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心论”三诘-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的透视论文

“欧洲中心论”三诘-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的透视论文

“欧洲中心论”三诘
——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的透视

魏 丰 杨非非 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 作为一种禁锢自由与独立的思想的思想偏见,“欧洲中心论”必须予以破除。兼顾一些西方学者将马克思视为“欧洲中心论”者并加以批判的事实,提醒我们必须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视角对“欧洲中心论”加以破除与超越。正是基于此,文章欲通过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的透视,从马克思对民族历史性的确定原则、马克思唯物史观与汤因比历史研究视域下的文明多样性、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和艾森斯塔特多元现代性思想三个理论视角出发,对“欧洲中心论”行以“诘问式”的批判。

关键词: 欧洲中心论;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

通过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的透视,对“欧洲中心论”予以诘难,首先必须认定马克思为“非欧洲中心论者”。这一认定若不能被确证,则对“欧洲中心论”的诘难必定不能成立。事实上,通过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的透视来诘难“欧洲中心论”的过程,即是确证马克思为“非欧洲中心论者”的过程。然而,学界以往对马克思“非欧洲中心论者”的辩护,往往采取“驳斥”的态度,即组织论据对使马克思被成为“欧洲中心论”的论点进行驳斥,这一学术手段显然较为被动,而主动出击的方法当然是从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寻求武器,对“欧洲中心论”进行根本上的诘难。

一、马克思对民族历史性的确定原则对“欧洲中心论”的诘难

以马克思对民族历史性的确定原则来诘难“欧洲中心论”,自然是要从马克思对于民族历史性确定原则的非线性中找寻论据。对这种关于历史的非线性的“跨越论”,我们可以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德国历史性的探讨中找到依据。

德国历史如何在它的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德意志民族在其发展中的历史性如何被确定?这是马克思要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虽然这一探讨只是针对德国,但由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解决提出了非常独特且具有哲学高度的方法,从而使得以马克思对民族历史性的确定来驳斥“欧洲中心论”成为可能。关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德国发展历史性的确定方法,我们可以将之定义为“以‘同时代人’基准确定其所针对”。对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直接抛出了答案:“在导言后面将要进行的探讨开始并不是针对原本,而是针对副本——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这一探讨是从德国开始的[1]。”至此,我们已然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不同民族的历史性确定采取不同的视角,这显然已经与“欧洲中心论”“以西为尊”的认识范式所区别。

探讨并不至此戛然而止,马克思之所以在确定德国发展历史性是针对作为“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副本,是因为“我们德意志人是在思想中、哲学中经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的。我们是本世纪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本世纪的历史同时代人[2]。”因为自近代以来,德国社会所发生的变革都是在思想中进行的,亦即在哲学中进行的,因此,把握德国发展的历史性的核心在于对德国的哲学进行批判,而不是去批判德国的现实,否则就会低于批判水平,而“依然要犯时代错误[3]”。同样,若丢弃马克思“同时代人”的原则,而单纯以欧洲作为国家和民族发展历史性的坐标轴,则同时“依然要犯时代错误”。而后来,我们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看到的马克思关于德国革命的可能性探讨中,提出德国将跳跃过“政治解放”而直接飞跃到“人类解放”的结论,更是对“欧洲中心论”的一记有力的反击。作为马克思思想继承者,晚年的列宁对马克思的这种“跨越论”进行了时代地深化,提出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构思,他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思考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4]。”这无疑也是对“欧洲中心论”在学理上的“诘问”。

二、马克思唯物史观与汤因比历史研究视域下的文明多样性对“欧洲中心论”的诘难

通过宣扬欧洲历史文明所具有的优越性,从而消解人类文明的多元性,是“欧洲中心论”的一个主要特点,同时也是“欧洲中心论”的一个主要错误。诸如在被称为“最精心致力于欧洲中心论的集大成者”的马克斯·韦伯那里,尤其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欧洲中心论”就以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文化偏见表现出来[5]。而在马克思那里,无论是从历史的历时性来看,亦或是从历史的共时性来看,人类文明相互独立的多样性存在都是不容辩驳的事实。因为在马克思那里,关于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思想,成为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下的必然性结果。马克思在其《德意志形态》中如是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6]。”因此,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人类文明的过程,既不带有“欧洲中心论”的立场,并且超越了文明间的对立[7]

不同与以知识和理性确证现代性的“欧洲中心论”的拥护者,马克思则是以现代生产确证现代性。并且就以“欧洲中心论”拥护者所一直强调的作为现代性的标志的理性来说,其形成与发展也始终是在现代生产的推动下进行的[11]。必须加以说明的是,马克思虽然强调现代生产对于现代性的决定意义,但也同时不排除包括社会文化在内的其他因素对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从马克思对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社会文化运动对推动社会发展的极高评价中就能看出。事实上,对于现代性的展开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综合考虑了社会形态更替、民族文化发展、理性、生存等诸多要素,通过对这些要素的有机结合,不仅强调了作为理性的进步的现代性,并且强调了作为民族文化更新的现代性,并且,前者决定现代性的不断进步性,后者则决定了现代性的多元性[12]。至此,我们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维度开启了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与诘难。

从以上的探讨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与汤因比历史研究视域下,对“欧洲中心论”的诘难的终点都在于人类文明多样性,并且在起点上,他们都捉住了理解与决定历史发展的“(市民)社会”这一关键。事实上,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已经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维度对此进行过说明与确证。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可以得出,这一诘难在一定程度上扼住了“欧洲中心论”的咽喉,并且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中心论”的立论基础。亦是说,无论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来看,或者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源来看,“欧洲中心论”的成立本身都应该被否认,至少应该接受来自于历史层面的批判。

如果说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对于多元化现代性的揭示较为隐晦,那么作为“多元现代性”的首倡者和著名研究学者,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的《反思现代性》则可以对“欧洲中心论”给出直接否定性的诘难。艾森斯塔特在《反思现代性》中指出,“现代性确实蔓延到了世界大部分地区,但是却没有产生一个单一的文明,或一种制度模式,而是产生了几种现代文明的发展,或至少多种文明模式[13]。”对于“多原现代性”的本质成因,艾森斯塔特继承了雅思贝尔斯的“轴心时代”思想,延续性地揭示了轴心时代诸文明种子所具有的“异质性”。在艾森斯塔特看来,自“轴心时代”以来,这种潜在于各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从根本上否定了原初现代性被非西方社会接受的可能性,而是在选择性基础上地吸取与挪用,就此形成了具有多元文明特征的全球现代性格局[14]。与艾森斯塔特形成呼应的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中,在现代化与西方化关系视域下对奈保尔的“普世文明”概念进行了批判,也坚持认为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因为无论在理论上,亦或是在现实中,“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观、体系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15]。”无论是艾森斯塔特,还是塞缪尔·亨廷顿,他们的研究结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正确性,也都是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延续式补充,并且都通过现代性视角对“欧洲中心论”的可能性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否定。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在著名历史学家约瑟夫·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找到更为直接的解答。汤因比《历史研究》与马克思唯物史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一点是,认为历史研究的单位应该是社会而不是国家,“能够予以认识的历史研究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人类整体,而是我们称之为一个社会的某个群体[8]”。以此为基点,汤因比将人类文明作为自己历史研究的对象,他试图运用人类历史中出现的相对独立的文明来建构起整个世界历史的大厦,这显然超越了传统历史写作中的国家、民族概念,成为破除“欧洲中心论”的一次伟大实践[9]

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和艾森斯塔特多元现代性思想对“欧洲中心论”的诘难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马克思对民族历史性的确定原则出发,或是从马克思唯物史观与汤因比历史研究视域下的文明多样性出发,又或者是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和艾森斯塔特多元现代性思想出发,都对“欧洲中心论”的立论基础、发生过程、现实可能性等方面进行了学理上的诘难。这些诘难虽然涉及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不同的学术视角,但都是在马克思历史社会哲学视域下的合理性展开。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汤因比历史研究视域下的文明多样性,还是艾森斯塔特多元现代性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是马克思历史社会哲学的合理性延续。从这一点上来讲,马克思对“欧洲中心论”的诘难是具有理论预见性的,这不仅说明马克思不是一个“欧洲中心论”者,并且说明了马克思在历史性、现代性等方面与“欧洲中心论”完全不同的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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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关于对“欧洲中心论”的学理讨论,其本身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问题,而更加是一个社会学问题,亦即一个现代性社会发展的问题。在“欧洲中心主义”者的研究范式中,在否定文明的多样性的同时,也使得“现代性”这一社会学术语被打上了“欧洲中心论”的烙印。然而,我们在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中不难发现,虽然马克思提出过“现代性”的概念,但现代性思想却是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也不难发现,马克思实质上已经对以资本主义社会为表征的现代性做出了本质性的解读[10]。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在给予资本主义最激烈且最深刻的批判的同时,也对资本主义推动现代性发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且同样成为现代性观念的捍卫者;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理解,也正是围绕着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而徐徐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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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的透视对“欧洲中心论”予以诘难,其本身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讲,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框架必定是一场思想上的解放,不再“言必称希腊”,这当然有利于超越“欧洲中心论”范式的理论研究,也有利于运用马克思哲学消解、建构功能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自觉。从现实层面讲,通过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的透视对“欧洲中心论”给予诘难,这不仅仅是马克思哲学强大消解功能的发挥与证明,并且有利于非西方社会通过对欧洲文明方案的取舍和重构,形成既有本国特色又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社会文明建设方案。并且就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来看,这对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理论指导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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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识别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8X(2019)027-0386-02

作者简介:

魏 丰(1989-),男,陕西西安人,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发展研究。

杨非非(1993-),男,陕西咸阳人,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经济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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