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说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春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5.04 〔文献标识码〕A
《春秋》记事简略，文字古朴，是我国现存最古的真正史书。在现存最早专门解说《春秋》的三《传》中，《左传》以详述史事并文辞优美著称，《公羊传》和《谷梁传》则以训诂释义为后人称道。对《春秋》记事原则、用字体例以及言外之义，三《传》各有归纳解说。董仲舒《春秋繁露》开始专门研究《春秋》义例作为孔子垂世之教以求服务于当世，何休注《公羊传》著成《公羊文谥例》，杜预注《左传》著成《春秋释例》，使《春秋》笔法义例成为专门学问。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宋崔子方《春秋本例》、元赵汸《春秋属辞》、清毛奇龄《春秋属辞比事》等，都是这一领域极有影响的专著，历代《春秋》学者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涉及到这个问题。自董仲舒以后的学者解说《春秋》，都是以孔子作《春秋》寓褒贬之义以垂教后世为前提的，而孔子是否真正字斟句酌地作过《春秋》，却是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立论前提既已无法证实，各家由此推论出的《春秋》义例自然都想当然而已。因门派不同，时代各异，各家义例见仁见智，虽长期辩难不已，却都是空对空，到头来只能是一笔糊涂帐。所以王安石干脆说《春秋》是“断烂朝报”，梁启超称它为“流水帐薄”，钱玄同说它是“没有组织、没有体例、不成东西的史料”。（注：《古史辨》第一册276页。）笔者认为， 《春秋》就是鲁国历代史官原始记录的汇编，孔子只是把它抄录出来使之流传于世，至多在生前两年多的时间里用它作过教材，（注：笔者在此吸收了杨伯峻先生的观点，参见《春秋左传注·前言》。）并根据自己的理解作了一些解说，而没有改写《春秋》本文，故《春秋》中既无笔削褒贬的圣人垂教之义，更没有所谓义例。至于孟子说孔子作《春秋》“窃取其义”，其实是说孔子把这些材料抄出来，利用其中内容反映王道衰落之义而已。（注：关于孟子的说法，请参拙作《孟子〈春秋〉说分析》，见《山东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但《春秋》作为档案汇编，于二百四十二年中能保持多方面的相对一致，至少说明在鲁国历代史官中，确实存在着可能未曾形成文字只是口耳相传的记事原则和用字体例，这就是本文欲说之例。
一
以鲁君断代，逐年纪事
《春秋》共记鲁国十二公：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每公从即位至薨葬，依次纪年，每年记录几件或十几件重要事情。从隐元年至哀十四年，共计二百四十二年。虽然历代史官未必有编辑成书之意，只是为了便于后人回忆历史，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才简略地记下了这些能帮助人们回忆的历史线索，具体的史事内容，可能需要口耳相传。但这种以国君断代逐年记载史事的方法，却成为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基本原则。记述历史必须有明确纪年，没有明确纪年的史书不能算作真正的史书。如甲骨文、铜鼎铭文和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尚书》，虽然所载资料极为珍贵，却往往因纪年不明确和不连贯，而不能使其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周王室和各诸侯国都设有史官，应该有与《春秋》类似的历史记录，如晋《乘》、楚《弢杌》等，但都因未遇圣人而未能流传于世，这就使《春秋》显得尤为珍贵。即使孔子只是把它抄录出来使之传世，也足以显示圣人的伟大。由解说《春秋》而形成的《左传》，使编年体裁大放异彩，由此奠定了中国史学的基础。
与以国君断代逐年记事相联系，在每一年中，《春秋》记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注：《春秋经传集解·序》。）使每一史事都有明确时间，这也是《春秋》编年体例的组成部分。但历代史官对这一原则的实际操作似乎并不严格，《春秋》中并非每件事都有时、月、日的记载。如隐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有时、月而无日；同年“春，公会戎于潜”，只有时而无月、日；隐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有月而无时、日；隐四年春“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只有日而无时、月。对《春秋》这种时、月、日记载不完备的现象，《左传》只于隐元年“公子益师卒”条下，释曰“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公、谷二《传》已有许多关于时、月、日何以不具的解释，后世学者更普遍认为这些地方都寓有圣人垂教之义，他们称之为时、月、日例。对此阐述最有条理的大概是清人皮锡瑞：“《春秋》正、变例以日、月、时为最著明。正例日则变例时，正例时则变例日，而月在时、日之间，……凡月皆变例。大事例日，如盟例日，而桓盟皆不日而月，变也，柯之盟时者，变之至也；此日为正，月为变，时为尤变之例也。小事例时，如外诸侯葬例时，月为变，日为变之甚；此时为正，月为变，日为尤变之例也。”（注：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如此说来，《春秋》不仅记每事有义，用每字有义，且每一个时间概念也都有义。若据此理解《春秋》，使史事、文字和时间中的义都要融会贯通，《春秋》真正成了天书。
但《春秋》毕竟是记事之书，有些史事显然应受表彰，却因时、月、日不具，学者们就必须曲折地找出此事该受讥贬的理由。于是，穿凿附会就成为研治《春秋》的常用方法，各家歧说也由此而起，据杜预统计，自文公以上书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书日者四百三十二，“计年数略同而日数加倍”。他认为这是因为年代久远，孔子修《春秋》时竹简已有损坏，故越往前书日者越少。（注：《春秋释例》卷一。）这种可能性应该存在，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史官记事越往后越详密，越重视史事发生的时间，故有前后不一致的显著差别。另外，有些史事可能是因为史官不知道确切时间，如外诸侯葬等；有些则不能详载日期，如饥荒、虫灾等；《春秋》于每季首月书时，同季的后两个月则无须书时。总之，《春秋》虽有详书时、月、日的记事原则，但前期并不严格，后期也有遗漏，但这都与孔子无关，更没有所谓时、月、日例。
二 “春王正月”，《春秋》用周历
《春秋》第一条就是无事而空书“春，王正月”。《春秋》逐年记事，每年必分为四季，虽一季中无事可记，也必书此季首月以充四时之数，书作春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全书共有这种记载六十条，前人称为“首时”例，此条中的春字就是此义。最受后人重视的是此条中的王字。《公羊传》由此阐发出《春秋》“大一统”之义，何休更引申出《春秋》“通三统”、“黜周王鲁”和“以《春秋》当新王”之说。（注：《公羊传》隐公元年及何休《注》。）杜预认为这个王字专指周平王，书此“以正《春秋》之始。”（注：《春秋经传集解》卷一。）因每年春皆书王字，而桓公年间多缺，《谷梁传》便以为“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为无王之道遂可以至焉”。（注：《谷梁传》桓公元年。）歧说纷纭。
其实这个王字并无奥义。据说古代曾实行过三种历法，夏以建寅之月（农历正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农历十二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农历十一月）为正。春秋时期的杞、宋分别为夏、殷后裔，理应采用其先祖历制，如封于夏墟的晋国就一直采用夏历，杨伯竣先生《春秋左传注》对此多有说明。鲁人本是姬周分支，但初封时已得到“殷民六族”，且国都在太皞之墟，“因商奄之民”，（注：《左传》定公四年。）即被统治者大部分是殷人，由此可知鲁国内部可能也是两种历制并存。在这种背景下，史官记事要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就必须首先明确采用何种历制，否则一定会引起后人阅读时理解歧异。
在周初创建时期，周公旦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周公后裔的鲁国，至春秋初期，仍保持着很高的地位，担任着“周班”中的“班长”，与王室关系也很亲密。（注：关于鲁国的地位，参见拙作《春秋时期齐鲁关系变化述论》，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先秦史》1990年第1 期。）在这种时候，鲁史官记事，自然应采用周历。自平王东行，王室地位虽不断降低，但周天子仍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保留着称王的特权。楚、吴之君虽也称王，但在鲁人眼里，他们仍只是楚子、吴子，他们的王号一次也没有出现在《春秋》中。《春秋》中的王，无一例外地都是指周天子。所以，《春秋》每年“春王正月”中的王字，显然都是指当时的周天子，以此表明此年记事采用的是周历。明确了王字只是《春秋》记事用周历的标志，便可知各家所说《春秋》大义都是附会穿凿，虽然在思想史上不无意义，实际上去与《春秋》本旨无关。
三 处处体现鲁史特征
《春秋》以鲁君断代逐年记事，本已说明它本身就是鲁史。但有的《公羊》学者却认为孔子作《春秋》只是为了“借事明义”，“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注：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也就是说，《春秋》已没有多少鲁史的价值，它体现的只是孔子的“微言大义”。但当我们仔细阅读《春秋》时，看到的却是能充分体现鲁史特征的用字规范和记事原则，即鲁国史官原始记录的痕迹，而不是必须穿凿附会才能解释的“微言大义”。
记鲁事常称“我”。如记鲁君及夫人葬事，《春秋》均书作“葬我君某公”、“葬我小君某某”；鲁国受其他诸侯国或戎狄侵伐，均书作“某某侵我某地”、“某某伐我某地”；鲁国军队打了败仗，书作“我师败绩”；鲁使者被其他诸侯国扣押，书作“某某执我行人某某”；宣十年齐人归还强占的鲁国土地，书作“齐人归我济西田”，等等。很显然，《春秋》中的我字都是鲁人自称，是鲁史官在记事时必然使用的第一人称，既不同于后人追述历史，更不是“借事明义”。
外曰来，内曰如。凡其他诸侯国之人，包括天子使者，不论因何事来到鲁国，《春秋》均书作来。如隐元年“祭伯来”，二年“纪裂繻来逆女”，三年“武氏子来求赙”，七年“齐侯使其弟年来聘”，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桓十年“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等等。凡鲁人到国外去，只要不是被逐或逃亡，均书作如。如桓十八年“以与夫人姜氏遂如齐”，庄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陈葬原仲”，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文七年“公孙敖如莒莅盟”，等等。一来一如，使鲁国与其诸国的交往表现得极为明确，显然是历代史官通用的用字规定，而不是“借事明义”。
鲁君称公书薨。春秋时期各国诸侯在位期间的称呼有两种：一是形成于西周统一时期的爵称，即公、侯、伯、子、男，主要用于“国际”间的交往；（注：关于五等爵制，今人多以为是孟子的编造，但《春秋》中确有明确反映，笔者认为不应轻易否定。）二是各诸侯国对自己国君的称呼，可以说是内称，大多数称公，个别也有称王者，死后的谥号也用内称。《春秋》记在位期间的外国诸侯，一律用爵称，如晋侯、郑伯等。鲁君为侯爵，而《春秋》记其事则一律书公，如“公即位”、“公会某人”、“公如某地”等，显然是用内称。记外诸侯死亡，《春秋》均书作“某某卒”，而记鲁君及夫人死亡，则书作薨。《公羊传》隐三年说：“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若春秋时期果有如此区别，则是鲁史官为显示自己国君的特别尊贵，故意比外诸侯于大夫。无论如何，《春秋》对鲁君称公书薨，体现的是鲁史官观念中的内外有别。
大国争霸是春秋时代的典型特征，由霸主主持大规模会盟征伐是这一特征的主要表现形式。各诸侯国参加者在集会中的座次，以及结盟歃血时的先后，往往体现着各国在“国际”间的地位高低，故各国都很重视自己的名次。如隐十一年滕侯、薛侯在朝鲁时“争长”，桓六年鲁人“以周班后郑”引起四年后两国战争，定四年召陵之盟蔡、卫“争先”，（注：分别见《左传》各年。）都反映着这一点。《春秋》记载各国顺序，大致贯穿着下面的原则：若有王室代表参加，先序“王人”，其次为历代霸主，齐失霸后仍为大国，常列霸主后，秦后为大国，与齐并列，宋为殷商后裔，曾“于周为客”，在诸侯国中独居公位，列齐、秦之下，卫、蔡、陈、郑继之，再后面是曹、莒、邾、滕、薛、杞等小国。这个原则体现的是以大小为序。但《春秋》中同时贯穿着另一个始终不变的原则：凡有鲁人参加的会盟征伐，一律书作鲁人会某某。从表面上看，似乎鲁人总是居首位。实际上，鲁国的地位自齐桓称霸后一直处于宋、卫之间。《春秋》的这一原则，显然是鲁史官有意突出本国地位，记事时自觉以鲁为主而形成的。总之，《春秋》中处处体现的鲁史特征，反映的是鲁史官的记事原则和用字体例，而不是圣人的“借事明义”。
四 记鲁事有避讳
《春秋》作为史官原始记录，必然存在着当时人记当时事难以避免的缺陷：不可能事事秉笔直书，对有些事必须避讳。避讳之处究竟有多少，后人已无从考知，据现存材料看，避讳原则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讳国君非正常死亡。在《春秋》所载十二公中，除未及哀公之终外，隐、桓、闵均系被害致死，另外还有庄公之子公子般和文公之子公子恶也都已即位成君而遇害。《春秋》记外诸侯被杀，都使用杀君专用字“弑”，书作“某弑其君某”，而记鲁君被害者，仍书薨，与记正常死亡者同辞，两公子因为君不满一年均书卒。若无《传》文解说，后人不能从《春秋》本身看出这些事情的真像。前人多以为这是《春秋》“讳国恶”之例，其实恐怕更与现实有关。桓公杀隐公而继其位，没有为隐公举行葬礼，并加恶谥为隐；桓公被害于齐，其妻文姜为齐女，预知此事，十二岁的庄公即位后，文姜长期控制朝政；（注：庄公初年，文姜多次去齐国、会齐侯，前人多释为《春秋》书奸，笔者认为实是文姜控制政权积极与齐合好的记录。）公子庆父以叔父身分先后杀死公子般和闵公，为当时最大的实权派。这些背景可能是史官们讳国君非正常死亡的真正原因。与其说这是孔子“讳国恶”，不如说孔子根本未作修改更与史实相符。
讳耻辱。成公于十年朝晋，晋人正怀疑鲁有叛晋从楚之意，故扣押成公，并使其为去世的晋景公送葬。当时诸侯葬礼，别国一般派大夫参加，故在晋景公葬礼上，只有鲁成公一人为别国国君。鲁人以为这是奇耻大辱。《春秋》记外诸侯卒，凡知道何时举行葬礼者均书葬（楚、吴之君除外），特别是对正任霸主的晋国，更应书景公之葬，况且鲁成公亲自参加了葬礼。而《春秋》恰恰没有记晋景公葬，显然是鲁史官有意讳而不书，正如《左传》所释：“鲁人辱之，故不书，讳之也。”
讳奔曰孙。《春秋》记外诸侯被迫离国，一般都直书作奔，如桓十六年“卫侯朔出奔齐”。《春秋》没有鲁君及夫人奔的记载，却记下了这样三条：庄元年“夫人孙于齐”，闵二年“夫人姜氏孙于邾”，昭二十五年“公孙于齐，次于阳州”。据《左传》所释，这三次孙实际上都是奔，特别是昭公最终客死他乡。为什么书作孙呢？孙与逊通，书国君或夫人孙，表面上看是君或夫人因谦逊而主动离职出走，而非被迫出奔，这样既掩盖了出奔者的过失，又避免了臣僚逐君的恶名。
讳朝曰如。朝本指诸侯去见天子，如僖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但春秋时小国诸侯去见大国之君也称朝，如邾、滕、薛、杞等小国君主朝鲁的记载达三十六人次，《春秋》都明确书作“来朝”。《春秋》没有鲁君外朝的记载，却有“公如齐”、“公如晋”、“公如楚”等数十次记录。从史事看，他们或因受制于齐而如齐，或因欲抗齐而如晋，或因为另找靠山而如楚，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注：关于鲁国的地位，参见拙作《春秋时期齐鲁关系变化述论》，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先秦史》1990年第1期。）从《春秋》文字看， 凡国君专门到某一国家去，若非出奔，均为朝见。显然，《春秋》中的“公如”实际上是鲁君去朝见其他诸侯。以诸侯身分去朝见别国诸侯，自然是自身弱小的像征，鲁人不愿向后人坦白承认这一点，故史官改书如字，似乎只是诸侯间的平等访问。
《春秋》体现着避讳原则是无疑的，或避其事而不书，或讳其字而改文。但这种避讳原则只限于记载鲁事，至多偶尔用于王室之事，不能设想鲁史官记事还要处处为其他诸侯国避讳。如《谷梁传》成公九年说：“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公羊传》和大多数后世《春秋》学者也都有扩大避讳例适用范围的倾向，扩大避讳例不仅使《春秋》学形成大量曲说，且对历史学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五 详内略外
《春秋》中提到的诸侯国和蛮、夷、狄部族共有一百多个，基本上反映出了春秋时代的大格局，并对于中原有较大影响的十几个诸侯国有较多的记载。但《春秋》毕竟是鲁国史官记录，它只是记载与鲁国有关或对鲁国有影响的其它诸侯国之事。既不照顾各国史事的系统全面，也不象《左传》那样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和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做重点记述。如晋、楚、吴、越等国，虽曾先后担任中原争霸主角，但在其影响未及中原之时的春秋前期，《春秋》没有关于这些国家的任何记载。详内略外是史官记事必然遵循的原则。
《春秋》中的详内略外原则，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记外诸侯之事，一般只限于卒葬、逐杀和曾参加的会盟征伐活动，其他事件不予记载；而记鲁君之事，除此之外，还记载了即位、婚姻、生病、外出与回到国内，以及观鱼、狩猎等各种活动，几乎真正做到了“君举必书”。（注：《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对外诸侯的夫人与女儿，除与鲁君有关者外，《春秋》一律没有记载；而对鲁君的夫人与女儿，则记载了很多关于她们的成婚、归宁和卒、葬等事。春秋时期，祭祀活动和战争一样重要，都为“国之大事”，（注：《左传》成公十三年。）《春秋》记载了大量鲁国的祭祀之事，如郊、禘、烝、尝、雩、三望等等，而这些记载往往只是非常规祭祀，正常祭祀尚未记录，如三次关于三望的记载，都是“不郊、犹三望”，（注：分别见《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宣公三年和成公七年。）说明凡郊祭之后都曾举行三望，只是没有记载；但《春秋》没有记其他诸侯国的任何祭祀活动。《春秋》对其他诸侯国的灾异现象虽有记载，但为数极少，或因与鲁有关，或因影响极大；而关于鲁国这方面的记载则有一百多条，包括日食、不雨、无冰、大水、雨冰、旱、螟、螽、饥等等。《春秋》对其他诸侯国的制度变迁没有记载，却记下了鲁国的“初税亩”、“作丘甲”、“用田赋”、“作三军”、“舍中军”等。
前人或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各国史书综合天下史事而修成的，如司马迁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公羊传疏》引闵因《序》：“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而《春秋》中的详内略外原则，却表明它只是鲁国史官记录，并没有博采他国史书的痕迹，说明他们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六 形式上的尊王
自平王东迁，王室的实际地位虽日趋低微，但终春秋之世，周天子仍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不但一般诸侯国不敢公然与王室抗衡，齐、晋历代霸主也须打出“尊王”的旗帜以号令天下诸侯，即使如骄横不可一世的楚庄王曾“观兵周疆”问鼎之轻重，但也终不敢灭周而招中原诸侯国的共同讨伐。在此背景下，与王室一直比较亲密的鲁人在国史中体现出“尊王”原则，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春秋》记周天子之事，绝大部分书作天王，如隐元年“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帽”；有时也书作王，如文五年“王使召伯来会葬”；书作天子者只有一次，即隐九年“天子使南季来聘”，或为天王之误。为体现周天子的独尊地位，《春秋》记楚、吴等称王诸侯一直不书其王号而书作楚子、吴子，并把他们的王子改书作公子，为避其称王谥号，又不书其葬。再如记周天子出奔，《春秋》书作“天王出居于郑”，与书鲁君及夫人出奔为孙同意，体现着避讳原则。又如记周天子死亡均书作崩，也与书薨书卒的诸侯区别开来。
《春秋》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左传》解释说：“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前人多据此证明孔子作《春秋》有“尊王”之意。其实这是误解。《传》意很明确，作者只是引用孔子之言解释《春秋》此条记载书法用意，而孔子的解释也正是说明鲁史官何以如此书写，即说明鲁《春秋》存在着因“尊王”而为天子讳的原则，并不是说孔子“尊王”才如此改作。至于杜预把《左传》中的“书”、“不书”、“故书”等都说成孔子新意，（注：《春秋经传集解·序》。）更是毫无根据的臆说。
《春秋》记事确有“尊王”原则，但这种“尊王”仅仅是形式上的。春秋之世，周历十二王，《春秋》记其崩葬者五，记崩不记葬者四，崩葬皆不记者三；天子派使者“来聘”、“锡公命”、“会葬”等数十次，而鲁国君臣去京师只有极少几次，且多是顺路卖个人情；天子多次派人来“求赙”、“求车”、“求金”，可知鲁人职贡多缺。总之，鲁人也像其他诸侯国一样，虽然承认周天子为天下共主，表面上做出“尊王”姿态，但仅限于表面文章而已，并无诚意。后世学者多把“尊王”看作《春秋》大义，认为是最重要的义例，并以此理解《公羊传》所谓的《春秋》“大一统”，（注：参见宋刘敞《春秋尊王发微》。）实非《春秋》本意。
七 外诸侯称谓
《春秋》记其他诸侯国之事，杜预多用“史承赴告”之例解之，其理或然，但也有合有不合，难以视为《春秋》记外事的原则。但《春秋》对外诸侯的称谓，确有显例。
外诸侯即位为君之前，若参加“国际”间的重大活动，《春秋》均从实书作公子某或世子某，如曹世子射姑（庄子）、齐世子光（庄公）、楚公子弃疾（平王）等。只有为避其王号，才偶尔改其称呼，如楚王子弃疾改称楚公子弃疾。在这些地方，《左传》则往往使用他们死后的谥号，如齐桓公死前，《左传》在记述其将要争位的四公子时，便称他们为惠公、孝公、昭公、懿公。在这里，《春秋》体现的是原始记录的特点，而《左传》则明确是后人对历史的追述。
外诸侯即位为君期间，《春秋》一般用其爵称而不称名，如宋公、齐侯、郑伯、楚子等。在一国两君争立的情况下，一在外，一在内，不书名则无以区别，《春秋》则于爵称后加名，如郑伯突（厉公）、郑伯忽（昭公）等。有时对小国之君也称人，如桓十三年“邾人、牟人、葛人来朝”。在《春秋》中，凡书来聘者，均为各国使者；凡书来朝者，都是小国之君，至少是他们的兄弟或世子，故可知这三人也是小国之君，体现着鲁人对这些小国的轻视。
记外诸侯死亡，《春秋》一般书作“某侯（或伯或子）某卒”，即爵称加名，以此表明某国君主易人。《左传》隐七年发例：“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杜预据此认为，只有同盟诸侯卒，《春秋》才书名，否则不书名。杜预在这里曲解了《传》意。《传》文只是解释《春秋》记同盟诸侯卒书名的原因，并没有强调记非同盟诸侯卒则不书名。在《春秋》记非同盟诸侯卒的五十二人中，只有九人未书名，而杜预对四十三位书名者，也只是一一注明“未同盟而赴以名”，却不能解释为何如此。其实，记外诸侯卒书名，并不论同盟与否，才是《春秋》的通例。至于那些未书名者，可能是鲁史官不知其名。如定九年“秦伯卒”，自襄二十七年“弭兵”之后，鲁、秦之间数十年没有交往记录，鲁史官无由知秦伯之名，故也无从书之。
记外诸侯葬，《春秋》均用其谥称，书作“葬某国某公”，没有例外。因为谥号是在举行葬礼时才宣布的，所以只有在记其葬时才能称其谥。楚、吴之君生时称王，死后也谥作某王，《春秋》记其生时据通例用爵称称子，若记其葬称谥，须书作葬某王，则与记周天子同辞，会形成天下数王并存的现象。所以为避其王号，《春秋》不记楚、吴君主之葬。如襄二十九年，鲁襄公亲自参加了楚康王的葬礼，而《春秋》也未记其葬。前人多据记楚国之事中的称谓变化，如称荆、称楚、称楚人、称楚子等，以及不记楚王葬事，认为《春秋》中有孔子提倡的“攘夷”大义，甚至从中推衍出进化论学说，（注：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纯粹是无中生有的穿凿附会。其实，《春秋》中对楚国称谓的变化，反映的是以鲁史官为代表的鲁人对楚国的日渐重视，即楚国在中原影响不断扩大的反映，不记其君主之葬，只是为避其王号而已。《春秋》中并没有所谓“攘夷”大义。
《春秋》记外诸侯，为君前称公子，即位后用爵称，记卒书爵后加名，记葬用谥号。这一原则既客观记录着各国君主的更替以及君主本人的身份变化，又使其名、爵、谥得以互见，是很有价值的记事体例。但前人往往把这种原则扩大化，认为《春秋》中的各种称谓都有例可循，并从中推论褒贬之意，则必然陷于穿凿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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