所牵连。高文化素质青年从商者广泛地进入市场竞争，如何加强对他们的管理，防止他们用智力违法犯罪，这是社会向未来青年工作者提出的一项重要课题。
四、高学历从商青年的保护问题
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尤其是高素质劳动力涌进大城市是普遍的规律。高学历从商青年不但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支重要的经营者群体，也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独特一族。在工业化的中后期，西方社会上出现了“雅皮士”青年群体，一群学历高、收入高、居于管理阶层的青年“白领”，成为工业化社会颇具特色的社会群体。中国大城市出现的高学历的青年从商者可以说是“雅皮士”的雏型，是中国工业化的推进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为了适应时代变化的发展，使这一群体得以健康地发展，我们必须尽早注意高学历青年从商者的保护问题，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发挥他们的经济作用和社会作用，使他们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1.加强理解和沟通，摘掉“有色眼镜”
在国有经济劳动力问题和社会贫富差别问题的研究中，可以经常发现将国有企业职工与外企员工的收入进行对比的研究，这种对比中明显地透露着对外企职工高收入的某种不满。从宏观上看，外企与国有企业处于不同的经营机制下，经营环境也有明显的差异；从微观上看，外企里的中方雇员无论在素质方面，还是在工作压力、工作节奏和工作量方面，高收入都是应得的。对高学历青年的过高收入的不理解，不只是表现在对外企员工上，也表现在对其他青年高收入者身上，对于一个论资排辈习惯了的社会，高学历从商者们的吃、穿、住、用、行的消费都显示出高档次，这引起了民间的“红眼病”，一些决策机构和社会组织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也对高学历从商者的高收入表现出担心，这显然是不必要的。鼓励靠科学技术致富、靠勤劳致富，这与中国避免贫富差别的思路是不矛盾的，只有摘掉这种对合法高收入者高收入的“有色眼镜”，加强对高学历从商青年的理解，才能引导广大青年提高文化素质，不断促进高学历从商群体的扩大。
2.建立健全法制，保障高学历从商青年的合法权益
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青年人有相应的青年组织负责保障青年人的合法权益，而作为经济改革开放的产物——各类现代公司企业中，青年员工的权益保障机制的建设进展缓慢，他们的劳动收入、劳动条件、医疗保障、生活条件等无明确的机构出面管理，使他们表面的工资收入很多，但许多社会福利无法享受到。由于我国传统社会保障体制的特点，采取“福利单位化”而不是“保障社会化”，所以，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福利与所在单位的效益和政策措施息息相关。对于高学历从商青年来说，他们与公司只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享受的是纯货币化的工资，不含任何福利生活保障的实物，也无法享受到住房、医疗、子女上学等各种保障，除了工资他们一无所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非国有企业内部往往缺少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单位的那种“大家庭”式的福利保障体制，也无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工会”组织。所以，这一批青年人的生活保障、文化生活、精神生活事实上处于“毫无保障”、“无人顾及”的状态，也正是这个原因，许多高学历从商者并未把从商当作终生职业，而是为自己留下了后路，这无疑会影响他们在经营活动中的精力和才能的投入。现有法规也极不健全，有的虽已制定，但在实际中又无法真正发挥作用，随意压低克扣雇员工资、随意开除员工、工作条件恶恋、女窒员的“性骚扰”问题等等，在许多大城市的各类公司中或多或少地存在，所以建立健全保障青年员工的法制，成立相应的青年权益机构，或在现有工会或共青团机构内增设专门解决此类问题的机构十分必要。
3.加强社区青年文化建设和改进企业文化建设，采取与工业化社会相适应的青年教育形式
中国现有企业普遍有“急功近利”的毛病，不重视培养人，不重视青年人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作用。表现为压低员工工资、经营行为短期化、忽视提高员工素质，在企业内部极为忽视对员工的福利设施的建设等等，这当然与中国中小企业底子薄、基础差、正处于资金积累阶段有关，但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不利和经营者指导思想偏差也是重要的原因，企业只有把员工的福利投入作为一种必要的经营成本，把企业文化建设看成企业全面建设理所当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企业中高学历从商青年的作用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企业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随着企业制度的改革，一些被改制或参股的国有企业中的青年组织已面目全非或功能丧失，不能再发挥作用。青年组织从企业撤出后，社会化的、适应于新形势的青年组织却没有尽快建立起来，现代公司内不再设置非经营性机构，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企业中的青年问题并未因企业中的青年组织的撤销而失去。一个可行的思路是：大力加强社区青年组织的建设，由民间团体、社会组织担当起青年教育和管理的任务，对青年实行社会化教育，将青年工作由政府行为变成社会行为。这也许是符合工业化社会发展趋势的发展方向。
注释：
〔1〕齐中：《高学历正在带来高收入》，《北京科技报》96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