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晋源票号》《东方商人》比较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票号论文,商人论文,昌晋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4-95年度的长篇电视连续剧中，有两部描写清末民初商界巨贾的作品令人注目。一部是山西电视台录制的《昌晋源票号》，另一部是内蒙电视台录制的《东方商人》。两部作品，题材类似，笔法异趣，而文化意蕴的统摄则同一。以往诸多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少有商界的作品，现在两部作品同时推出，而且都是长篇，都达到相当的水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兴趣。
就宏观而言，《昌晋源票号》、《东方商人》的相继出现，可以说带有一定的时代的必然性。这首先要归因于目前经济改革的深入，经济对民众生活、思想影响力的迅速增强。经商热、“下海潮”既然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一个热点，那么，按文艺创作的规律，它便或迟或早要反映到影视创作的选材上来。事实上，一批描写商界巨贾的传记文学的出现，似乎已经显示了此种预兆。也许是因为当代的商界巨子处于现实复杂的矛盾漩涡之中，艺术家不仅难以把握，甚至也不便揭示，因而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历史，以便借历史来为现实张目，借历史来启迪今人，在对历史的重新述说中，让我们照见自己“远古”的身影。源于现实的需要以及非常现实的创作目的，都决定着这两部作品的强烈的现实性。
应该承认，这是两部出色的作品。它们都以新的题材开拓，新的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新的主题意蕴的揭示与传达，使我们不仅耳目为之一新，也使我们的心灵为之一“震”。在这个以往被忽视的商界领域内，我们很少想到在近百年前，中国的古老大地上曾活跃过这样一批“生意人”；我们也没有想到，在表面显赫富贵的主人公的心里竟集结、隐藏着如此巨大的矛盾和痛苦；我们也没有想到，无论国家与个人，致富的路途竟是如此的曲折与艰难。作为个体的生命的存在，我们的主人公在生活的舞台上早已消失；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存在，他们的痛苦与欢乐，他们的追求与挫折，都带着一种永恒的认识的价值。
具体进行分析与比较，就结构来说，《昌晋源票号》走的是一条集中、浓缩、凝聚的“戏剧式”的路子，这也可以说是一条“以人带史”的路子。它主要通过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人物内心矛盾的揭示，人物性格形象的刻画，以此来折射社会矛盾、文化冲突，从而展现“历史”。而《东方商人》走的是开放、舒展、宏阔的“散文式”的路子，它着力于在多种社会矛盾中来写人，写人的命运。通过对主人公经商的坎坷历程的描述，同时也写了一幅令人悲愤苦涩的社会世态的长卷。我愿意把它称为“人史并举”的写法，因为在这里，人物与历史已经密不可分。它把人物散在历史的背景中，人物与历史几乎占有了同等重要的地位。
《昌晋源票号》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它对主人公徐源潢形象的刻画与以现代的目光来观照历史。然而，作为一部“戏剧式”的作品，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画与现代意识的观照，都正依赖于作品对高质量的矛盾冲突的巧妙组织与有力的体现。我们看到，围绕着徐源潢的事业与生活，艺术地组织起了多方面的矛盾冲突，其中的重点，又集中到了他与各种官僚以及妻儿、岳父的家庭矛盾这两条线索上来。
这是一种由外及内的写法。以徐源潢京城辞官返乡经商，带回了似妾非妾的罗姑娘起，徐家院里就掀起了阵阵风波；票号的前台，有刘知县的敲榨勒索与明抢暗夺；票号的后院，有妻子的怒而出走，岳父的失望怨尤。票号事业上的识人用人，经营管理，都已经是一道道难题，需要他殚精竭虑，全力以赴；家庭内部的分崩离析，又如阵阵细雨袭来，使他难以应付。最令他苦恼的，是他有百万家业，却后继无人。他已人到中年，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尚幼不谙世事；另一个虽已成人，却沉湎于经史子集，无意经商。事业、家庭的矛盾冲突，于是既象扇面似地自然展开，又合情理地向着纵深去发展。
在“票号”事业的成败中，我们看到了商界同行间的无情竞争与倾轧，更看到官吏与商人之间那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刘知县的阿谀奉承可谓软中带硬，绵里藏针。他的一句话，“经靠和尚念，法靠官来行”使已将敲榨的底牌和盘托出。徐源潢纵然财大气粗，此时却也不得不巴结讨好他。紧接着来的是声名赫赫的封疆大吏曾国荃。曾国荃确实并非存心坑骗徐源潢；但他与徐在称兄道弟的背后都心照不宣，双方是一种更为隐蔽的互相利用的关系。徐源潢巴结的心情较对方更切，因为他深知权力不但可以保住他已经获得的财富，而且还可以使他赚取更多的钱。然而事情的结果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在曾国荃的身上，他白白丢掉了近百万两银子。事情的原委均系于朝廷对外由战而和的突转。腐败的社会政治与精明乖巧的票号老板开了一个使他悲愤难言的大玩笑，他只能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吞，而无计可施。
在与张之洞的关系上，作品进一步揭示了徐源潢人为刀俎，他为鱼肉的可悲地位。他原以为已有与曾国荃交往的教训，此次不难应付；谁知张之洞立即施出“杀手锏”——查封票号，徐源潢被迫乖乖就范，而后又拿出20万两白银，来填张之洞办洋务，开路矿的无底洞。在官僚政治权力的压榨下，徐源潢的事业可以说举步维艰、到处都充满看荆棘与陷阱，无论他多么机警聪明，他都无法避免被敲榨勒索的命运。
在家庭的矛盾冲突中，作品开始是从徐源潢的夫妻关系入手的，他从京城带回了罗姑娘，引起了妻子的猜忌与不满。但后来，我们知道，这不过是一条半虚半实的线索。然而，由此而起的矛盾，却自然地引发出了他与岳父的纷争。这翁婿的冲突植根于中国千余年来儒家轻商、贱商的文化传统之中，因而双方很难有调和余地。
果然，这一矛盾愈演愈烈，并逐渐转强、集中到了徐源潢与儿子增儿的身上。增儿深受外公的影响，一心攻读，热中功名；但徐源潢却执意要他弃学经商，以承继百万家业。为此，徐源潢费尽了心机，恩威并施；但是结果不但没有拉住增儿，反而害死了儿媳，又痛失幼子。他曾想以顽强的意志力，咬住牙关，拒不接儿子回家来迫使其回头；但增儿有外公的支持与自己的目标，也同样坚持己见，不屈不挠。这是一场两个“英雄”的搏斗，新兴的商业文化的代表与旧儒家传统的尖锐并不可调和的冲突，使得这一对父子如同水火一般难以相容。
最终增儿如愿以偿，高中解元。徐源潢的心头不免悲喜交集。他悲的是虽然竭尽了全力，但仍不能使儿子回心转意；喜的是儿子虽然没有顺从他的意志，但毕竟金榜题名，多少也可光宗耀祖。增儿说出的：“不能撤回投资，而是要派人去检查、监督”，以及“要造机器，办学堂”，这一番话，表示他有了过人的识见，徐源潢不免感到几分欣慰；但是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看，我们却丝毫没有主人公那样的喜悦。因为，增儿的识见与抱负尽管超过了乃父，但那一套“洋务”的主张，实质上依然只是一场白日梦。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这部作品最值得令人深思品味的地方正在这里：新兴的商业文化的成长是多么的艰难；它的后继者尽管在前辈的起点上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它对社会进程的推动，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显然，它的题旨便指向了人的变革与文化的变革。没有文化的变革作为先导并使之深入人心，社会的变革便必然难乎甚难。
作为一种“戏剧式”结构的作品，它的难能之处在于把深刻的社会矛盾、文化冲突，充分地人格化、情感化了。在官商、儒商的外在冲突中，它最终使之凝聚在了人物的亲情关系上。这不是那种纯属私情的父子冲突，它是真正的历史、时代的风云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所设置的父子的矛盾，一方面使历史的冲突更显得具体而动人；而另一方面，社会、文化的内涵又使它获得了一种深广的底蕴。因而，尽管作品着力刻画的人物并不算多，场景也不算丰富；但它的内在的视野与境界却依然是开阔、深远的。
比较而言，《东方商人》则更注重社会、历史的内容，更注重人物的事业与命运。它以孟乐川的父辈写起，具体而深入地展现了亚圣孟子后裔两代人经商的酸甜苦辣。在对孟船义父子的命运遭际的描述中，它把笔触、镜头伸展到了社会的诸多方面，从而揭示了19、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风雨飘摇的危难情景：旧的已经腐朽，新兴的软弱无力，人们只能在苦难中挣扎。
孟船义的经商起家，可以视为作品的一个引子或序幕。但这段“引子”或“序幕”，并不只是起着叙述故事，交代背景的作用。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是“点睛之笔”它显示了新兴的民族工商业者在文化、心理上准备的不足，象一个母体多病的早产儿一样，先天的不足导致了他日后的孱弱。我们看到，孟船义在功名无望，走投无路之时，不得已而投靠李家作坊的。他本只想暂为栖身，却不料与房东女主人相识，并结为了百年之好，终于踏上了先辈视为耻辱的经商之路。也正因为如此，他虽然做着生意，并靠了它发财致富，但却始终看不起经商。孟船义与儿子孟乐川和徐源潢与儿子增儿的情况正好相反。一个经商发财却硬要儿子承继家业，一个经商致富却要儿子潜心攻读，搏取功名；但他们都同样遭到了后代的顽强的抵制。这种抵制，显然不属于同一种情况；但正是这种差异，恰好显示了社会在价值取向上的分歧与混乱。耐人寻味的是孟船义的心理与性格。明明是劳动，经商，才使他摆脱了困境，但致富以后，他却反而以为这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这样，他实际上是在以迂腐的旧观念否定已经获得的事实上的成功，这结果不能不是悲剧性的。
孟乐川的经商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母亲高凤英的开明、务实，与全力的支持；但孟船义在布店生意日益窘迫，自己又身患重病之时，不得不把家业承传给孟乐川，这可以说是暗含了一种历史的趋势。“义利”对立的旧人格与因循守旧的旧思维，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新的发展，那么，历史就将推出一种新人格与新思维来继承、发展它的事业。孟乐川的登上舞台正在这样一个转折的时机，他大显身手，虽然大获成功。然而，历史的趋势，从来就不是一种单一的景观。《东方商人》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结合着孟乐川事业的成败起伏，描写出了一幅色彩斑烂，景象特异的画图。这里有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有起伏跌岩的曲折情节，有浓重的时代的大背景，又有主人公独特的个性与遭际。这一切的交互影响，推动、制约着孟乐川命运的升降沉浮，它们共同“合成”了清末民初的社会风貌。
我们能够感觉到，艺术家所遵循的，是“典型论”的创作原则，也就是说，是力求在典型环境中刻画典型性格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他们巧妙地设置了高显阳这一人物，从而把帝国主义入侵与民族工商业的尖锐矛盾列入了作品。高显阳听从主子的教训，唯利是图，没有任何道德原则，因而在中国这块渗透着儒家礼义传统的土地上，不免连连碰壁。然而，商业毕竟是以生产力、效率、质量为基础的严酷无情的竞争。处于不利境况下的孟乐川便不能不日益显出困顿与无奈。清王朝政治的腐败，则直接、间接地加深着孟乐川事业的危机。高显阳这一买办形象的设置与刻画，无论对于作品的故事性，还是对主题的深入开掘，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艺术家的笔触同时还伸进了宫廷与宦海，从慈禧、庆亲王到袁世凯等等，都有精细传神的刻画。官、商的关系与矛盾，在《昌》剧与《东》剧中，都是描写的一个重点，二者可以说是“异曲而同工”。它们都形象地揭示了官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畸形关系，又都着力于对官吏腐朽、贪婪的揭露与批判。相比而言，《东方商人》批判的力度与深度要较《昌》剧为甚。人们都知道袁世凯是个玩弄政治权术的窃国大盗；然而，《东方商人》却以威逼孟乐川，夺其所爱，强占冬梅为妾这一笔，深入地揭露了这个野心家道德的沦丧与私生活的腐朽。自然，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孟乐川性格的软弱与地位的卑微。如果说在《昌》剧中，无论曾国荃还是张之洞，他们向徐源潢勒索金钱，还不都是为了中饱私囊的话；那么，袁世凯与庆亲王的敲榨孟乐川则完全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了。特别是庆亲王，他竟然把“文章”做到了慈禧的头上，而精明、固执的慈禧也竟然无法逃出他的计算，这个王朝末世的景象也就足以令人叹为观止的了。孟乐川实际上处在内外夹击之中，帝国主义的入侵与封建势力的压榨，最终将使他无力抗拒。他竭尽全力创办的北京“瑞蚨祥”终于毁灭在了八国联军的炮火之中，这是历史的必然的结果。无论他个人如何精明能干、无论他如何腰缠万贯，在更为深刻的社会矛盾面前，他不能不显示出渺小与无力。
然而，对于《东方商人》来说，这些描写都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的文化的视角，刻画了孟乐川的复杂心理，塑造了一个独特的儒商的形象。在创业的曲折过程中，艺术家紧紧抓住了他的心理的矛盾与痛苦，把他置放在亚圣后裔的特殊地位上，写出了他性格的复杂性与命运的内在的悲剧性。
孟乐川虽然曾被父亲逐出家门，但后来又被父亲召回；所以他在家庭里并没有发生如同徐源潢与增儿那样直接的、尖锐的父子冲突。但这种矛盾都在家族里发生，并同样不可调和。孟乐川可以有背父训热衷经商，但他却不能违背父亲临终前的遗嘱，要把他“送入孟陵，埋进祖坟，不能在外面当孤鬼”。然而这样并不算大的事，却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无论孟乐川如何苦苦相求，但守陵老人就是不开方便之门。守陵人有着不可动摇的原则，这就是儒商不能相容，“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于利”，孟船义既为喻利的小人，那就愧对了祖先，死后便绝对不能葬入祖陵。为此，孟乐川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义利”的统一，即儒商的统一，可以说是孟乐川性格的核心与灵魂。为了这个理想，他要尽自己的本心去做买卖，不欺不诈，货真价实，“贸易不欺三尺子，公平义取四方财”，力求以“儒”的仁爱之心去经商，把获利与爱人融汇成一体。在儒商精神的支持下，他广结善缘，乐善好施：黄河泛滥，他拿出16万两白银赈济灾民，修堤筑坝；在外商欺凌，地方店铺纷纷行将倒闭了时，他倾全力相助；为救援加入义和团被捕的伙计，他毫不吝惜金钱……这一切，使他在灰暗污浊的社会环境中放出了动人的光芒，成为了商人中的楷模。
但是，“儒商”毕竟有难以调和的方面，而一个腐朽的社会也决不会允许人们去按善良的本心去行动办事。因而，孟乐川也自然地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考验。当孟乐川千辛万苦、竭尽全力创办起北京“瑞蚨祥”以后，“瑞蚨祥”也就成了他的命根子，为了“瑞蚨祥”他必须寻找靠山，谋求权势者的庇护与支持；然而正因为如此，袁世凯便得以乘机要挟，夺走了他心爱的冬梅姑娘，他也不得不忍辱违心，拱手相让。为了挽救“瑞蚨祥”，他也不得不奔走在庆亲王父子的门下，不惜重金贿赂，以争取到为宫廷制衣的一笔大卖卖。一次次的奋斗，一次次的挣扎，“瑞蚨祥”最终还是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中变成了一堆瓦砾。“儒商”对于孟乐川来说，仿佛只是做了一场梦。作品写到了这一步，我们不能不说，在孟乐川的身上，实际上寄托着创作者的理想；而这种理想的破灭，正体现了艺术家对一代儒商不幸的深切的同情。孟乐川形象的认识价值便在这里，通过他，我们可以认识中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化过程中的苦难，可以理解中国社会在那时何以灾难频频，进步缓慢。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东方商人》是一部社会历史剧，商界的题材与文化的视角，不过是艺术家把生活转为艺术的一个切入口罢了。我们没有必要去评判两部作品的谁优谁劣；我们感兴趣的是：在今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系的时候，它们都提出了建设相应的新的商业文化的课题。它既体现在商业规则法制上，也体现在商业人格上。我们有没有可能继承民族的优良的传统，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完成这种文化建设与人格建设呢？我们可不可以认为两部作品的当代性就在这里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为什么许多现实商界题材的作品，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广度与深度，而且在撼动人心的力度上，也远远逊于它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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