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詞人地域分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地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國古代各種文體的產生和發展都離不開相應的社會環境，因此文學與地域文化之間總是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明詞亦是如此。“單位時間内地區作家產出量的多寡是該地區文學是否繁榮的重要標誌。審視中國古代文學的空間分佈狀態不難發現，但凡人口密集，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產出的作家量就相對較多，因爲經濟的繁榮富庶將促進文化教育的興盛，而文教的發達則是文學發展的必要前提條件。”①本文希望通過對明代詞人地域分佈的研究，探求詞之文學個性與地域文化之間的關係，爲明詞研究提供空間考察和文化闡釋。
一 統計依據與方法
任何定量統計研究都需要選擇一定的標準，而標準的選擇往往難以兼顧諸多方面，本文以籍貫作爲詞人地域分佈的統計標準，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忽略了詞人生平創作的地域變化，但從静態地考察詞人地域分佈與地域文化之間關係的角度來看，還是可以說明問題的。本文以明代詞人爲研究對象，以詞人籍貫的統計爲研究分析的基礎。爲了能夠得出較爲扎實和準確的結論，本文在詞人籍貫的統計上盡可能地做到全面。就目前來看，明詞的輯佚工作尚未完成，但可以說明詞的作家、作品已大致見底，少量或個别的增補已不足以影響總體判斷。因此以《全明詞》②、《全明詞補編》③及《全明詞補編》出版後的明詞增補論文中所收録的明代詞人爲統計研究對象，基本可以對明代詞人的地域分佈作出準確的判斷。關於明代詞人詞作的增補論文本文主要參考了以下九篇：
①周明初、葉曄《〈全明詞〉新補十二家四十五首》(《廈門教育學院學報》，二○○九年第四期)
②周明初、葉曄《〈全明詞〉新補十五家五十九首》(《閱江學刊》，二○一○年第二期)
③周明初、葉曄《〈全明詞〉新補》(《南京師範大學學報》，二○○八年第三期)
④周明初、葉曄《〈全明詞〉續補(一)——臺灣所藏珍惜本明人别集所輯明詞之一》(《古籍整理研究學刊》，二○○九年第二期)
⑤周明初、葉曄《〈全明詞〉續補(二)——臺灣所藏珍惜本明人别集所輯明詞之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二○○九年第三期)
⑥余意《明詞輯補十七首》(《古籍整理研究學刊》，二○○九年第三期)
⑦余意《明詞輯佚二十三首》(《中文自學指導》，二○○八年第二期)
⑧汪超《〈全明詞〉、〈全明詞補編〉漏收詞百首補目》(《上饒師範學院學報》，二○○九年第一期)
⑨馬莎《〈全明詞〉失收嶺南詞人詞作輯補》(《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二○○九年第一期)
二 明代詞人的地域分佈狀況
明朝的政區設置時有變化，但大體來說，設京師和南京兩“直隸”及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十三個承宣布政使司，這就是通常說的“十三省”。明代兩京十三省下轄一百四十府、一百九十三州、一千一百三十八縣。其中南直隸又稱南京，治所在今江蘇南京，下轄應天、鳳陽、揚州、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廬州、安慶、太平、池州、寧國、徽州十四府和徐州、滁州、和州、廣德州四個直隸州，轄域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江蘇、安徽和上海。
經統計，明代有籍貫可考的詞人爲一千七百七十七人，分佈在明代的兩京十三省。其中南直隸、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四川、雲南、廣西、貴州十個南方省份的詞人數爲一千六百二十一人，約佔詞人總數的82％。細加觀察可以看出，明代詞人分佈的十五個省份中，僅南直隸一省就有詞人八百零五人，約佔明代詞人總數的41％，接近半數。排在第二位的是浙江省，共有詞人四百九十二人，佔詞人總數的25％。至於第三位的江西省、第四位的福建省和第五位的湖廣省分别爲一百零一人、八十二人和六十二人，佔詞人總數的5％、4％和3％。相比較而言，此三省的排位雖然比較靠前，但在詞人數量上卻難以與南直隸和浙江兩省相提並論。因此，我們可以說明代詞人雖然分佈廣泛，遍佈十五省，但不同省份的詞人數量卻很不均衡，主要以南直隸與浙江爲多，兩省人數總和爲一千二百九十七人，約爲明代詞人總數的66％。楊海明先生在《唐宋詞論稿》中曾指出唐宋詞具有“南方化”的特性④，明代詞人的地域分佈結構證實明詞也同樣具備“南方文學”的特性。王兆鵬先生在《宋詞作者的統計分析》一文中，通過對兩宋詞人籍貫的統計分析說：“幾乎可以說宋詞並不是‘宋代’全境的人寫出來的，而是宋代八省的人寫出來的，作者地域的分佈極不平衡。”⑤這句話應用在明詞上似乎也同樣適用。除以上五個省份，按詞人數量多少依次排列的分别是山東省四十二人，廣東省三十七人，河南省三十六人，北直隸二十九人，四川省二十五人，陝西省二十二人，山西省二十一人，雲南省十三人，廣西省三人，貴州省一人。這十個省份的詞人數量依次遞減，但變化比較平緩，没有形成很大的差距。
上表中的詞人凡有詞作傳世者皆列入，但在具體的統計中發現，表1中收録的諸多詞人，有些人終其一生的詞作量不過一兩首而已，很難稱得上真正的詞人。爲了得出更爲令人信服的結論，特將表一中詞人存詞量十首以上(包括十首)者單獨選出，另作統計。當然，此處以十首爲界，只是一個數量上的單純劃分，一種簡化的研究手段，並不具備爲“詞人”定性的意義。
表二中的詞人存詞量均在十首以上(包括十首)，共收詞人三百一十四人，其中有籍貫可考者爲三百人，分佈在南直隸等十四個省份。對比表一和表二可以看出，詞人數量排在前五位的省份没有任何變化，依舊爲南直隸、浙江省、江西省、福建省、湖廣省，只是在比例上略微有所調整。南直隸的詞人所佔比重進一步擴大。由此可以看出，在明代，南直隸與浙江省不僅詞人數量衆多，而且詞作量也遥遥領先。
若說表一、表二中凡有詞存世者皆列入和存詞十首以上者列入的統計僅是圍繞存詞數量來作爲詞人地域分佈不乎衡的依據而缺少質的判斷，不足以說明問题，則另做表三以統計《中國詞學大辭典》⑥中收録的明代詞人籍貫。《中國詞學大辭典》中收録的二百六十二位明代詞人在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問佔據着重要地位，他們分佈在明代的十二個省份中。詞人數量排在前五位的省份與表一、表二並無分别，所佔比例也與表一、表二的統計結果類似。
以上從三種不同統計口徑所得的結果並没有大的出入，由此可見，上述統計是可信的，明代詞人主要分佈在以江浙爲主的東南沿海地區。細致來看，詞人分佈最爲密集的府州排在前十位的依次爲蘇州府三百零七人、嘉興府一百三十九人、杭州府一百一十六人、松江府一百一十三人、常州府一百零八人、紹興府八十八人、應天府七十一人、寧波府六十六人、揚州府六十一人、湖州府三十六人。以上十府的詞人數爲一千一百零五人，約佔詞人總數的56％，均隸屬於南直隸和浙江。一九九五年，在上海舉行的海峽兩岸詞學討論會上，吳熊和先生曾提出“環太湖文化區”的概念以概括詞的創作、研究與地域文化之間的聯繫，得到多數與會者的認同。明代詞人籍貫的統計结果更進一步證實了吳先生在詞學領域提出的“環太湖文化區”的地緣性概念。在詞人分佈最爲密集的十府中，蘇州一府的詞人數量遥遥領先，圍繞其周圍的嘉興、杭州、松江、常州四府如衆星拱月般構成了一個璀璨耀眼的詞學中心。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心與政治中心往往是同步的。以兩宋詞人爲例，北宋之時，河南與浙江兩省的詞人數量並駕齊驅，形成了宋代詞學中心的二元格局。随着宋室南渡，河南省在失去政治中心地位的同時詞人數銳減，而浙江省的詞人數量則由北宋時的四十八人猛增至一百零七人。由此可見，兩宋政治中心的轉移顛覆了北宋以來的詞人地域分佈結構，使得浙江成爲宋代詞學的中心地帶，政治對文學的影響力可見一斑。明代的政治中心位於北京，而詞學中心卻駐足江南，這顯然有悖於傳統規律，即使是地處江南貴爲陪都的金陵應天府也没有成爲有明一代詞人最爲密集之地，反而是經濟重鎮蘇州府獨領風騷。可見，明代政治中心對詞學發展的影響作用已大不如前，經濟環境成爲影響詞人分佈的重要因素。
三 宋、明詞人地域分佈比較
詞產生於晚唐，歷五代兩宋，經元明至清，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詞人的地域分佈格局顯然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五代時期，西蜀和南唐是詞翠的兩個中心。到了宋代有所改變，北宋時期出現了河南、浙江兩個詞學重地，南宋浙江獨領風騷，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元代。入明以後，江蘇人文薈萃，成爲詞人最爲密集之地。由此可見，明代“詞學吳中”⑦的格局應是在前代不斷變化發展的基礎上形成的。
衆所周知，詞的發展經過晚唐五代至宋朝到達頂峯，宋代不僅詞人數量衆多，而且名家輩出，更在整個社會範圍内掀起了作詞的風氣，兩宋三百年間，成爲詞之文體最爲成熟和繁榮的時期。當我們在研究明代詞人地域分佈時，很自然地會聯想到兩宋時期詞人地域分佈的情況及其與明代的差別。王兆鵬先生曾有論文《宋詞作者的統計分析》就宋代詞人的籍貫做了統計，其中的《宋詞作者地域分佈表》以兩宋有籍貫可考的詞人爲對象，將兩宋各省的詞人詞作進行了分開統計，爲我們瞭解宋代詞人的地域分佈情況和兩宋時期的變化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一)宋代詞人地域分佈狀況
根據表五可以看出，在兩宋時期，詞人分佈在全國的十七個省份，其中南方十一省，北方六省。北宋時詞人數超過十人的省份依次爲浙江、江西、河南、福建、江蘇、四川、安徽、山東八省。南宋時期詞人超過十人省份依次爲浙江、江西、福建、江蘇、河南、四川、安徽、山東八省。二者對比，可以看出兩宋時期詞人分佈基本穩定，没有較大的變化，集中於東南沿海一帶及河南、山東二省，絕大多數爲南方人，唯一的區别在於江蘇與河南名次的對調，這與宋室南渡的政治背景不無關係。前文說政治中心對文學的發展有着重要的影響作用，國家的政治中心通常也是一國的文化中心，形成一個文化亮點，並向周圍輻射。仔細觀察，南宋時期南方省份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廣東、廣西、上海的詞人數量都較北宋有了顯著的增加，而北方省份河南、山東、陝西、山西、河北、北京的詞人數量均有所下降。從這種此消彼長的趨勢中我們可以看出詞學中心的過渡與轉移。誠然在北宋時期南方詞人的數量就高於北方，但不可否認，這種情況到了南宋更爲明顯。
(二)宋、明詞人地域分佈的比較分析
由於在統計時表一中的明代詞人籍貫以明代行政區劃爲準，而表二中的宋代詞人籍貫則以當代行政區劃爲準，因此有必要就二者進行一下說明。考慮到明代的行政區劃與今天有所區别，南直隸較今日的江蘇省範圍更爲廣泛，囊括了今天的江蘇、上海、安徽。若按今日行政區劃統計，明代江蘇省詞人數量應在南直隸詞人數量的基礎上略減，但即使剔除掉南直隸中不屬於今日江蘇省轄界的府州，明代江蘇省的詞人數量依舊遥遥領先，並不影響江蘇省在明代作爲全國詞學中心的地位，因此也不會對宋明時期詞人地域分佈的比較研究產生大的影響。
對比宋、明兩朝詞人，二者雖然都是集中分佈於東南沿海一帶，但細致考察，卻不盡相同。根據表三，北宋時期浙江省詞人佔北宋所有詞人的16.3％，江西省佔15.9％，福建省佔10.8％，江蘇省佔10.5％，四川省佔9.2％，安徽省佔6.8％。而到了南宋時期，浙江省詞人所佔比例上昇到了26.6％，江西省爲22.6％，福建省爲19.4％，江蘇省則下降到7.9％，四川省爲4.7％，安徽省爲3.4％，在浙江、江西、福建三省詞人比例上昇的同時，江蘇、四川、安徽三省的詞人比重反而有所下降。在南方詞人比例整體上大幅上昇的南宋，南方省份出現了詞人比例有增有減的情況，或許可以認爲這是詞學中心由原先的多元化向集中化過渡的表现。聯繫明代詞人的地域分佈，可以看出這種集中的趨勢更爲明顯。在明代僅南直隸和浙江兩省的詞人分别佔了明代詞人的41％和25％，加起來是詞人總數的66％。而緊隨其後的江西、福建兩省詞人比例與宋時相比卻從20.％、15.9％下降至5％和4％，不僅不能對江浙兩省的詞學中心地位構成威脅，甚至與兩宋相比詞人比例也一落千丈，詞人在整體上向某些地域聚攏的趨勢顯而易見。由此可以看出，宋、明時期的詞人雖然都集中於東南地區，但在這一範圍内宋代明顯分佈較爲均匀一些，而明代詞人的分佈則更爲集中。
兩宋時期，在詞的“南方化”大背景下，河南作爲一個北方省份在詞人數量上直逼浙江，無疑與它作爲國都的尊貴政治地位有關。政治向心力對人才的吸引是極强大的，而文化人羣又是一個區域文學繁榮的必要因素。宋室南渡，浙江省的詞人數量由北宋的四十八人猛增至一百零七人，也說明了政治中心地位對文學發展的促進作用，而反覲河南由三十九人下降至二十三人，應也與其政治地位的喪失有着重要關係。由此可見，在兩宋時期，政治背景對於文學有着不可忽視的作用。當然，於文化而言，傳統往往也是其延續的一股力量。河南在宋室南渡後雖然政治和文化優勢都在減弱，但文化傳統與文化氛圍使其在詞人數量上依然佔有一席之地，並未隨着政治地位的削弱而完全喪失。明代朱元璋定都金陵，後明成祖遷都北京，政治中心由南而北，但根據明代詞人的分佈統計可知，南直隸並未像宋代河南那樣因遷都而動摇其詞學中心的地位，同樣，北京也没有如杭州那樣因其國都的地位而詞人倍增。與宋代相比，明代政治中心作用與詞學發展的力量明顯有所減弱，詞之中心已然紮根於江南沃土，不再隨政治中心的轉移而轉移。總而言之，對比兩宋和明代的詞人分佈情況可以看出，南方地區成爲詞人輩出之地經歷了一個由分散趨向集中，由不穩定趨向穩定的過程。誠然詞人聚攏於東南的情況於宋代就已顯現，但真正形成穩定的詞萃江南的格局應是在明代。
四 元、明詞人地域分佈比較
前文通過對宋明兩代詞人地域分佈的統計比較，發現二者存在着一些差别，由宋到明，詞人的地域分佈經歷了一個由分散到逐步集中的過程，在這種變化過程中，政治的影響作用逐漸減弱，而經濟的繁榮成爲詞人密集的主要因素。在對比宋明兩代詞人地域分佈變化的同時，我們意識到宋明之間尚隔元代，縱然國祚短暫，但仍是研究明詞不可忽略的一脈。元朝上承兩宋，下啓明代，是一個由少數民族統治中原的王朝，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在這裏產生激烈的碰撞，特殊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使得這期間詞人的地域分佈迥異於宋、明兩朝。今以《全金元詞》⑧中收録的元代詞人作爲統計分析的對象，以見元代詞人的地域分佈與明代之差别。
(一)元代詞人地域分佈狀況
元代自鐵木真建國始算起不過一百六十二年，而自一二七九年滅南宋統一全國至一三六八年明軍破大都滅亡，其時不足百年。短暫的統治没有留给元朝太多的時間來發展文學藝術，再加上少數民族與中原文化尚有隔閡，因此，在中國歷史上的統一王朝中，元代的文學藝術除戲曲外稍顯黯淡。若以詞爲例，元代一百六十二年間共有詞人二百一十二人，平均每年約產生詞人一點三人。而根據王兆鵬先生的統計，兩宋三百一十九年問，共有詞人一千四百二十一人，詞作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一首，平均每年約產生詞人四點五人，詞作約六十首。即使在普遍認爲“詞亡”的明代二百七十六年間共有詞人一千九百七十人，平均每年七人，詞作七十餘首。當然，詞人數量並不能作爲衡量詞學繁榮的唯一標準，因爲藝術價值往往才是最爲重要的考量因素。但通過對單位時間内詞人數量的比較，確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感知一種文學體裁的繁榮與否。元代在詞人數量整體較少的背景下，詞人的地域分佈也呈現出了迥異於宋、明兩朝的特點。
(二)元、明詞人地域分佈比較分析
《全金元詞》中共收録元代詞人二百一十二人，其中有籍貫可考者爲一百五十八人，分佈在全國的十五個省份。其中南方八省，共有詞人九十七人，佔元代詞人總數的45.8％。北方七省，共有詞人五十九人，佔元代詞人總數的27.8％。總體看來，元代詞人密集分佈於今天的浙江省，但其集中程度遠不及明代，至於其他省份的詞人分佈較爲平均。排在前十位的詞人密集省份分別爲浙江、江蘇、江西、河北、河南、山東、山西、安徽、上海、湖南，其中河北、河南、山東、山西四省爲北方省份，共有詞人四十七人，佔元代詞人總数的22.2％。其餘六省均爲南方省份，共有詞人九十四人，佔元代詞人總數的44.3％。由此可見，與宋、明時期相同，元代詞人也具有明顯的“南方性”特點。縱向比較，宋元明三個時期，南方詞人所佔比重分別爲52.5％、44.3％和82％，而北方詞人所佔比重分别爲9.4％、22.2％和7.6％。顯而易見，宋、元、明三朝的南方詞人比重呈山谷狀變化，尤以元、明之差距令人驚異。這主要緣於元代河北、河南、山東、山西四個北方省份在詞人數量上的增加，而這四省中，河南爲北宋國都，歷史之悠久，文化之璀璨令其在南渡之後依然保持文學上的優勢。其餘三省均爲元之“腹地”，即中書省直轄地區，爲京畿要地。宋元易代，蒙古統治者定都北京，政治中心再一次捨南而北上，北京周圍的河北、山西、山東之地成爲元統治者的根據地，沐浴在至高無上的皇恩之中，以“腹裏之地”享受獨有的發展優勢，“腹裏”者，儼然中心耳。根據《元史》記載，“中統元年(一二六一年)四月，詔令十路宣撫使勸課農桑、抑游惰。八月，成立勸農司，以陳邃、崔斌、成仲寬、粘合從中爲濱棣、平陽、濟南、河問勸農使，督課農桑。李士勉、陳天錫、陳膺武、忙古帶爲刑洛、河南、東平、涿州勸農使”。⑨統治者歷來重視其政治中心的經濟發展，以便爲其提供統治所需的物質基礎。因此，與宋代相比，元朝的“腹地”獲得了較大程度的經濟發展。張步天在《中國歷史文化地理》一書中提出：“元代人才分佈的特點是以大都爲中心大致與現代的京津冀晉魯相當的中書省人才密集，北方人才數量顯得高於南方，其原因當係政治中心在北方，大都爲京師，而且蒙元實行民族歧視政策，‘漢人’特别是‘南人’受到壓抑，蒙元統治者在遴選人才時有意壓制南方人士之故。在南方地區，元代人才數量仍以浙江江西爲多。”⑩雖然此處的人才並不全指文學家，但這段描述從一個角度向我們解釋了元代山東、山西、河北三地詞人分佈較其前後的宋、明兩朝更爲密集的原因。不僅如此，“元代書院的分佈出現新格局，雖仍以江南爲多，但由於蒙元的重視提倡，而且北方又是其政治中心，所以中書省、河南、陝西等北方地區書院數量增加。”(11)除書院外，元代的三大書籍刊刻中心之一也位於山西平陽。综上而言，元代河北、山東、山西三省詞人比例較宋、明兩朝增加，應與元代政治中心北移有着莫大的關係。
在政治環境的影響下，北方地區的詞人比例在元代有所上昇，但南方依舊是詞人密集之地，這也是無可争論的事實。通過表四，我們看到元代浙江省是詞人最爲密集之地，佔元代詞人總數的17.5％，其次爲江蘇省，詞人比例爲9％。宋元時期，浙江省的詞人數量都高於江蘇省，宋時前者詞人爲後者的二點四倍，元時縮小爲一點九倍，到了明代，江蘇詞人數量猛增，居全國第一，取浙江而代之成爲詞人最爲密集之地。這是一個歷三朝而逐步變化的過程。細致觀察，由宋至元，江蘇省詞人比例逐步縮小與浙江省的差距，並不是由於江蘇省詞人比例的上昇，而是由於元代浙江省詞人比重下降，詞人分佈較爲分散的緣故。這與我們前文所說由宋至明詞人的空間分佈經歷了一個由分散到高度集中的過程是吻合的。而其密集之地已非政治中心而是經濟重鎮，經濟成爲影響詞人分佈最爲重要的因素。或許可以說，由宋至明，江浙兩省詞人數量的消長變化正是政治環境對詞學的影響力漸弱而經濟環境的影響力漸强的過程。元代在政治中心北移的背景之下，詞學中心依舊滯留江南，可見，元代的政治環境對詞學中心轉移的影響力較之宋朝已有所減弱。但元朝京畿地區詞人數量的增加又明白地顯示了政治之於詞人分佈又並非完全無礙。直至明朝，政治中心的北移才可以說對詞人的地域分佈已近乎無所影響。這與我們前文所說宋元明三朝的詞人地域分佈經歷了一個由不穩定而趨向穩定的過程也是吻合的。
小結
本文通過對明代詞人的地域分佈進行統計，並在此基礎上與宋元兩代詞人做比較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根據明代詞人的籍貫統計，我們得出了明代詞人集中分佈的地域，即環太湖地區，從地理上看這一區域基本上屬於長江流域下游，也是通常所謂的狹義的江南地區。中國幅員遼闊，而明詞獨興於江南，這其中既有文化傳承和歷史機遇的因素，也有政治、經濟爲文學提供的發展環境的作用，還包括了文體個性對地域文化的選擇性和適應性，凡此種種促成了明代詞萃江南的格局。政治、經濟、文化都不是絕對唯一的因素，而是相互作用，相互支撐，共同爲明代江南詞學的發展開拓了一片沃土。
第二，歷經三朝，詞人的密集之地經歷了一個由多元並立趨向高度集中的過程。北宋時期，河南與浙江的詞人數量乎分秋色，成爲當時一南一北兩個重要的詞學中心。而隨着宋室南渡，河南的詞人數量驟减，浙江詞人數量則急增，其獨一無二的詞學中心地位無可動摇。蒙元時期，由於政治中心北移，北方詞人數量略微有所上昇，但並不足以與南方相比，更無法動摇江南的詞學中心地位。至此，詞學中心已然紮根江南。
第三，對比三朝詞人地域分佈來看，政治中心對詞人地域分佈的影響作用逐漸減弱。兩宋詞人的地域分佈在政治中心變化後的明顯改變清晰地顯示出政治因素對詞人分佈的影響作用。元時，政治統治中心北移，北方詞人數量随之上昇，也可以看出詞人分佈随政治中心轉移而發生變化的事實。直至明代，詞人高度集中於江浙一帶，并且不再隨政治中心的北移而發生變化。尤爲值得注意的是，與以往不同，明代詞人最爲集中之地爲當時的蘇州府而非兩京，其一府之詞人竟爲全國詞人的15.6％。如此龐大的詞人羣體同出於一個游離於政治中心以外的經濟重鎮，顯然與宋元時期相異。除此之外，通過對宋元兩朝詞人地域分佈變化的分析可知，隨着政治中心的南北移動，詞人聚集之地也隨之轉移，二者方向一致。然而，縱觀有明近三百年問，在政治中心長居北京的背景下，北方的詞人數量僅爲全國詞人的7.6％，甚至不及蘇州一府的一半，這顯然也與宋元時期迥異。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明代，經濟環境已成爲影響詞人地域分佈的最爲重要的因素。
註釋：
①周曉琳、劉玉平《空間與審美：文化地理視域中的中國古代文學》，北京：人民出版社二○○九年版，第二頁。
②饒宗頤、張璋《全明詞》，北京：中華書局二○○四年版。
③周明初、葉曄《全明詞補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二○○七年版。
④楊海明《唐宋詞論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三七頁。
⑤王兆鵬、劉學《宋詞作者的統計分析》，《文藝研究》二○○三年第六期，第五四頁。
⑥馬興榮、吳熊和、曹濟平《中國詞學大辭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⑦余意《詞學吳中與明代詞學之重建》，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文學院學位論文，二○○六年。
⑧唐圭璋《全金元詞》，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
⑨周良霄、顧菊英《元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
⑩張步天《中國歷史文化地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二七三頁。
(11)張步天《中國歷史文化地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二二一八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