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中的中国家族企业家行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企业家论文,家族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06)03-45-06
中国家族企业家已成为中国社会中非常珍贵的社会资源。他们的行为表现在很大程度上能对中国改革的方方面面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正确认识他们的行为表现，不仅对揭示中国制度变迁发展的趋向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中国家族企业的健康成长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企业家行为
美国经济学家鲍姆尔指出，在各个社会中，企业家资源都是存在的，但又都是有限的。企业家行为是企业行为的人格化，企业行为是企业家决策预期的函数。这深刻地揭示了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
(一)企业家行为的本质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是“理性人”假设，即假设人是个体理性，其行为特点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但现实社会常常难以满足新古典的假设条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外部性的原因，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他的预期与行为结果可能不完全一致。为此，应放开人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的观点，以恢复“实际的人”的显著特点。实际的人都是“契约人”，其行为特征不同于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具体表现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倾向。因此，行为人在追求效用最大化时就面临着某些约束。
1.企业家行为是一种自利行为
以市场分析为对象的现代微观经济学明确地肯定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人首先是“自利的”，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经济人假定中还暗含着关于人是理性的假定。正如赫伯特·西蒙指出：“传统经济理论假定了一种‘经济人’，这种人在行动中既具有‘经济’特征，同时也具有‘理性’”。所谓理性，就是指每个人都能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用西蒙的话讲，理性指的是：经济人具有关于他所处的环境的完备的知识，有稳定的和条理清楚的偏好，有高深的计算能力，从而使其选中的方案自然达到其偏好尺度的最高点。”可以这样理解，经济人的基本含义就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每个人都尽力争取自身最大的利益。“经济人”假设把人看成是“自利”的，这种假设是大多数人在大多数场合会普遍具有的行为特征。它表现的是“事实怎样”，而不是“应该怎样”。他不存在价值取向的判断，不涉及有关价值、品德的是非判断问题，而仅仅是对普遍存在于人类行为中的一种原则抽象。林毅夫指出：“近十年来经济学上大多数的进展都可以归因于对这种解释的再解释，以及把那些过去认为‘非理性’和超出经济学视野的行为并于理性分析构架的做法。”
经济人的假设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人行为是现实社会中一种普遍的行为。
2.企业家行为是一种创新行为①
企业家的主要功能是创新。但是，究竟怎样理解创新的含义却存在着诸多的争论。熊彼特认为，创新必然是“推倒重来”，创新必须是“第一次出现”。如果按照这样苛刻的标准和要求去衡量，那么，创新和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家都是非常稀少的。是否具有创新行为是区分企业家和一般管理者的惟一重要的标志。企业家是推动企业组织创新和发展的主要力量，而管理者是维护企业正常运转的管家。实际上人们常常将二者混为一谈。
(二)企业家的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
企业家行为理性化的过程，是社会理性化发展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它有赖于整个社会理性化所提供的物质积累、思想进步以及制度建设等资源；另一方面，它为整个社会的进步并最终达到经济理性主义阶段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企业家行为理性化的过程包含了行为动机的理性化和行为手段的理性化。
1.企业家行为动机的理性化。企业家行为动机的理性化是使企业家行为符合所处社会大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每个社会都有其核心的价值体系，据此形成的全社会普遍的道德标准、行为模式以及政府的政策倾向和制度的构架等等。企业家要使自己的行为得到社会广泛认同，要使制度的建设有利于企业经营的开展，应首先找到所处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什么，并选择相应的伦理价值观以符合该价值体系的要求。
2.企业家行为手段的理性化。企业家行为手段的理性化是对企业家行为严格的规范和约束。在企业家动机适应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同时，其行为手段也要接受社会的约束和规范。这种约束和规范除了有对新兴资产阶级的朴素生活的要求外，更重要地体现在对正当的商业行为和信用的强调上。只有当企业家普遍接受了诚实信用的原则，市场经济才能顺利运行。
同样，企业家行为非理性化也包含了行为动机的非理性化和行为手段的非理性化。
二、中国家族企业家的形成来源和特征分析
中国家族企业家的形成同中国的改革进程是紧密相连的。按其产生时间和构成特征，中国家族企业家可被划分为三种类型：原始资本积累型、下海型和知识型。这样的划分也能体现出与之相关的中国制度变迁不同阶段的特点：
1.原始资本积累型。这一类型的家族企业家主要产生于1978—1992年期间。这一类型的企业家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体。其构成主体是农村中的“能人”和返城知青。当时的中国状况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产品不丰富，以短缺为经济的特征。为了解决人们生活中的困难，“从实际出发，想暂时利用非公有制经济来帮助人们度过生活难关。由于理论上的局限，导致了实践中对非公有经济的种种限制。只允许其在饮食、服务业、日用消费品销售方面存在和发展。把非公有制经济限制在小商小贩的规模水平”②
但就是这种简单的政策放松，这些“能人”具备了米塞斯和哈耶克所指出的“企业家所需要的只是‘嗅到’利润在哪”的本质特征，以其思维敏捷、一定的判断力、决策力、强烈的改变自身地位和命运的激励冲动，开始了他们的原始资本积累的积累过程。这种积累过程需要承受极大的政治性风险和由此相关的经营风险。由于意识形态的限制，这一时期对个体经济的定位是公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③。在这个时期，“人们在实践中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数量与进入领域，只让他在公有制经济的夹缝中生存。在日常生活中弥补公有制经济的‘不足’，不可能让其与公有制经济展开竞争。”④ 但这些“能人”就是凭着“嗅觉力”强和冒险精神，顺利地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这种类型的家族企业家是依靠低成本、高劳动强度来实现利润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家族企业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是由于这些中国家族企业的成功示范作用，人们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有了提高，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限制有了较大的松动，产生了另外一批类型的家族企业家——由集体企业改制成的家族企业。其主要做法是承包集体企业，后又通过集体企业所有者以出售、租赁等多种途径让渡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而形成。这类由改制而形成的企业家明显地不同于第一种类型。政府政策起到了相当大的催生作用。改制型的家族企业具有原始积累型的家族企业在政治资本、信息、贷款方面无法比拟的优势。
2.“下海型”。主要构成人员是政府机关、国有企业的离职人员和下岗人员。他们之所以“下海”，是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推动型”，即对以前工作不满意而谋求独立发展；二是“拉动型”，即受市场机遇和更高经济利益的吸引。
这一类型的家族企业的形成，主要得益于这一时期的政策环境。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确立，家族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形式在实践中得到了不断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国家能力得到了加强，党的十五大报告把非公有制经济列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补充部分。”这一种类型的家族企业家，比之第一类型的企业家在自身素质方面有了提高，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具有优势：或是在政府部门工作过，有较好的人际网络关系，或在国有企业担任过相当的职务，具备了较强的管理水平。他们懂技术、有经验，更能“嗅觉”出转轨体制中蕴藏的潜在的利润空间。有的利用权力，利用当时的价格双轨制，更有甚者，进行权钱交易，进行走私贩运，炒房地产、股票，倒卖政府批文的手段，是“暴富群体”(于祖尧，1998)。
3.知识型(1999年至今)。具有较高水平的教育背景是这一类型家族企业家的特征。大学毕业、硕士、博士以及海外教育背景的人才，对所属行业的技术、产品和管理模式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知识型创业者的特点是，充分利用自身的科技专长，不断地通过技术创新来发展壮大。
总之，随着制度变迁过程的深化，家族企业家等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职业经历变得较为丰富。从而也提升了他们自身的素质。
三、中国家族企业家的行为分析
(一)中国家族企业家的理性行为
企业家行为理性化的过程，是社会理性化发展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它有赖于整个社会理性所提供的物质积累、思想进步以及制度建设等资源；另一方面，它为整个社会的进步并最终达到经济理性提供了不朽的动力。
1.中国家族企业家是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推动者。他们代表的是挑战计划经济体制的新生力量，代表的是一种新制度对旧制度的挑战。中国家族企业家及其家族企业产生发展的历程，本身就是一个同制度环境不断碰撞和突破的过程。他们渴求制度创新的制度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制度供给。中国所进行的几次修宪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市场经济不断理解的基础上，归功于私有经济和私有财产不断深化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中国家族企业家以其自身的实践，推动了中国的制度创新。
2.中国家族企业家是新兴经济力量的代表者。“公平、公正、公开”体现的市场竞争机制，使得中国家族企业家唤醒了公民的自主意识。“他们通过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提供消费品、促使储蓄积累和终结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的方式，强化 着刚刚萌芽的市场经济的自由色彩”⑤。
3.中国家族企业家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体现者。家族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地位，使得被否定了几十年的个人利益得到了复归，并使个人财产合法化。“它是个人利益的载体，最能反映人性追求自我的一面，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动力。”(白永秀，1996)
4.提高了公民个体权力的选择权。中国经济转轨成功的标志之一就是打破了政府对经济的全民垄断地位，体制之外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中国家族企业家打破常规、敢于冒险和创新的企业家行为和精神促进了公民意识的增强，是人们认识到个体独立的重要性，并能进一步推动整个社会发展偏好，摆脱计划体制和观念的影响，形成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价值观。
(二)中国家族企业家的非理性行为
1.行为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是一个令人产生费解和歧义的词汇。这里的功利主义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含义，主要指的是一味追求金钱利益的拜金主义，而不同于西方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 utilitarianism" 并不是指那种只重视金钱利益的处世态度，它的基本含义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是选择那种能产生最好结果的方案，并完全从结果来衡量好坏。正是由于对“功利主义”一词的理解、解释不同，使人们在理论指导和实践行为中产生了极大的误解和混乱。如，“功利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既然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那么，功利主义作为与之相应的观念形态，当然也是这个阶段人们的社会意识的必然内容和表现。……更在于它最能满足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和生存发展的各方面需要，最能激发社会的经济活力。”⑥
由于受种种言论的影响，使人们错误地把拜金主义和市场经济混为一谈。拜金主义是指把金钱视为人生第一要义的思想和行为。拜金主义是在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疯狂追逐金钱，可以凭借一切手段，如贩卖黑人奴隶、鸦片贸易、搞“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中国家族企业家身上的拜金主义主要表现在：“金钱万能论”和“一切向钱看”。以金钱统治人们的态度、行为和价值观念。拜金主义已成为一种时尚。昧着良心赚钱，是拜金主义泛滥在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如制假贩假、偷税漏税、暴力经营、坑蒙拐骗；挥金如土、斗富显阔；政治关系商品化、金钱化。
2.“官本位”的价值取向[*]
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以官为尊，以官为贵，一切为了当官，把官的大小作为基本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⑦ 中国家族企业家不但未能挣脱“官本位”封建愚昧价值观的羁绊，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家族企业家在创业成功、积累起一定的财富后，追求的不是怎样把企业做强做大，而是想办法捞个一官半职或“虚官位”。这种对官位的狂热追求完全是一种非理性的自私行为，是一种“官场情法”，是巴结权贵，是吴敬琏提出的“权贵资本主义”，它同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官本位”的最大的危害在于：“官文化主导型的社会追求资源所有的一元性、垄断性、封闭性；市场文化下的资源主体则是多元的，从而也就导致了保守与分权、专职与自由的对立。官文化倡导的是等级观念；市场文化倡导的则是平等精神。因而前者认同的是身份和地位，后者追求的则是公平与公正。官文化下对人的评价尺度本质上是倚重于“德”、“唯德是举”，⑧ 以驯服为底线；市场对人的评价则是“能力本位”，“才智为先”。在官文化下的社会运作规则是高成本，低效率；市场文化下的社会运作是低成本，高效率。官文化的思维方式是后观式的保守思维；市场文化下的思维方式是前瞻性的创新性思维。因而前者的事业是地方性、局域性的，后者的事业则是世界性、未来性的。
3.手段的非理性
商业欺诈。“商业欺诈就是发生在交易活动过程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以争取利益为目的，以欺骗为手段的不正当竞争行为。”⑨ 这种行为是以谋取个人私欲和小团体利益为目的的不正当经济行为，导致的后果是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败坏了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和地位。
道德风险。一些小规模的企业，为了利用某些政策优惠，每隔2～3年就重新注册一次，更换一次企业名称；或者通过购买增值税发票或其他财务方式来加大经营成本，减少税负，隐瞒实际利润；或通过延长工作时间、降低社保待遇，克扣工资等方式降低经营成本，增加营业利润等等。
4.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
经营行为短期、近视化，不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短期行为虽然表现的都是个人行为，但其本质却是社会性的。这就要求必须从社会的制度安排和结构背景进行分析，才能找到根治这种社会整体非理性的措施。制度安排之所以重要，关键在于对人们的行为预期和行为模式选择的重要性，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基本框架。“而造就普遍性的短期行为的制度安排，至少具备两个特征：一是缺少鼓励长期行为的有关安排；二是制度安排处于高度的不稳定状态。这恰恰是我们目前这个社会的特点”。⑩
在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原先的各种皆在鼓励人们长期行为的制度安排大都不发挥作用，而新的制度安排却存在着滞后性。因此，制度的缺失使得人们只能把短期利益视为实实在在的目标，而无暇顾及长远利益。因此，人们将更多的努力放在了体制漏洞所能带来的利润机会的搜寻上。发现这样机会的成本并不大，但一经发现，收益却相当可观。而转轨过程中政府部门的设租心态，更是鼓励和刺激了人们的短期行为，各获其利，这似乎反而成为人们参与交易的游戏规则。
机会主义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提出来的。按照他的定义，机会主义行为是指人们用虚假的或空洞的威胁或承诺来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他的观点是建立在人的有限理性假设的基础上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分配性努力”而非“生产性努力”，即行为的结果不是增加社会财富，而是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分割。这一行为导致的后果是可怕的：引导资源向非生产性受益活动转移；导致对生产者受益的侵占；使人们的交易圈从广阔的“匿名社会”退缩到“熟人社会”，缩小了市场的范围和规模。
5.寻租现象
“这是中国目前最为严重的一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由于这种垄断势力的侵入，使中国的市场状态发生了变异，即市场交易中被不断营造、复制和异化出某些非市场的因素，从形式上看似乎也是在进行商品交易，但骨子里却不是按照市场原则(效率、公开、公正、公平等等)行事。于是，市场本应有的资源高效配置功能和公平竞争环境受到损害和削弱。有限资源不再按照效率原则，而是按垄断市场的‘权力网’来配置。”(11) 寻租活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寻租作为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并不增加任何新产品、新财富、新价值，只不过是改变生产要素的产权关系，把更大部分的国民收入装进私人腰包。
6.缺乏对游戏规则的遵守和对竞争对手的尊重
“这些企业家就其个人品质和道德而言都算得上无可挑剔，甚至律己之严达到苛求的地步……，可是，当我们考察其市场行为的时候，我们又看到另一番景象。他们对民众极度地蔑视，在营销和推广上无不夸大其词，随心所欲，他们对市场游戏规则十分的漠然，对待竞争对手冷酷无情，兵行诡异……这一现象，几乎成为阻碍中国新生代企业家真正走向成熟的最致命的痼疾”：(12) 不按规则出牌，不认真学习市场经济和企业管理知识，无视规律，蔑视规则，漠视法则，以非市场规则指导市场活动；赌徒心理。严重的投机心理，总想“一夜暴富”，追求“空手套白狼”的短期功利，缺少长远追求，为得到眼前利益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确实有“投机”和“暴富”的机会。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股票市场，期货市场，以及90年代中期至今的房地产业，不少家族企业是靠在这些暴富机会中完成资本积累的。这种追逐暴富的赌徒心态严重抑制了家族企业的发展，难以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创业活动，更难以谈得上追求企业家本质的创新精神。
上述种种中国家族企业家的非理性行为表明“中国的市场体系发育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反市场化(或非市场化)因素的强烈抵制和干扰。由于来自权利的、血缘的、人情的和‘关系’的侵蚀，在市场流通领域充斥着大量不正当交易甚至是危害性交易。”(13)
四、中国家族企业家行为的有限理性
(一)中国家族企业的非理性行为是一种破坏性的创造
中国的家族企业是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财富的积累过程无疑带有对于传统经济体制的破坏性，是一种破坏性的创造。某些富豪之所以能够一夜暴富，并非在于他们本性的违法乱纪经营，而是他们充分地利用了制度本身的不完全性或缺陷进行权钱交易。在经济转轨中，旧的制度和规则不断被新的制度和规则所替代或打碎，而每一次的制度更替都是一次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如果不突破陈旧的法律规定，家族企业可能根本就无法生存、发展。正是由于中国家族企业家不断的碰撞、突破那些不正当的规则，才进而推动了政府的改革措施，促进了政府在变革方面的制度供给。
(二)中国家族企业家的非理性行为是转轨过程中的转轨成本
制度变迁实际上也就是对人们权利、利益的重新界定，它将产生收入和再分配效应。显然从长期看将使人们收入和盈利水平提高，但总会使一些人受损，一些人受益。由于经济转轨的这种非帕雷托改进的事实，转轨必然伴随着成本的产生。导致出现转轨成本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新制度框架尚未建立而旧的体制制度已不发挥作用。这一时期的“真空期陷阱”的成本，就成为失去原有制度的机会成本。制度变迁虽然可以获得原有制度下无法获得的“外部利润”并将其内部化，但也会失去原有制度下的一些利润等，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铁饭碗和贫富差距极少等。
(三)中国家族企业家的非理性行为是有限理性行为的表现
人类经济行为中自利因素的存在，使我们不必以牺牲经济自由为代价求助于无所不在的国家形式，但其自私自利的损人利己倾向却需要制度形成的控制。正同道格拉斯·诺思一再强调的那样，在复杂的市场交换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余地，这是即便非常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有无法行使的死角。由于对这类行为进行约束的考核费用是如此高昂，以致在缺乏约束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道德理性基础时，市场的生产能力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在市场经济秩序建立过程中，培养和铸就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理性基础，即经济人对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品质的信仰和自觉自律是至关重要的。
市场不是万能的，存在着“市场失效”。“市场失效”表现为外部性，公共物品的供给、自然垄断以及分配不均的两极分化现象。应当理性地看待中国企业家的非理性化行为。造成中国家族企业家非理性行为的原因“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还不够健全；另一方面已经出台的法律法规达不到市场交易当事人普遍的认同和遵守，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随处可见。中国存在的市场秩序混乱和交易行为失控，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它发生于中国社会变迁、经济转型时期，自有其独特的背景”。诺斯认为，一个有效率的市场制度，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公平、正直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这是中国家族企业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传统道德是支持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离开一定的道德基础和道德精神，社会繁荣的创造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是难以想像的。要解决好市场制度中的效率与公平这个两难问题，还需要从市场的有限理性出发，克服市场本身的自发性和盲目性。
五、结论
正是中国家族企业家的破坏性创造，才得以打破了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陈规戒律，造成制度供给不足和由此产生的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的非均衡，从而促进了政府制度供给的增加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府制度创新，并将最终推动中国的制度变迁朝着更加遵循市场经济规则运行的机制转变。
*当今关于“官本位”本质最形象的描述莫过于“胡雪岩现象”。众多的家族企业家把他奉为圭臬，并竭力效仿其行为，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
胡雪岩原本是一钱庄的学徒，因资助潦倒冗吏王有龄而成为生死之交。后胡雪岩利用旋升的王有龄在官场中的势力结交各式权贵人物，后又结识左宗棠，成为他事业的关键转轨，与洋商借得巨款，力助左宗棠西征并办洋务，遂蒙朝廷赏赐，将受二品顶戴，获赏穿黄马褂，赐紫禁城骑马的殊荣，赫然成为明清惟一戴红顶子的商人。胡雪岩的“成功之道”的本质无非是“以商养官，以官促商”。他深谙官场之道，恪守官场的潜规则。胡雪岩每次见客，袖管里必须揣上数额不等的银票，逢人便送，投其所好。为摆平巡抚黄崇汉，不惜将自己的小妾忍痛割爱。他的特点是不断地寻找着官商利益的结合点。
纵观在我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晋商”、“徽商”(胡雪岩是“徽商”的突出代表人物)，他们的辉煌一时到没落衰败，都能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到清朝中叶，晋商独占全国邮汇业务，成为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金融资本集团。而徽商则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支商邦，产生的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人之多。
众多研究表明，无论是晋商还是徽商，其最重要的本质特征是“官商”结合，他们同封建政府之间有着盘根错节的非同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他们所处的时代，最大的势力就是官府。一个商人如果没有官府的保护，他们经商所积累的财产随时都会成为贪官污吏、地痞帮会的攫取目标。而一个与官府要员声气相通的商人，则可以无本生利，捐取功名，财势兼得。
晋商后来演变成封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饷的工具，丧失了作为独立经营的企业地位。对徽商来讲，追逐财富只是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
本文认为，导致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同当时的制度环境有关的：封建专制统治使人们的私有财产权根本无法得到保证。他们只能把保护私有财产的愿望寄托在官员身上；而不是法律等正式制度的安排。权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从另一个层面上看，他们同官员千丝万缕的关系也透露出种种无奈。对官员政府是一种既想依赖、又怕盘剥，又恨又怕的心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却有众多的家族企业家把封建主义下的畸形产物视为偶像，这是极其不正常的，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是可怕的，是对市场经济的践踏，牺牲的是对整个社会资源效率的配置。
注释：
①朱卫平：《企业家本位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②白永秀：“非公有制经济：历史、现状、对策”，《生产力研究》，1999年第6期，第4页。
③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④白永秀：《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版)，第196页。
⑤麦克米兰、查里斯·托费尔法拉夫：《体制比较》，2003年第6期。
⑥卞慕东：“市场经济与功利主义体悟”，《经济理论》，1999年第4期。
⑦郑焱明：“论“官本位”意识的根源、危害及治理对策”，《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第240页。
⑧杨楹、王福民：“对中国‘官文化’的理性批判”，《科学社会主义》，2004年第1期。
⑨陈秋红：《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3月，第19页。
⑩孙立平：“短期行为与社会的制度安排”，《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4期。
(11)(13)宋则：《关于解决市场秩序混乱两个要害问题的建议》，《经济与管理研究》，第48页。
(12)吴晓波：《大败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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