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作者成熟度的文献计量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计量学论文,成熟度论文,中国论文,管理学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行政管理学的研究是否已经形成了一支成熟的研究队伍，是学界近来讨论很多的一个问题。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来看，作者队伍的成熟度可以通过两个重要的指标加以反映：一是论文作者的发文情况，包括作者的发文量、合著情况、活跃作者群，以及作者增复量；二是研究论文的引文情况，包括引文的数量、类型和语种、自引情况和被引情况。前者反映的是稳定的核心作者群的形成状况，后者反映的是各种研究之间的关联状况。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1年至2005年发表在中国行政管理学的4种重要刊物上的论文作者和引文情况作出了分析，并就中国行政管理学作者队伍的成熟度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结论。
数据、方法以及评估模式
本项研究数据来自于2001年-2005年刊登在四本公共行政学专刊上的学术论文。考虑到学术界对每种期刊的认同度不同，笔者对来自于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3所著名高校的全国公共行政学知名专家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36份，问卷回收率为36％。在36位参与调查的专家中，共有教授26位，占72.2％，(其中博士生导师20位)，副教授为10人，占27.8％。将调查结果利用SPSS进行分析，选择排在前四名的刊物，即《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公共行政)》和《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我们依照以下两个原则进行取样：一是文章只选取研究性论文，排除了会议综述、讲话、杂文、会议通知、动态链接、新书介绍、国外摘译文章及重复刊登的文章(因《公共行政》为二次期刊)；二是排除了具有明显政治学偏向的文章(因《政治学研究》偏政治学取向)。最后选定1948篇研究性论文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利用SPSS13.0及文献计量学相关知识进行统计分析，所得结果如下。
作者发文情况分析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从作者发文量、合著情况、活跃作者群以及作者增复量四个方面，对中国行政管理学作者队伍进行了分析。
(一)作者发文量分析
美国著名学者洛特卡(Alfred J.Lotka)提出的洛特卡定律是研究“论文——著者”科学生产率频率分布的主要定律，其内容为：作者数量和论文数量的关系遵循一个平方反比定律，著文一篇的低产作者(Y1)在作者总数中所占比例应为60％左右。①
本文所研究的4种刊物在2001-2005年所发表的论文中，涉及到第一作者1208人，共发文1913篇。②表1统计了不同发文量作者的数量分布情况。
从上表可知，在1200多名作者中，发文量仅1篇的作者占了74.28％，高出洛特卡定律14％左右。这说明，大多数科研人员的科研能力是有限的，中国行政管理学作者队伍尚不成熟。
(二)作者合著情况分析
科研合作在论文的外部特征中表现为论文作者的合著现象。在对于合著现象的研究中，论文的合著率和合作度是两个最直观和最重要的量化指标。根据合著率可以得知某一学科领域作者的合作能力、研究的配合程度及科研的交流深度。
1.合著率
作者合著率是指在特定的时域内某种(某类)期刊发表的合著论文数与论文总数之比，一般来说，合著率越高，学科的发展水平就越高。③
由表2可见，五年来在本文统计的4种行政学专刊上呈现出的行政管理学科研人员的总合著率为26.45％，且主要以两人合著为主，最多合著人数为5人。而总独著率则高达73.55％。大量的独立研究，一方面说明研究人员的独立研究能力较强，另一方面反映出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主题和方式的难度相对较低。从各年的情况看，五年来作者合著率在总体上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且总合著率(26.45％)大于平均合著率(25.49％)④，这符合科学发展规律，表明研究者有逐渐向群体化发展的趋向，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逐步发展的趋势。
2.合作度
合作度是篇均作者数，即作者人次与文章篇次的比值：
(式1)
其中，N[，a]指平均一篇论文所需要的作者数(合作度)，N[，s]为统计论文的总篇数，M为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数，N[，i]为发表i篇论文的作者数。根据表一数据，M=18，用式1可以算得历年论文平均作者数(见表2)。在所统计的1913篇论文中，总作者合作度为1.31(人/篇)，高于五年来的平均合作度1.29(人/篇)。从2001年到2005年作者合作度呈现出总体性的增长，但增长速度非常缓慢，每年平均增长0.036(人/篇)，并且2002、2003两年呈现持平的状态，说明中国行政管理学合作研究的潜力还很大。
(三)活跃作者群分析
1.核心作者分析
每个学科都有一个发表论文较多，影响较大的作者集合，他们被称为“核心作者”。根据普赖斯定律(Price Law)，核心作者中发表论文最少的论文数Nmin与发表论文最多的论文数Nmax有如下关系：
只有发表文章在
以上的作者才能被称为核心作者，根据表1数据，=18，计算得≈3.178，因此发表文章多于或等于4篇的作者可以称之为这段时间内中国行政管理学核心作者，有关这些作者的统计情况见表3。
根据普赖斯理论，只有“核心作者发文量约占总发文量的50％”的时候，学科的高产作者群才算形成。由表3的数据可见，行政管理学作者及生产论文数量呈现出低产著者数和著文数偏大，高产著者数及著文数偏低的特点。把4种行政学专刊联合起来考虑，在01-05年入围的核心作者达84人，占作者总人数的6.95％。相对较少的核心作者共发表论文492篇，占载文总数的25.7％，仅占全部论文的1/4左右，其余超过90％的作者，发表了70％以上的论文。这些数据与普赖斯定律数据模式相距甚远，说明行政管理学稳定的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
2.高产核心作者分析
高产核心作者是指核心作者中发表论文较多的作者，他们人数不多但学术影响力很强，是本学科领域的顶尖人才。根据普赖斯定律：⑤
N为核心作者人数，n为发表论文数最多的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数。把N=84人，n=18篇，代入上式得：R=16.08人，将核心作者发文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列，取排名在前17位的为高产核心作者，由于发文七篇的作者共有6人，因此一并计入高产核心作者之列。2001-2005年行政管理学4种重要刊物的高产核心作者如表4所示。
如表4所示，中国行政管理学高产核心作者共有19人，占核心作者总数的22.6％，发文总量179篇，人均发表论文9篇，占核心作者所发论文的36.3％。在高产核心作者中发文量在10篇以上的为7人，约占高产核心作者总数的1/3，8-9篇的6人，7篇的6人。
在19位高产核心作者中，14人来自高等院校，5人来自各级党政部门。其中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各占2人，其余各单位分别分布1人。来自高等院校的14人全部属于高等院校的教师。
从职称上看，19位高产核心作者中，有17人是正高职称(教授、研究员、研究馆员等)，占89％；副高职称的只有两人。这显示发文数量与职称高低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
从地区分布上看，19位高产核心作者分布在8个地区，按发文量依次为：北京(77篇，7人)、湖北(24篇，3人)、广东(24篇，2人)、江苏(20篇，2人)、浙江(14篇，2人)、山东(8篇，1人)、四川(7篇，1人)、福建(7篇，1人)。前四个地区的发文总量为145篇，占81％，可见北京、湖北、广东和江苏是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的论文高产出源，其中又以北京为研究中心，其发表论文数高居榜首，比第二名高出3倍以上。
(四)作者增复量分析
论文作者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初次作为第一作者在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新作者；另一部分是多次撰文的老作者。在一定时期内某一学科刊物上这两部分作者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可以反映出该学科研究队伍稳定与更新的情况。论文作者的新增量反映了新作者涌现的情况，而作者重复量则反映了老作者重复著述论文的情况。一般来说新作者和老作者应该有一个合适的动态平衡点。在文献计量学中，洛特卡定律定量地给出了一个计算公式：
S/N+T/N=1(式4)
式中N为刊物在某一时间内发表论文的总量；S为新作者在该时期内在该刊物上发表的论文量(新增量)；T为老作者在同时期内发表的论文量(重复量)，新老作者发文量的比值满足上述公式。在理想情况下，设用L代表统计区间发表论文最多的第一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数，则有：
(式5)
根据洛特卡定律，如果S/N趋于1，即发表论文的都是新作者，则说明该学科论文作者更新频繁，新生力量辈出，但是科研队伍不够稳定，学术带头人及高产论文作者不明显；反之如果T/N趋于1，则表示该学科论文作者变化不大，科研队伍缺乏新生力量，研究人员结构严重老化，学科发展前景堪忧。
我们将4种行政管理学专刊考虑为一个整体，得到中国行政管理学权威期刊上文献作者的增复量的如下统计(如表5所示)。
由于在行政管理学重要刊物上每年同一第一作者平均最多发表5-6篇论文，所以根据式5，按年度统计的作者增量和作者复量理论最佳值分别均应在0.5左右；从作者增复总量的角度考虑，5年来以第一作者署名发表最多的论文数为18篇，根据式5，作者总增量和作者总复量的理论最佳值应分别为0.286和0.714。而实际上，论文作者的新增量波动在67.7％-78.3％之间，重复量保持在21.7％-32.3％之间，以年度为统计区间的作者增量实际值始终高于理论最佳值(见表5)。从作者增复总量的角度分析，近年来的实际值甚至与理论值保持在“颠倒”的状态下。这一方面说明中国行政管理科研队伍新生力量不断涌现，前景光明；另一方面也说明研究队伍不够稳定，瞬时作者过多。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前文所阐述的行政管理学界稳定的核心作者群还没有形成的论断。可见，如果作者增量以目前趋势变化，要达到理论最佳值还需多年。
引文分析⑥
科学研究总是在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这种继承性表现为科学研究文献之间的相互引用。“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就是利用统计学的方法对科学文献中的引用或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及规律。它一方面可以定量地揭示科学研究的纵向继承与发展关系，另一方面可以揭示各个学科横向之间的差别与联系。由引证关系形成的科学论文之间的引文链(Citation Link)和引文网络(Citation Web)，将小至一项项具体研究课题、大至一个个学科彼此联系在一起，使整个科学成为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范围的立体的、完整的系统。
对引文的研究有着许多不同的描述角度。本文是从引文情况(引文数量、类型、语种)、自引情况和被引情况三个角度进行分析的。
(一)引文情况分析
1.引文数量分析
引文量是某一文献中含有的参考文献数量，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论文作者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情况及使用信息源的能力和特点。引文量有两个重要指标，一个是“引文率”，即有参考文献的论文数与论文总数之比；另一个是“篇均引文量”，即每篇研究论文平均具有的引文数，它反映的是论文作者引用文献的广度。
由表6可见，在本文统计的1948篇论文中，有引文的论文为1210篇，引文率为62.11％，远高于中国400种中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36.64％的引文率，与中国社会科学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63.25％的引文率几乎持平，⑦但与中国科技期刊平均88％的引文率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同时，在1210篇有引文的论文中，引文总量是9409条，最大引文量为52条，最小引文量为1条，篇均引文量为4.83条，接近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均引文5.01条的标准。⑧
2.引文类型与语种分析
引文类型分布即各种类型的参考文献在所有被引文献中所占的比例状况。研究引文的类型分布，可以了解学科论文的文献来源和成分构成，同时能较客观地看出学科领域内研究者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反映本学科科学研究中对信息源、新文献类型的获取、利用等情况。
本文按照国家文献标准将参考文献的类型分为：专著[M]、期刊[J]、报纸[N]、电子文献[OB]和其他(论文集、会议、报告、学位论文等)五种。统计结果如表7所示，参考文献中专著为5628条，占59.82％；期刊2751条，占29.24％，二者共占89％。可见，专著和期刊是行政研究人员获取信息的主要文献源。其次是报纸和网络分别约占4％和3％，另有约4％的文章参照了博硕论文、会议、报告等。据国际权威统计，当今世界各国科技的最新信息源约有60％来自期刊，新兴学科和一些尖端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均率先在其核心期刊上发表。而本文所统计的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论文的主要引用文献源于专著，对期刊论文的吸纳量不高，不足30％，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对学科领域内最新知识和发展动态的关注还不够充分。
引文的语种分布是指不同语种的参考文献所占的比例，它可以反映论文作者群吸收国外信息、跟踪世界科研前沿的能力。某一语种的引文量越大，说明该语种越重要和常用。如表7所示，中国2001-2005年行政管理学研究引文中，中文7882篇次，占83.78％，外文1527篇次，占16.22％。这说明中国行政管理研究人员参照的文献主要来源于国内，与国际的交流相对较少。在外文语种文献中，英语为1504篇次，占全部外文文献的98.5％，法语为10篇次，德语为9篇次，日语、韩语共3篇次，其他语种文献未见引用。这说明，英语文献是中国行政管理研究人员参阅的第一信息源。
(二)自引情况分析
在被引文献中，有的是别的作者所写的论文或著作，有的是作者自己以前发表的文献，后者被称为“自引”，它显示作者把目前的工作与先前的工作相互联系。自引分析有两个重要指标：其一是“自引率”，即所统计的学术论文引文中自引的条数占引文总条数的百分比。自引率越高，学术论文作者完成科研成果的比率就越大。其二是“自引篇率”，即所统计的有自引的学术论文篇数占学术论文总篇数的百分比。它显示研究论文在多大程度上与作者已经完成的科研成果有继承性、连续性和相关性。
由表8可见，中国行政管理学4种重要期刊五年来刊载的文章自引率为2.38％，自引篇率为11.9％。这表明这4种刊物的作者所引用的文献，约2.38％是论文作者自己完成的，约1/10的科研成果与论文作者们已有的研究成果有继承性和连续性，这两个数字是相对偏低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者自身的研究缺乏足够的连续性，学术研究之间的承接性不足。
(三)被引情况分析
1.高频被引论文统计分析
一篇论文被引用次数的多寡，是衡量该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影响的一种测度。对高频被引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从中透视本学科的研究前沿。在本文统计的1948篇文章中，有1860篇可利用CNKI中国知网检索其被引频次；有88篇在CNKI中无电子版，无法做被引频次分析，其中《政治学研究》21篇，《公共行政》67篇。
如表9所示，1860篇可检索文章的总被引用次数为8434次，其中567篇文章的被引次数为0次，占30.48％，这说明在统计的全部文献中有约1/3的文献到目前为止没有被利用。被引次数在5次之内的为808篇，占43.44％，6-10次的占14.25％，11-15次的占5％。可见，被引次数集中在5-15次。
如表10所示，被引频次在40次以上的论文有12篇。在这12篇文章中，以课题组的名义(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标注作者身份的为2篇，说明课题组所撰文章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从主题的角度分析，这12篇文章的主题主要是集中在电子政务(3篇)、服务型政府(2篇)、危机管理、行政绩效、第三部门等几个问题上。
2.高频被引作者统计分析
被引频次显示了作者学术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者的研究水平。总被引频次是一段时间内作者的文章被其他作者或本人引用的总次数。被引篇数是作者在某段时间内的所有文章中被引用的文章数量。篇均被引频次是总被引频次与被引篇数之商。
如表11所示，总被引频次在100次以上的作者为5人；两年来最高被引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的刘熙瑞教授，总被引频次为261次；其次是南京师范大学的金太军教授，共8篇论文被引209次。被引篇次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金太军、张康之和王乐夫，最高被引篇次数达到了8篇；篇均被引频次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刘熙瑞、罗豪才和康特妮。值得一提的是，在高频被引作者中有一位美国籍的作者。这20位高频被引作者主要分布在国家行政学院(3人)、中国人民大学(3人)和中山大学(2人)三个单位。
根据上述对中国行政管理研究性论文的作者发文情况和引文情况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从作者队伍来看，中国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队伍已具有相当规模，且新人不断涌现，但尚未形成稳定的高产核心作者队伍，作者合作程度还处于较低水平。
从引文情况来看，中国行政管理学论文篇均引文量4.83条的统计结果显示，该学科的研究具有相当程度的关联性。但是自引情况偏低，又说明各个研究人员自身的研究缺乏足够的连续性。专著和期刊是行政研究人员获取信息的主要文献源，其中对专著的引用远远超过对期刊的引用，显示作者对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关注相对较弱。同时，网络文献的引用占据了一定比例。引文的语种分布显示，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参照的文献主要来源于国内，与国际的交流相对较少。在外文文献中，英语文献是参阅的第一信息源。
从被引情况来看，接近70％的文章曾被引用，显示中国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互关联性。被高频引用的论文的主题集中在电子政务、服务型政府、危机管理、行政绩效、第三部门等问题上，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20位高频被引作者主要分布在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山大学，显示了这三个单位在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力。
注释：
①洛特卡定律的数学表达式为F(Y)=C/Xn。式中：C、n参数的理论值分别为C=0.6079；n=2。
②作者姓名的统计，一律按第一作者进行，并根据作者单位逐个校对，不存在重名现象，但是作者人数的统计中保留了所有作者。同样，关于作者单位的统计，一律按照第一单位进行。另外由于最后的统计结果要精确到每个人，因此以集体署名的文章(共35篇)在本文中被剔除，最后选取的研究性论文数为1913篇。
③崔玉萍、李月华：《文献计量中论文作者数量的研究》，《运筹与管理》2004年第12期。
④指5年合著率的算术平均数。
⑤邱均平：《文献计量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88-190页。
⑥本文的引文及被引分析均利用CNKI中国知网进行，采用手工检索和逐条校对的方法，所得数据仅限于CNKI现有数据库资源；关于被引分析，由于《政治学研究》2002年第4期及2005年2-4期以及《公共行政》的部分文章无电子版，因此不包括这部分文章的被引情况。同时，受资源所限，我馆仅可检索05、06两年的被引情况，因此本文被引分析的数据仅限于两年；另外，数据库具有不断更新的特点，因此检索出的被引频次结果仅限于作者做统计的期间，不考虑新更新增加的条数。
⑦⑧崔旺来：《中国社会科学1994-1998年作者及引文的统计分析与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