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和平更成熟些——关于未来亚洲的政治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和平论文,成熟论文,政治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是以巨大历史进步补偿巨大历史灾难的世纪。20世纪亚洲的重大变化表现为一系列历史性转折，如从殖民化到非殖民化，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列强瓜分豆剖到两超争霸直到多元共处，以及从面向西方到“回归东方”。在这些转折当中，有的与世界同步，有的自具亚洲特色；有的基本结束，有的则方兴未艾。人们可以从这些变化中找到据以展望21世纪亚洲的视角。
当今亚洲的主题同世界一样，已经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时代的要求是亚洲与世界一道发展，和平与发展一道成熟。本文试图通过概述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进步、对外政策、国防建设及国际格局与和平的关系，表示一个愿望：愿和平与亚洲和世界一道成熟，并比战争更加成熟些。
一、市场与战场
在近现代史上，资本主义列强在对亚洲实行殖民化过程中，或“先军旗后贸易”，或“先贸易后军旗”，使亚洲国家时而成为战场，时而成为市场，受尽了宰割和掠夺。亚洲的近现代史是殖民化、反殖民化和非殖民化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战场变市场、市场变战场的历史。这种战场与市场的相互转换直到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取得普遍胜利才告终结。据有关资料，自1800年以来，东亚地区共发生了70余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其中，西方列强和日本对东亚国家的武装侵略达43次，列强之间的冲突有7次，其余多为该地区人民反对列强的武装起义 。这一统计表明，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市场与战场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今天，随着东亚经济“奇迹”的创造及其幅射效应的产生，亚洲作为现实和潜在的大市场再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根据美国商务部的“发现”，在今后20年，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中国经济区”、韩国、东盟和印度都排在世界“新兴大市场”的前列，这些新兴市场象“磁铁”一样吸引着世界最有竞争力的公司。英国《经济学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有类似的判断。据此，发达国家先后制定了“新的亚洲战略”，纷纷向亚洲市场“进军”，发动新的“亚洲攻势”。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世界历史的下一幕与其说在欧洲，不如说在亚洲；与其说在大西洋，不如说在太平洋。”亚洲人有理由为这样的话感到鼓舞，也有必要对这种话进行深思。美欧有一批知名学者将未来描绘成“乌云在积聚，混乱在逼进，暴力即将发生”，“世界正在解体”。亚洲人虽然不必如此悲观，但需要对以下问题做到心中有数：亚洲历史的下一幕究竟是什么？历史会不会在新的舞台上重演？亚洲是否可能再次陷入市场与战场的“轮回”之中？
如果仅从经济角度思考，对这一问题作出乐观的回答是有根据的。
第一，在二战结束以前，由资本的扩张本性和历史条件所决定，世界市场的开拓、分割、占领、保护和重新分割总是离不开军事手段，市场与战场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今天，这种联系已经大为弱化；经济发展逐渐走到国际舞台的中心，当今的市场必须依靠经济手段去竞争，政治军事手段只能起辅助作用。特别是随着知识和科技愈益成为主要的生产投入、人力资源愈益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市场与战场的联系还将进一步减弱。
第二，二战之后，尽管日本等少数国家曾经利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美苏冷战所形成的“军需”而得利，但是东亚经济近二、三十年的长足发展，是在市场上而非战场上获得的；亚洲国家无需通过战争掠夺也能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这一历史经验将继续指导亚洲未来的发展。
第三，东亚国家之间已经形成一种无形的增长机制，即你带我推，你追我赶，依次递进，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无论这叫作“雁行模式”，还是“台球型模式”，或是“动态梯度经济构架”，至少多数亚洲国家不愿意看到这一有效机制因战争而被打破。
第四，亚洲国家的跨世纪战略考虑，一般都以发展经济和科技为中心，主导倾向是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调整增长方式，谋求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和人的全面发展。战争与这种战略取向是背道而驰和格格不入的。
第五，亚洲国家仍将参与生产要素和商品市场的竞争，甚至是更为激烈的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将受到前列因素的制约。如无非经济因素的消极性介入，这种竞争不大可能激化为大规模军事冲突。
总之，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主要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冲突根源的减少，和平力量的壮大，而不是战争因素的增加。这一主导趋势将持续下去。
如果说从经济角度考虑亚洲大市场不致转化为战场的话，从政治等非经济角度看是否也能作出同样的判断呢？
二、政治进步与和平
经济决定政治，经济要求政治与之相适应。社会的稳定有赖于二者的适当平衡，国际和平也需要从国内和平开始。问题是亚洲国家怎样使政治进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能不能独立自主地根据本国国情进行选择。
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上帝恩赐的，而是以自身的政治进步为条件的。在挣脱殖民主义桎梏之后，有些亚洲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有些实行了以自身传统为基础的“新权威主义”，有的则在或大或小的国际压力下采取了议会民主制。无论如何，这相对于先前的封建主义、殖民地或半封建、半殖民政治来说，都是历史性进步。
许多亚洲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之后转而谋求经济独立的过程中，也没有忽视政治进步，而是对政治上层建筑的调整、改革进行了不少有意义的探索。东亚经济的持续发展，苏联解体引发的“多米诺效应”在该地区失效，都在不同程度上验证了有关国家的政治的有效性和对经济基础的适应性。
《纽约时报》资深记者理查德·哈洛伦说，战后50年中，亚洲“一直是在其自身活力的推动下前进的”，“产业、政治、人口、绿色、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军事力量”共“七场革命合在一起成为亚洲新力量的源泉”。不管东方和西方人对这些“革命”的内涵有多么不同的理解，应当说这些“革命”仍然具有持续下去的内在动力。亚洲国家将继续根据自己行之有效的历史经验、现实的发展水平、国际条件和时代要求进行政治选择。亚洲的政治与西方政治有明显的区别，亚洲不同国家的政治需要也不尽相同。也许有的需要在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之间求得平衡，有的需要更多的决策民主化，有的需要进一步改进选举制度，有的需要更多的言论自由。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发展“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尽管各国实际情况不同，但是民主、稳定、高效、廉洁的政治则是普遍追求的目标。
今后一、二十年是许多亚洲国家的关键时期。有些国家要建成新的经济体制或完成发展战略的调整，有些要实现经济起飞或跨入现代化的门槛，有些要完成政治的转轨或政治结构的改组，有些则要实现领导集团的换代或社会的转型。在这种关键时期，保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保持稳定与变化的统一，具有特殊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国家的政治发展将继续面临一种来自外界的干扰，那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试图“扩展”西方民主。它们以此作为一种长期持续的战略考虑，并提出“民主和平论”作为依据。它们认为，实行西方民主的国家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之间不互相打仗；如果全世界都实行西方民主，天下自然太平无事。很显然，这种“民主和平论”是站不住脚的。
西方民主早就遇到了难以解脱的麻烦。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话说，今日西方七国集团国家“都经历着公众对他们的政府、他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他们国家在世界上作用的广泛不满情绪”。有关研究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民主“正面临严重挑战”，议会机关作为民意代表、审议决策和权力统制的三种基本机能都面临着“危机”，美国的两党制已经“疲惫不堪”。英国在上百年的30来次大选中，上台执政的政党的得票率很少有超过半数的。
根据西方学者的统计，“民主国家”之间也并不是没有动过武，美国在80年代就曾对“自由选举的政府”采取9次“秘密行动”； 在1974年至1988年间，“自由、半自由政府”之间发生过86次军事干涉事件。这当然不包括“民主国家”对“非民主国家”的武装入侵和军事干涉。
民主无疑是宝贵的。在未来高度发达的民主社会中，“性本善”的人也许不会被异化为暴徒，“性本恶”的人可能被改造成和平主义者。然而这样的民主不是需要倒贴金钱或进行制裁才能出手的商品。从美国每年要为暴力罪案花费4500亿美元的情况看，美国并没有这样的民主。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更具普遍性、真实性和先进性，只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民主处于初级阶段，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罢了。
在现阶段，不论是西方民主还是东方民主或亚洲民主，只要对内实行压迫政策，或对外推行霸权主义，都可能引起冲突或战争。
三、独立自主与相互依存
独立自主是主权国家的基本特征和生存、发展的前提。对此，亚洲国家的感受尤为深刻。在相当长时期内，亚洲国家的主权被殖民主义者所剥夺、所践踏，独立自主只是许多亚洲国家的世纪之梦。经过长期奋斗，这一梦想接近成真。在冷战的前半期，亚洲几乎同世界一样，被两个超级大国一分为二，中小国家被迫站队，或依附美国，或倒向苏联，其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打了折扣。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特别是美苏两极对抗格局的终结，亚洲国家的自主性才普遍有所上升。
对包括中国在内获得独立不久的多数亚洲国家来说，独立自主乃是某种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坚持独立自主意味着坚守长期以来为世界公认的主权原则，自主选择本国的发展道路，反对任何侵犯他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行径。
然而，亚洲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却莫名其妙地普遍被戴上“推行民族主义”的帽子。这是极不公平的。与近代欧洲各国从罗马教廷手中争取民族国家主权的历史进程一样，在亚洲的非殖民化过程中，民族主义功不可殁。没有针对基督教一统天下的近代欧洲的民族主义，近代西方文明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没有针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亚洲国家的解放和独立也是难以想象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亚洲国家仍然特别需要维护民族国家的独立地位。因为在一个仍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世界上，新兴民族独立国家舍此便难以维护自身的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如果说亚洲国家要在国际社会中争取平等的地位，追求合法的国家利益，就叫“民族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找不到不搞民族主义的国家。美国以强凌弱的“现实主义”、“扩展民主”的“理想主义”、主张“美国第一”的“孤立主义”以及谋求“领导世界”的“国际主义”等等，又有哪一样不是民族主义呢？
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要求根据国际法准则而享有充分的主权，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则要求按照客观实际而让渡和共享部分主权。这的确给亚洲国家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把握独立自主与相互依存的关系并在二者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
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独立自主是相互依存发展的历史基础。各国间的相互依存是在各国独立自主发展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是先有独立自主，之后才有相互依存，而不是相反。否认坚持独立自主的现实必要性只可能妨碍相互依存的进一步形成与发展。
从相互依存形成的具体过程来看，独立自主是相互依存的前提。主权国家在考虑和决定彼此让渡、共享部分主权的过程也是一个行使主权的过程，让渡和共享部分主权这一事实部分地体现着独立自主原则。在当今世界上，欧洲联盟可算是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它的发展历程表明：违反国家主权原则的合作总是要引起激烈的争吵。即使一时达成了书面协议也不得不进行修改，否则就是一纸空文；即使主张较快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些大国，也以维护和扩张本国利益为主要出发点。在国家消亡前的未来漫长岁月里，主权让渡或共享只能是有限的。
从相互依存的内容来看，它本身具有复杂的两重性。亚洲国家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同时并未无视现实世界存在相互依存的事实。相互依存所包含的互补互利是促进东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同样难以否认的是，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既有协调与合作，又有摩擦和斗争；相互依存度越高，相互敏感度也越强。就拿中美两国间的贸易平衡问题来说吧。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本来具有明显的互补性。由于东亚区域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亚洲“四小龙”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加之美国的技术出口管制等因素，中国对美贸易呈现出某种顺差的状况。美国一些人士便借此大作文章，指责中国的贸易政策不当，从而使得贸易平衡问题成了两国间的一个摩擦点。实际上，商业利益并没有随着贸易顺差一并转移到中国大陆，直接受益者主要还是香港、台湾和外国的有关企业集团。如果美国继续为非经济因素的考虑所左右，将本来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简单化，致使两国双边贸易关系受到阻遏，中国、美国和其他各方都将受到损害，而且不仅仅是在经济方面。
此外，从相互依存的结构看，现阶段的相互依存关系远不是平等或对称的。大千世界，各国经济实力以及国际经济影响力不同，而现行国际规则多为西方大国所主导，全球战略态势仍然是西强东弱。在这种情况下，不恰当地强调相互依存就可能导致依存不相互的结果。某些人试图把相互依存作为一种“绊网”，企图“绊倒”或“网住”某些国家，这虽然只是单方面的如意算盘，但也值得警惕。
独立自主可以制约霸权主义，相互依存可以制约极端民族主义。坚持独立自主和加深相互依存关系都将有利于促进未来亚洲的和平。否定独立自主或否定相互依存则难免为亚洲和平带来消极的影响。亚洲国家较为明智的选择可能在于：在坚持自主、自愿、彼此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努力争取广泛合作，积极参与激烈竞争，尽力按国际惯例行事，同时坚持不懈地谋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四、国防现代化与安全
大多数亚洲国家仍然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之中，不少国家甚至处于初始阶段。对它们来说，国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某些人如何说三道四，它们将继续谋求国防现代化。其主要原因是：
1、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虽然走上了日渐衰微的道路， 但还远远谈不上末日来临。在此情况下，大多数亚洲国家都不会忘记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即如果一个国家军事上落后无防，同政治上腐败无能或经济上贫穷积弱一样，其结果都难免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从而丧失国家的主权和独立。
2、如前所述，未来一、二十年是许多亚洲国家的关键时期。 这类关键时期，又正好与新旧世纪交替、新旧世界格局转换和新旧国际秩序更迭的关键时期大体重合，从而使得亚洲国家的内外环境很可能具有异常的复杂性。
3、亚洲地区仍然存在着东西方冷战的残余， 如“台湾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存在着殖民主义者留下的历史包袱，如印巴克什米尔争端；此外，还有民族、宗教纷争和资源及海洋权益的斗争。尽管现在的主导倾向是试图通过非军事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使用“最后手段”即非和平方式的可能尚未完全排除。
4、美国已经开始在亚太地区实施一项新的“预防性”战略。 这包括同日本等国分别“建立强大的联盟”，“促进多边安全计划”，“同中国接触”，“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扩散”，同时在东亚地区保持多达十万美军的前沿部署。美国的这一安全政策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具有战略上的模糊性。它既要维护领导地位，又要充分利用盟国；既要制约盟国越轨，又可以掩盖盟国扩军；既要通过“接触”从中国获得实惠，又要谋求对中国进行“预防性遏制”；既要“防扩散”，又要为美国“军工复合体”开辟新的市场。美国似乎蓄意要为亚洲国家营造一个不确定、不稳定的战略环境。
5、一场以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军事革命已经开始。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告，随着这场革命的发展，“一些小国将不会沦为与发达世界相对的永久处于劣势的国家，而是将越来越有机会获得在21世纪里直接对抗西方军事优势的能力。”这也许只是反映了西方大国的忧虑。但是，中小国家能够永远不为这样的前景所动吗？
基于以上多方面的原因，亚洲国家是很难放弃谋求国防现代化的努力的。同时，饱受战乱之苦的亚洲国家也非常了解军事力量在当今时代的局限性和军备竞赛的危害性。多数国家在争取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同时，将继续寻求对军事力量的控制。
1、现时代的国家安全离了军事手段不行，单靠军事手段也不行。 军事安全必须纳入国家综合安全战略之中。国防建设必须以经济和科技发展为基础，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的全局和大局。
2、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必须保持防御性质， 使军备维持在正常防卫所需的水平，不谋求霸权，不在国外派驻军队和建立军事基地。军事力量只用于保障国家的安全和发展，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维护国际和平。
3、一国谋求自身安全的同时，必须考虑他国的安全需要， 争取共同安全。
4、建立必要的国际安全机制。根据亚洲安全环境的特点， 有必要强调次地区安全机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建立相互信任措施的重要意义；要特别注意防止军备竞赛，争取低武装而不是高武装的和平。
水涨船高的大规模军备竞争是拖垮苏联的原因之一。当今的亚洲国家无论大小，又有谁愿意步苏联的后尘呢？与冷战时期相比，亚洲仍将面对地缘政治争斗、意识形态对立和一些西方人鼓吹的“文明冲突”，如果听任别有用心者的挑唆和煽动而搞起军备竞赛来，其结果很可能不仅仅是冷战。简而言之，亚洲国家的安全既需要国防现代化，也需要防止军备竞赛。
五、多极化趋势与稳定
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最早是在亚洲出现的。放眼21世纪的亚洲，人们也许很难看得见衰落的大国，只看见多种重要力量的兴起。21世纪的亚洲将是群雄并起的亚洲。
俄罗斯在许多方面继承了苏联的大国遗产。不论谁当政，它都不会放弃谋求世界大国地位的努力。当它大体确定了战略疆界，当它基本稳定了国内政局，特别是当它的亚洲地区获得了经济振兴，它在世界和亚洲的地位将不会比其他大国逊色。
日本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从实力和潜力来说它也绝非是一个军事小国，只是它目前尚未真正摆脱日本学者所说的“政治脑死状态”。一旦克服这种“脑死状态”，一旦真正卸下作为侵略战争发动者的历史包袱，它将获得远比日本列岛大得多的政治生存空间。
韩国正在推行“全球化”，谋求进入世界强国的行列。不论南北朝鲜的统一采取何种模式，统一只是迟早之事。既然日本列岛可以有所作为，统一的朝鲜半岛也完全可以有所作为。
中国的未来在于它目前正在实施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它将竭尽所能，在保持国内稳定和国际和平的条件下，闯过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这两个根本性转变中的种种关口，为实现21世纪的振兴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东南亚国家都打算举着“东盟”的旗帜进入21世纪。随着地区一体化的发展，东盟内部的问题有可能进一步缓解，对外的独立自主性将进一步增强。它在东亚经济、政治和安全方面所扮演的独特角色，是其他力量难以取代的。
南亚地区仍将为种族、宗教和领土争端等问题所困扰。但印度已经开始显示出巨大的潜能。如果它能处理好西方议会民主制与传统种姓制度之间的关系，解决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克什米尔争端，并在次地区角色、跨地区角色和全球角色之间求得适当平衡，那将不难在未来亚洲的舞台上找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
西亚和中亚都是自然资源丰富、战略地位特殊的地缘战略要地。该地区有些国家正在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有些试图以宗教、民族、地缘和经济发展为纽带，谋求区域合作。但是，在近中期内，它们很可能继续成为外来势力的竞争场所。
美国在近中期内不可能从亚洲撤退，不可能在亚洲留下什么真空；相反，如果亚洲出现什么真空，无论何时何地，它都不会错过填补的机会。在未来亚洲的任何竞争中，美国都可能成为一名“种子选手”。
亚洲各大力量的兴起不可能完全同步，但看来时差不会很大。问题是多种力量将形成什么样的结构或格局。事务可能是同元同构，也可能同元而不同构。在未来十年中，亚洲的力量结构存在着多种可能或多种选择。例如：
1、单极霸权。这是美国梦寐以求的。 《亚洲华尔街日报》曾载文称：“只要美国是世界警察，而且太平洋由美国第7舰队守卫着，那么，亚洲各种奇异的鲜花都可以盛开。……亚洲世纪只有在美国的保护伞下才能欣欣向荣。”克林顿政府认为，在亚太地区“保持美国领导地位”是多种选择中的“最佳选择”。它正在重振50年代初期即已形成的“旧金山体系”或“扇形结构”。最新的举措就是重新界定美日安全同盟条约。但是，单极霸权并不能求得“霸权稳定”；因为这与亚洲群雄并起的实际相矛盾，与亚洲国家日益上升的自主性要求相冲突。它将使美国处于与多种力量相对立的地位。美国常常念叨亚洲的稳定。实际上，它总是要“扩大”西方民主，动辄挥舞制裁大棒，并企图在亚太地区建立战区导弹防御体系，这就更难谈得上稳定。
2、传统的多极均势。这种可能性之所以不可能排除， 是因为许多政治家还将为传统的权力政治思维及其地缘战略观念所纠缠，亚洲国家短时间内还摆脱不了权力政治的现实。这意味着力量只能以力量来平衡，或求平衡，或明求平衡暗争优势。正因为存在多种力量，影响均势的因素也多，结果是结构应有的稳定性较弱，稳定持续的时间较短，调整变化较频繁。而且，美国也不答应。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约瑟夫·奈曾说，如果在东亚地区用“通常的均势政治代替美国的领导地位”，那“将使美国参与该地区行动的代价更高也更危险”。换句话说，美国不是要改变传统观念，而是不愿意从“领导地位”退居到平衡者地位。
3、围绕关键问题或地缘枢纽的战略组合。 当前亚洲存在的所谓“朝鲜半岛问题”、“台湾问题、“南中国海问题”以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问题等等，都可能成为多种力量组合的轴心。其结果是亚洲的力量结构多样化，并使有关问题进一步国际化、长期化，继续成为影响亚洲稳定的消极因素。
4、多重三角组合。在泛地区层面上可能有中美日三角、 中俄美三角等；在次地区层面上可能有美日韩三角、美日东盟三角、美俄印三角等。前者主要在战略上造势，将对泛地区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后者主要是竞争地区影响或地区主导权，是决定次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
5、多元和平共处。这意味着多种力量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 独立而不为所欲为；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竞争中不忘合作；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妥协，以斗求合，斗而不破。这种局面排斥单极霸权，但不完全排斥均势的作用。它也要求力量配置大体平衡，彼此间相互依存大体对称，各方对维护和平和共同发展都有大体相当的既得利益。这种结构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其稳定性很可能需要建立泛地区多边机制来加以保障。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未来亚洲的力量结构相当复杂。不大可能是单一的方式。可能是某种方式为主，多种方式并存，也可能是多种方式的综合。结构稳定性较差，需要经常的调整。均势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而谋求霸权则将进一步降低原本就较脆弱的结构稳定性。人们常说，任何大国的兴衰都将引起紧张，引起不稳定。这是历史的表象。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力量的大小，而在于力量的性质，在于怎样运用力量，在于推行什么政策。未来亚洲的结构性和平有赖于国内的结构性稳定，有赖于各国在维护国际和平方面的共同利益，有赖于抵制任何谋求霸权的努力。
综上所述，亚洲“大和平”局面的保持将取决于多种因素，如经济的持续发展及其对冲突的制约，政治与经济的适当平衡和自主选择的政治进步，独立自主与相互依存二者统一的对外政策，不搞军备竞赛的国防政策和军事安全，排除单极霸权的多元共处格局，以及本文尚未论及的、与“文明冲突论”相左的文化交融和平论等。在未来一、二十年里，亚洲不同的人将继续生活在三个不同的社会中，一是农业社会，一是工业社会，一是信息社会；同时他们又都要面对一个三重世界，即传统的现实政治世界、日益发展的相互依存世界和尚未探明的信息革命世界。换句话说，不平衡发展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未来的亚洲仍将存在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希望在于尽可能将这些不稳定因素控制在普遍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大局之中。
*此文为作者同全国政协“展望二十一世纪论坛”首次会议提供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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