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新技术革命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论文,国家论文,新技术革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农业发展水平的影响
新技术革命对农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将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进一步加大科技对农业发展的推动力 农业发展的推动力量大致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投入的增加（包括土地投入、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二是制度的变革，三是技术的进步。其中后两种力量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并称为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份额，这一份额在某些发达国家已达70%-80%，在我国“八五”期间为34.3%（朱希刚，1997）。由此我们看到农业发展中科技力量的巨大，也看到我国在农业新技术革命中的机遇。从发达国家上一次农业革命的经验看，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自然资源禀赋如何，全方位式的科技革命，能够推动农业的强劲发展。如英国由20世纪上半叶的农产品进口国而转变为80年代开始的出口国；小国荷兰耕地面积只及我国宁夏自治区，但近20年来稳居世界农产品出口额第三大国的位置；韩国的农村在60年代以前还处于封建时代的极端贫困状态，由于其后推行“农村振兴运动”而在30年时间里实现了现代化。这些国家在农业方面取得的骄人成绩，无一不是依靠科技的力量。农业新技术革命与上一次农业革命相比，由于其核心技术的深化和泛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范围也更加广泛。即不仅推动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而且将波及几乎所有国家，包括上一次革命中受益甚少的非洲国家；不只是影响少数几种农产品生产，而且将涉及包括动植物和微生物在内的所有农业生产对象；不只是培育出人类期望的“新品种”，而且创造出符合人类需要的“新物种”；不仅提高现有土地的生产率，而且把以前不可能利用的土地改造为农用地，等等。因此，新的农业技术革命既能促进农业增长，又有助于农业结构优化，能大大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
（二）可以增强农业经济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农业经济系统运行的不稳定因素来源于两方面：市场和气候，即农业经营面临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两大类风险。市场风险起因于经营信息的不完备，自然风险在于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控制力不强以及劳动对象对多变环境的适应力较弱。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及新材料等的应用，为经营者规避风险创造了条件。如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网络的扩展，能为经营者及时提供更为完备可靠的经营信息；新材料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推动设施农业的发展，增强了生产者对小气候的控制能力；以生物技术为基础的抗性育种和生物品质改良，能大大提高农业劳动对象对不良环境的抵御能力。如此等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外在不良因素对农业经济系统的冲击，增加其运行的稳定性。世界农业发展实践已充分证实，技术变革是促进农业稳定增长的决定性力量。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的30余年期间，经历了几乎波及全球的第一次农业技术革命。在此期间全球社会及农业有如下几个转折：第一，与全世界耕地面积增加缓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界人口增长迅速，由50年代初的25亿增加到80年代初的45亿；第二，粮食、食糖、肉类、蛋类、鱼类等食物产量增加了1.5-2倍，水果、蔬菜、奶类产量也有较大幅度增长（丁泽霁，1997）。与之相呼应的是，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70%-80%；第三，农业资源破坏严重，环境污染加剧，农业生产所必须依赖的各种自然条件在恶化；第四，无论农产品剩余国家还是短缺国家，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强化了对产品市场的干预，农产品面临着较工业品所面临的复杂得多的市场状况。这几个变化与转折充分说明如下问题：农业生产的外部条件相对恶化的同时，农产品产出却稳步增加，关键在于第一次农业技术革命的推进。因此，新的农业技术革命不仅注重农业自身的增长，而且也越来越重视对农业系统外部条件的改善，它不仅为农业发展提供推动力，而且能够减弱农业增长中的波动幅度。
（三）可以增强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应该涵盖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农业资源的持续性，这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二是生态持续性，这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或外部环境基础；三是农业技术体系的持续性，这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农业新技术革命本身即是农业技术体系的持续性的典型特征，而且从新技术革命的内容看，未来技术的应用对农业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是朝着乐观的方向发展的。或者说，与传统技术相比，生物技术、精准控制技术、新材料技术以及以它们为主要内容所构成的新技术综合体系，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减弱甚至避免无机农业（或石油农业）对资源的浪费和对自然生态的破坏。通过拓宽物种范围、生物固氮、病虫害的生物控制、生物能源开发利用、工厂化无公害生产等技术的推广应用，逐步取代某些过量投入的矿质资源，节省某些敏感的短缺资源（如水资源）等，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阻止生态恶化的趋势，在此基础上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对农业发展独立性的影响
（一）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农业系统对自然界的依赖性，使农业发展对于自然而言的独立性增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步都伴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即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能力、控制能力、利用能力的增强，这其中，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是关键因素。农业新技术革命即意味着农业生产在冲破自然条件的束缚方面的新突破。世界一些科技发达国家，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自然因素的先天制约，农业日益走向工厂化。荷兰的花卉生产、以色列的蔬菜生产的现代化，使他们一年四季成为欧洲的“花房和厨房”；日本的大规模工厂化温室栽培手段，突破了时空限制，其园艺产品可全方位全天候均衡上市；英国的温室香菇产量可达每平方米36公斤（邓秀新，1997）。这些国家都从相应的生产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并且越是自然环境恶劣的地方，综合控制环境技术的效益越显著。我国农业摆脱“靠天收成”局面的唯一出路，也只能依靠新技术。
（二）农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依赖性正在增强 农业新技术革命使农业与相关行业（如农产品加工行业等）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农业在其技术采用过程中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外援。目前农业发达国家把其现代化的农业划分为三个子部门，即农业第一部门、农业第二部门和农业第三部门，或称农业产前部门、产中部门和产后部门。就其具体经济活动而言，产前部门和产后部门更具有工商业的性质，事实上也是工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的发展过程，本质是产中部门逐步向其前后扩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产业链的延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业依靠其产后部门不断提高产品加工的深度和精度，以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同时也越来越强烈地依靠其产前部门提供高效率的投入要素。农业在生产过程中与相关部门间的物质交流、能量转换和信息交流越来越频繁，量也越来越大。因此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如果说人类社会的早期农业通过提供剩余农产品和劳动力孕育了工商业部门的话，那么在社会的工业化及工业后阶段，农业则强烈地需要这些后起部门的“反哺”。我国正经历着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新技术革命为这种转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然而高新技术的应用意味着需要高额的资金、高效率的生产资料、高素质的劳动力和全方位服务等等，这些单靠农业部门本身是无法提供的，它需要其他部门的强有力支撑。
三、对由高新技术决定的农业技术地位的影响
（一）农业高新技术的研制和推广逐渐由政府行为转变为社会行为 高新技术有两大特征，其一是“高”，即高层次，同时表现为高投入高产出；其二是“新”，即建立在新的科学原理基础上，带来生产方式方法的新变化。按照物化的程度不同，可以把技术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已经物化的技术，形成了农业技术产品，它们可以根据市场的规则去运作；另一种是未经物化的、还停留在知识或信息形态的技术，它暂时只能通过农业技术人员提供服务而得到推广。对于后一种形式，我国一直是由政府包办的，其结果是因经费、推广人员素质等方面的原因，技术推广效果不佳，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40%。我们认为，在市场体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政府只应该负责投资那些公益性和效益外溢性的项目（如基础研究和基础推广体系建设），其余的工作应该交由社会来做。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科技成果的量化、物化、规范化、集成化程度越来越高，各种软技术也可以通过计算机软件和网络等硬化，这就为农业技术的产业化创造了条件。农业新技术革命的推进，也必以科技企业的巨大发展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逐步完善为条件。
（二）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的主体是农户 农业高新技术的综合性及其应用的广泛性，要求建立以农户为中心的“自下而上”的推广工作机制。农户是技术的最终需求者，而不是技术的被动接收者。高新技术只有农民掌握以后并积极加以利用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这就要求不但要把技术推广到农户，更重要的是能通过技术的推广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及文化素质，从而刺激农民采用技术的积极性、主动性。这是农业高新技术推广工作机制的必然要求和基本内涵。
四、对世界农业格局的影响
总结上一次农业科技革命的规律，分析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特点，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新的农业科技革命进程中，落后国家的资源优势逐步丧失，发达国家的技术（或知识）优势逐步增强，国家间农业发展的差距有拉大的趋势。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如下：
（一）在世界农业发展的格局中，落后国家的相对优势仅仅在于自然资源，在于农业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及开发成本较低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人类控制自然的手段不断强化，发达国家在自然资源方面的某些欠缺可以由高新技术进行一定程度的弥补。另一方面，随着市场上农产品加工程度的不断提高，其附加值不断增大，价值或价格组成中资源的直接贡献份额是逐步下降的。“在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中，原材料的作用正在降低”（尼克·斯特尔，1994）。因此，落后国家的农业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未必都能转化为经济优势。
（二）农业发展中，知识（或技术）的贡献份额越来越大 发展经济学家们肯定了知识存量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并认为知识存量的扩张是克服收益递减的唯一途径（道格拉斯·诺思）。然而，知识存量的扩充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就上一次农业科技革命而言，从达尔文杂种优势理论和孟德尔基因遗传学说的提出到农作物杂交种的大规模利用，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从李比希的矿质营养学说的建立到化学合成肥料和农药的大面积推广应用，也经过了近百年的时间。其他诸如土壤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病理学、微生物学等学科，无一不是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才爆发出了第一次绿色革命的巨大成就（程序，1997）。发达国家在知识存量的占有和应用方面具有绝对优势，这种优势在“知识经济”浪潮中可以借助知识产权保护等名义得以保持。落后国家在知识获取方面的成本将会加大，从而加大了落后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的难度。
（三）上述两种趋势的共同作用，将使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在农业发展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尽管前文我们论及发达国家的相对优势在技术（或知识存量），落后国家的相对优势在自然资源，但就绝对量而言，发达国家集团在两方面都占有优势。然而，农业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将不在于自然条件差异，而越来越多地由技术或知识的差异所引起。这是因为农业中新的技术革命是一个全方位推进的过程，它既包括各项科技成果的研制，还包括高效生产机具的提供、协调的农业教育及科研和推广体制、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经济体系、全方位的农民服务体系以及较高素质的农民等等。落后国家甚至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农业技术革命的实际效果在国家间也将有巨大差异。
五、对食物安全及国家安全的影响
（一）对食物供需平衡的影响 我国居民食物消费支出中，比重最大的为肉蛋类购买支出，其次为口粮，然后是蔬菜、水果等。一项研究表明，未来20年我国居民食品需求中，增长最快的也是肉类食品，人均约增加1倍左右，总量则增加1.5倍（黄季焜等，1998）。我国畜产品主要来自农区和农牧结合区域，特别是肉类的生产有很大一部分是作为农户的“副业”活动，因此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肉类食品生产的制约因素主要是饲料粮的供应。也就是说，我国食物需求保障的安全问题主要表现为粮食安全问题。据预测，包括口粮、饲料粮、工业非食品加工用粮、种子和损耗在内的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到2010年和2020年将分别达到5.77亿吨和6.6亿吨，而相应的生产量分别为5.5亿吨和6.4亿吨（黄季焜，1998）。该项研究同时表明，未来20年内我国粮食供给增长的首要决定因素是技术创新和农业基础设施投资。
加强食物安全保障、缩小供求差额的途径在于，从需求方面考虑，较高的食物品质、较高的饲料转化率、优化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增加木本食品如水果消费比例等）可减弱需求压力；在供给方面，利用高新技术提高单位土地产量、增加食物供应种类则可增强供给能力。这两方面的问题必须依靠现代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来解决。传统技术和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无法担此重任。
（二）对粮食储备体系的影响 粮食储备体系的完善与否对食物安全性影响极大。我国粮食储备系统的运转中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贮藏技术落后造成大量损耗；宏观调控系统不力造成某些产品生产过度波动；监督系统漏洞致使大量政策性资金流失，等等。新技术革命至少可以在以下方面有助于储备体系的完善：一是新材料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生物技术有助于改造仓储设施、控制贮藏条件、减少贮藏运输过程中的病虫鼠等为害；二是计算机技术及网络技术有助于建立高效的宏观监控信息系统和市场流通体系，从而有利于堵住资金流失漏洞，降低非正常波动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三）某些生物技术具有副作用 转基因技术在食物生产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如美国种植的55%的大豆和40%的玉米是基因改造品种，我国也批准了数种转基因作物的商品化生产，包括抗虫棉、耐储存番茄、抗病毒番茄等。这项技术对于增加产量、减少成本、减少杀虫剂使用，使食品更合乎人们口味，“定制”作物品种等都起到积极的作用。然而也有实验证明，近年来人们对大豆蛋白过敏的比例增加了50%（欧洲约克营养实验室）。美国伦理和毒性中心的实验报告则说，与一般大豆相比，耐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中防癌的成份异黄酮减少了。还有的实验表明，用抗虫转基因的玉米分别饲喂玉米钻心虫和草蛉，在钻心虫死亡高达60%的同时，草蛉的成熟期也比正常时间晚了3天，而草蛉是棉铃虫和蚜虫的天敌。也许比起生物技术的巨大贡献来，这些副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但我们认为目前人类对此至少应有清醒的认识。
（四）对农村社会结构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农业技术创新和采用均呈现劳动密集型的特点，这是我国耕地资源压力很大造成的。然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在逐步提高，由70年代的1-2元／工日提高到目前的10-30元／工日，成为农业生产成本构成中最大的投入（黄季焜等，1998）。可以预期，下世纪我国将有更多的劳动节约型新技术被应用，由此带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更为丰裕的状况。这一过程伴随着农业产业链的延长，其结果是客观上要求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直接的农业生产过程。若这期间农民综合素质能提高到一定程度，使其不再是阻碍他们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主要因素，那么新的农业技术革命能够加快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进程。如果再考虑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农业结构的影响，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未来20年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速度不会低于改革开放以来20年的速度，而且伴随我国户籍制度的逐步改革，城镇化步伐加快。这一切所带来的综合效应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以扼制，农民的远期预期收入有较快提高，农村在教育、文化、卫生医疗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会有较大改善，农村社会稳定性会伴随新技术革命的推进而增强。
（五）对我国农业国际地位的影响 一项研究表明，以生产成本为主要分析目标的我国粮食的国际竞争国会逐步丧失（王秀清，1999）。即在国际竞争中，我们必须考虑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和扩大经营规模来降低生产成本，增强竞争能力。换一个角度考虑，我国粮食短缺的状况不可能短时间内完全得以扭转，但新技术革命对防止这个缺口的进一步扩大是非常有利的。否则的话，我们将会面临一方面是国内粮食短缺，另一方面国产粮食又难以销售的两难局面。综合考虑，我国农业综合地位更多地取决于农业技术的地位。前文我们曾经论述，世界农业格局变迁中，发达国家的技术（知识）优势将逐步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优势将逐步弱化。我国在农业科技创新包括将要面临的新技术革命中，在知识存量方面优、劣势并存。在农业科学理论、生物科学、材料科学及相关技术上，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是太大，我们的差距关键在于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在于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和贡献率，这更多地是一个制度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如果同时能注重制度创新，则新的农业技术革命的推进对于加强我国在世界农业中的地位是有利的，从而有利于提高整个国家的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