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炮火中的未竟之学*——对民国时期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的回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炮火论文,国际关系论文,之学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1)11-0043-34
[修回日期：2011-09-30]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①发展迅速，然而对其在民国时期的学术史却少有系统、全面的研究。回首百年，清朝瓦解、民国草创，亿万国民命途多舛，在千年变局与重重国难下，无数仁人志士于“启蒙”和“救亡”中求索自强的真理。孙中山先生遗嘱中“中国之自由平等”，需要中国在怎样的世界中、以怎样的方式实现？这是整个国家所面临的国际问题。极端艰难的处境既驱策人的奋斗，也激发人的思考，民国学术界中的学者们，曾做过哪些探索并留下哪些思考和智慧，而他们的成果得到怎样的传承？这些都有待考察。针对此项研究缺憾，笔者选取了一部分民国时期的大学，以其课程设置为切入点，结合学术著作和教材，考察当时中国期刊发表外交论文情况，希望在此基础上，略微填补、有所寸进。
一 国际学：一门百川汇聚的新学
中国国际关系学是在何时作为一门学科出现的？当代学界的一般观点认为，它作为一门学科始于20世纪60年代，②而国际关系研究在民国时期是否成为一门学科，却尚未达成共识。针对20世纪60年代前的研究情况，有学者提出“前史”时期的概念，③也有学者承认民国时期的大学中已有国际政治课程，但并未从政治学系中独立出来。④
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就有对该学科建设的相关论述：中国最早关于国际问题的专刊《外交报》于1902年提出宜设“外交学”专科；周鲠生先生在《近时国际政治小史》、《国际政治概论》⑤中提出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目的、范围和发展趋势，认为其在20世纪30年代正成为一门新学科。⑥
本文尝试回溯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这一段“前史”，探索学科建制问题，不过考虑到当代的学科建制可能框限对过去史料的考察，在具体论述前仅宽泛界定其为“研究”而非“学科”。针对目前相应学术史研究缺憾，有学者推断民国研究对当代研究影响较少。⑦而其情况究竟如何，不同学者对此则见仁见智。
中国学者石磊提出，新中国建立前出于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心，知识分子十分重视对国际关系的观察研究，当时研究重点是列强的对外政策，并在抗战时期对远东局势和日本侵略政策有深入研究。⑧不过资中筠提出，民国时期知识精英关注救亡图存，“不大可能对全球国际政治做客观的理论性研究”。⑨王逸舟认为，此时期的研究“处于一个比较凌乱的状态”，对学科概念和方法论探讨较少。⑩袁明对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有较全面和深入的论述，(11)但因其以西学引入的视角考察，而较少涉及中国本土对西学引入的回应和根植于本土的国际关系研究。日本学者中西治提出，五四运动后国际关系学领域的欧美各国著作、留学归国的本土者研究著作出版，盛况空前，“国际关系的研究从历史研究向理论研究和系统化方向发展”。(12)
在20世纪30年代初，学界已经出现对国际关系学的专门论述。徐敦璋在《国际学的研究》一文中指出，中国学者对此“新学”尚未正式讨论，也无共同见解，而专门研究机构“尚付阙如”，少有的研究会侧重宣传，学术性不高；相比之下，国外研究较优，但名称多样、学科关系复杂；不过这一“新学”的产生和发展，却是国内外共同的事实。因此以“国际学”一词加以概括，其英文对应是“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3)
关于“国际学”的性质，徐敦璋总结学术界一般意见，认为“国际学”是政治学的一部分，而就其内容、对象和方法而言，则很难成为一门“纯社会科学”，也许是一门“半社会科学或不可分类的社会科学”。作者提出几乎包含所有社会科学门类的“国际学”框架，共分为国际背景、国际关系、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四个部分。这一提法亦得到张明养等学者的支持。(14)值得注意的是，这仅为民国学者提出的框架之一，如1922年就有学者提出：关于国际之学科有三，“纪国际政局者，为外交史；载国际条约者，为国际法；治国际法之学术者，为国际法学”。(15)
借鉴上述构想与论述，本文将国际关系学分为国际关系史学、国际法学、国际关系学核心内容(包括国际政治与外交学、国际组织学等)三个部分，对各部分研究与教学成果进行考察。
(一)国际关系史学
有西方学者将政治学视为“脱胎于法学与历史学而来的怪物，一门彩虹般的学科”。(16)政治学与史学有着深厚的渊源，而国际关系学亦以国际关系史学为重要基石。
中国有深厚的治史传统，清代史学以考据经、史为要，而近代社会和民族危机使史学研究者注重经世致用，以深究历史上民族、边疆、内政外交的成败得失，对社会现实问题建言献策。(17)
民国时期的国际关系史与外交史并无大的区别，同时有学者认为，外交史亦为早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18)因此对国际关系史学的考察重点在于近代史与外交史；而国际关系史亦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关系等其他方面，故有必要将外国史(和世界史)、边疆史地乃至中西交通史等纳入考察范围。(19)
中国近代史研究从20世纪初出现，以历史材料为救亡与政治运动提供依据。因近代独特的历史时期受西方冲击甚深，使近代史几乎成为一部外交史，早期的近代史研究者也多将其重点放在外交史上。(20)九一八事变以后，迫于亡国之患，与民族救亡息息相关的近代史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大量近代史通史著作开始出现，有学者认为“这是史学领域总体水平最典型、最充分的反映，也是史学体系建立的标志”。(21)
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后外交史开始从近代史的范畴中独立出来。史学家蒋廷黻是其开创者之一，他将《筹办夷务始末》等官编外交史料的出版视做“学术革命”。外交史研究因涉及多国，对史料来源的要求较高，而早期的中国外交史研究多以外国史料为主，蒋廷黻认为这样“如听一面之词的诉讼”，“绝不能得其平、得其实”，(22)故较早地发掘本国史料进行研究。不过，关于民国外交的史料出版积累较少，对其研究“只能停留于史料的探讨”，而“未有定本”。(23)
有观点认为民国时期“只有外国史(主要是西洋史)，而无世界史”。(24)不过世界史研究以外国史为开端。同时外国史与国际关系史联系紧密：课程上，当时外国史课程多以政治外交为主，具有国际关系史特征，如清华大学史学系“西洋当代史”讲授一战爆发以来的国际问题和各国内政外交，“稗学者可明了世界大势各国现状与中国在国际之地位”；(25)同时，由于外文历史资料缺乏，加之国内环境需要，外国史学者或“述而不作”，或转而研究中国外交史，如蒋廷黻学成归国后先在南开大学讲授西洋史，而后改授中国外交史。(26)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关系史学家王绳祖在民国时期所著的《欧洲近代史》为外国史大学教材中的佳作，可见外国史与国际关系史研究关系之密切。(27)
民国时期的中西交通史今称中外关系史，研究古代中国与西方各民族间文化物质交流，与近代域外和西北史地研究有传承关系。20世纪20-30年代是“中西交通史系统研究的草创时期”，史学家向达的《中西交通史》和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被视做中西交通史学的奠基之作。
笔者对国际关系史学及其相关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大致整理如下(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第一，早期研究为了解周边和世界，含有较强的政治目的，大部分早期作品为官员所创。第二，外国史、外交史研究从空间上的扩展和深度上的加强，有赖于西学东渐带来的学术移植与再创，而相较之下，溯及古代的中外交往研究则因与现实相关度不高、资料来源有限，发展较慢、著作较少。第三，在20世纪30年代各领域的研究都出现了长足进步。
(二)国际法学
国际法学在西方历史悠久，往往被视为“国际关系学之母”。相比于国际关系史学，对民国时期国际法发展情况的研究较为丰富。国际法学在19世纪60年代被正式、系统地介绍到中国。(30)中国近代国际法学的发展“走的就是一条移植西方国际法学然后日渐本土化的道路”，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国际法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基本定型。(31)
有法学史研究者提出：“与近代史的紧密相连是其区别于其他法学学科的最重要特征”。从这一角度就不难理解国际法学发展的史实：公法的数量大大多于私法、战时国际法数量多于平时国际法以及有关不平等条约和领事裁判权的研究著作较多。可见此西学的引入具有一定选择性，而在“西学东渐”下国人不乏对传统智识资源的重新发掘，梁启超曾言：“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之经，以求治天下之理。”(32)国人亦以春秋战国比附近代国际局势，并以儒学的内在脉络作为建立普遍主义世界观和公法观的依据，(33)“先秦国际法”这一概念正是西学传入后本土回应的标志。(34)
与史学发展相似的，中国的国际法学亦在20世纪30年代获得较大的发展，并基本成形，同时与现实紧密结合，而不专究学理，可见其共有的务实精神。
(三)国际关系学核心内容
在上文提到的“国际学”等框架都将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法视为国际关系学的重要部分，亦有当代学者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起源于外交史学和国际法学的汇聚，即史学传统中注入了“新史学”的血液，并移植来了西方国际法学。(35)本文将国际政治与外交学、国际组织学等视为国际关系学的核心内容，并对民国时期政治学的发展进行重点考察。
学界不乏对政治学术史的回顾。(36)赵宝煦认为，解放前夕“中国政治学已有了相当发展”。(37)俞可平则提出，民国初年是中国政治学的活跃时期，而中国政治学科正是在此时期基本形成。(38)台湾地区的吕亚力回顾中国政治学发展时指出，早期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为政治思想史、制度史、宪法、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由于研究人数不多，其成就在量方面并不突出，但在质方面则相当卓越”。(39)
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核心领域内，出现过哪些研究成果？毛维准从书籍的角度入手，重点解读“国际关系研究代表性图书”共32本，从文本解读中提出民国学者“较早地展现了知识融会和学科自主的意识”，学科体系实现了由“自发”到“自觉”的建构。(40)本文尝试对此开创性研究进行评价和补充。该文中列举的32本著作属于国际关系学核心内容的共27本：概论入门性质的教材讲本10本，专门论述国际组织与世界和平的专著6本，讨论学科性质与研究方法的论著7本，分析国际局势的著作4本。
与上述比例相一致，民国国际关系论著较多属概论性质的入门读物。其中周鲠生所著《国际政治概论》(41)是中国较早出现的国际政治教材，其成书原因有二：一是在中央大学讲授国际政治课时，应听讲者的要求；二是社会渐感国际政治知识之重要。该书首先从历史角度入手，叙述近50年世界政局变化；接着从制度角度分论国际会议与组织、国际条约等方面；最后探讨国际裁军、秘密外交和民族主义等特殊问题。此外还提出，国际政治研究还应“从思想上去探讨原则与趋势”。(42)上述展开方式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际政治学作为国际关系学的核心，联系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法，同时在思想和现状分析层面，又与后两者产生区别。
从内容上看，这些早期著作多依托国际关系史，从历史的演进考察现状。从来源上看，往往先有外国著作，再出现中文译作，再由国人自创。民国学者梁鋆立评论：“中国学者用中文写中国外交与中国国际关系，只是近数年内的事……但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的书，却是十余年前就有。”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曾在一段时期内“颇为吾国学校教授中国国际关系者所采用”，顾维钧等人在外国学校所完成的论文，(43)亦被视为“必要读物”。(44)早期的这种“移植”现象与国内国际关系史学发展的短板有关，因为史学大量著作在20世纪30年代方始出现，而这之前的国际关系研究只好取材国外。外交学是国际关系学核心内容的重要部分，不过当代学界较少有对外交学在民国时期发展的研究。(45)笔者在此提出两本重要的教科书——杨振先的《外交学原理》(46)和刘达人的《外交科学概论》(47)以做补充。
《外交学原理》提出自西方外交学新著作如美国约翰·福斯特(John W.Foster)的《外交实践》(The Practice of Diplomacy)和英国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的《外交实践指南》(A Guide to Diplomatic Practice)出版后，外交学开始获得独立地位。(48)此书作者认为，广义的外交学应当包括国际公法、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而狭义的外交学则注重术。(49)该书采用此狭义概念，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教材，从各国元首、中外外交部、外交官、领事官到国际会议、条约和公断，皆有完备的介绍和论述。
《外交科学概论》采用广义的外交概念，提出“外交科学”以区别狭义的“外交学”(参见图1)。该书从政治科学的角度来界定外交科学的含义，即对外的政治科学，(50)在这种意义上，其与国际政治学区别不大。另外，外交科学被定义为“研究国际行为之因果关系及解决国际问题之基本原则的学问”，而这与前文“国际学”并无区别，可是为何要新辟“外交科学”一词呢？笔者推测这与该书的出版机构有关，民国外交部下设外交学会，此书和《国际法发达史》、(51)《外交大辞典》(52)同属该学会的编制计划。
《外交科学概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外交科学”体系，并将各部门知识整理于其下，同时从纵向、横向和规范的各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从历史的方面入手探索现时外交现象的因果关系，并从国际法和国际道德的角度探求国际问题之基本原则。(53)此外，该书还引入经济、政治、法律、史地等内容，涵盖了之前“国际学”设定的各方面。(54)
图1 “外交科学”体系
概论性的著作虽在概念界定、理论和框架构建、议题设置等方面多有论述，但因其涉及面广，仅蜻蜓点水、泛泛而谈，除《外交科学概论》外，前文涉及的概论性著作多在100-200页上下，因此也有当时外交学者批评国内参考书“取材偏隅、理论欠丰、内容不富”。(55)国际关系学有西学可作映照，学科建构、框架梳理与议题设定并不是难事，难则难在各议题下的专门研究，在知识“自觉”后开始实质性的跟进。
国际组织被广泛认为是维系各国共同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的机构，国际组织学是重要的专门研究议题。关于国际联盟的论著，但有民国学者认为常持理想论调，而往往忽视技术问题。正如顾维钧所说：“国际和平组织，已非法律问题而已，复有各种专门技术之运用”。(56)不过，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才出现讨论技术运用的书籍，应当算是民国末年最后一批国际关系学著作。关于国际组织的论述亦散见于多本学术著作中，尤其是和平构建的相关著作。以钱端升所著《战后世界之改造》(57)为例，为论述“树立永久和平工作”，书中较大篇幅涉及联合国、区域组织、国际法院、国际联盟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新国际组织。
除上述书籍之外，亦存在一定数量的著作偏重现状，纵论国际局势。如张忠绂所著《中国国际关系》(58)大部分篇幅论述中国与世界各大国间关系，并商榷中国外交政策。除了外交政策，还有相当部分的著作从经济关系的视角观察国际关系，这一政经结合的分析方法在期刊论文中有较好的体现。(59)尽管国际关系学的核心领域已出现一些著作，但这并不能证明国际关系学打通了相关学科的壁垒，蒋廷黻曾批评各大学“对于外交并没有尽教育责任的计划，各院系均各自为政，各扫其门前雪”。正因如此，国人对外交的知识是片面、零散的，只论时事，而不知时事的背景。因此他提出联合外国语、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各学科而“设外交专科”、“养成一般人才”的计划。(60)学术界承担着研究与教学的双重任务，二者互相补充和促进。教学是学术研究的输入点和输出点，这就要求我们将目光转向学术教育界的栖身地——大学。
二 国际关系学的教育：从晚清的新式学堂到民国的现代大学
大学内的国际关系教学作为民国时期国际关系学发展的重要枢纽，不仅促进了国际关系学论著与思想的产生，还为民国甚至新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本节从课程设置的角度一窥民国时期部分大学内国际关系学的发展状况。
(一)晚清源流
晚清的炮火促使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中国外交的近代化与西学东渐的浪潮密不可分。由于晚清时期北京被迫开放，培养翻译与外交人才成为当务之急，京师同文馆即在此背景下成立。作为官办学堂，同文馆实现了教育与外交两个方面的突破：在教育方面，同文馆创立初期，仅限于讲授外国语言。(61)但从1869年传教士丁韪良被任命为总教习后，除了其亲授“万国公法”外，还增设各国史地、政治学等课程，(62)这对当时兴起的众多新式学堂具有示范意义。在外交方面，丁韪良认为当时“中国并无外交可言”，(63)同文馆翻译出版的《万国公法》介绍了西方国际关系准则，成为当时中国涉外人员的必读书，1867年后丁韪良引入国际公法课程，(64)为晚清培养了一批外交人才，从一份学生去向统计可见：“记载详细的127人中，从事外交工作的有将近50人。”(65)
同文馆这一早期涉外机构体现出近代外交与西学东渐关系紧密，因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高水平的外语能力，更需要充分认识国内外情况，熟练掌握和运用国际法与外交实务，这对外交人才的知识水平提出较高要求。国际关系学与外交实践之间存在广泛的结合空间，这在晚清后的民国得到充分体现。同时，早期研究与教学师承西方的特点十分明显，而相较于其他西方政治、社会学说，国际法与外交等国际关系研究更具实用性，而易被官方接受。(66)京师同文馆仅是晚清西学东渐大潮下的一个缩影。西学东渐的序幕首先由西方传教士揭开，之后由中国人跟进，其内容主要围绕以下问题：了解世界、求强求富、救亡图存、民主革命、科学启蒙。(67)其中，“了解世界”与“救亡图存”正是近代国际关系研究的起源。
晚清的西学东渐为民国国际关系研究奠定了基础：研究机构上，创立了一批新式学堂、出版机构；基本知识上，以翻译外文著作为主，进行初步的知识普及和概念铺垫。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中国知识阶层被迫从传统官僚体制走出，新式知识分子——尤其是充分接触西洋知识的留学生——摆脱了传统士大夫身份，为独立于政界的学术界形成准备了必要条件。同时，在庚子赔款的推动下，新式学堂及新式教育等现代的学术体系开始推广，学术作为一种职业的理念逐步确立。可以说，科举制的废除断了知识阶层的“仕途”，而之后逐渐形成的现代教育制度，催生了更多的学人。(68)
(二)大学初创
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中国出现了初具现代意义的大学，同时新学制由民国初年形成的“壬子-癸丑学制”而确立，与国际关系研究相关的分科包括法科政治学门、法律学门(后改称法学院政治学系、法律学系)和文科历史学门(后改称文学院史学系)。民国时期一改“中体西用”的立学宗旨，将清末大学堂“以忠孝为本”、“以经史之学为基”的宗旨改为“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在新学制下，国立大学接连创办，私立大学也不断涌现，一套模仿西方的近代教育体制逐渐形成。这一时期的大学科系设置变动频繁，课程多尚属初创，师资有限，尚未进入稳定阶段。同期，国际关系学也未形成单独学科，除国际法为必修课外，(69)其他相关课程设置零散。
民国初年的国立北京大学在文法科方面独占鳌头，其政治学系在1916年开设讨论内政、外交、军事三方面的课程“政策论”，并在高年级设置研究课程“本国与外国之条约”。周鲠生在1924年-1925年任政治学系主任期间，开设并亲授“政治与外交史”，而新课程“国际联盟”从选修变为必修。另外，1920年李大钊开始在该系讲授“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可谓大学内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教学之滥觞。在另一些国立大学中，如国立中山大学的前身广州大学，各分科普遍注意开设相关历史课程，如政治学系则开设有“近代外交史”等课程。(70)
私立大学方面，以私立南开大学为例，国际法学家徐谟曾于1922年-1926年在政治学系任教，讲授“中国外交史”；史学家蒋廷黻自1923年在历史系任教，开设有“西史大纲”、“欧洲近代史”、“帝国主义扩张史”等课程，率先运用本国的史料讲授中国近代外交问题。(71)1926年，南开大学规定文科学生的七种自选方向，国际关系即为其中之一。(72)可见在当时大学中，已经明确出现了独立的国际关系课程。
教会大学由于其宗教色彩，其课程以传播西方知识和宗教的居多，而真正有关中国政治变革和对外关系的尚少。以圣约翰大学为例，其较为薄弱的政治学与历史学合系，获得独立的时间较晚，而独立后担任系主任的长期为外国教授。(73)
(三)“黄金十年”
20世纪20年代的北伐战争使民国初年的政斗与混战暂告一段落，从1927年蒋介石定都南京，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国教育稳步发展、趋于定型，国内局势稳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造就了民国时期大学的鼎盛期。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对全国大学进行统辖和改组，并改原先的“科”、“门”为院、系。在这十年中，中国的高校数量、学生人数、经费投入、教育质量与学科完备程度都达到民国时期最高水平。另外，随着留学欧美的学生学成归国进入各个大学，大学内系所专业设置和课程开设趋向丰满和完备。
这一阶段内：北京大学继续保持其既往实力；清华大学由清华学堂转为国立大学，庚款留洋学生的陆续归国造就了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迅速崛起，不止理工，人文社科方面也颇有成就；作为教会学校的燕京大学，改革宗教课程，逐步实现学术化和中国化；国民党组建国立中央大学，成为当时学科齐全、体系庞大、名师众多的学府；国立武汉大学在王世杰的带领下，成为中国文法科重镇。下面以该时期上述几所大学为例，重点考察其政治学系、史学系(74)课程设置，以窥大学国际关系教学之一斑。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北京大学的国际关系教学已基本定型，从1934年开始其政治学系分为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国际关系三组专业方向，并分别选课，从课程设置层面实现了独立建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大学国际法的教学可追溯至其前身之一的晚清京师同文馆，延续60余年，出现过的相关课程有“平时国际公法”、“战时国际公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本国与外国之条约”和“中国通商史与通商条约”等，有必修选修类课程，亦有研究类课程，可谓教学相长、积淀深厚。同时，与史学系合开课程也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特点之一，尤其是外交史、外国史方面的课程师资共享，也使得国际关系学的教学不只局限于法理层面。
燕京大学政治学系高年级学生可根据目标与兴趣，从四个方向——高等文官服务、市政服务、外交服务、党务或教学中选课修习。此部分课程作为国际关系核心内容，种类较多，涉及广泛，成为燕京大学的突出特色。
从上述几所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核心内容中，可划分出大致三种课程：讲述国际关系演进、分析国际局势和外交政策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课程；讲授外交实务技术的外交学课程；介绍国际组织或国际联盟的课程。而这三种课程与上节所述核心内容的专著、教材有着很大的关联。
资料来源：表格中相关资料引自：《国立北京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一年度、民国二十二年度、民国二十三年度)，北平：国立北京大学1933-1935年；萧超然等主编：《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系史(1898-1998)》，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1998年刊印；《北大院系介绍》，北平：国立北京大学讲师讲员助教联合会1948年版；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燕京大学本科课程一览(1928-1929)》，北平：燕京大学1928年版；《私立燕京大学一览》(1930-1931年度、1936-1937年度)，北平：燕京大学发行，1930年，1936年；《私立燕京大学本科各学院课程概要(1936)》，北平：燕京大学1936年版；《政治学系及研究部课程(燕京大学布告第五十二号第二十届)》，北平：燕京大学1935年版；《国立清华大学本科学程一览(1929-1930)》，北平：国立清华大学大学1929年版；《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学程一览(1935-1936)》，北平：国立清华大学大学1935年版；《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4)》，北平：国立清华大学出版事业所1935年版；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1994年版；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方惠坚、张思敬主编：《清华大学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
笔者通过对南方的三所国立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和中山大学)政治学系所开设的国际关系学课程的考察，可发现其皆包含外交史、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政治这几种课程(见表3)。
资料来源：表格中相关资料引自：《国立武汉大学一览(1931-1936)》，武汉：国立武汉大学1931-1936年版；武汉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系：《政治科学与武汉大学——献给武汉大学建校110周年》，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第772-776页；吴贻谷：《武汉大学校史(1893-1993)》，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央大学之最近四年新建筑及新设备之一斑》，南京：国立中央大学1936年版；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编：《南京大学政治学科发展史略》，南京：南京大学2006年版；吴定宇主编：《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通过对南北方六所大学国际关系学课程设置的考察，我们发现这种相似不是偶然的。1932年中国政治学会在国立中央大学宣告成立，“政治学系课程标准”是第一届年会上的讨论议案之一。讨论结果中，列出了十项政治学必修课：政治学、经济学、民法概论、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府、行政法、中国政治及外交史、世界政治及外交史、国际公法和政治思想史。(75)这一学界较早达成共识的政治学课程必修要求，反映了国际关系教学合理化、标准化的发展，也体现出当时学界对政治学科与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努力。此外，这些大学内的学者出版了一系列讲本教材和学术著作，不仅促进了教学工作的发展，也推进了国际关系学中“西学”成分的“本土化”。例如上节所述的大多数中国的国际关系教材皆在此时期完成，下面仅以中央大学的学术成果为例。
资料来源：参见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编：《南京大学政治学科发展史略》。同时，武汉大学也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如：周鲠生的《国际法大纲》和《现代国际法问题》、陈恭录的《中国近代史》和《日本全史》、樊德芬的《英国工党世界和平政策》、刘廼诚的《比较政治制度》以及清华大学王化成的《现代国际公法》等。参见武汉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系：《政治科学与武汉大学——献给武汉大学建校110周年》，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第772-776页；吴贻谷主编：《武汉大学校史(1893-1993)》，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另外必须提及的是，各大学的学报亦为学者们的重要学术阵地，《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国立中央大学社会科学丛刊》、《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季刊》、《清华大学学报》等刊物上载有周鲠生、时昭瀛、王世杰、钱端升、张奚若、王化成和燕树棠等民国时期政治学家的大量学术论文。
回顾国际关系学教学的发展历程，这一“新学”在中国已经扎根，并且开始结出本土的果实，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重要源头，国际法学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各高校文法各科教学。第二，国际关系史在历史学系、政治学系的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作为国际关系史一部分的外交史，将中日、中俄关系放在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上，体现出当时国际环境对教学的深刻影响；如果说过去国际法学与史学仅为国际关系学的相关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却普遍出现了以国际关系学为核心内容的课程，这些课程多为政治学系所设，这使得国际关系学逐步取得了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质，并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第三，外交学的教学已经开始出现，但基础薄弱，且注重实用技术程式等方面，理论或战略上的研究较少。与此同时，各大学也在政治学系中将国际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划分出来，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
除此之外，整个民国时期国际关系教育呈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课程的设置与教学均体现出“救亡”目的，多关注“欧战”、“条约”等与时政密切相关的领域，这为今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奠定了很强的“政策导向”基调。而同时，从授课教授的组成也可以看出国际关系学教育“西化”的倾向，这不仅表现在教授一般从西方留学归国或者就是西方人，还表现在讲课内容多为介绍和引进西方既有研究成果。但这并不是纯粹的引进，在引进的同时也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重在研讨中国外交政策。
(四)八年抗战
1937年国难当头，八年抗战成为民国教育史上独特的一页。熊熊炮火下的大学薪火不灭、弦歌不绝：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堪称世界名校翘楚。同时，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也成立了自己的大学——陕北公学，即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
西南联大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代表了当时国际关系领域最高水平，其政治学系课程包含三方面内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国际法与外交。开设有大量与国际关系相关的课程。(76)三校联合使三个实力雄厚而又各具特色的政治学系结合在一起，形成优势互补；无论是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简称长沙临大)还是西南联大时期，西南联大政治学系在教授阵容、学术交流等师资方面均位居当时同类学系之首。(77)
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在战时国际关系研究中主要做出了以下三点重大贡献：一是编纂中日战事史料，钱端升等教授参与其中，不仅为战后的清算，更为以史为鉴、反战维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二是促使民众理性观察国际关系演变，罗隆基就曾发表多篇社论批评英国对日妥协，王信忠从历史角度论述日本与列强关系，崔书琴等结合研究提出中国应自力更生、坚持抗战；三是讨论战后日本的处置问题，西南联大学人就如何惩治战犯及解除日本武装等方面有诸多相关著述。这些扎实的工作不仅在当时大大地提高了民国时期国际关系学科的学术水平，还为后来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留下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和厚实的研究基础。(78)
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的毕业生大多研究国际法、外交史等国际关系学，或从事英语教学和翻译、新闻、编辑及政府机关工作。他们中的佼佼者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关系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79)
除了西南联大，中国各地大学也在艰苦环境中坚持国际关系教学(见表5)。
表5 中国其他大学国际关系教学课程设置一览
大学 课程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外交学、中国外交史、欧洲外交史
厦门大学 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政治
中山大学 原有基础上新增课程：国际最近情势、中日战时经济实力之分析与比较
资料来源：表格中相关资料引自复旦大学档案馆编：《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史史料选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黄义祥：《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刘正坤等编：《厦门大学院系馆所简史(1921-1987)》，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国统区的大学在抗战时的国际关系学教学与研究的情况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第一，从师资和学生角度上看，学者队伍中相当大一部分为欧美知名大学学成归国的硕士、博士，这延续了“黄金十年”的特点，他们尊崇西方民主政治，针砭时弊，推崇学术自由，其教学以培养学术人才为主，明确指出不以培养政府官员为目标，学生少而精，要求严格。(80)第二，从课程设置角度上看，对国际关系各领域皆有涉及，教授就自己研究的方向开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第三，重视与现实相结合，这一时期研究中国外交等领域的学者居多，尤其关心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及其相关的外交问题以及边疆问题的解决，对国际法的研究程度逐步深化。
解放区的陕北公学和华北联合大学的教学中也含有国际关系课程。(81)虽然教学尚不完善，但也形成一定特色：注重立足中国国情，结合革命形势，同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课程主线。(82)由于解放区的学生家庭背景以贫下中农为主，文化程度不高，(83)而学校主要是培养政治工作干部，要求“学以致用”，因此在教学中注意联系现实，对理论要求较少，并带有一定的速成性质。
(五)战后分流
由于抗日战争结束后各高校教学与研究的资料难以获得，笔者下面仅以北京大学为例。抗战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阵容得到加强，远超战前，与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相比也毫不逊色。系主任由国际公法和国际关系学者王铁崖接任，其对现实国际问题研究尤深。该系课程分为政治制度与行政、政治思想、国际公法与国际关系。第三类中的“国际公法”为必修课，其他选修课程有“中国外交史”、“国际公法专题研究”、“条约论”以及“国际关系”、“国际组织”和“外交学”等。(84)不过，“一般的政治系学生，所学的东西从事实际工作既然无用，而又不能作为高深研究的基础，造成许多不三不四的人物，一入社会就同流合污，使大学政治系成为贪官污吏的主要来源之一”。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提出：“政治系以后将趋向于实际政治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存在于现实国际中的许多问题。并把专门研究和一般的学习严格分开，以便分工合作、各尽其能，使政治系每个毕业生都成为有用之才。”(85)然而连绵的炮火并未给学术发展的空间，多数学者“为稻粮计”奔波劳碌，真正的学术条件无从保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关系学及其他政治学研究逐步被马列主义研究替代，原国统区的许多学者移居台湾地区或国外，而留在祖国大陆的学者亦因院系调整多“转行”进入其他学科，造成了新旧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断层。直到1964年“老三校”建立国际政治学系，并且启用了一部分民国时期的国际关系学者，延续至今，成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直接源头。
三 生于忧患：外交期刊在炮火下的勃兴
学术界不仅有教育职责，更承担着社会公共责任。20世纪30年代后日寇入侵，国人目光聚焦于外交，此时期涌现出大量与外交相关的著述，国际关系研究出现高潮。第一节提及的大部分著作在此时期完成，而较为简短的期刊论文，便于学界及时对紧张时局分析应对，亦可产生远超学术著作与学报的社会舆论影响。
通过期刊论文，将对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国际法的研究、抗日战争背景的研究、现状的研究等汇集在一起，凝聚成一支国难时期来自学界的力量。据不完全统计，1934年-1937年，中国期刊共发表外交论文5 156篇，其中研究大国间关系1 898篇、中国外交702篇、国际组织与会议326篇、国际贸易与金融817篇、国际法296篇、外交史141篇、外国内政768篇。(86)每一份期刊的背后，都有一个学社、一个研究群体，根据对这四年论文索引的统计，1934-1937年间每年前十大论文发表期刊详见图2至图5。
图2 1934年十大外交论文发表期刊
图3 1935年十大外交论文发表期刊
图4 1936年十大外交论文发表期刊
图5 1937年十大外交论文发表期刊
其中，《外交月报》(87)、《外交评论》(88)、《世界知识》(89)、《东方杂志》(90)、《时事类编》(91)、《国闻周报》(92)和《时事月报》(93)等排名较高。有民国学者评价“中国二十年来的主要思想，都集中在杂志的里面”。(94)下面通过《外交月报》所录中国期刊外交论文索引，按两层分类分别进行独立统计，考察1934年-1937年国际关系学研究在期刊中的整体情况。同时，选取同期两份外交期刊《外交月报》和《外交评论》进行个案对比研究。
(一)分类标准
1.国际关系学大类
按前文分类标准，共分国际关系学核心内容、国际法、国际关系史(95)这三部分，而国际关系核心内容中又细分为国际政治(96)、中国外交(97)、国际组织与会议(98)、国际政治与经济学(99)、各国政治研究(100)五项统计。
2.国家地区大类
该部分是为配合第一层分类，进一步研究在以上各项中，学术界关注的地区与国家的比例。主要分为主要国家和与中国有关地区两部分进行统计(101)：前者包括日本、苏俄、英国、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等，1936年以后将欧洲国家细分出法国、德国与意大利；后者包括邻国(主要包括外蒙古、菲律宾、暹罗等)、远东及太平洋以及中国的东北、华北地区以及边疆地区(主要包括新疆、西藏、云南等)。
(二)统计结果
1.国际关系学大类
首先，分析1934年-1937年间国际关系学大类的变化，汇总如下：
图6 国际关系学大类各部分比例与趋势
国际关系核心部分无疑是论文最主要方向。学界并没有将视野局限于与中国直接相关的问题，而是放眼全球，特别是对大国关系的研究始终占主导地位。如1934年对日本研究占主要部分，包括日英、日美、日苏关系三方面。而意埃战争爆发后，欧洲大陆特别是意大利的问题成为另一个主线，研究成果数量显著上升。1936年-1937年，研究方向愈加明显，一为研究日本对整个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政策，(102)二为研究二战阴云笼罩下的欧洲局势，尤以意埃战争和西班牙内乱为特征事件，而对英、法、德、意、西五国的关注占有较大比重。当时学者偏向并擅长做比较研究，分析不同国家观点与利益冲突，以期判断国际局势的发展。(103)
其次，中国外交与军事现状受关注颇多，此时期可见大量外交时评，特别是对中日关系的探讨，如1934年主要关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局势以及日本“四一七”声明对局势的影响，(104)1934年-1935年间对于中东铁路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等。(105)在谈到中国外交时，大部分文章都指向一个尖锐的问题“弱国无外交”，多数论文都对国民政府提出了批评甚至指责，责其外交不力、军事无能，同时也提出可能的救亡图存之道，如陈济生呼吁为公精神的回归等，(106)蒋廷黻则提出中国的问题主要在于不能上下一心。(107)张忠绂不同意“弱国无外交”，他认为“强国固然需要外交，弱国尤其需要外交”，(108)并用历史上的事实来予以证明。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备受欺凌，不仅源于客观上军备不如人，主观上没有清晰的外交对策更是不容忽视的原因。(109)
另外，此时期较注重经济问题对外交及国家运势的影响。其中最大部分讨论双边或多边的贸易及其对国家兴衰、外交强弱的影响，(110)学者注意进行数据分析，并尽可能地通过图表等方式进行对比，对于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冲突与壁垒有较深入的考察。特别是中国与日本、苏俄及其他邻国的经贸关系等问题也颇受重视，比如“中日经济提携”问题就是一个热门话题。(111)学者对金融市场主体(特别是银行)研究较多，并结合中国白银外流的国际金融情况进行收支计算，并试图分析其改进措施。钱端升曾讨论向外国举债的利弊以及其伴生的经济、外交与政治问题。(112)纵观1934年-1937年研究成果也可发现，学界对全球或区域的货币战争比较关注，(113)对各国(特别是美国)的白银政策研究也较集中，(114)其原因在于其白银政策影响中国经济与对外贸易。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对于国家内政的研究逐渐增多，并于1937年达到顶峰，成为第二重要的研究项目，说明中国学界对此重视程度逐渐增高，特别是日、美、德、意的内政是研究重点，如特别关注日本的内阁变动与财阀发展。(115)对美国，则主要关注美国的选举制以及罗斯福政府处理国内问题的方法；(116)对德、意两国，则主要集中分析希特勒及墨索里尼实行纳粹统治，(117)并有论文从学理上解读极权主义的概念。(118)
对国际组织与会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1934年-1935年的军缩会议(119)以及国际联盟(简称国联)的研讨，包括日、德、意三国先后退出国联，(120)国联对意大利的制裁(121)等。对于国联，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袁道丰针对国联内部大国之间难以回避的利益冲突，认为世界和平可能只是泡影。(122)周鲠生关心国联改革与前途，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出国联的不完善机制，特别是“全体一致”原则削弱了其效能。(123)而钱端升对国联不抱希望，认为中国不能把外交命运寄托在国联身上。(124)论文中更加关注国际法及国际条约的具体协定，学界对1937年德日协定及其对国际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关于轴心国的形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的研究较多。
国际关系史论文数量与国际法基本相当，但应该注意《外交月报》、《外交评论》每期都会单列出较大篇幅的史丛史料专栏，此项并未计入统计。学界挖掘史料，并整理概括成文，供民众阅览，如详细介绍近代若干屈辱谈判的前因后果。(125)鉴古知今，研究史料更是为了总结经验，为当下的外交建言，如周鲠生结合中日近代史的发展以及欧洲列强(特别是法德)间关系史，认为中国应在排日与亲日间走中间道路。(126)
2.国家地区大类
此为本文的第二分类标准，以趋势比例反映并分析当时国别与地区研究状况。数据统计结果详见图6至图10所示。
图7 1934年主要国家研究比例
图8 1935年主要国家研究比例
图9 1936年主要国家研究比例
图10 1937年主要国家研究比例
从以上数据可知：日本是这四年间研究的主要对象，比例远超其他，这与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并进而窥伺全国有很大关系，同时也与日本图谋远东及太平洋地区霸权，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有关。在研究问题上，主要包括东北日伪政权、华北通军通邮问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外交军事挑衅、中日贸易往来、日本争夺远东及太平洋霸权以及日本与各大国间关系等。与此同时，学界对苏俄、英国、美国的研究数接近，位居日本之后，各自所占比例相对较稳定。
除上述国家外，对欧洲大陆的研究逐年递增，特别是对法、德、意三国的研究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迫近，数量增加，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日德同盟对欧洲政治乃至国际局势的影响，德意两国先后退出国联，《法俄协定》、《德奥协定》对欧洲政局的影响，德意两国法西斯对外扩张外交政策等。而有关非洲的研究多与意埃战争相关，1935-1937年间多有关于此战前因后果及影响的相关论文。(127)
图11 1935-1937年间与中国相关地区研究比例趋势
与上述其他国家的研究相比，对中国相关地区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于对邻国和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研究，通过分析中国周边国家，判断中国外交形势，包括：研究远东形势和列国在太平洋上的关系；中国与邻国如暹罗、菲律宾、朝鲜、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外交与贸易关系。学界对西班牙、埃及、菲律宾等国的独立运动关注颇多，从中也折射出中国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的强烈诉求。而对华北、东北和边疆问题的研究则因应时局变化，呈现此起彼伏的状态。
(三)外交期刊杂志简析
1.《外交月报》
笔者采用同样的统计方法，进一步统计《外交月报》在1933-1937年间发表的论文情况。作为当时主要的外交期刊之一，其在反映上述中国国际关系期刊共性的同时，也有许多特别之处。《外交月报》特别关注日本，这与其创刊时严峻的国难背景有关。此外，在1933年-1934年十分重视中苏外交，并随亚洲局势发展，逐渐转向了苏、英、美并重的局面。从1935年起，开始关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如意大利等。重心的数次转移，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同步，体现出当时国际关系研究注重现状的特性。不过整体而言，《外交月报》还是以中日和中苏的外交关系为基点、以亚洲为主要内容，并包含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外交关系，进而剖析中国在亚太体系中的处境。
图12 1932年-1937年《外交月报》国家地区(128)研究比例趋势
另外，关于国际组织和会议与国际法和条约的研究有明显的分期，1934年之前，国际组织的研究明显多于国际法的研究，这也反映出了当时国联成立后，中国人对于这一新兴国际组织的期待，而1935年后，对国际法的研究开始反超前者，这可能与日本侵华程度的不断加深，而国联的效用受到普遍质疑有关。需特别指出的是，分析时局之外，《外交月报》亦刊载论文探讨国际关系学理论，如徐敦章的《国际学的研究》即刊载于此。
2.《外交评论》
《外交评论》与《外交月报》的创刊、停刊时间接近，1932年-1937年，双刊一南一北、相互映照。此刊编辑将其创刊视为“生于忧患”，“国民怵于国难的万分严重，各自蕴蓄着悲愤不平的强烈情绪，纷纷发行刊物，发挥他们的政治主张，一时言论界如火如荼，顿然呈现活气”。(129)
图13 1932年-1937年《外交评论》国际关系学大类比例趋势
从图13可见，《外交评论》对国际政治特别是大国政治的考察居多，其主要原因在于紧张的国际局势以及中国受大国支配的国际地位，体现出学界对国际格局的研究偏好。与之相对，对国际组织和会议的关注呈下降趋势，国联的幻想破灭后，外交方面力图直接交涉解决纠纷，也使对大国关系、大国内政的关注比例提高。值得一提的还有学界对国际法的重视程度逐年下降，但在1937年全面抗战即将爆发时，对国际法的研究再度兴起，其原因尚值得探讨。外交史方面，虽论文数不多，但每期都会辟出三到四成版面整理外交史料，可见学界治史之传统。最后，此刊也较关注经济问题，并曾刊行“中国与世界经济特辑”。(130)
关于《外交评论》的宗旨，此刊曾提出：“站在民众立场，以诚恳的态度，冷静的头脑，斟酌国内外当时的环境，运用理智，把握良知，务为切实有效的批评与贡献”。(131)由此可管窥此类外交期刊的目的：在言论界发出学术界的声音，以智识指导舆论。此刊的地位与影响尚待考察，不过《外交评论》编辑曾在最后一期中声称：“在言论界与学术界，本刊可以率直地说，确已奠定一个基础，占有相当的地位。”(132)
必须说明的是，《外交月报》和《外交评论》虽具较强的舆论性，却不失其学术性，不仅两刊的编辑多为大学学者，其供稿人中亦学者较多。例如，曾担任《外交月报》主编的先后有国际问题专家王芃生、国际关系学者张忠绂、徐淑希和吴其玉，足见其学术根底。这些外交期刊究竟产生过怎样的社会教育和舆论指导作用，尚待考证，但其所强调的学界对社会之责任是值得思考的。
四 百年炮火中的未竟之学
(一)国际关系学科是否在民国时期已经形成？
民国时期，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关系学是否形成？笔者认为一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需要以下三个条件：一是社会和国家的需要，这是其立足的土壤，20世纪30年代严峻的外患为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提出了紧迫的需求，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二是研究材料的具备，为应对社会需要，当以可供研究的事实作依据，从西学东渐而来的译书到本国和外国的史料、再到跟踪国际局势的及时信息，都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素材；三是人才的充沛，广博的智识、丰富的经验是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的必要条件，而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则是更高的要求，无论是民国时期的“学政复合体”，还是栖身大学的独立学人，大多游学海外、学贯中西，正符合上述要求。
有学者提出西方“19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而多元化的自律学科结构正是在大学中得以建立，18世纪末以来得到改造和复兴的大学“成为创造知识的主要制度性场所”。(133)因此，判断一门学科成立的首要标准，应当是以大学为基地的制度化教学和研究体系：教育方面，从设立专门教席开始到开设相关课程，最终建立学系并授予相应学位；研究方面，出现专业期刊、学会乃至专门的图书分类项目。回顾前文，民国新学制的确立和大学的兴起，为西方“取经”归来的学者提供了栖身立学之所：国际关系学的教育贯穿其间，多种课程相继开设乃至1934年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下设国际关系组，同时已有不少大学的研究院专门设立国际关系研究方向；外敌压境下，外交期刊蓬勃兴起，其中的学术期刊成为学者发表研究论文的主要阵地，国际关系学著作大量出版，在民国图书中占据相当的比例。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形成时间至少应上推至20世纪30年代。
(二)百年炮火：民国时期国际关系学的发展
中国近代以来国际地位的低下，很大程度上在于对国际事务缺乏应有的了解。起先受传统排外思想蒙蔽，以中国为世界，而四海之外皆为夷狄，采取闭关锁国政策；鸦片战争一败涂地，缺乏外交和国际法知识，又致丧权辱国；五四运动后，对《威尔逊十四点计划》(Fourteen Points of T.W.Wilson，1918)、公理战胜强权的希冀幻灭不少，而每一次帝国主义的宰割都使民众关注国际政治的热度升高；九一八事变后，寄望于国际联盟的援助和美国的出面干涉，但均以失望告终，自此进一步放大眼界观察外界。
百年炮火中，国人的眼界放开始终伴随着受挫与失望，“冷眼向洋看世界”的现实主义从中而生。有民国学者认为，所谓“国际学”维持世界和平之目的在中国不适用，而中国国际学之任务是“如何从国际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设法将中国解放出来，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将来的大社会中，执行她的一部分应尽的责任与工作”。(134)彼时之厚望，至今仍振聋发聩。近代中国对国际关系之研究来源于两条线索：晚清开始的西学东渐中，引入传播国际关系知识；中国对外交往中，吸取总结经验与教训。两线紧密结合，而前者在初期占主要地位，之后中国逐渐从被动学习，逐步转变为主动研究。从研究任务上来看，自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在于了解世界；而甲午战争后转为救亡图存。(135)
民国时期，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过程大体呈“树”状结构：它扎根于中国史学传统，并不断汲取分散于史学范畴内的国际关系相关内容，形成了坚实的根基；同时，对作为西学的国际法移植和再创造，使国内具有了较完善的国际法学传统；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史两个“主干”逐步形成；五四运动之后，为更适应中国的现实要求，国际关系研究逐渐走向多元，关注大国关系、外交政策，形成了“树”的树冠部分；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九一八事变后，受激于复杂激烈的国际环境以及日本侵华的现实处境，国际关系各领域的研究又聚合为紧密的一支，如粗绳般被外力扭合在一起。
(三)未竟之学：国际关系学科的传承问题
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在民国时期形成并初步发展，为何后继者淡忘了前辈们呢？
这是“未竟之学”的含义之一，国内环境的巨变对学科的传承有重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后，十多年战争炮火下，学界生存条件不佳，而内战后的学者们不同的选择，亦使得学界长期分裂。既有研究教学工作，或终止、或搬迁、或废弃，是谓“未竟之学”。(136)先辈的未竟之学需要后辈继续开拓，经过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下辖众多非常细化的研究领域，(137)而蒋廷黻提出的“各院系均各自为政、各扫其门前雪”之问题在当今是否得到解决？
回顾西方人文社会学科的分化，19世纪后期，对社会现实的研究出现明确的劳动分工，日益分化为独立的学科，(138)这一分工基于如下信念：现实可被合理地分成多种多样、各自独立的领域，而对各领域的研究需要运用专门的技能，并以自律的制度形态加以保证。(139)不过这一传统信念逐渐遭到质疑，而学科结构也发生演变，尤其在二战后的美国，地区研究作为一个新的制度范畴，将多学科领域的工作集合，共同制定课程、举办学术会议、成立地区研究刊物，跨越了史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各科的界限。(140)
没有什么智慧能够被垄断，也没有什么知识领域专门保留给拥有特定学位的研究者。民国时期的大学虽仿效西方建制学科，亦存在“各扫门前雪”的现象，但各学科间尚不存在过高的壁垒，学者跨科治学，学生亦跨系选课，并且在先修人文社科各基础课后，再选修国际关系核心课程，而在抗战前夕，国际关系学各领域研究成果，尤其是关于日本的研究，亦整合于外交期刊中，获得广泛交流探讨。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其“交叉性”又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学科”所代表的分工和独立。传统中国学术并无如此细分的学科，更多为“学问”，因问而学，由问题而生发出的研究。笔者认为应该把国际关系学当做一门学问，国际关系学应由研究问题界定，而小的学科观念有时会阻碍解答大的问题。如何平衡学科与学问的关系，先辈曾有尝试，亦留待后辈思考，是谓“未竟之学”。
(四)未竟之学：学术界的社会责任
国际关系学者，并不直接从事外交工作，而这恰恰让其与实际政治保持距离，可安心在学界有所作为。但是这并不意味学术工作就是远离实际，其所处的位置恰有“庙堂之上、江湖之远”的意味，即学界担负着两方面责任，既影响公共政策，也产生社会效应，既“忧其君”，也“忧其民”。学术研究成果应该成为国家决策的智慧之源。民国时期的学者为国家献言建策，“弱国无外交乎”是彼时学界掷地有声的思考，以对国家之热忱与丰富之学识，为国家存亡奔走呼号。而民国学界并未忽视其对国民的责任，努力指引客观舆论并启迪民众正确理解国际关系，前文所述外交论文语言大多“平易近人”，面向民众，不仅解释政策，更具有学术的客观性和中立性。今天的国际关系学得到飞速发展，理论架构不断完善，而专业学者所述内容却与民众之间存在隔阂。如何把握学术与政治、公众的距离，是摆在学术界面前的一道难题，是谓“未竟之学”。
民国时期的决策层智囊与“学人外交官”，(141)广义上亦涉及国际关系研究。从清朝编纂仅供皇帝检阅的《筹办夷务始末》(142)到民国王芃生的国际问题研究所，(143)国际关系的“官方研究”历史更长。王芃生的国研所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情报贡献，而在战后他寄望于国研所的平时化和学术化，改隶于中央研究院，但直至他去世仍未实现，是亦可谓“未竟之学”。
百年炮火已经过去，在今日的和平年代，如何继续前辈所遗留的未竟之学，是今人的艰巨任务与光荣使命。借王铁崖先生关于国际关系学的论述，作为本文的结尾：“这就要求对整个国际关系加以深入的研究，从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国际关系学。”(144)
*本文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逸舟教授的殷切鼓励和悉心指导下完成，并在审稿过程中得到《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的评价和修改建议，谨此致以诚挚的感谢！
注释：
①为便于将民国时期国际关系史学和国际法学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纳入更合适的框架中，本文选取“国际关系学”而非与其概念相近的“国际政治学”。
②类似观点认为，国际政治学科的建立应以1963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文件为标志，此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政治学系改为国际政治系，同时也相继建立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有学者认为学科建立应有三个条件：“一是以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为基地；二是设置相关专业，招收专业学生；三是开设专业课程，评定专业职称。”并以此论证国际关系学科在20世纪60年代得以建立。参见梁守德：《中国国际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载《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1-6页。
③王逸舟：《中国国际关系学：简要评估》，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6期，第137-149页。
④王邦佐、潘世伟(卷)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1页。
⑤周鲠生：《近时国际政治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周鲠生：《国际政治概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
⑥王邦佐、潘世伟(卷)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第431页。
⑦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⑧石磊：《我国国际关系史研究概述》，载《外交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第9-18页。
⑨资中筠：《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载《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第6期，第41-44页。
⑩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11)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194页。
(12)[日]中西治著，汪鸿祥译：《新国际关系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5页。
(13)徐敦璋：《国际学的研究》，载《外交月报》，1933年第5期，第31-41页。此文还在1934年第2期中连续刊登，第43-56页。
(14)如张明养在《国际政治讲话》的序言部分即引用了“国际学”的概念和框架。参见张明养：《国际政治讲话》，上海：开明书店1937年版。
(15)宁协万：《国际法学发达史论》，载《北京大学月刊》，1922年第1卷第9期，转引自何勤华、李秀清主编：《民国法学论文精萃》(第6卷，国际法律篇)，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版，第2页。
(16)William G Andrew,"Introduction:Freaks,Rainbows and Pots of God,"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England:Greenwood Press,1982,转引自孙青：《晚清之“西政”东渐及本土回应——中国现代“政治学”形成的前史研究》，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第9页。
(17)张岂之：《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266页。
(18)张海鹏、龚云：《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19)除了学界相关回顾性著述外，近年有一系列研究生论文讨论此类近代史学史问题，如朱梅光：《近代中国外交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陈琼：《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修彩波：《近代学人与中西交通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另外，台湾学者李恩涵的《中国外交史的研究》是对民国时期外交研究的综述性论文，可惜难览全文，该文收于《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
(20)张海鹏、龚云：《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9页。
(21)张海鹏、龚云：《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9-20页。
(22)此为蒋廷黻对外交史研究的评论，转引自朱梅光：《近代中国外交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
(23)蒋廷黻：《民国初年之中日关系》，载《蒋廷黻选集》(第三册)，台北：文星书局1965年版，第395-396页。转引自朱梅光：《近代中国外交史学研究》。
(24)参见齐世荣：《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及前景》，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155-168页。
(25)参见陈琼：《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26)参见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02页；参见王绳祖：《欧洲近代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7)参见向达：《中西交通史》，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上海：辅仁大学1930年版；张维华、于化民：《略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载《文史哲》，1983年第1期，第3-9页。
(28)辛亥革命后，革命史亦在近代史中长期占主导地位。而在北伐战争后，近代史研究亦分为“近代化体系”和“革命体系”两种范式和话语系统，二者在国际环境、中国社会进程和发展前途等方面存在分歧。参见欧阳军喜：《20世纪30年代两种近代史话语之比较》，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111-149页。
(29)华企云：《中国边疆》，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3年版。20世纪30年代为边疆史地研究的高潮，学术研究团体产生，大量期刊论文和著作发表。华企云的《中国边疆》综述边疆之沿革与现况，是同期产生的第一本较全面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专著。参见马大正：《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137-152页。
(30)当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把惠顿(Henry Wheaton)的《国际法原理》(The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翻译成中文《万国公法》，并由总理衙门出版。参见邓正来编：《王铁崖文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31)其标志为：国际法学的基本领域和课题在中国都已经受到重视并得到研究，也出版了相当多的成果。尤其是刘达人、吴国钦所著《国际法发达史》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推出的唯一一部比较系统描述国际法发展的作品”，该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近代国际法学的成熟和基本定型”。参见刘达人、袁国钦：《国际法发达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何勤华：《中国近代国际法学的诞生与成长》，载《法学家》，2004年第4期，第49-60页。
(3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28页，转引自张卫明：《洋务时期国人对近代国际局势与国际公法的比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6期，第79-97页。
(33)邹磊：《“先秦国际法”研究与中国“世界图景”的重建——从丁韪良到陈顾远》，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3期，第22-29页。
(34)部分学者认为民国时期国际法的研究水平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例如民国时期陈顾远的《中国国际法溯源》和徐传保的《先秦国际法之遗迹》，至今尚无出其右者。参见陈顾远：《中国国际法溯源》，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徐传保：《先秦国际法之遗迹》，上海：中国科学公司1931年版。
(35)[日]中西治：《新国际关系论》，第24-25页。
(36)孙宏云在对清华大学政治学的局部考察后完成的《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至1937)》一文，亦可谓专门研究政治学在近代中国发展的佳作，其中有相当详细的对中国政治学史研究文献综述，在这里不做赘述，参见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至193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此外，近年还有数篇博士论文以民国时期政治学为题，如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孙青的《晚清之西政东渐及本土回应》和王向民的《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前已有文章对中国政治学研究进行总结，如1946年出版的《中国战时学术》内有政治学者程仰之所写的《七年来之政治学》，此文最后一章节即介绍学界对国际政治的看法。参见孙本文等：《中国战时学术》，上海：正中书局1946年版。
(37)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载《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第39-44页。
(38)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百年回眸》，载《人民日报》，2000年12月28日。作者在文中提出，政治学科建立的标志有：政治学在大学有独立的学科设置、出现从事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学者；出版学术专著；政治学者受到社会的接受和重视，并影响政治家和政府决策；专业政治学术团体成立。
(39)赖泽涵主编：《三十年来我国人文及社会科学之回顾与展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629页。
(40)毛维准：《民国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载《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2期，第107-145页。
(41)周鲠生：《国际政治概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
(42)周鲠生：《国际政治概论》，第1-5页。
(43)这些论文主要包括V.K.Wellington Koo(顾维钧)，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 Tyan,Min-Ch'Ien(刁敏谦)，Legal Obligations Arising out of Trea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States；鲍明钤，Foreign Relations of China，转引自梁梁鋆立：《张忠绂：中国国际关系》，载《外交评论》，1934年第10期，书报评论部分，第189-191页。
(44)梁鋆立：《张忠绂：中国国际关系》，载《外交评论》，1934年第10期，书报评论部分，第189-191页。
(45)学界的少有研究如陈迎春：《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学研究》，简要概述并评价了民国一段时期的研究状况，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18-24页。
(46)杨振先：《外交学原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47)刘达人：《外交科学概论》，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版。
(48)John Watson Foster,The Practice of Diplomacy,Boston,New York:Houghton,Mifflin and Company,1906; Ernest Mason Satow,Sir,A Guide to Diplomatic Practice,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s,Green,1917.
(49)杨振先：《外交学原理》，第6-7页。
(50)刘达人：《外交科学概论》，第13页。
(51)刘达人、袁国钦：《国际法发达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52)王卓然、刘达人主编：《外交大辞典》，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版。
(53)《外交科学概论》内容涵盖以下诸方面：外交史的发展、外交方针及外交政策、外交主义之研究、外交机关之组织、外交权及外交权之控制、国际条约与外交、国际会议与外交、国际纷争之基本原因、和平解决国际纷争之方法、现行防止战争之手段、国际组织与国际行政、国际立法与国际法典等。参见刘达人：《外交科学概论》，第16-18页。
(54)《外交科学概论》附有近60个统计图表，涉及面广泛，如：1894-1899美国对华输出总额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之组织、1920-1926集会次数一览表、近世主要战争一览表、各国生殖死亡率表。
(55)杨振先：《外交学原理》，第1页。
(56)陈泽溎：《国际组织概要及其技术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页。顾维钧的论述出自其为本书所作序言。
(57)钱端升：《战后世界之改造》，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
(58)张忠绂：《中国国际关系》，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版。
(59)如经济学家钱俊瑞就曾在《世界知识》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世界经济和国际问题的文章，其中最主要的有：《火药气下的世界景气》、《西班牙的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保卫马德里》、《土耳其论》、《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1937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展望》和《太平洋市场的争霸战》。参见钱俊瑞：《钱俊瑞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60)蒋廷黻：《外交与舆论》，载《独立评论》，1933年第70号，第4-7页。
(61)吴宣易：《京师同文馆略史》。转引自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23页。
(62)丁韪良：《同文馆记》，载《教育杂志》，1937年第27卷第4号。
(63)丁韪良：《同文馆记》，载《教育杂志》，1937年第27卷第4号。
(64)郭德侠：《中国近代高等学校课程设置研究》，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
(65)《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北京：京华印书局1916年版，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版，第252-279页。
(66)如同文馆作为总理衙门的一部分，获得恭亲王的大力支持
(67)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
(68)王向民：《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上海：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69)例如：北京大学法科中政治门中设有“平时国际公法”和“战时国际公法”，商学门中设有“国际公法”，法律学门中设有“国际私法”；在北洋大学的法科法学门设有“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罗马法”和“英吉利法”等；山西大学法科法学门则设有“国际私法”、“本国与外国间之条约”和“英吉利法”等相关课程。
(70)黄义祥：《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71)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4页。
(72)国际关系方向的必修课程有“民族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欧洲近代史”、“中国外交史”、“国际法”、“英国通史”、“美国通史”、“日本通史”、“国际贸易及中国关税问题”。参见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第142-143页。
(73)曾在圣约翰大学求学的顾维钧这样回忆：“中文课的地位在英文课和用英文原本的其他学科之下，例如历史课，圣约翰是不教中国史的，只教美国史和英国史”，少数介绍和评论政治时事的中国老师，其“薪金可能至多相当于外国教授的十分之一”。参见徐以骅主编：《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74)之所以将史学系也纳入考察范围，原因有二：其一，国际关系教学中有相当数量的课程为政治学系和史学系共同开设。其二，考察史学系独立讲授的课程大纲介绍，其内容亦与国际关系密切相关，尤以外国史、中西交通史等最为显著。
(75)魏镛：《中国政治学会之成立及其初期学术活动——纪念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六十周年》，载《政治学报》，1993年第14期。
(76)与国际关系相关的课程主要有“国际公法”、“主权论”、“国际法及外交研究”、“国际法判例”、“条约论”、“中国外交史”、“中国外交史研究”、“西洋政治思想史”、“国际关系”、“战后问题”、“外交惯例”、“外交学”、“国际关系组织”、“国际及殖民行政”、“边疆问题”等。参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页。
(77)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第211页。
(78)闻黎明：《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79)其中较为突出的有：国际法学家陈体强、端木正；政治学家赵宝煦、杜汝楫等。
(80)如西南联大政治学系自1940年至1946年间合计只毕业90人，参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第433页。
(81)例如1937年陕北公学开设的“世界革命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世界政治”、“中国革命运动史”等；1939年华北联合大学开设由江隆基主讲的“世界革命史”；1941年延安大学开设的“国际问题”。参见曲士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82)如“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程较多，向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及社会主义理论。
(83)总结自曲士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4)参见国立北京大学讲师讲员助教联合会：《北大院系介绍(民国三十七年)》，第43页。从这本1948年编制的院系介绍书籍中，可窥从战后到新中国建立前北京大学学术之一斑。由于该书内容是由各院系熟悉情况的教员分别写出，较当时市面上其他介绍北京大学的书籍来说，比较准确。
(85)国立北京大学讲师讲员助教联合会：《北大院系介绍(民国三十七年)》，第44页。
(86)上面的所有数据来源于《外交月报》杂志在1934年到1937年汇总的全国外交论文索引。《外交月报》于1932年7月创刊，1937年6月停刊，北京外交月报社出版。
(87)显然《外交月报》列出的“外交论文索引”在一定程度上必然照顾本刊论文，入选数量连年位居前两名。
(88)《外交评论》由南京外交评论社出版，1932年6月创刊，1937年9月停刊。
(89)《世界知识》于1934年创刊，以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见长，此刊几经战乱而不息，延续至今。
(90)《东方杂志》前身是1902年中国最早关于国际问题的专刊《外交报》，1904年续创为《东方杂志》，并成为中国近代刊行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期刊，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因其出版单位商务印书馆被日寇所炸而停刊，之后又顽强复刊。
(91)《时事类编》由中山文化教育馆1933年创刊，专门选载世界各国著名杂志上的文章，每月胡愈之供稿《一月间的国际政治》。
(92)《国闻周报》由国闻通讯社于1924年创刊，这是一份时事性、政论性、综合性的新闻周刊。
(93)《时事月报》为南京国民政府所创立的报刊，创刊于1929年(民国十八年)，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首先披露了《田中奏折》一事，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影响。
(94)广东岭南大学图书馆编：《中文杂志索引》(第一集)，广州：岭南大学图书馆编印，1935年版。这是中国第一部书馆藏书史专著。转引自林昶：《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95)包括关于各国外交的一些史料和讨论历史某事件对当前及未来形势的影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历史的界定是指对约三年以前事件的讨论等。
(96)世界各国间政治关系包括外交与军事，与中国外交直接相关的不计入内。
(97)将上一项中，与中国对外关系直接相关的单独列为一项，主要包括中国外交与军事现状与决策。
(98)主要统计论述国联及军缩会议等国际组织与会议的论文。
(99)主要包括国家间的贸易与金融往来问题和国家内部的经济贸易状况等，例如马寅初：《美国白银政策与我国之利害》，载《时事月报》，1934年第1-6期等。
(100)各国政治研究方面主要是对一国内部的政治、选举、法律等问题的研究。
(101)计数时按照每一有关国家或地区名在题目中出现即记为一次，若题名中无法直接显示则不计数。如论文《太平洋上中美日俄的四角关系》分别计数美国、日本、苏俄、远东及太平洋各一次，参见安格译：《太平洋上中美日俄的四角关系》，载《外交评论》，1934年第1期，第309-314页。
(102)参见张平君：《日本军部外交的探讨》，载《东方杂志》，1936年第11号，第21-25页。
(103)参见何璟：《英美日俄在太平洋上的国际现势之分析》，载《外交月报》，1934年第1期，第105-117页。
(104)相关的论文有刘芙若：《中国国民之自述以告世界各国国民之关心远东时局者》，载《国民外交杂志》，1934年第4期；刘芙若：《中国国民应注目于世界各国总动员》，载《国民外交杂志》，1934年第6期等。
(105)参见雪若：《东铁非法买卖与日本满洲铁道政策》，载《黑白》，1935年第4期等。
(106)陈济生：《中华民族的出路》，载《半月评论》，1935年第12期，第4-8页。
(107)蒋廷黻：《参加国难会议之回顾》，载《独立评论》，1932年第1期，第10-12页。
(108)张忠绂：《弱国是否无外交？》，载《独立评论》，1935年第139号，第11-13页。
(109)张忠绂：《中国外交失败的症结》，载《独立评论》，1935年第5期，第1-7页。
(110)参见王瑷：《世界贸易的衰微与中国》，载《国民外交杂志》，1934年第4期；洪渊：《世界贸易战争中我国所处之地位》，载《时事月报》，1934年第1期等。
(111)参见华云程：《中日经济提携与中国纱厂业》，载《申报月刊》，1935年第3号等。
(112)钱端升：《借款与外交》，载《半月评论》，1935年第4期，第1-3页。
(113)参见孙怀仁：《货币战争与中国》，载《申报月刊》，1934年第3号；许涤新：《货币战争及其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载《东方杂志》，1934年第9号等。
(114)参见毛起鹒：《美国白银政策与中国》，载《东方杂志》，1934年第8号；马寅初：《美国之吸收黄金白银政策与我国之关系》，载《东方杂志》，1934年第8号等。
(115)参见斐丹：《冈田内阁成立之因缘》，载《东方杂志》，1934年第17号等。
(116)参见何义均：《罗斯福之司法改革案》，载《时事月报》，1937年第5期等。
(117)参见许性初：《法西斯党统治下之意大利》，载《外交评论》，1937年第1期等。
(118)钱端升：《论极权主义》，载《半月评论》，1935年第1期。
(119)参见袁道丰：《奄奄一息的裁军会议》，载《时事月报》，1934年第1期；金仲华：《海军会议与中国》，载《申报月刊》，1934年第11号等。
(120)如崔书琴：《日本正式退盟及其应尽义务》，载《外交评论》，1935年第3期等。
(121)如葛受元：《意阿战争与国联制裁问题》，载《东方杂志》，1935年第21号等。
(122)袁道丰：《国际联盟的前途》，载《外交评论》，1934年第10期，第1-9页。
(123)周鲠生：《国联改组问题之另一观察》，载《外交评论》，1934年第4期；周鲠生：《国联的前途》，载《东方杂志》，1935年第1号。
(124)钱端升：《论国联政策为唯一正大而有利的政策》，载《世界政治》，1938年第9期，第1-7页。
(125)如夏鼐：《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载《外交月报》，1934年第4期，第43-49页。
(126)周鲠生：《对日政策评论》，载《外交评论》，1933年第10期，第1-6页。
(127)参见润式：《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载《中央时事周报》，1935年第24期。
(128)在图12中占比例较大的“其他”一项，主要为与中国相关的地区，如边疆、中国的东北和华北以及邻国等。
(129)《“五周年纪念专号”卷首语》，载《外交评论》，1937年7月第9卷第1期。这也是《外交评论》的最后一期。
(130)例如，经济学家马寅初在《外交评论》上发文讨论中国银本位问题，参见马寅初：《我国银本位应放弃乎抑应维持乎》，1935年第5卷第1期。
(131)参见《外交评论》，1937年第9卷第1期。
(132)参见《外交评论》，1937年第9卷第1期。
(133)[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等，刘锋译：《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9页。
(134)张明养：《国际政治讲话》，第17页。
(135)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14页。
(136)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政治学研究的废弛，国际关系学下的许多内容被迫并入其他学科。以北京大学为例，政治学系中的国际法、政治思想史被并入法律系，国际关系史并入历史系。而政治学系主任王铁崖先生在1952年后转至历史系担任国际关系史教研室主任，1956年转入法律系任国际法教研室主任。
(137)王逸舟：《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审视》(上、中、下)，载《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9、10、11期。
(138)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第27页。
(139)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第9页。
(140)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第40-42页。例如，著名日本研究著作《菊与刀》正是美国人类学家受政府委托研究的结果，战后美国亟须制定对日政策，动员各领域学者研究日本。参见[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141)关于外交部人员的学术背景和“学人外交”的详细叙述，参见岳谦厚：《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版，第150-201页。
(142)《始末》记录了官员的无知、战争的耻辱和外交的失败，而为维系统治，这些内容并未公开。公众对外交毫不知晓，官方的外交亦日渐窘境。此史料“书藏柱下”，直到清朝覆灭的十年后才公之于众，为外交史研究者所发掘。
(143)株洲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王芃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长沙：湖南省新闻出版局1990年版。王芃生年少时曾受教于撰写《中国近时外交史》的刘彦，亦曾担任《外交月报》早期总编辑，可见其与学术界、舆论界关系之密切。
(144)邓正来编：《王铁崖文选》，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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